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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个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他们手上没有久握锄头留下的老茧,甚至已经不会种地;他们少了父辈把农村作为自己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从封闭的农村进入开放的城市,意味着全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和命运。而我们想了解更多——这群人,这代人,他们在城里做什么?他们的机遇和痛苦是什么?他们将归于何处?
乡村的都市追梦人
拗不过父母的再三劝说,22岁的何峻峰极不情愿地跟随父母从广州回家过年。
何峻峰家在重庆开县大德乡一个偏僻的小村,这里山大沟深,是开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父母很早就到广州修补皮鞋。小学毕业时,他不愿再当“留守儿童”,跟随父母去了广州,一家人租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
四周是高楼大厦,迈过一条街,便是霓虹闪烁的城市现代生活。何峻峰幼小的心灵,开始深深地烙上城市印记。在广州上初中、技校,这个有手机会上网,喜欢吃麦当劳的年轻人,在喧嚣的都市里接受了“成人礼”。
在老家,何峻峰绝对算个时尚的“城市达人”。他说话的语调,带有浓浓的广东味,不时还甩出个“OK”。脚上这双花了他大半个月工资的运动鞋上的“耐克”标志异常惹眼,他对名牌情有独钟。
早春的重庆,寒气逼人,因为一直下雨,农村的小路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对于习惯了城市水泥路的何峻峰来说,走泥巴路不是一件赏心乐事。
“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向堂弟堂妹们描述起城市生活,他的脸上泛着光。
“不会干农活,不知道一亩地有多大。”对于父亲的揶揄,何峻峰笑笑走开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梦不在这里。
两楼一底的楼房、大彩电、席梦思床,与何峻峰在城里的家相比,农村老家的条件好多了。对于父亲多赚些钱,以后回农村过宽裕日子的“终级目标”,他不以为然。
“这儿再好,还不是种地。”他的选择一开始就很明确,再苦再累,也要在城里生根,“考个成人本科,拿几个职业证书,多挣点钱,结婚前在城市有套自己的房子。”
如今,像何峻峰这样有着青春面庞和都市梦想的农村“80后”、“90后”,中国有一亿之众,占到1.5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人数的60%,并每年以800万—900万人的速度递增,十年或更短,这一数字将突破两亿甚至更多。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首次提及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特定的称谓——新生代农民工。
从谋求生存到寻找精彩
重庆江北一劳务市场,求职者程永建手里提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里面全是我的个人资料。”程永建原在浙江一家外资家具公司做技术员,懂生产,还会设计产品,他对月薪要求是3500元。相比于农民工,他更喜欢把自己划到白领的行列。
程永建不是第一个会“挑老板”、“谈要求”的农民工。正如有人曾经告诫珠三角的老板们的那样:“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同一种人。”
“受教育程度较高、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等并不熟悉。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这是重庆社科院社会学专家孙元明对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素描。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父辈式的衣锦还乡,他们更注重精神需求,希望依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城市深深扎根。
广州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孙元明的想法。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不准备再回农村,希望能夠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此外,他们寻找丰富多彩的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还有人办起了打工艺术团和农民工艺术馆。同时也注重完善自己,不少农民工都拿着保育员、厨师、焊工等技能证书去求职。
“他们永远穿戴整齐,开工时换上工作服,一定洗脸梳头后才离开。”孙元明笑着说,“如果在街上遇见,绝对不会想到他们是农民工。”
看似平稳的新老交替后,充满着故事和内涵——不经意间,中国的农民工大军,悄然完成了从谋求生存到寻找精彩的“结构转型”。
“漂”在城乡边缘
刘国彦又从永川老家回义乌了。虽然一开春就是农忙时节,但他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忙。
刘国彦17岁职高毕业后就到城里闯荡,没有在家做过一天农活。
义乌各种小商品加工厂众多,但是,刘国彦在这个号称“只有转产的,没有破产的企业”的城市找一份工作仍很艰辛。“所有工厂的招聘都是要求熟手,有经验的,工资也只有五六百。好点的工作,比如报关员要懂外语,出纳要会财务,我都干不了。”
清秀的脸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还是不能出人头地。虽然已经多次“失业”,他还是厌倦回到越来越陌生的农村。
“只有老人和小孩,找个同龄人都很难。”望着空空的原野和寂静的村子,刘国彦悠悠地说。他家门前的草长了足足有一米高。这个户籍人口有300多人的村庄,常年居住的不到30人。
“在城里觉得不是城里人,回到家又觉得呆不住,在城里想家,在家想城,只能两地徘徊了。”刘国彦说。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像父辈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体面地生存。
朱亮与刘国彦一样,与城市格格不入,又回不到荒弃的农村。
这个称自己是“有点文化、有点技术、也有点思想”的农民工,一直想融入城市的生活,“但是没有房子,没有稳定的工作,你怎么能够融入呢”?
