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采用系统与生态的分析理念和方法，系统解析了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发展建设的特点与优势；归纳演绎出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治理的有效路径：选择具有发展优势的种子，营造适宜组织成长发展的环境，把握科技与社会发展多种催化因素，建立研究合作的共同交流与联系，形成组织发展演进（约束）的正循环。为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线索”。
关键词：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治理；有效路径
大学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主力军。促进跨学科组织的成长发展，获取跨学科研究合作的协同效应，是大学跨学科组织战略层面关注的重要课题。然而，由于大学传统的学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主要从知识层面强调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渗透关系，缺乏在组织层面的系统执行架构和运行机制，对跨学科组织的立足和发展缺乏支撑力和推动力，影响和阻碍了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发展建设。已有研究表明，大学跨学科组织具有生态属性的生态化发展趋势，它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其成长与发展也是一个类似的生态式演进过程。因此，文章采用系统与生态的分析理念和方法，以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为例，从建设实践层面解析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成长与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提供新的视野和探索路径。
一、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概述
大学跨学科组织主要涉及两门及以上学科领域的交叉。不同学科领域彼此相对独立，但又密切联系。其在研究组成要素、研究对象的组织层次、结构和功能、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具有与生态系统很高的相似性[1]，是一个类生态系统。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就是为了解决复杂的科技、社会问题和促进学科持续发展，学科组织、团队或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生态学的思维和原理，以多学科知识的耦合为基础，以问题解决、知识与价值传递为纽带，以共同演进①为目标，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各种资源的交换，与其相关联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科组织、团队或个体共同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具有松散动态结构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具有复杂系统性、强烈开放性、复杂动态性、自循环特征和共同演进趋势。
大学跨学科组织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系统，时刻与环境保持着人才、信息、资金和科研平台等物质方面的交流，并通过与环境非线性②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中各种生态因子 （指对大学跨学科组织的成长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条件和要素） 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跨学科组织内部不同研究单元（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科、团队或个人） 的发展乃至整个组织系统的发展演进。在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成长发展过程中，种子、适宜的条件、催化因素、自我发展等配套机制4个条件缺一不可，静态表现为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生态环境，动态体现为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生态机制。
二、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一个生态系统发展分析框架
在世界大学跨学科研究领域，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已经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尤其是开启了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在生命科学跨学科研究领域已成为一个著名“品牌”[2]。通过分析“Bio-X”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和建设实践，其形成与发展既有“种子”（少数关键学科组织及个体） 和“催化因素”（生命科学与物理、化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趋势等） 的作用，也离不开适宜的“土壤”（环境） 以及“自我发展机制等配套因素”（建立共同交流联系与研究合作关系网络等） 的作用。
（一） 选择具有发展优势的种子
