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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电影战线上有一位非常值得人们怀念的老演员，他默默无闻地从事电影工作四十余年，成绩卓著。当我们列出他主演的影片，解放前有《新闺怨》《农家乐》《青山翠谷》《春归何处》，解放后有《天罗地网》《沙漠里的战斗》《金沙江畔》《春满人间》……以及他主配的译制片：在《伟大的公民》中为沙霍夫配音，在《乌克兰诗人——舍普琴科》中为舍普琴科配音，在《警察局长的自白》中为警察局长配音，在《蛇》中为苏联克格勃头子配音……看到这一长串的影片，人们也许会很快联想到他，一位出色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用生动的银幕形象，用他善于刻划人物的声音征服着观众的心灵。他就是值得我们深深怀念的卫禹平。
卫禹平原名潘祖训，祖籍浙江绍兴人，出生于绍兴名门大户潘家。他1920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后随父母亲一同返回祖国。1938年，18岁的他在汉口参加了抗敌演剧二队，后又加入旅港剧人协会。1942年还进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在上海参加演出话剧、拍摄电影；解放后成为上海电影演员剧团演员、上影厂导演。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年—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表彰他对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1973年调译制厂任译制导演、配音演员。我有幸在译制厂遇到这位前辈和他一起工作，得到他的指导和培养，很多往事让我记忆犹新。
“没事，配音死不了人”
卫禹平调到译制片厂后担任演员组组长，从那以后我们大家都称呼他老卫。他平易近人关心着每一个人，特别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总希望年轻人尽快独当一面、挑大梁。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把我们推上第一线。当时厂里已决定让我担任译制导演工作，除老厂长陈叙一带着我，我还和老卫合作导演过多部译制片。我们一起搞配音剧本，查资料，分析戏，定配音演员。最后他总把我推到第一线，在实录棚担任执行导演。他说：“你们年轻人要多实践，大胆上，没事，配音死不了人，出不了大问题，不行我们可以补戏重来，最后还有老厂长陈叙一把关哪！”
文革后我国搞的第一个电影周是日本电影周，有三部影片《望乡》《追捕》《狐狸的故事》，我和老卫担任《望乡》的译制导演工作，最后实录时老卫又把我推上第一线，在实录棚执行演员配音工作，他在实录棚外的演员休息间听棚里的录音。这个戏演员配音的感情色彩特别浓，很多生死离别的场面。记得当时录小阿崎（刘广宁配音）和哥哥分别时有一场感情戏，小刘哭得很真切，我很满意；可小刘提出再录一次，我顺从演员的意见再录了一次。休息时，老卫对我说：“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注意，你自己心里有底，如果感觉好就别再重录了，哭、笑这种感情强烈的戏，不能多录，一定要见好就收，不然演员会哭得很干，笑得很假。”老卫就是这样在关键时会提醒你，指导你。
《望乡》最后有一场阿崎婆和女记者分别的戏，两个人抱头痛哭。特别是阿崎婆这一辈子没有遇见过像女记者这样关心自己的好人，离别时那哭声凄惨多变，原片演员演得非常出色，哭声十分动人。老配音演员赵慎之为阿崎婆的配音也十分动情，最后那场哭泣声长达近2分钟，我决定借原片演员的哭声。反复听了原片的哭声，发现老赵的声音比原片亮了一些，所以我要求老赵在声音处理上尽量带点沙哑声和原片哭声靠近，并请录音师录音时把老赵的高音拉掉些，加大低音，这样过渡，使两位演员的声音比较接近，过渡到原片的哭声。这个做法得到老卫的肯定，他对我说：“搞艺术，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创造，只要符合艺术规律就行。”给我的是鼓励。
