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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千万以上的人从农村流向城市，这股力量摧毁了对城里人和国企职工的任何人为的制度保护，从而形成了充分竞争的非技能劳动力市场，首先使加工制造业成为中国最发达的产业。
不久前在加拿大参加一个聚会，巧遇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同行刚刚从上海回来。他告诉我，6个月里面去了上海两次。我问他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所住的那个四星级酒店的服务员基本上都换掉了。半年前住在这个酒店里的时候，那里的服务员小姐特别漂亮，但不怎么讲英语，而现在大部分还是很漂亮的小姐，不过都讲了英语。
中国“老板”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位同行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抱怨说，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研究文献里却看不到对这类现象的解释。中国的一个“老板”到底是如何来进行雇工决策的?
这种事情对一个中国“单位”或者“老板”来说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但这个现象放在西方社会里就复杂得让人看不明白了。因为在西方社会里，是稳定而透明的制度或规则说了算，而中国当下往往是竞争说了算。因为没有那样管用的规则，而且这样的规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政治演进过程。中国经济的变化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残酷的竞争。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可能是最纯粹和最巨大的经济变迁。中国与其它计划经济的转型有很多的不一样。最不一样的是，在中国，竞争是压倒一切的“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是千年来缺少商业文明和法制传统的演进结果。一旦解除计划的集权统治，这个经济必然从下面开始迅速走向分散的原始竞争状态。第一重要的是农民的转移
法制和商业文明的缺失影响最大的是社会的最低层人群。至今，最穷的人(农民)那里除了有一块不可转让的土地以外，几乎没有没有真正的、强有力的利益代言人。不出去做工，也难以有别的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即使还依然受制于城乡分割和户籍管制的约束，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还是发生了，而且成为不可阻挡的大现象。
每年有千万以上的年轻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部门不断转移，这股力量很快摧毁了旧体制中对城里人和对国企职工的任何人为的制度保护。这就形成了充分竞争的非技能劳动力市场。这迅速成为经济变革的推动力量，首先使加工制造业成为中国最发达的产业。
我的好友胡景北教授最近发表文章说“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我完全赞同。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很多经济实行自由化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经历了城乡的移民现象。但是，其人口转移的规模都不可能与中国这20多年的情形相提并论。
巨大的非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给了中国加工制造业走向全球化的能量；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扩张，也给这些劳动力创造着就业的机会。可很多观察家们一开始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加工贸易会得以扩张，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非常不发达，政府垄断的金融资源是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后者通常应该是在一个金融高度自由化的体制下才有可能的(印度的IT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崛起是FDI大规模流入的结果。这个问题早在10年前就由黄亚声的文章去说明了。就业创造不能完全依赖市场
加工贸易的扩张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问题是，它创造就业的机会终究是有限的，它不仅要面对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的冲击，面对其它国家对FDI的争夺，它还要面对技术升级本身带来的挑战。事实是，中国在过去10年一直面临下降的就业增长，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的过度竞争。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就业创造完全依赖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是不行的，它还需要政府和市场在很多方面的密切配合。比如，政府要解除金融管制，要发展要素和技术市场等中间组织。实际上，10年来，中国的金融中介或金融交换市场严重不发展。民间的信贷和金融交易越来越不自由，金融资源不断集中管制。无数最接近本土市场和劳动力资源最底层的人，没有办法获得金融和技术的支持，这依然是今天中国就业创造的最大障碍。