跨学科组织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需要“种子”。“种子”是组织系统的主导力量和发展优势。“Bio-X”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印证了这些观点。其成长发展的“种子”包括了创立人之一的发生生物学及生物化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史普帝教授（James Spudich），作为Bio-X的重要发起核心成员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Steve Chu） 教授，以及来自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人文社科与理学院（H&S） 及医学院等一批创新的专家教授及其主持的实验室和研究项目。[3] 如朱棣文教授主持的单一生物巨分子的性质、粒腺体中的转译过程、神经末梢囊胞的融合等等研究领域、研究项目与学科带头人，为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提供了“胚芽”，奠定了研究中心成长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这些具有发展优势的“种子”平衡、稳定地生长发育，对研究中心发展成为当今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是研究中心系统繁衍、发展和演进的基石。
（二） 营造适宜组织成长发展的环境
生态系统的衍生需要有适宜的环境。生物体靠DNA决定自己如何从外界吸收养分，并在适应环境的前提下得以发展。对跨学科组织而言，适应环境是一种生存选择，改造环境、改善与环境的关系则是跨学科组织的动态发展的重要体现。大学跨学科组织只有通过有利于“种子”成长的环境促进，才能实现成为“参天大树”的可能。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环境就是政府和大学为跨学科组织产生、生存和发展提供的政策、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必需条件。研究中心良好的自然条件，优良、丰富的人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行政和资源支持，创新与创业的文化理念等环境因素对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
1.良好的自然条件。斯坦福大学位于北加州旧金山和圣荷西 （San Jose） 之间硅谷 （Silicon Valley）的心脏地带，地处旧金山湾优越的地理条件，拥有便利的交通，快捷的通讯，优良、丰富又具有流动性的高科技人才资源。这一切都营造出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科技环境，容易吸引人们来到此地工作、生活。
2.优良、丰富的人才优势。研究中心以斯坦福大学和各部门优势为基础，搭建不同独立学科之间的桥梁，并向研究中心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研究所需的优秀资源和设施。中心建立初期，参与合作的研究人员涵盖了相关专业、科系的教授达200多人以上。目前研究中心已有350多名教职工，他们分别来自60多个生命科学或生物技术的重要研究团队。[4] 3.完善的基础设施。研究中心基础设施自1999年有了重大进展。2003年，克拉克生物医疗工程及科学中心的启用，标志着研究中心拥有了用于尖端生物科技研究独立的跨学科研究平台。该中心大楼设施完善，拥有电子显微镜、液相层析仪、核磁共振影像设备及大量平行运算计算机等，以应付生物细部显像、生物信息处理；拥有特殊设计的多媒体影音室，天花板、地板、四壁全是平面显示器，使教学人员仿佛置身真实细胞、动脉或组织当中。此外，研究中心还拥有派克电机研究中心、盖茨计算机科学中心、生物科学大楼等核心研究系所的基础设施。[5]
4.有效的行政和资源支持。跨学科研究计划当年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斯坦福大学教务长Rice和副教务长Kruger的支持，成立了由多个不同学科领域教授组成的筹划委员会，取得了建设资金和政策制度上的支持。同时，研究中心的发展还获得学校内部的科研拨款，并吸引了大量的校外捐赠与资助。丰厚的研究经费保证了研究中心的良好运行。
5.创新与创业的文化理念。研究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倡导的创新与创业的校园文化。计划之所以取名为Bio-X，是源于创立之初就希望该计划结合不同学科的专精人才在生物医学、生物物理、生物工程等领域进行具有风险的开创性研究。研究中心所蕴涵的甘冒风险、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就构成其成长发展的“软件”。
（三） 把握科技与社会发展多种催化因素
在新世纪到来之时，生物科技的进步已经越来越依赖来自不同领域专业人才的贡献与合作。面对边界越来越模糊的生命科学，如何调整既有架构，如何有效整合不同领域的人才及资源，开展整合性计划，成为众多美国顶尖大学及研究机构探索研究的重要问题。1998年斯坦福大学一批来自发生生物学及生物化学领域、物理学领域、工程学院、人文社科与理学院 （H&S） 以及医学院等系所的学科带头人，提出在生物医学、生物物理、生物工程等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构想，发起了跨学院、跨科系的“Bio-X跨学科研究计划”。进入21世纪，生物科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后基因组、基于同步辐射的结构生物学、单分子测量、纳米技术、脑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多学科交叉的共同研究和参与。再则，近代生物科学已是新的高科技产业的滋生基地，需要得到其它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支持。未来生命科学的重点突破将越来越依赖于生物学和物理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等多学科的交融。可见，研究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生命科学知识领域不断发展、科技发展与创新研究范式发生转型，以及其他大学关于生物科学交叉综合性计划逐渐建立等多个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催化因素作为研究中心形成的“催化剂”，为其成长发展提供了能量与契机，打破了组织系统的平衡与寂静，启动了整个跨学科研究计划系统发展的连锁反应。
（四） 建立研究合作的共同交流与联系
