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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庚子”
相传古时，一枚璀璨夺目的明珠在王母与龙凤争抢时，掉落人间。经过玉龙、金凤琢磨多年的明珠，光芒夺目，珠光照到哪里，哪里就会百花盛开、树木长青，遗落人间后变成一汪湖水。玉龙和金凤也随之降落人间，在湖水边化为两座青山，长年守护。这片明珠变的湖水便是著名的杭州西湖，龙凤所化的两座青山便是永护杭州城的玉龙山和凤凰山。
杭州自古便闻名内外，当年马可·波罗游访杭州，莲叶接天的西湖景色，如诗如画般的杭州城，让这位周游世界的旅行家也不禁感叹“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拥有上千年商业历史的杭州，曾支撑了江浙一带商帮的繁荣。20世纪初的杭州，放眼整个中国，很少有其他城市能够在工业、艺术和风光上与之媲美。生活在贸易频繁的杭州城的人们，一边享受着出口蚕丝、棉花和龙井茶带来的富裕生活，一边沉浸在“花满苏堤柳满烟”的西湖。春雨洗过的石子道路边，是一排排古色古香、青瓦白墙的房屋，低垂的屋檐还不时滴落着淅淅沥沥的雨水。
“画船人未起，侧枕听莺啼。”何等的悠然自在。再看城中，一条幽静的马路安静地躺在一条小溪边上，道路另一侧则是重重门户，将深宅大院与大马路隔绝开来。走进其中一扇大门，穿过拂柳，越过三进院落，便可见到数栋二层小楼。径直向前，精雕细刻的户门之后，便是钱学森幼时的家。
当清晨第一缕曙光照进深宅大院中的钱家，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就起床穿上了丝质或棉质的长袍，袍角直垂到蹬着一双手工制成的棉布鞋的足尖。这时家里仆妇已经沏好了一壶热气腾腾的茶水，端上了作为早餐的米粥、发糕、葱油饼或者包子。用过早餐，钱家治就会夹起油纸伞，拎着装在金属饭盒中的午饭，步行或者坐黄包车上班去。以经营丝绸生意起家的钱家，当时至少雇着三个佣人：一个厨子，一个丫鬟，还有一个车夫。钱家治曾留学日本，学习教育学和哲学，回到杭州后，就任良知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学校，钱家治不仅主管校务行政工作，还教授哲学和伦理学。钱家治的妻子、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也是富庶人家的女儿，受过正统的古文教育，并且由家里延请的私人老师教授过琴棋书画和三坟五典。章兰娟嫁入钱家后，于1911年12月11日诞下了钱学森，他们给儿子取名“学森”意为“好学而睿智”。每日待丈夫出门上班后，无需承担任何家务劳动的章兰娟就专注于教育自己唯一的儿子。那时的钱学森还只是一个不足三岁的孩童。
1900年，清政府勾结外国势力成功镇压了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起义。第二年，清政府同外国列强签订的庚子条约中，清政府被迫赔款4.5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家年收入的两倍。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得知赔款金额是超出美国要求的两倍时，决定以给中国留学生发放奖学金的方式来归还。中美经过4年的讨价还价之后，终于诞生了在未来25年里中国最高等的奖学金——庚子赔款奖学金。
尽管美国曾希望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来培养许多受美国教育以及文化熏陶的，未来能有所影响的各界领袖，能够“在智识和精神上对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施加控制”。但回顾历史，众多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历史进程都发挥了有利的推动作用。
庚子赔款不仅仅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各领域开创性的人才，同时也诞生了培育无数精英学子的清华大学。
当时许多将要前往美国的留学生们都会被要求在走前一年，走访全国各地，参观各处将要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厂、基地等，通过了解当时国家的行业现状，在美国有针对性地学习和研究，政府国家期望他们回国后能够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作为当年中国最高等的奖学金，其竞争程度可想而知，有获奖者觉得，得到这一奖学金比此后在美国得到的“马歇尔、罗德和富布莱特三项著名奖学金加在一起”还更令人激动。每个来争夺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年轻人都是从全国选拔出来的顶尖学生，钱学森当然也在此之列。考试从早8点到下午5点，考试内容涉及物理、微积分、热动力学、机械工程和航空学。甚至还包括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以及英语、法语或德语的流利程度。考试结束两个月后，当钱学森得知自己入选时，心中的激动和喜悦之情无以复加。而在所有入选者中，钱学森是唯一一名攻读航空学的学生。
名师高徒
