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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政府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体，在和谐社套中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是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必须理性对待的问题、现代西方国家和谐政府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涵设计：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和谐政府的权力基础；分权说设计了和谐政府运行的政治机制；责任制政府为实现和谐政府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治理理论则为政府实现政治和谐提供了良好的控制和引导、因此，科学地梳理和探索西方国家和谐政府理论发展的历程，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府机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西方和谐政府理论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5-0073-03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建设一个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且和谐管理能力强的和谐政府。和谐政府是指政府内部的体制结构、运行过程以及政府内外部关系总体上处于协调有序状态的现代政府。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政府外部关系、外部秩序状态的和谐谋划；二是对政府自身品质的和谐打造。从严格意义上说，和谐政府应是政府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即以政府的内在和谐求得外在和谐，以政府的外在和谐促进政府的内在和谐，最终以和谐促发展。现代西方国家和谐政府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涵设计，科学地梳理和探索西方国家的和谐政府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府机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和谐政府的权力基础
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的兴起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西方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发展的契约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统治社会成员的正当性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同意。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将国家比喻为巨大的利维坦，其产生是因为在文明国家之前存在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大家相互为战，于是，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便不可避免，这种状态必然导致“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这种战争状态使产业无法稳定，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命。为逃避这种互相为战的“霍布斯丛林”，人们需要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比没有政府强，为寻求和平，人们放弃和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签订各自保证恪守的契约，组建利维坦这个机构，保障契约的实施，来保护人的生命财产。洛克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为摆脱自然状态以进入社会状态，人类选择社会契约的方式联合组成一个共同服从的共同体。卢梭指出，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应该说平等、自由、守信、尚法，是和谐政府与契约精神共遵的理念。这个理念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以权利为趋向，保证各方面的权利实现，包括公共利益的实现；其二，是各种平衡状态，其结果是让各种利益得以适度实现；其三，提供利益表达的机会，在行政过程中，保证利益相关人在程序上有主张自己权利、与人和解的机会。就人与政府的和谐而言，契约精神所蕴含的平等契约理念，有助于将传统的“权力一服从”理念转化为“权力一合作”理念，提高人们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防止“权力市场化”等权力失约行为，为实现社会和谐创造条件。
二、分权学说设计了和谐政府管理运行机制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总结前人分权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三权分立学说，科学地阐明了国家权力之间的划分，但他对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问题并未详细论述。权力之间的制衡理论是由美国的制宪者们完成的。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任何权力都具有侵略性，人的控制欲望会使一个部门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所以，自由的政府应当分权，但这种分权应当是有内在联系的几个权力部门间的分立，这种内在联系所具有的功能是使一个部门的权力可能对另一个部门产生压制性的影响。具体分权方法是从某个权力范围内取出一部分，交予另两个部门，或者在一个部门的权力之上设立由其他部门行使的限制手段，使后两个部门能够对前一个部门的权力及其行使过程有所牵制，并对抗其可能的侵犯。
分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当其演化成为一种管理思想之后，就展示出它在管理领域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其对政府管理体制带来的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
第一，政府管理体制开始由集权走向分权。从管理意义上看，分权思想系统形成并在政治、军事、经济及至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运用，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国家管理体制由集权制转变为分权制，国家领导体制由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抑或由专制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实际上，这种领导体制的转变源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在商品经济的世界里，商品生产方式和商品交易方式是变化不定的，它既要求人们有相当的行为自由，又要求对这种行为自由有固定的法律保障。如此一来，一个人的统治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国家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和一人之念是不会使人有安全感的，特别是财产集中于一人之手，其他人就没有生活上的保障。
第二，分工协作成为基本的政府管理方式。分工是专业化的需要，协作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需要。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立法机关进而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从而增加其内部的对抗性，使其内部有一个相互竞争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司法机关又划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并且，作为代议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政治也强调两党制或多党制，以增加其竞争性和对抗性，从而消除执政党自身的腐败和提高执政能力。
第三，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和制衡，是保证权力健康运行、防止权力腐败的保障机制。权力之间明确了分工和制衡，也就有了内部之间的对抗性和竞争性，这样一来，权力就不易于腐败。自然界的法则如此，社会领域也是如此。正因为此，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反对垄断，崇尚公平竞争，民主政治权力领域也要反对垄断，崇尚公平竞争。