研究中心创新与创业的组织文化深深扎根于斯坦福大学竞争、合作、自由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为了让来自不同科系、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及研究人员，能够在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当中随时不期而遇、展开跨学科研究的对话，研究中心的克拉克中心大楼与派克电机研究中心、盖茨计算机科学中心、生物科学大楼、化工系、化学系及医学院集中分布在10分钟的路程范围之内。如此毗邻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促进科学家及研究人员的交往，建立共同的联系，增进信息、知识在组织中的传播与交流，有助于人们围绕某一行业、专业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非正式组织团体，形成跨学科研究合作关系网络。这种地理空间上的临近性，还能更好地体现竞争与合作的相融。与此同时，克拉克中心大楼灵活可变和开放共享的实验室，每周3次的跨学科交流研讨会制度等等有效的跨学科合作交流平台和网络，起着一定的传播和推广新知识、新技术的中介作用，可增强不同研究单元的相互影响、相互协同、相互促进，进而产生跨学科组织集群效应，推动各研究单元乃至整个研究中心组织系统的发展演进。
（五） 形成组织发展演进（约束）的正循环
在选择了具有发展优势的研究领域、项目、学科带头人等“种子”和良好的环境之后，借助相关催化因素的刺激与促进，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组织系统得以形成。继而，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构建并逐步实施了系列有效促进组织系统发展演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管理体制上，研究中心是学校领导负责下的独立科研机构，由负责科研和研究生政策的副教务长直接分管研究中心；其内部管理实施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下设项目负责人。主任对项目负责人只行使监督职责而非完全的行政管理。项目负责人直接对主任负责，负责和管理研究项目的具体运行。研究中心设立了生物科学跨学科顾问委员会、学科领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其中，顾问委员会由来自企业的执行官、风险投资者以及科学家组成，全权负责研究中心的学术、财政和宣传，他们对现实的需求有相对较好地把握，往往能够给跨学科研究提供战略性指导；学科领导委员会由斯坦福大学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主要为Bio-X确定未来2-3年的研究主题；执行委员会由副教务长、研究中心主任和项目负责人组成，负责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具体机制，来支持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项目、跨学科教育和跨学科创新行动的实现。[6]
在运行机制上，研究中心主要通过建立内部研究项目资助制度，实施面向现实需求、面向问题的，以跨学科行动项目 （Bio-X Interdisciplinary Initiatives Program，简称IIP） 为核心的各种跨学科研究项目（包括高级研究员项目、跨学科启动项目、研究生学术会议补贴项目、本科生研究奖励项目等） 来推动跨学科研究及研究中心的发展。[7] 同时，还通过发展与产业界的研究合作关系，实施企业感兴趣的研究项目和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等策略，积极获取一些重大需求或问题的相关信息以及产业界的资金支持，如设立Bio-X合作论坛等，以促进跨学科研究。
可见，研究中心形成后，为促进组织系统不断成长发展，建立实施了系列有助于组织系统发展演进的有效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推动其继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资源交换，不断寻求具有发展优势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 （种子），积极寻找研究合作伙伴，包括适当的投资者、研究合作者，从而使组织规模逐渐增大，研究资源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延伸，组织边界不断模糊、扩展。在与环境不断适应、耦合的过程中，研究中心不同研究单元之间相互协同、相互依赖、相互合作，跨学科研究计划组织系统的运行越来越良性化、扩张能力越来越强、竞争能力和优势不断提高，研究中心得以快速、稳定地发展。但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以及同类 / 非同类跨学科组织/计划的竞争，又成为研究中心发展与系统演进的限制因素。由此，形成了整个跨学科研究计划系统发展演进 （约束） 的正循环。 三、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治理有效路径
所谓治理，一般是指在一个大型实体内的各单位之间进行权力与职能划分、单位之间的沟通与控制方式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8] 文章基于“Bio-X”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和建设实践，立足“知识-社会-环境”系统的视角，采用系统生态方法思考大学跨学科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提出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治理的有效路径，即：选择具有发展优势的种子，营造适宜组织成长发展的环境，把握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多种催化因素，建立研究合作的共同交流与联系，形成组织发展演进 （约束） 的正循环，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真正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发展、进化的系统。它是从一个小的系统开始“自然发展”并不断衍生、发展、壮大。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错综复杂且细微平衡的关系，并通过一定的自我调整，渐进式自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大学跨学科组织的成长发展与系统演进就是一个生态治理的自我发展演进过程：即是从一些优良的“种子”开始，通过营造和维持良好的环境，先培育一个个小型的“系统”，使它平衡、稳定地生长发育，成为繁衍整个跨学科组织系统的基石，再历经长时间的呵护、培育，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才得以形成、发展。