低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力的巨大规模，为民间创业活动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但就业创造需要政府在资金、技术、市场开拓和营销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政府即使试图帮助一些创业者的资本形成，也大多数是那些科技园区的精英者们，与那些非技能劳动力几乎没有关系。这些非技能的劳动力有头脑，有力量，更有吃苦的精神，但是如果他们当中有哪怕很少的人有创业的热情并能得到政府的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那么他们可以在农村就地办厂，可以去规划自己的目标，可以在生产链和服务领域中去寻找机会，就可以帮助更多的非技能劳动力在当地就业，摆脱贫困，就像当年乡镇企业那样的红火。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故事。15年前我在美国访学时，很多人提及他们都读过的一本书，讲述一个中国的农民搞砖窑厂而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才是最中国的。
乡镇企业本来是可以持续发展的
但乡镇企业今天似乎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词。它与落后、污染和犯罪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不是必然的联系。问题出在政府的政策上。中国的农民今天参与的生产活动比当年乡镇企业的还要“落后”，还要危险。这些年，类似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创业故事越来越少了，媒体上令人痛心的“事故”却多了起来无证经营的作坊被查处，街头的摊贩被取缔，造假窝点被捣毁，层出不穷的小煤窑坍塌，让人目不暇接。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农民兄弟这么冒险地去“就业”?因为没有出路。他们没有钱，没有接受好的教育，只知道要挣钱，不知道怎么能挣钱。很多人还知道要用最省钱的方式去挣钱。
我们总是看到地方政府出面严厉查处那些出了事的“不法经营活动”，但我们值得去想一想的问题是，政府难道不应该去鼓励和大力帮助那些由农民兄弟组织和创办的经营活动，让它们合法化吗?当我们的农民兄弟想从事某个经营活动的时候，政府在进入许可、资金、技术等方面有没有给他们可以容易获得的公平的许可、援助和服务项目呢?因为少有政府提供的进入许可、金融、技术、销售渠道和其它方面的服务与支持，那些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往往就可能去铤而走险。
乡镇企业本来是可以持续地发展的，但似乎没有给它更多的政府服务和支持。农民或者那些离开农村的移民要创业，但这个体制里几乎没有可以帮助他们的东西。如果他们说他们没有出路，那就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要等到那些地下的作坊出了事才看见了政府的身影。
最近在读书时经常读到，东亚经济，尤其是台湾，在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上，都是因为政府在基础教育、技术援助、金融中介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向农村和农民倾斜才逐步走上了公平增长道路的。我想这个结论对我们应该特别的重要。
(摘自《财经时报》2007.7.6)
不久前在加拿大参加一个聚会，巧遇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同行刚刚从上海回来。他告诉我，6个月里面去了上海两次。我问他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所住的那个四星级酒店的服务员基本上都换掉了。半年前住在这个酒店里的时候，那里的服务员小姐特别漂亮，但不怎么讲英语，而现在大部分还是很漂亮的小姐，不过都讲了英语。
中国“老板”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位同行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抱怨说，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研究文献里却看不到对这类现象的解释。中国的一个“老板”到底是如何来进行雇工决策的?
这种事情对一个中国“单位”或者“老板”来说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但这个现象放在西方社会里就复杂得让人看不明白了。因为在西方社会里，是稳定而透明的制度或规则说了算，而中国当下往往是竞争说了算。因为没有那样管用的规则，而且这样的规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政治演进过程。中国经济的变化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残酷的竞争。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可能是最纯粹和最巨大的经济变迁。中国与其它计划经济的转型有很多的不一样。最不一样的是，在中国，竞争是压倒一切的“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是千年来缺少商业文明和法制传统的演进结果。一旦解除计划的集权统治，这个经济必然从下面开始迅速走向分散的原始竞争状态。第一重要的是农民的转移
法制和商业文明的缺失影响最大的是社会的最低层人群。至今，最穷的人(农民)那里除了有一块不可转让的土地以外，几乎没有没有真正的、强有力的利益代言人。不出去做工，也难以有别的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即使还依然受制于城乡分割和户籍管制的约束，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还是发生了，而且成为不可阻挡的大现象。
每年有千万以上的年轻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部门不断转移，这股力量很快摧毁了旧体制中对城里人和对国企职工的任何人为的制度保护。这就形成了充分竞争的非技能劳动力市场。这迅速成为经济变革的推动力量，首先使加工制造业成为中国最发达的产业。