许多人谈起钱学森时，都会羡慕他有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冯·卡门作为导师。然而作为导弹火箭之父的冯·卡门却觉得：“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钱学森初到美国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学校的航空学甚至不能称之为一个系，更多的只是一些工程类的研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风更是注重动手实践，纯理论研究并没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同许多传统中国教育培育出来的中国学生一样，动手能力都是他们的短板。更何况是出生于大户人家的钱学森，相比很多一生下来就拿着活动扳手玩耍的美国学生来说，不间断地实践真的是一件既困难又复杂的事情。有一次，钱学森向他的室友威廉·桑斯特请教该如何将防火墙后的燃料罐与防火墙前面的发动机连接起来。桑斯特感到难以置信，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钱学森居然做不来。在防火墙上钻个小洞，用铜管把燃料罐和发动机一接，不就完事了么？虽然桑斯特觉得这是个“相当愚蠢”的问题，但等到桑斯特三下五除二解决完，发现钱学森好像并不满意，“他很难接受可以在防火墙上钻孔这样的事实”。排除动手能力的缺乏，钱学森在解决问题时总是喜欢追求完美，或许他没法接受钻孔这样一个会破坏事物完整的事情，他觉得应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间并不长，仅仅一年，他就离开了这里。对于他的离开，人们有很多的猜测，不少人觉得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并不开心，而学术风格的差异可能就是导致钱学森离开的主要原因。
1935年到1936年这一年的时间里，钱学森除了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学习之外，“唯一的娱乐”可能就是一次不落地观看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科索维茨基的指挥下举行的20多场演出。这让钱学森回忆起当年在上海兰心戏院听交响乐团演出时的情景。1929年的上海，钱学森独自走在霓虹闪烁的路上，周围满是衣着鲜亮的人，光怪陆离的街道随处可见“吉时”香烟的广告，巨幅的美国电影海报召唤着路人前去观看。叮叮当当的公交电车，飞奔而过的黄包车，挤满人的手推车，不停地穿梭在街头巷尾。钱学森一面感受着上海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一面漫步在喧闹的城市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兰心戏院。就是在这里，在马里奥·帕奇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中，钱学森“看到了古典乐中的色彩。”他沉醉其中，一点一点地忘记了繁华喧闹的夜上海，忘记了整个世界。 在麻省理工的一年，内向害羞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不存在”，但这并不影响他专注于学习，成绩也保持自幼一贯的优异出众。一位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回忆，当时他们选了一门课，一次考试，学生都埋怨老师出题太难，但当他们来到教师办公室门口，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得了满分的试卷，姓名一栏写的正是“钱学森”。众人看到没有一点错误，甚至毫无涂改痕迹的试卷后，便打消了进门同老师理论的想法。
即使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个航空工程师想要找到一份工作也是相当困难。再加上美国对非白人种族的偏见，让亚洲人很难能够找到立足之地。面对种种困难，以及在学术上的风格差异，钱学森选择了离开麻省理工学院。
同时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钱学森面前，距离庚子赔款留学结束的时间还有几年，现在就回国还有些太早，更何况，在麻省理工学院一年的学习根本无法满足钱学森对学术的追求。但是，又该何去何从呢？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有一所只花了40年时间，便从一所设在仓库里的职业学校转身一变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加州理工学院。如今在物理、行星科学、地理领域公认全美第一，全球第一的理工大学。在当时，加州理工学院也算得上是一所传奇大学，爱因斯坦曾在这里放弃了他的“宇宙不变论”而认可了“宇宙扩展论”；物理学家卡尔·安德逊在这里发现了正电子；物理学家戴尔布拉克在这里对病毒的遗传结构和复制机理做出了重大发现，导致了分子遗传学的诞生等等。而且在当时不久前它还迎来了全美最具权威的航空科学家冯·卡门。作为求学于航空领域的钱学森来说，如果能投身到冯·卡门的门下，那或许会成为他将来在航空领域有所成就的关键。
进退维谷的钱学森，鼓起勇气来到了帕萨迪纳，敲响了冯·卡门的家门。50多岁的冯·卡门打开家门，发现门口正站着一位身材瘦小，但衣着领带十分整齐，头发黑密光亮，黄皮肤的年轻人。冯·卡门把钱学森请入家中，发现这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一双黑亮的眼睛十分认真地看着他，每每精准地回答出自己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虽然钱学森与冯·卡门的第一次见面时间不长，却给冯·卡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
加州理工学院丰富的航空学资料成为了钱学森迅速进步的源泉。他每天会花10个小时在阅读这些资料上，以至于在整个学院除了上课他都不经常出现，并且总会在课上向老师提出最切中要害的关键的问题。这也让他成了学院里的神秘人物，同学们都对这个聪颖好学、博闻强记，个子不高的亚洲男生有所耳闻。
钱学森的出类拔萃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亚于美国人认为的在理论数学和物理方面有突出天分的犹太人。他的一位老师，爱泼斯坦曾对冯·卡门打趣地提起钱学森：“告诉我，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犹太血统？”