真没有想到《望乡》公映后，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文革刚过，极左思潮尚很流行。有一天上班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你们是上译厂吗？怎么可以译制《望乡》这种描写妓女生活的电影来毒害青少年，你们这是在犯罪！”我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她说：我是上海妇联，作为领导，我有权关心妇女儿童的心灵健康。我向这位妇联领导作了一番解释：我们只是一个加工单位，下达搞日本电影周是文化部、中影公司的决定。对方恨恨地说：反正你们是犯罪，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把电话的内容告诉老卫，老卫笑笑：“行啊，再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们俩挨喷气式的批斗就行。”
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写了一篇“怎样看《望乡》”的影评文章，第二天一早就给老卫看。老卫认真看完后说：“这样好，让观众有个正确的看法，理解影片反日本军国主义这个鲜明的主题。”有两处提法让我斟酌一下。当天我就把稿子发了出去，没想到第三天就见报了（文汇报），接着就不断收到来信、来电，影迷们叙述了对影片的种种看法。
在以后的日子，我和老卫又合作了多部影片，他都把我往第一线上推，不断地得到他的提醒和鼓励，他的心愿是让我们快点成长。
“搞艺术，不读书是不行的”
老卫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位极其严肃认真的人，这在电影圈里是有口皆碑的，他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我和他的相处是在译制厂，他除了担任译制导演工作外，还参加了大量的配音工作。无论戏多戏少，他都一视同仁，主角自不必说，就是次要角色，哪怕群众戏，每句台词都要念上几十遍。记得在为意大利影片《警察局长的自白》配音时，他主配警察局长，台词不仅多，而且节奏特别快，为了找准口型，把握人物的情绪、节奏，他反复排戏认真准备，这部电影拍摄手法上带有纪实性，很多戏从画外跳进画面，抓人物的口型，节奏难度特别大。他一个人关在小放映间里反复排戏，我去看他的台词本几乎每句台词下面都有很多音乐的符号，停顿、休止符、停几拍、进画、出画，用音乐符号记住停顿、间隙，从而准确把握住警察局长情绪节奏感。老卫就因为这样严肃认真地对待创作，最后在银幕上给广大观众带来一个完全符合原片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维护正义的警察局长。这部影片公映后我们收到很多观众来信称赞老卫的配音。老卫配的警察局长和毕克在戏中配的检察官，可以算是译制片的精品。后来老卫又在法国故事片《蛇》中出色地完成为剧中的苏联克格勃头子的配音……这个冷血动物那瘆人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们记忆之中。
他在工作中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他可贵的人品。他常说：“在录音之前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充分，我们不能在棚里影响别人的戏。”他十分尊重别人的创作，他担任导演在实录棚里特别注意保护演员的创作情绪，总以鼓励、启发的方式来调动演员的创作激情，这些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好榜样。 老卫的好学、博学也是我们年轻演员的楷模。每接一部影片他都要认真地查史料，尽可能寻找有关资料来加深对影片的理解。我们一起执导墨西哥故事片《在那些年代里》，他开了一批书目，我去电影局资料馆借了墨西哥史、华雷士总统的生平，又查阅拿破仑二世入侵墨西哥那段历史，因为影片是讲华雷士总统反对外来入侵的这段历史。在搞影片《悲惨世界》时，我们重读了雨果这部小说，又查阅了各国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在搞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时又借来有关卓别林的评传……总之，每搞一部影片，译制导演必须做到心中有数。这里必须提上一笔，至今我们都十分感谢当年在电影局资料馆工作的徐大雯老师（谢晋导演的夫人），她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我一直记得老卫对我说的：“译制厂是一个学习长知识的好地方，搞一部电影就是一次学习的机会，这里不仅能学习各国的电影艺术，还能学习世界史，了解人类的发展史。我很喜欢这项工作。”他常告诫我：“知识是无穷尽的，只有靠不间断地积累。”
这些教导对我十分有价值。回想起来，我读书最多、最杂也是在译制厂工作这个阶段。这期间也是我写影评最多的时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说的：“搞艺术，不读书是不行的。”