我的好友胡景北教授最近发表文章说“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我完全赞同。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很多经济实行自由化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经历了城乡的移民现象。但是，其人口转移的规模都不可能与中国这20多年的情形相提并论。
巨大的非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给了中国加工制造业走向全球化的能量；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扩张，也给这些劳动力创造着就业的机会。可很多观察家们一开始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加工贸易会得以扩张，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非常不发达，政府垄断的金融资源是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后者通常应该是在一个金融高度自由化的体制下才有可能的(印度的IT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崛起是FDI大规模流入的结果。这个问题早在10年前就由黄亚声的文章去说明了。就业创造不能完全依赖市场
加工贸易的扩张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问题是，它创造就业的机会终究是有限的，它不仅要面对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的冲击，面对其它国家对FDI的争夺，它还要面对技术升级本身带来的挑战。事实是，中国在过去10年一直面临下降的就业增长，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的过度竞争。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就业创造完全依赖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是不行的，它还需要政府和市场在很多方面的密切配合。比如，政府要解除金融管制，要发展要素和技术市场等中间组织。实际上，10年来，中国的金融中介或金融交换市场严重不发展。民间的信贷和金融交易越来越不自由，金融资源不断集中管制。无数最接近本土市场和劳动力资源最底层的人，没有办法获得金融和技术的支持，这依然是今天中国就业创造的最大障碍。
低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力的巨大规模，为民间创业活动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但就业创造需要政府在资金、技术、市场开拓和营销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政府即使试图帮助一些创业者的资本形成，也大多数是那些科技园区的精英者们，与那些非技能劳动力几乎没有关系。这些非技能的劳动力有头脑，有力量，更有吃苦的精神，但是如果他们当中有哪怕很少的人有创业的热情并能得到政府的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那么他们可以在农村就地办厂，可以去规划自己的目标，可以在生产链和服务领域中去寻找机会，就可以帮助更多的非技能劳动力在当地就业，摆脱贫困，就像当年乡镇企业那样的红火。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故事。15年前我在美国访学时，很多人提及他们都读过的一本书，讲述一个中国的农民搞砖窑厂而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才是最中国的。
乡镇企业本来是可以持续发展的
但乡镇企业今天似乎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词。它与落后、污染和犯罪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不是必然的联系。问题出在政府的政策上。中国的农民今天参与的生产活动比当年乡镇企业的还要“落后”，还要危险。这些年，类似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创业故事越来越少了，媒体上令人痛心的“事故”却多了起来无证经营的作坊被查处，街头的摊贩被取缔，造假窝点被捣毁，层出不穷的小煤窑坍塌，让人目不暇接。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农民兄弟这么冒险地去“就业”?因为没有出路。他们没有钱，没有接受好的教育，只知道要挣钱，不知道怎么能挣钱。很多人还知道要用最省钱的方式去挣钱。
我们总是看到地方政府出面严厉查处那些出了事的“不法经营活动”，但我们值得去想一想的问题是，政府难道不应该去鼓励和大力帮助那些由农民兄弟组织和创办的经营活动，让它们合法化吗?当我们的农民兄弟想从事某个经营活动的时候，政府在进入许可、资金、技术等方面有没有给他们可以容易获得的公平的许可、援助和服务项目呢?因为少有政府提供的进入许可、金融、技术、销售渠道和其它方面的服务与支持，那些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往往就可能去铤而走险。
乡镇企业本来是可以持续地发展的，但似乎没有给它更多的政府服务和支持。农民或者那些离开农村的移民要创业，但这个体制里几乎没有可以帮助他们的东西。如果他们说他们没有出路，那就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要等到那些地下的作坊出了事才看见了政府的身影。
最近在读书时经常读到，东亚经济，尤其是台湾，在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上，都是因为政府在基础教育、技术援助、金融中介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向农村和农民倾斜才逐步走上了公平增长道路的。我想这个结论对我们应该特别的重要。
(摘自《财经时报》20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