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使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时刻不忘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使国家权力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最大限度的和谐，才会有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责任制政府为实现社会政治和谐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保障
“责任”一词在汉语中有两种含义：其一指义务或职责，其二是指对应做好却没有做好的事所承担的后果。《布莱克法律辞典》对“责任政府”的解释是：“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指这样的政府体制，在这种政府体制里，政府必须对其公共政策相旧家行为负责，当议会对其投不信任票或他们提出的重要政策遭到失败，表明其大政了J针不能令人满意时，他们必须辞职。”
责任制政府直接来源于占典自由丰义。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认为，人们达成协议进入文明社会，只是交出他们在自然状态下解释和执行自然法的权利，即作为个体不再具有法的权威，而是由一个公共机构去代理。人们把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权力赋予有最高权力的政府，但是，人们在组成政府的时候，又保留了生存、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政府之所以拥有最高权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护人们的这些权利，因而，国家或政府既是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绝对的；人们既是交出了权力或权利的，但又不是无助的。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政府本质上是有限的政府，这种限制表现在政府的政治权威必须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基础，即人的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为目标。“人们联合组成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换言之，政府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工具，即只是保障个人独立自主的工具；政府有责任保护公民的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得以实现。，假如它不为这个特定的目的服务，那么，它就破坏了原来的契约的基础，人们就有权废除原来的契约。
进而言之，“一方面，按照契约论的一般逻辑，同意是一种庄重的承诺。这种承诺既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则他理所当然为此承担责任，接受由此而来的必要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守信的道德准则构成服从的正当依据，而无端毁约将被判作不正义和不合法的行为；另一方面，国家既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从法理上讲，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便出自民众的委托。而民众之所以愿意委托他进行统治，根本来说是为了更好地维持正义秩序，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如果统治者背离这一至上目标，他作为缔约的一方便破坏了契约赖以生效的信任关系”。
因此，政府只不过是人们在平等、自由和合意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契约，是人们“公共选择”的结果。既然政府是人们在同意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结果，那么本质上政府是有限性政府，是责任性政府。
现代和谐社会追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人与人的人态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心态和谐，谋求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的或者说人类理性的社会模式，其建构都离不开政府。政府作为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担负着和谐社会秩序建构和维系的重大责任。建构和谐社会，核心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而这关键又在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这就把政府推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风口浪尖。政府应当依法履行好职责，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推进政府公权与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带头成为民主、法治、宽容、诚信、合作的表率。
四、治理理论则为政府实现社会政治和谐提供了良好的控制和引导
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内涵与治理慨念的基本含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从世界银行在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之后，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开始在其各种报告和文件中频频使用它，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纷纷引入治理概念，赋予其丰富的含义。概括起来，它大致包含如下具体的内容：
第一，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社会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西瑙认为：“尽管治理与政府统治两者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
第二，治理理论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将社会公共管理系统看作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这个网络没有一个中心，而是以多中心为特征，实行政府引导下的自我管理和自主管理。
第三，在政府完成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手段和方式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法律外在强制手段之外，还可以在社会自治组织内部以社会分工为依据，采用社会自组织性质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寻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和支撑，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政府治理理论事实上是国家统治理论和社会管理理论的一种嫁接。国家作为立法、执法、司法的社会公共权力机关，用法律方式规范社会秩序、凋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行为的活动是“统治”性质的，是社会必须服从的；而国家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公共管理机关，用管理方式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则是“服务”性质的，是必须对社会负责的。而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各种关系处于一种协调、有序、融洽、促进的状态，是秩序社会的高级形式，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维关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价值体系的全方位建设。一方面，政治参与是民主政府中公众表达政治愿望、经济诉求和社会权益的重要渠道。有序的公众参与有利于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使公众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建立和谐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和各种社会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它们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利益的互动，形成了这种为了共同的公共利益而自觉地联合起来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特征不再是单向监督或控制，而是自主合作；不再是高度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同时分散；不再简单地追求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是在最火限度地满足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显然，这更有利于消除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
