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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轰动世界，因国防需要消失30年
她的名字，只有少数人知道，她的传奇故事，也流传不广，她的伟绩更被深深的“藏”了起来。然而，她却是一位绝非一般的奇女子，她曾轰动全世界，却因一件大事选择了“消失”，隐姓埋名30年之久，成为中国一个神秘的存在。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她，叫王承书。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父亲早年中进士，后被清政府送往日本留学，民国初年曾任内务部警政司司长兼警官高等学校教授。他按照诗、书、礼、易的次序，给这个排行第二的女儿取名为王承书。
王承书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数学天赋，“二小姐，算账那叫一个又快又准。”是家人的口头禅。
这个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姑娘，很快就成了父母眼中的骄傲。
17岁是一个女孩最美好的年华，王承书也在那一年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物理学。她说：“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是物理学。”她更萌发了用物理学，为饱经战乱的祖国崛起的想法。一个女孩，却能有这样的见解，在当时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
1930年，她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班里13个新生，她是唯一的女性，经过四年奋勇角逐，她的成绩超过了班上所有人，还超过了物理系所有人，1934年，她成了物理系连续三年唯一第一名成绩毕业的女生，并获得学校最高荣誉——“斐托斐”名誉学位。
两年后，又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她成了燕大名副其实的风云人物，打破了世人对女子的刻板印象。
名动燕京的她，也在这时遇到一生挚爱，他叫张文裕，是燕大教授，而她，正是他的学生，一个是光芒四射的佳人，一个是奋发有为的才子，彼此吸引，相知相爱。1939年，他们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喜结连理。
而当时的传统思想认为，女子一旦嫁人，就应安心相夫教子。可她说：“女子能否干事业，决不靠婚与未婚来裁定！”
丈夫也非常支持她，1941年她获得美国巴尔博奖学金，丈夫陪她一起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她成为了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的学生，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相关研究。
就这样，带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她坚定的走在科研路上。
当时的密歇根大学，从未接收过已婚妇女，但由于王承书实在是太优秀了，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破例把她录取。1951年，她和导师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一經发表就轰动了全世界，这个极有价值的公式，至今仍被科学界沿用。
虽取得了傲人成就，王承书在科研之路上的脚步却没有停止。接下来，她又第一个证明了索南多项式，这个成果，再次引起国际学术界巨大轰动。
而当大家知道这个伟大的研究成果是来自一名中国的年轻女孩时，所有人都在直呼“不可思议”，甚至连国际权威都评价她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有人都认为她的前途无可限量，如果在美国继续工作研究下去，假以时日一定会获得极高的学术成就。然而，她却拒绝了这样光明无限的未来。
时间倒回到1949年，那一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国外时，很多留洋科学家都想尽快归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王承书也不例外。
但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国从事理工、农学、医学的中国科学家都不允许出境。
因为政府阻挠，很多旅美科学家的回国之路都很不顺，王承书夫妇更是如此，他们甚至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控。重重阻碍下，她只好继续留在美国做研究，可她暗下决心：“我要带着一身本事回国！”
到了1955年，中美达成有关协议，她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机会，她与丈夫马上提出申请，为避免美国政府的检查，她将宝贵的书刊和资料，从美国陆续寄往北京，足足有300多个邮包。她还把全部资产送了人，无论美方开出的条件多么优厚，她都不为所动。
她的导师无比痛惜说：“你若继续在美国，日后有极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可她依然拒绝留下，她说：虽然我的祖国很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我一定要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