“这种人不能原谅”
我们这代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也会常常谈及对这场运动的看法。粉碎四人帮以后党提出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让他感到十分欣喜。
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常常聊起很多社会问题。老卫对一种人十分反感，即那些称自己也是“文革”受害者的人。这些人当年打人、把人往死里整、搞打砸抢、占别人的住房，干了很多坏事。老卫说，对这些人一定要有个正确的判断，有的“小将”“毛孩子”一时冲动，受人煽动动手打人，情有可原。而有些人已是成年人，搞“打砸抢”，把人往死里整，这些人绝对不是文革受害者，这些人别有用心，心术不正，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原谅。这些人必须正视自己所犯的错误或是罪行，而且要在行动中真正改正，回到做人起码的原则上来才有希望。这种人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绝不可信，对这种人不清理，绝对是社会的祸害。
老卫是个刚正不阿的人，有一股子牛脾气，所以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他说，我对人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党在任用干部时一定要严加把关。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
老卫是一位有良知的党员，他忧国忧民，为改革开放政策叫好，为很多社会现象忧虑：走后门，拉关系，一切向钱看，社会公德被冲击，社会诚信遭破坏。他为此而忧心忡忡。我至今还十分感怀老卫的这些议论。
“别吸烟”
老卫和很多老一辈演员一样，兴趣爱好广泛，从小就爱运动。他打高尔夫球，打篮球，打乒乓球，拉大提琴。他也吸烟，深知烟对身体有害，也戒过，可后来又吸上了。他开玩笑说：“在这方面自己是个意志不坚分子。”
由于老卫爱体育运动，他来演员组后也带动了我们年轻人。在厂里打乒乓球是最方便的运动，我们这些院校毕业的都会打几下。当时译制厂技术部门的乒乓球打得好，有很多高手，他们很瞧不上我们演员组的球艺。终于在老卫的率领下，一个周末下午，放映组和演员组展开了一场乒乓球对抗赛，这在译制厂挺轰动。老卫对这场比赛也很重视，赛前把我们几个会打乒乓球的找来训练，并对我们说：“一要有信心；二是友谊赛不输房子不输地，放开打；三是一定要讲点战术。”老卫很自然成了我们的领队、高参。比赛很激烈，居然打到2比2平，我最后一个出场，对手小蔡很强，正反手都会拉抽，我一上场和他打对攻，我反手不行，输了第一局。下来后老卫对我面授机宜：“小孙，你不能和他打对攻，他正反手都行，你改变一下打法，他个子不高，你跟他打小球，近台吊他的两个角，多打近网球试试。”
我采取老卫的办法，打小球、近网球，这一改变非常奏效，把小蔡弄蒙了，我很快赢回了一局，老卫不断给我鼓励，我又顺利地拿下第三局，演员组终于以3比2取胜，这把我们乐了好一阵子。
技术部门很不服气，过了半年，组成一支联队和我们演员组又赛了一场，在老卫的指导下，我们居然又胜了这场比赛。小蔡对我们演员组刮目相看，他说：“说心里话，你们演员组的球艺并不怎么样，很臭，可你们老卫太厉害了，他总能找到我们的弱点、要害，攻击我们，你们这位高参军师太厉害了。”老卫也总结我们的优势：“演员一般来讲心态比较好，和演戏一样，上场有一股子冲动，球虽然打得不怎么样，可是能临场发挥打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毛主席说的打乒乓球也要讲辩证法。还得补充一点，我们演员组的啦啦队很出色，小潘（潘我源，配音演员）多带劲，现场的气氛也压倒了对方，我们越打越强，对方越打越气馁。”
后来老卫患上心脏病、中风，很长一段时间在家里养病。当我们去看他时，说话也不太方便了，可只要讲起厂里的工作，又接什么新影片，他都听得十分有兴趣。从他的神情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多么想和大家在一起工作啊！
最后他又患上肺气肿住进华东医院，病情十分严重。我们大家都想多陪陪老卫，我当时负责演员组工作，征得老厂长的同意，在保证厂里生产的情况下，我们排班轮流去陪伴老卫：白天女同志去，晚上男同志去。有一天我去病房，可怜的老卫因为呼吸困难，切开了气管，那天正好吸痰器去清洗，老卫咳嗽很厉害，从气管里喷出的痰液弄得病房全是，他那痛苦的神情让人心酸。我坐在他床边，轻轻地揉他的胸口，他示意让我拿桌边的笔和纸，歪歪扭扭地写下三个字：“别吸烟”。这也是他临终前对我们的最后忠告。