冯·卡门的学术风格源自德国，讲究的是严格应用基础的数学和物理法则去解决基本的工程技术难题，这一点简直太合钱学森的胃口。一老一少的相遇，就像是注定要演绎一段传奇。在钱学森的口中，经常称冯·卡门为“师尊”。虽然这个老顽童并不清楚它的中文含义，但冯·卡门明白这应该是极为恭敬的一种称呼。冯·卡门不仅仅有着无与伦比的才智和严谨的头脑，还是个极富情趣的老顽童。刚到加州理工学院不久，就有了“好色之徒”的称呼。他的一个学生回忆：“他有本事让一个被他凝视着的女人相信，她就是他的唯一。”冯·卡门喜欢和漂亮的年轻姑娘合影，在演讲中插入大量黄段子和荤笑话，而这些笑话在很久以后还会在加州理工学院广为流传。
冯·卡门富有才情的另一面，是他慈祥的“爷爷”和导师的身份。他对自己的学生总是关怀备至，尤其疼爱学生们的孩子，总是让他们叫自己“爷爷”。他甚至还给一个学生的孩子买过一架钢琴。冯·卡门卓著的学术成就，以及平易近人的性格，让他很快成为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受欢迎的教授。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个风趣的导师门下，钱学森却并未“沾染”到冯·卡门的“小爱好”，仍旧保持着一贯的沉迷于学术的性格，比较少参加社交活动，尤其是在刚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在解决众多难题时，两人的方法也不尽相同，通常冯·卡门在课上绘声绘色地讲完一个问题时，凭借非同寻常的智力，最后他会写下一个等式，然后说应该就得到这个了。钱学森在冯·卡门的课上会一字不漏的记下所有板书以及问题和答案，然后等到回去仔细推算整个过程，把每个步骤都会列出来。第二天，他会说，没错的确就是那个等式。
冯·卡门和钱学森的合作也是如此，冯·卡门提出假设，然后无论多么麻烦和复杂，钱学森都会运用数学方法，详细的推算出来，往往都能证明出冯·卡门的结论是正确的。越是如此，钱学森越是敬仰自己的导师，在同窗的回忆中，钱学森甚至“信仰”冯·卡门。在计算机出现之前，通过数值分析将一般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方程式，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并非所有人都像钱学森一样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有的中国学生就曾因为不愿耗费精力和时间做类似的数值分析工作而放弃学位回国。
一次，钱学森的师兄威廉·西尔斯来到导师冯·卡门家中，正巧碰到钱学森正在和冯·卡门一道研究一个理论。他俩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分歧，于是就开始分头分析，然后给出结果，发现两人的答案居然有不小的差异。为了搞明白到底谁对谁错，两人毫不犹豫地又开始重新计算，并且不厌其烦地逐行比较计算。结果发现，他们居然都是对的！原来在他们“构建这样一个近似理论时，在某个特定步骤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这样得到的结果在近似值许可的范围内被认为是等同的。”
钱学森对于冯·卡门来说，就像是左膀右臂，他总能迅速地将冯·卡门的主张付诸实现。很快钱学森就成为了冯·卡门不可或缺的紧密助手，冯·卡门负责动脑，钱学森负责动手。而冯·卡门也总称赞钱学森是“千载难逢的奇才”，是他最疼爱的弟子之一，并且在冯·卡门的自传中，专门为钱学森开了一章。尽管冯·卡门周围天才如云，但当钱学森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能看到创造”。 “怪”教授
“啾啾小火车”，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时，学生们为他起了这么一个可爱的称呼。不同于他的导师冯·卡门，钱学森上课十分严肃、严谨，就像是他所专注的应用数学，容不得一丝玩笑。钱学森是个天才，这毋庸置疑。当他成为正教授的时候，才仅仅35岁，当然这也离不开他对学术研究的苦心孤诣和一丝不苟。在等级制度鲜明的美国大学里，正教授的身份意味着拥有极高的名誉与地位，通常一名教授要做到这个位置，大约都要在50岁到60岁，三十几岁可能只是一名助理教授，而在钱学森当上正教授时，几乎比其他新晋教授年轻了20岁。
通常钱教授的课，他都会迟到一两分钟，以便让学生有所准备。学生们上钱学森的课都十分紧张，钱学森还有许多政府研究的工作，铃声响起后，他们都在“猜测他会不会来”。钱学森每次急匆匆地走进教室，来到教室前方左端的黑板，嘴里念叨着“让我们开始……”，便转身在黑板上不停地写起板书。他会一言不发地用细小而工整的板书将整块黑板逐渐填满，“没有擦写涂改，也不会回头更改哪怕是一个符号，”钱学森的一个学生回忆，“他总是能正好在一堂课结束前给出正确的答案。”
在钱学森给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培训计划的军官们上课的那几个月，他几乎在学员的学习生活中无处不在。对于这样一个严厉的老师，学生们都怕极了，可是钱学森的一门工程学数学方法却是无法躲避的必修课。钱学森喜欢聪明的学生，对于一些学生提出的在他看来十分愚蠢的问题，他几乎都会拒而不答，或者刻薄地奚落一番。再加上，他上课几乎都是在不停地写着密密麻麻的板书，从第一块黑板写到最后一块，然后再擦了第一块重新开始。如此反复，基本没有太多的解释，偶尔会停下来指着一块说，这是“积分”或者“微分”。学生们在底下也不敢有丝毫怠慢，无论明白与否，都只能抓紧把板书一行行抄下来，顶多在边上抓紧标注上“积分”，然后在自己也不太清楚具体是指哪里的情况下继续抄着板书。
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发问道：“我不明白第二块黑板上的第三个等式。”钱学森根本就不予回答。另一位学生问道：“喂，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只是说道：“那是个事实陈述，不是一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学生们也就不敢发问了。