总之，本文所梳理的西方和谐政府理论在思想内容、管理理念上虽然有着很明显的差异，但这也正体现了西方和谐政府理论观点的演变和发展。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当代西方社会走向和谐提供着理论参考，并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文 心]
[关键词] 西方和谐政府理论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5-0073-03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建设一个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且和谐管理能力强的和谐政府。和谐政府是指政府内部的体制结构、运行过程以及政府内外部关系总体上处于协调有序状态的现代政府。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政府外部关系、外部秩序状态的和谐谋划；二是对政府自身品质的和谐打造。从严格意义上说，和谐政府应是政府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即以政府的内在和谐求得外在和谐，以政府的外在和谐促进政府的内在和谐，最终以和谐促发展。现代西方国家和谐政府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涵设计，科学地梳理和探索西方国家的和谐政府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府机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和谐政府的权力基础
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的兴起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西方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发展的契约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统治社会成员的正当性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同意。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将国家比喻为巨大的利维坦，其产生是因为在文明国家之前存在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大家相互为战，于是，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便不可避免，这种状态必然导致“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这种战争状态使产业无法稳定，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命。为逃避这种互相为战的“霍布斯丛林”，人们需要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比没有政府强，为寻求和平，人们放弃和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签订各自保证恪守的契约，组建利维坦这个机构，保障契约的实施，来保护人的生命财产。洛克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为摆脱自然状态以进入社会状态，人类选择社会契约的方式联合组成一个共同服从的共同体。卢梭指出，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应该说平等、自由、守信、尚法，是和谐政府与契约精神共遵的理念。这个理念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以权利为趋向，保证各方面的权利实现，包括公共利益的实现；其二，是各种平衡状态，其结果是让各种利益得以适度实现；其三，提供利益表达的机会，在行政过程中，保证利益相关人在程序上有主张自己权利、与人和解的机会。就人与政府的和谐而言，契约精神所蕴含的平等契约理念，有助于将传统的“权力一服从”理念转化为“权力一合作”理念，提高人们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防止“权力市场化”等权力失约行为，为实现社会和谐创造条件。
二、分权学说设计了和谐政府管理运行机制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总结前人分权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三权分立学说，科学地阐明了国家权力之间的划分，但他对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问题并未详细论述。权力之间的制衡理论是由美国的制宪者们完成的。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任何权力都具有侵略性，人的控制欲望会使一个部门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所以，自由的政府应当分权，但这种分权应当是有内在联系的几个权力部门间的分立，这种内在联系所具有的功能是使一个部门的权力可能对另一个部门产生压制性的影响。具体分权方法是从某个权力范围内取出一部分，交予另两个部门，或者在一个部门的权力之上设立由其他部门行使的限制手段，使后两个部门能够对前一个部门的权力及其行使过程有所牵制，并对抗其可能的侵犯。
分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当其演化成为一种管理思想之后，就展示出它在管理领域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其对政府管理体制带来的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
第一，政府管理体制开始由集权走向分权。从管理意义上看，分权思想系统形成并在政治、军事、经济及至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运用，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国家管理体制由集权制转变为分权制，国家领导体制由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抑或由专制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实际上，这种领导体制的转变源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在商品经济的世界里，商品生产方式和商品交易方式是变化不定的，它既要求人们有相当的行为自由，又要求对这种行为自由有固定的法律保障。如此一来，一个人的统治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国家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和一人之念是不会使人有安全感的，特别是财产集中于一人之手，其他人就没有生活上的保障。
第二，分工协作成为基本的政府管理方式。分工是专业化的需要，协作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需要。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立法机关进而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从而增加其内部的对抗性，使其内部有一个相互竞争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司法机关又划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并且，作为代议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政治也强调两党制或多党制，以增加其竞争性和对抗性，从而消除执政党自身的腐败和提高执政能力。
第三，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和制衡，是保证权力健康运行、防止权力腐败的保障机制。权力之间明确了分工和制衡，也就有了内部之间的对抗性和竞争性，这样一来，权力就不易于腐败。自然界的法则如此，社会领域也是如此。正因为此，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反对垄断，崇尚公平竞争，民主政治权力领域也要反对垄断，崇尚公平竞争。
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使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时刻不忘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使国家权力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最大限度的和谐，才会有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责任制政府为实现社会政治和谐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保障