老卫于1988年3月7日清晨5时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才68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可我一直怀念着我们的老卫，他是我从艺生涯中一位值得深深怀念的师长。
卫禹平原名潘祖训，祖籍浙江绍兴人，出生于绍兴名门大户潘家。他1920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后随父母亲一同返回祖国。1938年，18岁的他在汉口参加了抗敌演剧二队，后又加入旅港剧人协会。1942年还进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在上海参加演出话剧、拍摄电影；解放后成为上海电影演员剧团演员、上影厂导演。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年—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表彰他对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1973年调译制厂任译制导演、配音演员。我有幸在译制厂遇到这位前辈和他一起工作，得到他的指导和培养，很多往事让我记忆犹新。
“没事，配音死不了人”
卫禹平调到译制片厂后担任演员组组长，从那以后我们大家都称呼他老卫。他平易近人关心着每一个人，特别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总希望年轻人尽快独当一面、挑大梁。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把我们推上第一线。当时厂里已决定让我担任译制导演工作，除老厂长陈叙一带着我，我还和老卫合作导演过多部译制片。我们一起搞配音剧本，查资料，分析戏，定配音演员。最后他总把我推到第一线，在实录棚担任执行导演。他说：“你们年轻人要多实践，大胆上，没事，配音死不了人，出不了大问题，不行我们可以补戏重来，最后还有老厂长陈叙一把关哪！”
文革后我国搞的第一个电影周是日本电影周，有三部影片《望乡》《追捕》《狐狸的故事》，我和老卫担任《望乡》的译制导演工作，最后实录时老卫又把我推上第一线，在实录棚执行演员配音工作，他在实录棚外的演员休息间听棚里的录音。这个戏演员配音的感情色彩特别浓，很多生死离别的场面。记得当时录小阿崎（刘广宁配音）和哥哥分别时有一场感情戏，小刘哭得很真切，我很满意；可小刘提出再录一次，我顺从演员的意见再录了一次。休息时，老卫对我说：“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注意，你自己心里有底，如果感觉好就别再重录了，哭、笑这种感情强烈的戏，不能多录，一定要见好就收，不然演员会哭得很干，笑得很假。”老卫就是这样在关键时会提醒你，指导你。
《望乡》最后有一场阿崎婆和女记者分别的戏，两个人抱头痛哭。特别是阿崎婆这一辈子没有遇见过像女记者这样关心自己的好人，离别时那哭声凄惨多变，原片演员演得非常出色，哭声十分动人。老配音演员赵慎之为阿崎婆的配音也十分动情，最后那场哭泣声长达近2分钟，我决定借原片演员的哭声。反复听了原片的哭声，发现老赵的声音比原片亮了一些，所以我要求老赵在声音处理上尽量带点沙哑声和原片哭声靠近，并请录音师录音时把老赵的高音拉掉些，加大低音，这样过渡，使两位演员的声音比较接近，过渡到原片的哭声。这个做法得到老卫的肯定，他对我说：“搞艺术，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创造，只要符合艺术规律就行。”给我的是鼓励。
真没有想到《望乡》公映后，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文革刚过，极左思潮尚很流行。有一天上班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你们是上译厂吗？怎么可以译制《望乡》这种描写妓女生活的电影来毒害青少年，你们这是在犯罪！”我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她说：我是上海妇联，作为领导，我有权关心妇女儿童的心灵健康。我向这位妇联领导作了一番解释：我们只是一个加工单位，下达搞日本电影周是文化部、中影公司的决定。对方恨恨地说：反正你们是犯罪，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把电话的内容告诉老卫，老卫笑笑：“行啊，再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们俩挨喷气式的批斗就行。”