钱学森的课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任何家庭作业，平时更没有测验。学生们很难评估对课程的理解程度。他们只能到了晚上，聚在一起谈论理解钱学森那些“干巴巴的数学笔记”。一次期末考试，钱学森出了一道题目为“分析装载重机关枪对飞机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振动力”的考试题。结果班上大概半数以上的学生都领到了个大鸭蛋。另外一次据说，钱学森花了45分钟才在黑板上把问题写完，几乎占据了考试时间的1/3。
钱学森的课十分枯燥、难懂，不仅仅跟他所讲的数学有关，还跟他的英文发音有不小关系。他总是把“mathematics”（数学）读成“masamatics”，偶尔还会突然拔高声调，学生们很费力才能理解他的授课内容。学生们认为钱学森的口音很奇怪，像是德国腔和中国话的混合，怀疑他是跟冯·卡门学的口语。而冯·卡门也总喜欢拿钱学森的口语开玩笑，老顽童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额要汉尼雪西街与（我要和你说世界语）：那就是烂英语。”
对于这样一个“难以接近”的教授和一堂望而生畏的课程，学生们为了能让钱学森“更有人情味”，于是就给他起了“啾啾小火车”这么一个称号。这也是因为，西方人很难能够读清楚钱学森的名字。但无论如何，虽然看上去钱学森“实在是个糟糕的老师”，学生们仍都十分尊重他，没有人会怀疑这个看起来比学生大不了多少的教授的学术能力。
显而易见，做钱学森的学生并不容易，但如果你能在他的课上拿到不错的分数，那足以证明你的才智和潜力。根据一个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回忆，一次期末考试，“我的分数是12分，班级里的最高分是22分，那个学生绝顶聪明，后来成为了一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学生们总是抱怨钱学森的题目出得太难，甚至可以难倒一名顶尖的火箭科学家或数学博士。据说在钱学森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期间，14名航空工程系的博士研究生中，只有一人通过了他主持的学位答辩。在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的期末考试，只有一名学生拿到了73分的及格分数。而当时“大家公认的天才”，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的霍尔特·阿什利只拿到了58分，位居第二名。他可是后来全世界最杰出的结构动力学家之一。另一个未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学生每次考试只拿到了30多分、40多分。全班的平均分数只有20多分，较差的学生只得了14分。想想麻省理工学院以每年淘汰后20%学生来激励学生的制度，而每个来到这里的学生又都是尖子中的尖子，能在钱学森的课上及格，或许真就意味着“人生圆满”了。
事实上，如果美国学生们觉得钱学森对他们已经很严厉了，那就错了，等到钱学森回国后，他对待中国学生更加严厉，不仅仅因为钱学森一直相信华人学生更聪明，更关键的是源自他对国家发展亟需人才的急迫心情。
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跟钱教授说话都会战战兢兢的时候，他们还是鼓足了勇气邀请钱学森参加一个晚餐聚会。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传统，每个月，研究生院的学生们都可以邀请一位教授与他们共进晚餐。借此机会，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学生们能够更好的得到许多教授的建议。
当学生们诚惶诚恐地邀请完钱学森后，本以为他不会来，没想到出乎意料，他真的来了！更难以置信的是，钱学森居然还一反在课上的严肃、冷漠，变得十分健谈，而且也相当和蔼可亲，甚至是平易近人。谈到职业规划的时候，钱学森开诚布公，给予了许多好的建议和帮助。学生们自此发现，其实钱教授“是个相当有人情味的人。”
传奇情缘
钱学森的一生，不仅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学术光辉和显耀的事业地位，更有一位与之相伴终生的美丽妻子，她就是蒋英。
蒋家和钱家是世交，钱学森和蒋英儿时曾一度以兄妹相称。钱学森的父母十分喜爱这个比钱学森小8岁的可爱小女孩，就恳求蒋家将蒋英过继给钱家。后来因为蒋英的父亲蒋百里十分想念这个小女儿，就想要把她接回蒋家，钱家治同意蒋英回蒋家，但条件是将来蒋英长大要再回到钱家做媳妇。蒋百里夫妇听了满口答应：“好啊，门当户对，我们赞成。”
一次，在美国多年的钱学森得知父亲身染重病，于是便申请回国探望。也就是这次回国的机会，让钱学森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蒋英。儿时稚嫩可爱的蒋英此时出落得大方得体，惊艳的容貌和一副如若天籁般的嗓音牢牢地吸引住了钱学森的目光。回到家乡后，钱学森便备受瞩目，甚至有富家女当面表达爱意。在一次餐会上，面对两位富家小姐，钱学森的目光却总是瞟向清雅秀丽的蒋英，蒋英也感受到了来自钱学森的灼灼目光。当钱学森把蒋英送到家时，蒋英说：“我这里有许多唱片，我挑一张顶好的、我喜欢的放给你听好不好？”钱学森倒有些不太好意思：“不好不好，不用了不用了。”随后他们陷入了沉默中。
“你跟我回美国吧。”片刻后，钱学森突然抬头盯着蒋英说道，那语气似乎容不得蒋英质疑。蒋英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却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太好吧，我有男朋友。”“那又如何，我也有女朋友，但从这儿就开始，你的男朋友不算，我的女朋友也不算，我们开始交朋友。”不久后，钱学森和蒋英便开始了他们长达62年的传奇爱情。