在其整个系统发展演进过程中，适宜的环境条件促使具有竞争优势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在吸收来自相互关联的不同学科领域的“水分和营养”后，组织进一步成长；而后通过进一步吸引其他不同学科领域、研究领域、组织的创意、人才、资金，组织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组织系统的价值和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其间，一系列科学、技术、社会、政府等催化因素的刺激与促发，促使组织系统 （包含系统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同研究单元） 不断选择环境、适应环境，并在与环境互动和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组织创新与变革，推动组织系统迅速发展，实现整个组织系统的共同演进。
对照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与管理实践，不难发现，我国政府和大学虽然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但由于受传统线形思维的束缚，传统机械组合、线形堆叠的“组装式”发展模式缺乏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内在规律及其外在环境的认识与把握，不适合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的内在发展规律，往往收效甚微。因此，积极从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生态规律及其与环境的适应性入手，以整体论与系统生态观全面思考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生态环境与生态机制，有助于促进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推动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巨大潜力转变为跨学科研究的巨大优势。
注释：
①共同演进或称为协同进化、共同进化（Co-evolution，concerted evolution，synergetic evolution），源于生物学。
②所谓非线性指的是系统输出与输入不成线性关系，即系统内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等于各要素单独作用的累加，可能出现不同于“线性叠加”的增益或减损。
参考文献：
[1] 王梅.基于生态原理的学科协同进化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9.36.
[2][6][7] 陈勇,邹晓东,陈艾华等.促进跨学科研究的有效组织模式研究——基于斯坦福大学Bio-x跨学科研究计划的分析及启示[J].科学学研究,2010（3）.
[3][4][5] 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门户网站,Bio-x Stanford University. About Bio-x [EB/OL]. http://biox.Stanford.edu/.
[8] [美]弗雷德里克·E·博德斯顿著.管理今日大学——为了活力、变革与卓越之战略[M].王春春,赵炬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1.
（责任编辑 陈志萍）
关键词：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治理；有效路径
大学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主力军。促进跨学科组织的成长发展，获取跨学科研究合作的协同效应，是大学跨学科组织战略层面关注的重要课题。然而，由于大学传统的学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主要从知识层面强调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渗透关系，缺乏在组织层面的系统执行架构和运行机制，对跨学科组织的立足和发展缺乏支撑力和推动力，影响和阻碍了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发展建设。已有研究表明，大学跨学科组织具有生态属性的生态化发展趋势，它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其成长与发展也是一个类似的生态式演进过程。因此，文章采用系统与生态的分析理念和方法，以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为例，从建设实践层面解析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成长与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提供新的视野和探索路径。
一、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概述
大学跨学科组织主要涉及两门及以上学科领域的交叉。不同学科领域彼此相对独立，但又密切联系。其在研究组成要素、研究对象的组织层次、结构和功能、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具有与生态系统很高的相似性[1]，是一个类生态系统。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就是为了解决复杂的科技、社会问题和促进学科持续发展，学科组织、团队或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生态学的思维和原理，以多学科知识的耦合为基础，以问题解决、知识与价值传递为纽带，以共同演进①为目标，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各种资源的交换，与其相关联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科组织、团队或个体共同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具有松散动态结构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具有复杂系统性、强烈开放性、复杂动态性、自循环特征和共同演进趋势。