“责任”一词在汉语中有两种含义：其一指义务或职责，其二是指对应做好却没有做好的事所承担的后果。《布莱克法律辞典》对“责任政府”的解释是：“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指这样的政府体制，在这种政府体制里，政府必须对其公共政策相旧家行为负责，当议会对其投不信任票或他们提出的重要政策遭到失败，表明其大政了J针不能令人满意时，他们必须辞职。”
责任制政府直接来源于占典自由丰义。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认为，人们达成协议进入文明社会，只是交出他们在自然状态下解释和执行自然法的权利，即作为个体不再具有法的权威，而是由一个公共机构去代理。人们把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权力赋予有最高权力的政府，但是，人们在组成政府的时候，又保留了生存、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政府之所以拥有最高权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护人们的这些权利，因而，国家或政府既是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绝对的；人们既是交出了权力或权利的，但又不是无助的。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政府本质上是有限的政府，这种限制表现在政府的政治权威必须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基础，即人的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为目标。“人们联合组成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换言之，政府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工具，即只是保障个人独立自主的工具；政府有责任保护公民的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得以实现。，假如它不为这个特定的目的服务，那么，它就破坏了原来的契约的基础，人们就有权废除原来的契约。
进而言之，“一方面，按照契约论的一般逻辑，同意是一种庄重的承诺。这种承诺既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则他理所当然为此承担责任，接受由此而来的必要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守信的道德准则构成服从的正当依据，而无端毁约将被判作不正义和不合法的行为；另一方面，国家既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从法理上讲，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便出自民众的委托。而民众之所以愿意委托他进行统治，根本来说是为了更好地维持正义秩序，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如果统治者背离这一至上目标，他作为缔约的一方便破坏了契约赖以生效的信任关系”。
因此，政府只不过是人们在平等、自由和合意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契约，是人们“公共选择”的结果。既然政府是人们在同意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结果，那么本质上政府是有限性政府，是责任性政府。
现代和谐社会追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人与人的人态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心态和谐，谋求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的或者说人类理性的社会模式，其建构都离不开政府。政府作为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担负着和谐社会秩序建构和维系的重大责任。建构和谐社会，核心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而这关键又在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这就把政府推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风口浪尖。政府应当依法履行好职责，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推进政府公权与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带头成为民主、法治、宽容、诚信、合作的表率。
四、治理理论则为政府实现社会政治和谐提供了良好的控制和引导
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内涵与治理慨念的基本含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从世界银行在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之后，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开始在其各种报告和文件中频频使用它，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纷纷引入治理概念，赋予其丰富的含义。概括起来，它大致包含如下具体的内容：
第一，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社会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西瑙认为：“尽管治理与政府统治两者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
第二，治理理论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将社会公共管理系统看作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这个网络没有一个中心，而是以多中心为特征，实行政府引导下的自我管理和自主管理。
第三，在政府完成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手段和方式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法律外在强制手段之外，还可以在社会自治组织内部以社会分工为依据，采用社会自组织性质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寻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和支撑，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政府治理理论事实上是国家统治理论和社会管理理论的一种嫁接。国家作为立法、执法、司法的社会公共权力机关，用法律方式规范社会秩序、凋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行为的活动是“统治”性质的，是社会必须服从的；而国家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公共管理机关，用管理方式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则是“服务”性质的，是必须对社会负责的。而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各种关系处于一种协调、有序、融洽、促进的状态，是秩序社会的高级形式，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维关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价值体系的全方位建设。一方面，政治参与是民主政府中公众表达政治愿望、经济诉求和社会权益的重要渠道。有序的公众参与有利于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使公众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建立和谐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和各种社会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它们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利益的互动，形成了这种为了共同的公共利益而自觉地联合起来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特征不再是单向监督或控制，而是自主合作；不再是高度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同时分散；不再简单地追求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是在最火限度地满足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显然，这更有利于消除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
总之，本文所梳理的西方和谐政府理论在思想内容、管理理念上虽然有着很明显的差异，但这也正体现了西方和谐政府理论观点的演变和发展。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当代西方社会走向和谐提供着理论参考，并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