相传古时，一枚璀璨夺目的明珠在王母与龙凤争抢时，掉落人间。经过玉龙、金凤琢磨多年的明珠，光芒夺目，珠光照到哪里，哪里就会百花盛开、树木长青，遗落人间后变成一汪湖水。玉龙和金凤也随之降落人间，在湖水边化为两座青山，长年守护。这片明珠变的湖水便是著名的杭州西湖，龙凤所化的两座青山便是永护杭州城的玉龙山和凤凰山。
杭州自古便闻名内外，当年马可·波罗游访杭州，莲叶接天的西湖景色，如诗如画般的杭州城，让这位周游世界的旅行家也不禁感叹“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拥有上千年商业历史的杭州，曾支撑了江浙一带商帮的繁荣。20世纪初的杭州，放眼整个中国，很少有其他城市能够在工业、艺术和风光上与之媲美。生活在贸易频繁的杭州城的人们，一边享受着出口蚕丝、棉花和龙井茶带来的富裕生活，一边沉浸在“花满苏堤柳满烟”的西湖。春雨洗过的石子道路边，是一排排古色古香、青瓦白墙的房屋，低垂的屋檐还不时滴落着淅淅沥沥的雨水。
“画船人未起，侧枕听莺啼。”何等的悠然自在。再看城中，一条幽静的马路安静地躺在一条小溪边上，道路另一侧则是重重门户，将深宅大院与大马路隔绝开来。走进其中一扇大门，穿过拂柳，越过三进院落，便可见到数栋二层小楼。径直向前，精雕细刻的户门之后，便是钱学森幼时的家。
当清晨第一缕曙光照进深宅大院中的钱家，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就起床穿上了丝质或棉质的长袍，袍角直垂到蹬着一双手工制成的棉布鞋的足尖。这时家里仆妇已经沏好了一壶热气腾腾的茶水，端上了作为早餐的米粥、发糕、葱油饼或者包子。用过早餐，钱家治就会夹起油纸伞，拎着装在金属饭盒中的午饭，步行或者坐黄包车上班去。以经营丝绸生意起家的钱家，当时至少雇着三个佣人：一个厨子，一个丫鬟，还有一个车夫。钱家治曾留学日本，学习教育学和哲学，回到杭州后，就任良知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学校，钱家治不仅主管校务行政工作，还教授哲学和伦理学。钱家治的妻子、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也是富庶人家的女儿，受过正统的古文教育，并且由家里延请的私人老师教授过琴棋书画和三坟五典。章兰娟嫁入钱家后，于1911年12月11日诞下了钱学森，他们给儿子取名“学森”意为“好学而睿智”。每日待丈夫出门上班后，无需承担任何家务劳动的章兰娟就专注于教育自己唯一的儿子。那时的钱学森还只是一个不足三岁的孩童。
1900年，清政府勾结外国势力成功镇压了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起义。第二年，清政府同外国列强签订的庚子条约中，清政府被迫赔款4.5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家年收入的两倍。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得知赔款金额是超出美国要求的两倍时，决定以给中国留学生发放奖学金的方式来归还。中美经过4年的讨价还价之后，终于诞生了在未来25年里中国最高等的奖学金——庚子赔款奖学金。
尽管美国曾希望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来培养许多受美国教育以及文化熏陶的，未来能有所影响的各界领袖，能够“在智识和精神上对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施加控制”。但回顾历史，众多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历史进程都发挥了有利的推动作用。
庚子赔款不仅仅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各领域开创性的人才，同时也诞生了培育无数精英学子的清华大学。
当时许多将要前往美国的留学生们都会被要求在走前一年，走访全国各地，参观各处将要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厂、基地等，通过了解当时国家的行业现状，在美国有针对性地学习和研究，政府国家期望他们回国后能够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作为当年中国最高等的奖学金，其竞争程度可想而知，有获奖者觉得，得到这一奖学金比此后在美国得到的“马歇尔、罗德和富布莱特三项著名奖学金加在一起”还更令人激动。每个来争夺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年轻人都是从全国选拔出来的顶尖学生，钱学森当然也在此之列。考试从早8点到下午5点，考试内容涉及物理、微积分、热动力学、机械工程和航空学。甚至还包括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以及英语、法语或德语的流利程度。考试结束两个月后，当钱学森得知自己入选时，心中的激动和喜悦之情无以复加。而在所有入选者中，钱学森是唯一一名攻读航空学的学生。
名师高徒