大学跨学科组织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系统，时刻与环境保持着人才、信息、资金和科研平台等物质方面的交流，并通过与环境非线性②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中各种生态因子 （指对大学跨学科组织的成长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条件和要素） 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跨学科组织内部不同研究单元（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科、团队或个人） 的发展乃至整个组织系统的发展演进。在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成长发展过程中，种子、适宜的条件、催化因素、自我发展等配套机制4个条件缺一不可，静态表现为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生态环境，动态体现为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生态机制。
二、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一个生态系统发展分析框架
在世界大学跨学科研究领域，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已经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尤其是开启了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在生命科学跨学科研究领域已成为一个著名“品牌”[2]。通过分析“Bio-X”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和建设实践，其形成与发展既有“种子”（少数关键学科组织及个体） 和“催化因素”（生命科学与物理、化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趋势等） 的作用，也离不开适宜的“土壤”（环境） 以及“自我发展机制等配套因素”（建立共同交流联系与研究合作关系网络等） 的作用。
（一） 选择具有发展优势的种子
跨学科组织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需要“种子”。“种子”是组织系统的主导力量和发展优势。“Bio-X”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印证了这些观点。其成长发展的“种子”包括了创立人之一的发生生物学及生物化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史普帝教授（James Spudich），作为Bio-X的重要发起核心成员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Steve Chu） 教授，以及来自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人文社科与理学院（H&S） 及医学院等一批创新的专家教授及其主持的实验室和研究项目。[3] 如朱棣文教授主持的单一生物巨分子的性质、粒腺体中的转译过程、神经末梢囊胞的融合等等研究领域、研究项目与学科带头人，为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提供了“胚芽”，奠定了研究中心成长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这些具有发展优势的“种子”平衡、稳定地生长发育，对研究中心发展成为当今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是研究中心系统繁衍、发展和演进的基石。
（二） 营造适宜组织成长发展的环境
生态系统的衍生需要有适宜的环境。生物体靠DNA决定自己如何从外界吸收养分，并在适应环境的前提下得以发展。对跨学科组织而言，适应环境是一种生存选择，改造环境、改善与环境的关系则是跨学科组织的动态发展的重要体现。大学跨学科组织只有通过有利于“种子”成长的环境促进，才能实现成为“参天大树”的可能。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环境就是政府和大学为跨学科组织产生、生存和发展提供的政策、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必需条件。研究中心良好的自然条件，优良、丰富的人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行政和资源支持，创新与创业的文化理念等环境因素对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
1.良好的自然条件。斯坦福大学位于北加州旧金山和圣荷西 （San Jose） 之间硅谷 （Silicon Valley）的心脏地带，地处旧金山湾优越的地理条件，拥有便利的交通，快捷的通讯，优良、丰富又具有流动性的高科技人才资源。这一切都营造出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科技环境，容易吸引人们来到此地工作、生活。
2.优良、丰富的人才优势。研究中心以斯坦福大学和各部门优势为基础，搭建不同独立学科之间的桥梁，并向研究中心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研究所需的优秀资源和设施。中心建立初期，参与合作的研究人员涵盖了相关专业、科系的教授达200多人以上。目前研究中心已有350多名教职工，他们分别来自60多个生命科学或生物技术的重要研究团队。[4] 3.完善的基础设施。研究中心基础设施自1999年有了重大进展。2003年，克拉克生物医疗工程及科学中心的启用，标志着研究中心拥有了用于尖端生物科技研究独立的跨学科研究平台。该中心大楼设施完善，拥有电子显微镜、液相层析仪、核磁共振影像设备及大量平行运算计算机等，以应付生物细部显像、生物信息处理；拥有特殊设计的多媒体影音室，天花板、地板、四壁全是平面显示器，使教学人员仿佛置身真实细胞、动脉或组织当中。此外，研究中心还拥有派克电机研究中心、盖茨计算机科学中心、生物科学大楼等核心研究系所的基础设施。[5]
4.有效的行政和资源支持。跨学科研究计划当年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斯坦福大学教务长Rice和副教务长Kruger的支持，成立了由多个不同学科领域教授组成的筹划委员会，取得了建设资金和政策制度上的支持。同时，研究中心的发展还获得学校内部的科研拨款，并吸引了大量的校外捐赠与资助。丰厚的研究经费保证了研究中心的良好运行。