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写了一篇“怎样看《望乡》”的影评文章，第二天一早就给老卫看。老卫认真看完后说：“这样好，让观众有个正确的看法，理解影片反日本军国主义这个鲜明的主题。”有两处提法让我斟酌一下。当天我就把稿子发了出去，没想到第三天就见报了（文汇报），接着就不断收到来信、来电，影迷们叙述了对影片的种种看法。
在以后的日子，我和老卫又合作了多部影片，他都把我往第一线上推，不断地得到他的提醒和鼓励，他的心愿是让我们快点成长。
“搞艺术，不读书是不行的”
老卫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位极其严肃认真的人，这在电影圈里是有口皆碑的，他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我和他的相处是在译制厂，他除了担任译制导演工作外，还参加了大量的配音工作。无论戏多戏少，他都一视同仁，主角自不必说，就是次要角色，哪怕群众戏，每句台词都要念上几十遍。记得在为意大利影片《警察局长的自白》配音时，他主配警察局长，台词不仅多，而且节奏特别快，为了找准口型，把握人物的情绪、节奏，他反复排戏认真准备，这部电影拍摄手法上带有纪实性，很多戏从画外跳进画面，抓人物的口型，节奏难度特别大。他一个人关在小放映间里反复排戏，我去看他的台词本几乎每句台词下面都有很多音乐的符号，停顿、休止符、停几拍、进画、出画，用音乐符号记住停顿、间隙，从而准确把握住警察局长情绪节奏感。老卫就因为这样严肃认真地对待创作，最后在银幕上给广大观众带来一个完全符合原片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维护正义的警察局长。这部影片公映后我们收到很多观众来信称赞老卫的配音。老卫配的警察局长和毕克在戏中配的检察官，可以算是译制片的精品。后来老卫又在法国故事片《蛇》中出色地完成为剧中的苏联克格勃头子的配音……这个冷血动物那瘆人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们记忆之中。
他在工作中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他可贵的人品。他常说：“在录音之前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充分，我们不能在棚里影响别人的戏。”他十分尊重别人的创作，他担任导演在实录棚里特别注意保护演员的创作情绪，总以鼓励、启发的方式来调动演员的创作激情，这些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好榜样。 老卫的好学、博学也是我们年轻演员的楷模。每接一部影片他都要认真地查史料，尽可能寻找有关资料来加深对影片的理解。我们一起执导墨西哥故事片《在那些年代里》，他开了一批书目，我去电影局资料馆借了墨西哥史、华雷士总统的生平，又查阅拿破仑二世入侵墨西哥那段历史，因为影片是讲华雷士总统反对外来入侵的这段历史。在搞影片《悲惨世界》时，我们重读了雨果这部小说，又查阅了各国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在搞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时又借来有关卓别林的评传……总之，每搞一部影片，译制导演必须做到心中有数。这里必须提上一笔，至今我们都十分感谢当年在电影局资料馆工作的徐大雯老师（谢晋导演的夫人），她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我一直记得老卫对我说的：“译制厂是一个学习长知识的好地方，搞一部电影就是一次学习的机会，这里不仅能学习各国的电影艺术，还能学习世界史，了解人类的发展史。我很喜欢这项工作。”他常告诫我：“知识是无穷尽的，只有靠不间断地积累。”
这些教导对我十分有价值。回想起来，我读书最多、最杂也是在译制厂工作这个阶段。这期间也是我写影评最多的时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说的：“搞艺术，不读书是不行的。”
“这种人不能原谅”
我们这代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也会常常谈及对这场运动的看法。粉碎四人帮以后党提出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让他感到十分欣喜。