1956年，她和丈夫就一起回到祖国，她欢呼着：“回家了！”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她暗下决心：从零开始，我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热情拼命工作！当时有人问她，要不要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她的回答简短而有力：“我就是冲着共产党的新中国回来的，要入我就入共产党！”没多久，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将毕生精力全都奉献给了新中国。
回国后她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 1958年，我国筹建了热核聚变研究室，领导来找她，希望她能从事热核聚变技术，可这一技术，当时不但在国内一片空白，更是一个她从未接触的陌生领域，对44岁专业已经定型的她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
但她骨子里的执着要强不容许她在毫不尝试的情况下退却，她说：“半路改行我不怕，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1958年，王承书服从组织安排，从事热核聚变理论工作。她被派到苏联进修，回国时得到一本介绍美国受控热核聚变的书，就用火车上的七天七夜将资料译成中文，回国后又翻译了《热核聚变导论》。她不仅弄清了世界上热核聚变的理论基础、方法和现状，还参与了我国最初三个等离子体实验装置设计和建造工作。
她不光成为了中国热核聚变领域的顶尖专家，更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学人才。可正当她准备在国际热核领域竞赛中，更进一步时，一个突然的情况，不但再次令她从零开始，还让她从国际物理学领域，彻底“消失”了……
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高科技领域的所有专家，使我国全部用苏联机器装备起来的，浓缩铀生产工厂陷入无法运作的困境。资料不全，疑问成堆，苏联专家临走前讥笑：“就靠你们自己，这个厂子能搞起来？”
而在这个危难关头，王承书又一次站了出来。
面对如此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来找她说：“国家正在研制原子弹，准备交给你一项秘密任务：分离铀同位素。”并神情庄重地说：‘祖国需要自己的科学家研制原子弹。这是保密性极强的工作，你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更不能出席国际会议。你愿意隐姓埋名工作一辈子吗？’‘我愿意！’王承书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三个字，声音不高，却十分坚定。”
而分离铀同位素，这又是一项她从未涉足的难中至难的尖端技术。
“我愿意！”短短三个字，意味着她又不顾一切的从零开始，更从此放弃了，在国际上所有的功成名就！从此，她的名字，彻底从物理学界悄然无声“消失”了。
告别丈夫和孩子，1962年，她悄悄来到，中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504厂。在众多科研工作者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可她却拥有着不输任何男儿的坚毅顽强！
在504厂，她以拼命般的势头忘我工作，抢时间、抢任务、抢进度，她和众多科学家们，先后解决了，數百个理论问题、技术问题、材料问题、工艺问题......
她运算的资料数据堆满了三个大抽屉，所有数据她都要亲自过目，没日没夜地计算、推导，还不过50岁的她，已有了一头花白的头发……
有一次，邓小平来到504厂视察工作进度，看到王承书时惊讶地说——
“我记得你！但自从群英会后就见不到你了，连张文裕都不知道你在哪里，原来你在这儿啊……”
而在王承书为了国家拼命时，丈夫张文裕也没闲着，时任中国专家组组长的他，正带领团队在莫斯科进行核研究。
为了能够振兴祖国，丈夫二人天各一方，只是苦了年幼的孩子，只能在北京上寄宿学校，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王承书曾表达过对儿子的愧疚——对国家的承诺我都能兑现，唯独对孩子的没有。
经过两年的辛苦钻研，1964年1月14日，504厂终于成功取得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最根本的燃料保证。
同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巨响，硕大的蘑菇云在神州大地腾空而起，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终于被中国打破，中国人，终于等到了那声东方巨响。
而这一刻，中国已经等了几十年，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不久，钱三强来504厂找她，有了这样一次感人肺腑的对话：
“你在这里工作有什么困难？”
“没有！”
“那生活有什么困难？”
“没有！”
“有什么话让我捎给文裕吗？”
“没有！”
“如果让你继续选择核事业，继续在504厂发挥作用，你愿意吗？”
“我愿意！”
三个“没有”，一个“我愿意”，
这是一个对祖国何等深情的女子…
之后，她以孱弱身躯，承担起更重的职责，不断推动着中国科技的前行，再前行！
1972年，她担任了研制大型国产扩散机“4号机”的总设计师，当时有个叫做动密封的关键部件，经过单台机试验，性能尚好，那能不能就此定型？
在商讨会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严肃地说：“动密封部件的研制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试验室过关与工业应用之间，有一定差距，单机试验性能好，但定型时机还不成熟，希望再给半年时间，在部分设备上扩大试验后再定型。”
后来的扩大试验，果然印证了她的预计，动密封并不具备工业生产条件，她的严密精神，也为国家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1973年，她又提出开展激光分离法的研究，在她指导下，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攻关，在1991年实现了激光分离浓缩铀，成为我国激光分离技术上，一个重大里程碑！