5.创新与创业的文化理念。研究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倡导的创新与创业的校园文化。计划之所以取名为Bio-X，是源于创立之初就希望该计划结合不同学科的专精人才在生物医学、生物物理、生物工程等领域进行具有风险的开创性研究。研究中心所蕴涵的甘冒风险、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就构成其成长发展的“软件”。
（三） 把握科技与社会发展多种催化因素
在新世纪到来之时，生物科技的进步已经越来越依赖来自不同领域专业人才的贡献与合作。面对边界越来越模糊的生命科学，如何调整既有架构，如何有效整合不同领域的人才及资源，开展整合性计划，成为众多美国顶尖大学及研究机构探索研究的重要问题。1998年斯坦福大学一批来自发生生物学及生物化学领域、物理学领域、工程学院、人文社科与理学院 （H&S） 以及医学院等系所的学科带头人，提出在生物医学、生物物理、生物工程等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构想，发起了跨学院、跨科系的“Bio-X跨学科研究计划”。进入21世纪，生物科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后基因组、基于同步辐射的结构生物学、单分子测量、纳米技术、脑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多学科交叉的共同研究和参与。再则，近代生物科学已是新的高科技产业的滋生基地，需要得到其它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支持。未来生命科学的重点突破将越来越依赖于生物学和物理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等多学科的交融。可见，研究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生命科学知识领域不断发展、科技发展与创新研究范式发生转型，以及其他大学关于生物科学交叉综合性计划逐渐建立等多个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催化因素作为研究中心形成的“催化剂”，为其成长发展提供了能量与契机，打破了组织系统的平衡与寂静，启动了整个跨学科研究计划系统发展的连锁反应。
（四） 建立研究合作的共同交流与联系
研究中心创新与创业的组织文化深深扎根于斯坦福大学竞争、合作、自由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为了让来自不同科系、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及研究人员，能够在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当中随时不期而遇、展开跨学科研究的对话，研究中心的克拉克中心大楼与派克电机研究中心、盖茨计算机科学中心、生物科学大楼、化工系、化学系及医学院集中分布在10分钟的路程范围之内。如此毗邻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促进科学家及研究人员的交往，建立共同的联系，增进信息、知识在组织中的传播与交流，有助于人们围绕某一行业、专业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非正式组织团体，形成跨学科研究合作关系网络。这种地理空间上的临近性，还能更好地体现竞争与合作的相融。与此同时，克拉克中心大楼灵活可变和开放共享的实验室，每周3次的跨学科交流研讨会制度等等有效的跨学科合作交流平台和网络，起着一定的传播和推广新知识、新技术的中介作用，可增强不同研究单元的相互影响、相互协同、相互促进，进而产生跨学科组织集群效应，推动各研究单元乃至整个研究中心组织系统的发展演进。
（五） 形成组织发展演进（约束）的正循环
在选择了具有发展优势的研究领域、项目、学科带头人等“种子”和良好的环境之后，借助相关催化因素的刺激与促进，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组织系统得以形成。继而，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构建并逐步实施了系列有效促进组织系统发展演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管理体制上，研究中心是学校领导负责下的独立科研机构，由负责科研和研究生政策的副教务长直接分管研究中心；其内部管理实施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下设项目负责人。主任对项目负责人只行使监督职责而非完全的行政管理。项目负责人直接对主任负责，负责和管理研究项目的具体运行。研究中心设立了生物科学跨学科顾问委员会、学科领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其中，顾问委员会由来自企业的执行官、风险投资者以及科学家组成，全权负责研究中心的学术、财政和宣传，他们对现实的需求有相对较好地把握，往往能够给跨学科研究提供战略性指导；学科领导委员会由斯坦福大学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主要为Bio-X确定未来2-3年的研究主题；执行委员会由副教务长、研究中心主任和项目负责人组成，负责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具体机制，来支持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项目、跨学科教育和跨学科创新行动的实现。[6]
在运行机制上，研究中心主要通过建立内部研究项目资助制度，实施面向现实需求、面向问题的，以跨学科行动项目 （Bio-X Interdisciplinary Initiatives Program，简称IIP） 为核心的各种跨学科研究项目（包括高级研究员项目、跨学科启动项目、研究生学术会议补贴项目、本科生研究奖励项目等） 来推动跨学科研究及研究中心的发展。[7] 同时，还通过发展与产业界的研究合作关系，实施企业感兴趣的研究项目和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等策略，积极获取一些重大需求或问题的相关信息以及产业界的资金支持，如设立Bio-X合作论坛等，以促进跨学科研究。