“终有一天我们会老去,这就需要为之贡献的城市给予保障。”朱亮说。
事实上,像朱亮一样,很多农民工希望在城市落户,更希望得到户口背后的福利,比如孩子入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同城待遇”。
思想者是痛苦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正因为他们多了一个“城市梦”,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内心的困惑也就越大——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一个市民的权利。
用“城镇化”承载未来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诗人海子有的是个人色彩的梦想;而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梦想,是中国农民要奔向城市过幸福生活的梦想。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县、镇发展,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梦想。
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解读,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镇化推进的重点是将农业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
“过去我们听‘城市化’太多,以为农民工都需要如拉美国家那样,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其实这早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在于“县镇化”,而非“大、中城市化”。只有2000多个县、16000多个镇建设成为新县镇,才可能容纳数以亿计的新生代农民工转移、搬迁,成为新市民。
“新生代农民工的最终归属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他们将是新县镇的主人、建设者。他们在县镇有住房、有保障、有工作,为此将可以离别荡秋千式的打工方式。而他们的父母、故乡就在四周的农村,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往返。”胡靖畅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到新市民有多远?这需要丈量,需要用各种制度设计来缩短。
3200万人口中80%在农村,近800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城乡居民收入比达4∶1——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缩影。
2007年6月7日,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今即将行满三周年。
一场打破城乡樊篱大幕正在这里逐步拉开。
“今年将重点破解农民工进城‘落地生根’问题。”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说。
早在1月28日召开的重庆农村工作会议上,市长黄奇帆就表示,2010年,重庆将引导和帮助300万农民工变身市民。
根据规划,重庆将在2012年以前统一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到2020年,逐步引导1000万农民工及家属进城变市民,城镇化率从46%提高到70%。
为此,重庆将进一步放宽户籍限制、降低农民工进城门槛,按照主城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分类,为农民制订阶梯式宽松户籍政策,吸纳有条件的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
徐强特别强调,全市将选择105个中心镇作为吸纳农民工重点平台,通过整合资源,在户籍、土地、公共产品、农民社区管理等领域,进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点。
与户籍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土地改革。徐强介绍,林地、承包地、宅基地、宅基地房屋、集体建设用地确权,是今年土地改革的要点之一。“产权明晰之后,一方面还权赋能,维护农民权益;另一方面,城乡不同户籍背后所捆绑的利益机制将得以打通,有利于建立起明晰、合理等值的农地流转退出机制。”徐强说。
千方百计做到让其或在城镇安身立命,或在城乡间来去自如——这是重庆为新生代农民工承诺的未来。这也或将成为求解这道“中国难题”的答案之一。
从封闭的农村进入开放的城市,意味着全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和命运。而我们想了解更多——这群人,这代人,他们在城里做什么?他们的机遇和痛苦是什么?他们将归于何处?
乡村的都市追梦人
拗不过父母的再三劝说,22岁的何峻峰极不情愿地跟随父母从广州回家过年。
何峻峰家在重庆开县大德乡一个偏僻的小村,这里山大沟深,是开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父母很早就到广州修补皮鞋。小学毕业时,他不愿再当“留守儿童”,跟随父母去了广州,一家人租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
四周是高楼大厦,迈过一条街,便是霓虹闪烁的城市现代生活。何峻峰幼小的心灵,开始深深地烙上城市印记。在广州上初中、技校,这个有手机会上网,喜欢吃麦当劳的年轻人,在喧嚣的都市里接受了“成人礼”。
在老家,何峻峰绝对算个时尚的“城市达人”。他说话的语调,带有浓浓的广东味,不时还甩出个“OK”。脚上这双花了他大半个月工资的运动鞋上的“耐克”标志异常惹眼,他对名牌情有独钟。
早春的重庆,寒气逼人,因为一直下雨,农村的小路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对于习惯了城市水泥路的何峻峰来说,走泥巴路不是一件赏心乐事。
“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向堂弟堂妹们描述起城市生活,他的脸上泛着光。
“不会干农活,不知道一亩地有多大。”对于父亲的揶揄,何峻峰笑笑走开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梦不在这里。
两楼一底的楼房、大彩电、席梦思床,与何峻峰在城里的家相比,农村老家的条件好多了。对于父亲多赚些钱,以后回农村过宽裕日子的“终级目标”,他不以为然。
“这儿再好,还不是种地。”他的选择一开始就很明确,再苦再累,也要在城里生根,“考个成人本科,拿几个职业证书,多挣点钱,结婚前在城市有套自己的房子。”
如今,像何峻峰这样有着青春面庞和都市梦想的农村“80后”、“90后”,中国有一亿之众,占到1.5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人数的60%,并每年以800万—900万人的速度递增,十年或更短,这一数字将突破两亿甚至更多。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首次提及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特定的称谓——新生代农民工。
从谋求生存到寻找精彩
重庆江北一劳务市场,求职者程永建手里提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里面全是我的个人资料。”程永建原在浙江一家外资家具公司做技术员,懂生产,还会设计产品,他对月薪要求是3500元。相比于农民工,他更喜欢把自己划到白领的行列。
程永建不是第一个会“挑老板”、“谈要求”的农民工。正如有人曾经告诫珠三角的老板们的那样:“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同一种人。”