许多人谈起钱学森时，都会羡慕他有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冯·卡门作为导师。然而作为导弹火箭之父的冯·卡门却觉得：“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钱学森初到美国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学校的航空学甚至不能称之为一个系，更多的只是一些工程类的研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风更是注重动手实践，纯理论研究并没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同许多传统中国教育培育出来的中国学生一样，动手能力都是他们的短板。更何况是出生于大户人家的钱学森，相比很多一生下来就拿着活动扳手玩耍的美国学生来说，不间断地实践真的是一件既困难又复杂的事情。有一次，钱学森向他的室友威廉·桑斯特请教该如何将防火墙后的燃料罐与防火墙前面的发动机连接起来。桑斯特感到难以置信，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钱学森居然做不来。在防火墙上钻个小洞，用铜管把燃料罐和发动机一接，不就完事了么？虽然桑斯特觉得这是个“相当愚蠢”的问题，但等到桑斯特三下五除二解决完，发现钱学森好像并不满意，“他很难接受可以在防火墙上钻孔这样的事实”。排除动手能力的缺乏，钱学森在解决问题时总是喜欢追求完美，或许他没法接受钻孔这样一个会破坏事物完整的事情，他觉得应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间并不长，仅仅一年，他就离开了这里。对于他的离开，人们有很多的猜测，不少人觉得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并不开心，而学术风格的差异可能就是导致钱学森离开的主要原因。
1935年到1936年这一年的时间里，钱学森除了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学习之外，“唯一的娱乐”可能就是一次不落地观看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科索维茨基的指挥下举行的20多场演出。这让钱学森回忆起当年在上海兰心戏院听交响乐团演出时的情景。1929年的上海，钱学森独自走在霓虹闪烁的路上，周围满是衣着鲜亮的人，光怪陆离的街道随处可见“吉时”香烟的广告，巨幅的美国电影海报召唤着路人前去观看。叮叮当当的公交电车，飞奔而过的黄包车，挤满人的手推车，不停地穿梭在街头巷尾。钱学森一面感受着上海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一面漫步在喧闹的城市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兰心戏院。就是在这里，在马里奥·帕奇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中，钱学森“看到了古典乐中的色彩。”他沉醉其中，一点一点地忘记了繁华喧闹的夜上海，忘记了整个世界。 在麻省理工的一年，内向害羞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不存在”，但这并不影响他专注于学习，成绩也保持自幼一贯的优异出众。一位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回忆，当时他们选了一门课，一次考试，学生都埋怨老师出题太难，但当他们来到教师办公室门口，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得了满分的试卷，姓名一栏写的正是“钱学森”。众人看到没有一点错误，甚至毫无涂改痕迹的试卷后，便打消了进门同老师理论的想法。
即使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个航空工程师想要找到一份工作也是相当困难。再加上美国对非白人种族的偏见，让亚洲人很难能够找到立足之地。面对种种困难，以及在学术上的风格差异，钱学森选择了离开麻省理工学院。
同时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钱学森面前，距离庚子赔款留学结束的时间还有几年，现在就回国还有些太早，更何况，在麻省理工学院一年的学习根本无法满足钱学森对学术的追求。但是，又该何去何从呢？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有一所只花了40年时间，便从一所设在仓库里的职业学校转身一变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加州理工学院。如今在物理、行星科学、地理领域公认全美第一，全球第一的理工大学。在当时，加州理工学院也算得上是一所传奇大学，爱因斯坦曾在这里放弃了他的“宇宙不变论”而认可了“宇宙扩展论”；物理学家卡尔·安德逊在这里发现了正电子；物理学家戴尔布拉克在这里对病毒的遗传结构和复制机理做出了重大发现，导致了分子遗传学的诞生等等。而且在当时不久前它还迎来了全美最具权威的航空科学家冯·卡门。作为求学于航空领域的钱学森来说，如果能投身到冯·卡门的门下，那或许会成为他将来在航空领域有所成就的关键。
进退维谷的钱学森，鼓起勇气来到了帕萨迪纳，敲响了冯·卡门的家门。50多岁的冯·卡门打开家门，发现门口正站着一位身材瘦小，但衣着领带十分整齐，头发黑密光亮，黄皮肤的年轻人。冯·卡门把钱学森请入家中，发现这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一双黑亮的眼睛十分认真地看着他，每每精准地回答出自己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虽然钱学森与冯·卡门的第一次见面时间不长，却给冯·卡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
加州理工学院丰富的航空学资料成为了钱学森迅速进步的源泉。他每天会花10个小时在阅读这些资料上，以至于在整个学院除了上课他都不经常出现，并且总会在课上向老师提出最切中要害的关键的问题。这也让他成了学院里的神秘人物，同学们都对这个聪颖好学、博闻强记，个子不高的亚洲男生有所耳闻。
钱学森的出类拔萃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亚于美国人认为的在理论数学和物理方面有突出天分的犹太人。他的一位老师，爱泼斯坦曾对冯·卡门打趣地提起钱学森：“告诉我，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犹太血统？”