可见，研究中心形成后，为促进组织系统不断成长发展，建立实施了系列有助于组织系统发展演进的有效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推动其继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资源交换，不断寻求具有发展优势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 （种子），积极寻找研究合作伙伴，包括适当的投资者、研究合作者，从而使组织规模逐渐增大，研究资源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延伸，组织边界不断模糊、扩展。在与环境不断适应、耦合的过程中，研究中心不同研究单元之间相互协同、相互依赖、相互合作，跨学科研究计划组织系统的运行越来越良性化、扩张能力越来越强、竞争能力和优势不断提高，研究中心得以快速、稳定地发展。但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以及同类 / 非同类跨学科组织/计划的竞争，又成为研究中心发展与系统演进的限制因素。由此，形成了整个跨学科研究计划系统发展演进 （约束） 的正循环。 三、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治理有效路径
所谓治理，一般是指在一个大型实体内的各单位之间进行权力与职能划分、单位之间的沟通与控制方式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8] 文章基于“Bio-X”研究中心的成长发展和建设实践，立足“知识-社会-环境”系统的视角，采用系统生态方法思考大学跨学科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提出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治理的有效路径，即：选择具有发展优势的种子，营造适宜组织成长发展的环境，把握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多种催化因素，建立研究合作的共同交流与联系，形成组织发展演进 （约束） 的正循环，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真正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发展、进化的系统。它是从一个小的系统开始“自然发展”并不断衍生、发展、壮大。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错综复杂且细微平衡的关系，并通过一定的自我调整，渐进式自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大学跨学科组织的成长发展与系统演进就是一个生态治理的自我发展演进过程：即是从一些优良的“种子”开始，通过营造和维持良好的环境，先培育一个个小型的“系统”，使它平衡、稳定地生长发育，成为繁衍整个跨学科组织系统的基石，再历经长时间的呵护、培育，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才得以形成、发展。在其整个系统发展演进过程中，适宜的环境条件促使具有竞争优势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在吸收来自相互关联的不同学科领域的“水分和营养”后，组织进一步成长；而后通过进一步吸引其他不同学科领域、研究领域、组织的创意、人才、资金，组织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组织系统的价值和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其间，一系列科学、技术、社会、政府等催化因素的刺激与促发，促使组织系统 （包含系统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同研究单元） 不断选择环境、适应环境，并在与环境互动和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组织创新与变革，推动组织系统迅速发展，实现整个组织系统的共同演进。
对照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与管理实践，不难发现，我国政府和大学虽然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但由于受传统线形思维的束缚，传统机械组合、线形堆叠的“组装式”发展模式缺乏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内在规律及其外在环境的认识与把握，不适合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的内在发展规律，往往收效甚微。因此，积极从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生态规律及其与环境的适应性入手，以整体论与系统生态观全面思考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生态环境与生态机制，有助于促进我国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推动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巨大潜力转变为跨学科研究的巨大优势。
注释：
①共同演进或称为协同进化、共同进化（Co-evolution，concerted evolution，synergetic evolution），源于生物学。
②所谓非线性指的是系统输出与输入不成线性关系，即系统内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等于各要素单独作用的累加，可能出现不同于“线性叠加”的增益或减损。
参考文献：
[1] 王梅.基于生态原理的学科协同进化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9.36.
[2][6][7] 陈勇,邹晓东,陈艾华等.促进跨学科研究的有效组织模式研究——基于斯坦福大学Bio-x跨学科研究计划的分析及启示[J].科学学研究,2010（3）.
[3][4][5] 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研究中心门户网站,Bio-x Stanford University. About Bio-x [EB/OL]. http://biox.Stanford.edu/.
[8] [美]弗雷德里克·E·博德斯顿著.管理今日大学——为了活力、变革与卓越之战略[M].王春春,赵炬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1.
（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