“受教育程度较高、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等并不熟悉。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这是重庆社科院社会学专家孙元明对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素描。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父辈式的衣锦还乡,他们更注重精神需求,希望依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城市深深扎根。
广州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孙元明的想法。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不准备再回农村,希望能夠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此外,他们寻找丰富多彩的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还有人办起了打工艺术团和农民工艺术馆。同时也注重完善自己,不少农民工都拿着保育员、厨师、焊工等技能证书去求职。
“他们永远穿戴整齐,开工时换上工作服,一定洗脸梳头后才离开。”孙元明笑着说,“如果在街上遇见,绝对不会想到他们是农民工。”
看似平稳的新老交替后,充满着故事和内涵——不经意间,中国的农民工大军,悄然完成了从谋求生存到寻找精彩的“结构转型”。
“漂”在城乡边缘
刘国彦又从永川老家回义乌了。虽然一开春就是农忙时节,但他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忙。
刘国彦17岁职高毕业后就到城里闯荡,没有在家做过一天农活。
义乌各种小商品加工厂众多,但是,刘国彦在这个号称“只有转产的,没有破产的企业”的城市找一份工作仍很艰辛。“所有工厂的招聘都是要求熟手,有经验的,工资也只有五六百。好点的工作,比如报关员要懂外语,出纳要会财务,我都干不了。”
清秀的脸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还是不能出人头地。虽然已经多次“失业”,他还是厌倦回到越来越陌生的农村。
“只有老人和小孩,找个同龄人都很难。”望着空空的原野和寂静的村子,刘国彦悠悠地说。他家门前的草长了足足有一米高。这个户籍人口有300多人的村庄,常年居住的不到30人。
“在城里觉得不是城里人,回到家又觉得呆不住,在城里想家,在家想城,只能两地徘徊了。”刘国彦说。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像父辈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体面地生存。
朱亮与刘国彦一样,与城市格格不入,又回不到荒弃的农村。
这个称自己是“有点文化、有点技术、也有点思想”的农民工,一直想融入城市的生活,“但是没有房子,没有稳定的工作,你怎么能够融入呢”?
“终有一天我们会老去,这就需要为之贡献的城市给予保障。”朱亮说。
事实上,像朱亮一样,很多农民工希望在城市落户,更希望得到户口背后的福利,比如孩子入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同城待遇”。
思想者是痛苦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正因为他们多了一个“城市梦”,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内心的困惑也就越大——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一个市民的权利。
用“城镇化”承载未来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诗人海子有的是个人色彩的梦想;而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梦想,是中国农民要奔向城市过幸福生活的梦想。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县、镇发展,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梦想。
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解读,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镇化推进的重点是将农业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
“过去我们听‘城市化’太多,以为农民工都需要如拉美国家那样,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其实这早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在于“县镇化”,而非“大、中城市化”。只有2000多个县、16000多个镇建设成为新县镇,才可能容纳数以亿计的新生代农民工转移、搬迁,成为新市民。
“新生代农民工的最终归属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他们将是新县镇的主人、建设者。他们在县镇有住房、有保障、有工作,为此将可以离别荡秋千式的打工方式。而他们的父母、故乡就在四周的农村,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往返。”胡靖畅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到新市民有多远?这需要丈量,需要用各种制度设计来缩短。
3200万人口中80%在农村,近800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城乡居民收入比达4∶1——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缩影。
2007年6月7日,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今即将行满三周年。
一场打破城乡樊篱大幕正在这里逐步拉开。
“今年将重点破解农民工进城‘落地生根’问题。”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说。
早在1月28日召开的重庆农村工作会议上,市长黄奇帆就表示,2010年,重庆将引导和帮助300万农民工变身市民。
根据规划,重庆将在2012年以前统一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到2020年,逐步引导1000万农民工及家属进城变市民,城镇化率从46%提高到70%。
为此,重庆将进一步放宽户籍限制、降低农民工进城门槛,按照主城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分类,为农民制订阶梯式宽松户籍政策,吸纳有条件的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
徐强特别强调,全市将选择105个中心镇作为吸纳农民工重点平台,通过整合资源,在户籍、土地、公共产品、农民社区管理等领域,进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点。
与户籍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土地改革。徐强介绍,林地、承包地、宅基地、宅基地房屋、集体建设用地确权,是今年土地改革的要点之一。“产权明晰之后,一方面还权赋能,维护农民权益;另一方面,城乡不同户籍背后所捆绑的利益机制将得以打通,有利于建立起明晰、合理等值的农地流转退出机制。”徐强说。
千方百计做到让其或在城镇安身立命,或在城乡间来去自如——这是重庆为新生代农民工承诺的未来。这也或将成为求解这道“中国难题”的答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