冯·卡门的学术风格源自德国，讲究的是严格应用基础的数学和物理法则去解决基本的工程技术难题，这一点简直太合钱学森的胃口。一老一少的相遇，就像是注定要演绎一段传奇。在钱学森的口中，经常称冯·卡门为“师尊”。虽然这个老顽童并不清楚它的中文含义，但冯·卡门明白这应该是极为恭敬的一种称呼。冯·卡门不仅仅有着无与伦比的才智和严谨的头脑，还是个极富情趣的老顽童。刚到加州理工学院不久，就有了“好色之徒”的称呼。他的一个学生回忆：“他有本事让一个被他凝视着的女人相信，她就是他的唯一。”冯·卡门喜欢和漂亮的年轻姑娘合影，在演讲中插入大量黄段子和荤笑话，而这些笑话在很久以后还会在加州理工学院广为流传。
冯·卡门富有才情的另一面，是他慈祥的“爷爷”和导师的身份。他对自己的学生总是关怀备至，尤其疼爱学生们的孩子，总是让他们叫自己“爷爷”。他甚至还给一个学生的孩子买过一架钢琴。冯·卡门卓著的学术成就，以及平易近人的性格，让他很快成为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受欢迎的教授。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个风趣的导师门下，钱学森却并未“沾染”到冯·卡门的“小爱好”，仍旧保持着一贯的沉迷于学术的性格，比较少参加社交活动，尤其是在刚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在解决众多难题时，两人的方法也不尽相同，通常冯·卡门在课上绘声绘色地讲完一个问题时，凭借非同寻常的智力，最后他会写下一个等式，然后说应该就得到这个了。钱学森在冯·卡门的课上会一字不漏的记下所有板书以及问题和答案，然后等到回去仔细推算整个过程，把每个步骤都会列出来。第二天，他会说，没错的确就是那个等式。
冯·卡门和钱学森的合作也是如此，冯·卡门提出假设，然后无论多么麻烦和复杂，钱学森都会运用数学方法，详细的推算出来，往往都能证明出冯·卡门的结论是正确的。越是如此，钱学森越是敬仰自己的导师，在同窗的回忆中，钱学森甚至“信仰”冯·卡门。在计算机出现之前，通过数值分析将一般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方程式，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并非所有人都像钱学森一样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有的中国学生就曾因为不愿耗费精力和时间做类似的数值分析工作而放弃学位回国。
一次，钱学森的师兄威廉·西尔斯来到导师冯·卡门家中，正巧碰到钱学森正在和冯·卡门一道研究一个理论。他俩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分歧，于是就开始分头分析，然后给出结果，发现两人的答案居然有不小的差异。为了搞明白到底谁对谁错，两人毫不犹豫地又开始重新计算，并且不厌其烦地逐行比较计算。结果发现，他们居然都是对的！原来在他们“构建这样一个近似理论时，在某个特定步骤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这样得到的结果在近似值许可的范围内被认为是等同的。”
钱学森对于冯·卡门来说，就像是左膀右臂，他总能迅速地将冯·卡门的主张付诸实现。很快钱学森就成为了冯·卡门不可或缺的紧密助手，冯·卡门负责动脑，钱学森负责动手。而冯·卡门也总称赞钱学森是“千载难逢的奇才”，是他最疼爱的弟子之一，并且在冯·卡门的自传中，专门为钱学森开了一章。尽管冯·卡门周围天才如云，但当钱学森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能看到创造”。 “怪”教授
“啾啾小火车”，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时，学生们为他起了这么一个可爱的称呼。不同于他的导师冯·卡门，钱学森上课十分严肃、严谨，就像是他所专注的应用数学，容不得一丝玩笑。钱学森是个天才，这毋庸置疑。当他成为正教授的时候，才仅仅35岁，当然这也离不开他对学术研究的苦心孤诣和一丝不苟。在等级制度鲜明的美国大学里，正教授的身份意味着拥有极高的名誉与地位，通常一名教授要做到这个位置，大约都要在50岁到60岁，三十几岁可能只是一名助理教授，而在钱学森当上正教授时，几乎比其他新晋教授年轻了20岁。
通常钱教授的课，他都会迟到一两分钟，以便让学生有所准备。学生们上钱学森的课都十分紧张，钱学森还有许多政府研究的工作，铃声响起后，他们都在“猜测他会不会来”。钱学森每次急匆匆地走进教室，来到教室前方左端的黑板，嘴里念叨着“让我们开始……”，便转身在黑板上不停地写起板书。他会一言不发地用细小而工整的板书将整块黑板逐渐填满，“没有擦写涂改，也不会回头更改哪怕是一个符号，”钱学森的一个学生回忆，“他总是能正好在一堂课结束前给出正确的答案。”
在钱学森给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培训计划的军官们上课的那几个月，他几乎在学员的学习生活中无处不在。对于这样一个严厉的老师，学生们都怕极了，可是钱学森的一门工程学数学方法却是无法躲避的必修课。钱学森喜欢聪明的学生，对于一些学生提出的在他看来十分愚蠢的问题，他几乎都会拒而不答，或者刻薄地奚落一番。再加上，他上课几乎都是在不停地写着密密麻麻的板书，从第一块黑板写到最后一块，然后再擦了第一块重新开始。如此反复，基本没有太多的解释，偶尔会停下来指着一块说，这是“积分”或者“微分”。学生们在底下也不敢有丝毫怠慢，无论明白与否，都只能抓紧把板书一行行抄下来，顶多在边上抓紧标注上“积分”，然后在自己也不太清楚具体是指哪里的情况下继续抄着板书。
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发问道：“我不明白第二块黑板上的第三个等式。”钱学森根本就不予回答。另一位学生问道：“喂，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只是说道：“那是个事实陈述，不是一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学生们也就不敢发问了。