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常常聊起很多社会问题。老卫对一种人十分反感，即那些称自己也是“文革”受害者的人。这些人当年打人、把人往死里整、搞打砸抢、占别人的住房，干了很多坏事。老卫说，对这些人一定要有个正确的判断，有的“小将”“毛孩子”一时冲动，受人煽动动手打人，情有可原。而有些人已是成年人，搞“打砸抢”，把人往死里整，这些人绝对不是文革受害者，这些人别有用心，心术不正，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原谅。这些人必须正视自己所犯的错误或是罪行，而且要在行动中真正改正，回到做人起码的原则上来才有希望。这种人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绝不可信，对这种人不清理，绝对是社会的祸害。
老卫是个刚正不阿的人，有一股子牛脾气，所以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他说，我对人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党在任用干部时一定要严加把关。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
老卫是一位有良知的党员，他忧国忧民，为改革开放政策叫好，为很多社会现象忧虑：走后门，拉关系，一切向钱看，社会公德被冲击，社会诚信遭破坏。他为此而忧心忡忡。我至今还十分感怀老卫的这些议论。
“别吸烟”
老卫和很多老一辈演员一样，兴趣爱好广泛，从小就爱运动。他打高尔夫球，打篮球，打乒乓球，拉大提琴。他也吸烟，深知烟对身体有害，也戒过，可后来又吸上了。他开玩笑说：“在这方面自己是个意志不坚分子。”
由于老卫爱体育运动，他来演员组后也带动了我们年轻人。在厂里打乒乓球是最方便的运动，我们这些院校毕业的都会打几下。当时译制厂技术部门的乒乓球打得好，有很多高手，他们很瞧不上我们演员组的球艺。终于在老卫的率领下，一个周末下午，放映组和演员组展开了一场乒乓球对抗赛，这在译制厂挺轰动。老卫对这场比赛也很重视，赛前把我们几个会打乒乓球的找来训练，并对我们说：“一要有信心；二是友谊赛不输房子不输地，放开打；三是一定要讲点战术。”老卫很自然成了我们的领队、高参。比赛很激烈，居然打到2比2平，我最后一个出场，对手小蔡很强，正反手都会拉抽，我一上场和他打对攻，我反手不行，输了第一局。下来后老卫对我面授机宜：“小孙，你不能和他打对攻，他正反手都行，你改变一下打法，他个子不高，你跟他打小球，近台吊他的两个角，多打近网球试试。”
我采取老卫的办法，打小球、近网球，这一改变非常奏效，把小蔡弄蒙了，我很快赢回了一局，老卫不断给我鼓励，我又顺利地拿下第三局，演员组终于以3比2取胜，这把我们乐了好一阵子。
技术部门很不服气，过了半年，组成一支联队和我们演员组又赛了一场，在老卫的指导下，我们居然又胜了这场比赛。小蔡对我们演员组刮目相看，他说：“说心里话，你们演员组的球艺并不怎么样，很臭，可你们老卫太厉害了，他总能找到我们的弱点、要害，攻击我们，你们这位高参军师太厉害了。”老卫也总结我们的优势：“演员一般来讲心态比较好，和演戏一样，上场有一股子冲动，球虽然打得不怎么样，可是能临场发挥打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毛主席说的打乒乓球也要讲辩证法。还得补充一点，我们演员组的啦啦队很出色，小潘（潘我源，配音演员）多带劲，现场的气氛也压倒了对方，我们越打越强，对方越打越气馁。”
后来老卫患上心脏病、中风，很长一段时间在家里养病。当我们去看他时，说话也不太方便了，可只要讲起厂里的工作，又接什么新影片，他都听得十分有兴趣。从他的神情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多么想和大家在一起工作啊！
最后他又患上肺气肿住进华东医院，病情十分严重。我们大家都想多陪陪老卫，我当时负责演员组工作，征得老厂长的同意，在保证厂里生产的情况下，我们排班轮流去陪伴老卫：白天女同志去，晚上男同志去。有一天我去病房，可怜的老卫因为呼吸困难，切开了气管，那天正好吸痰器去清洗，老卫咳嗽很厉害，从气管里喷出的痰液弄得病房全是，他那痛苦的神情让人心酸。我坐在他床边，轻轻地揉他的胸口，他示意让我拿桌边的笔和纸，歪歪扭扭地写下三个字：“别吸烟”。这也是他临终前对我们的最后忠告。
老卫于1988年3月7日清晨5时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才68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可我一直怀念着我们的老卫，他是我从艺生涯中一位值得深深怀念的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