钱学森的课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任何家庭作业，平时更没有测验。学生们很难评估对课程的理解程度。他们只能到了晚上，聚在一起谈论理解钱学森那些“干巴巴的数学笔记”。一次期末考试，钱学森出了一道题目为“分析装载重机关枪对飞机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振动力”的考试题。结果班上大概半数以上的学生都领到了个大鸭蛋。另外一次据说，钱学森花了45分钟才在黑板上把问题写完，几乎占据了考试时间的1/3。
钱学森的课十分枯燥、难懂，不仅仅跟他所讲的数学有关，还跟他的英文发音有不小关系。他总是把“mathematics”（数学）读成“masamatics”，偶尔还会突然拔高声调，学生们很费力才能理解他的授课内容。学生们认为钱学森的口音很奇怪，像是德国腔和中国话的混合，怀疑他是跟冯·卡门学的口语。而冯·卡门也总喜欢拿钱学森的口语开玩笑，老顽童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额要汉尼雪西街与（我要和你说世界语）：那就是烂英语。”
对于这样一个“难以接近”的教授和一堂望而生畏的课程，学生们为了能让钱学森“更有人情味”，于是就给他起了“啾啾小火车”这么一个称号。这也是因为，西方人很难能够读清楚钱学森的名字。但无论如何，虽然看上去钱学森“实在是个糟糕的老师”，学生们仍都十分尊重他，没有人会怀疑这个看起来比学生大不了多少的教授的学术能力。
显而易见，做钱学森的学生并不容易，但如果你能在他的课上拿到不错的分数，那足以证明你的才智和潜力。根据一个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回忆，一次期末考试，“我的分数是12分，班级里的最高分是22分，那个学生绝顶聪明，后来成为了一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学生们总是抱怨钱学森的题目出得太难，甚至可以难倒一名顶尖的火箭科学家或数学博士。据说在钱学森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期间，14名航空工程系的博士研究生中，只有一人通过了他主持的学位答辩。在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的期末考试，只有一名学生拿到了73分的及格分数。而当时“大家公认的天才”，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的霍尔特·阿什利只拿到了58分，位居第二名。他可是后来全世界最杰出的结构动力学家之一。另一个未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学生每次考试只拿到了30多分、40多分。全班的平均分数只有20多分，较差的学生只得了14分。想想麻省理工学院以每年淘汰后20%学生来激励学生的制度，而每个来到这里的学生又都是尖子中的尖子，能在钱学森的课上及格，或许真就意味着“人生圆满”了。
事实上，如果美国学生们觉得钱学森对他们已经很严厉了，那就错了，等到钱学森回国后，他对待中国学生更加严厉，不仅仅因为钱学森一直相信华人学生更聪明，更关键的是源自他对国家发展亟需人才的急迫心情。
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跟钱教授说话都会战战兢兢的时候，他们还是鼓足了勇气邀请钱学森参加一个晚餐聚会。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传统，每个月，研究生院的学生们都可以邀请一位教授与他们共进晚餐。借此机会，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学生们能够更好的得到许多教授的建议。
当学生们诚惶诚恐地邀请完钱学森后，本以为他不会来，没想到出乎意料，他真的来了！更难以置信的是，钱学森居然还一反在课上的严肃、冷漠，变得十分健谈，而且也相当和蔼可亲，甚至是平易近人。谈到职业规划的时候，钱学森开诚布公，给予了许多好的建议和帮助。学生们自此发现，其实钱教授“是个相当有人情味的人。”
传奇情缘
钱学森的一生，不仅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学术光辉和显耀的事业地位，更有一位与之相伴终生的美丽妻子，她就是蒋英。
蒋家和钱家是世交，钱学森和蒋英儿时曾一度以兄妹相称。钱学森的父母十分喜爱这个比钱学森小8岁的可爱小女孩，就恳求蒋家将蒋英过继给钱家。后来因为蒋英的父亲蒋百里十分想念这个小女儿，就想要把她接回蒋家，钱家治同意蒋英回蒋家，但条件是将来蒋英长大要再回到钱家做媳妇。蒋百里夫妇听了满口答应：“好啊，门当户对，我们赞成。”
一次，在美国多年的钱学森得知父亲身染重病，于是便申请回国探望。也就是这次回国的机会，让钱学森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蒋英。儿时稚嫩可爱的蒋英此时出落得大方得体，惊艳的容貌和一副如若天籁般的嗓音牢牢地吸引住了钱学森的目光。回到家乡后，钱学森便备受瞩目，甚至有富家女当面表达爱意。在一次餐会上，面对两位富家小姐，钱学森的目光却总是瞟向清雅秀丽的蒋英，蒋英也感受到了来自钱学森的灼灼目光。当钱学森把蒋英送到家时，蒋英说：“我这里有许多唱片，我挑一张顶好的、我喜欢的放给你听好不好？”钱学森倒有些不太好意思：“不好不好，不用了不用了。”随后他们陷入了沉默中。
“你跟我回美国吧。”片刻后，钱学森突然抬头盯着蒋英说道，那语气似乎容不得蒋英质疑。蒋英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却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太好吧，我有男朋友。”“那又如何，我也有女朋友，但从这儿就开始，你的男朋友不算，我的女朋友也不算，我们开始交朋友。”不久后，钱学森和蒋英便开始了他们长达62年的传奇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