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她，还在孜孜不倦的工作着，她开始争分夺秒的，为祖国科研储备做传承。
患有眼疾的她，一篇篇的去看学生的论文，耐心地把四五页英文稿一笔笔描深，然后再用放大镜阅读，她说：“我把我的学生培养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她的毕生奉献令人肃然起敬，而于个人来说一生淡泊名利的她，生活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
她家中的陈设，除了三个旧书柜、一套旧沙发，就是一张睡了一生的硬板床。长年不倦的工作，使夫妇二人都积劳成疾，但他们却很少去医院治疗，因为他们既怕影响工作，也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她晚年患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针进口药，当她一听说每支药600元人民币，便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对眼睛还值6000元吗？”
她对自己“抠门”的厉害，可她对国家和社会却无比慷慨！她总是把自己的各种奖励和稿费，捐给单位用来购买书刊，为弥补办公费用的不足，她经常自己花钱，买大量纸张供理论工作人员使用。
她同丈夫生前就约定，不给自己孩子留钱财。
1992年11月5日，积劳成疾的张文裕去世后，她先将丈夫一生的积蓄十余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又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县，捐建起一座“文裕小学”。
同年底，同样积劳成疾的她，收到了病危通知后，留下了一纸遗嘱，将自己毕生微薄积蓄的几万元，一分不剩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她说：“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人才培养不出来，这个民族就肯定没有希望。”
她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不光看淡金钱，她也不慕名不恋权，由她担任首席专家的研究成果：《净化级联的计算与试验》《504厂级联9批启动方案计算》等著作，曾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可她却要求，不在这些书籍上署名。
她当上专家组组长后，因为眼睛不好，身体又瘦弱，单位给她安排了小车接送，可她一次都没有坐过，每次都是和大家一起坐班车。
有名不署、有利不图、有车不坐、有权不用，她的低调简朴，也为她的一生，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她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伟绩更被深深的“藏”了起来，她成为了，中国核武事业上最神秘的存在。
1994年6月18日，奉献了一辈子，清贫了一辈子，默默无闻了一辈子的她，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一位学生说：“老师，她是那种死后既有资格见马克思、又有资格见爱因斯坦的人。”
斯人已逝，精神犹存，依稀看见，一个清隽、飘逸的身影，执着地推动中国向前，再向前......
致敬，王承书先生！
她的名字，只有少数人知道，她的传奇故事，也流传不广，她的伟绩更被深深的“藏”了起来。然而，她却是一位绝非一般的奇女子，她曾轰动全世界，却因一件大事选择了“消失”，隐姓埋名30年之久，成为中国一个神秘的存在。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她，叫王承书。
动荡年代里坚持自我的独立女性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父亲早年中进士，后被清政府送往日本留学，民国初年曾任内务部警政司司长兼警官高等学校教授。他按照诗、书、礼、易的次序，给这个排行第二的女儿取名为王承书。
王承书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数学天赋，“二小姐，算账那叫一个又快又准。”是家人的口头禅。
这个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姑娘，很快就成了父母眼中的骄傲。
17岁是一个女孩最美好的年华，王承书也在那一年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物理学。她说：“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是物理学。”她更萌发了用物理学，为饱经战乱的祖国崛起的想法。一个女孩，却能有这样的见解，在当时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
1930年，她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班里13个新生，她是唯一的女性，经过四年奋勇角逐，她的成绩超过了班上所有人，还超过了物理系所有人，1934年，她成了物理系连续三年唯一第一名成绩毕业的女生，并获得学校最高荣誉——“斐托斐”名誉学位。
两年后，又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她成了燕大名副其实的风云人物，打破了世人对女子的刻板印象。
名动燕京的她，也在这时遇到一生挚爱，他叫张文裕，是燕大教授，而她，正是他的学生，一个是光芒四射的佳人，一个是奋发有为的才子，彼此吸引，相知相爱。1939年，他们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喜结连理。
而当时的传统思想认为，女子一旦嫁人，就应安心相夫教子。可她说：“女子能否干事业，决不靠婚与未婚来裁定！”
丈夫也非常支持她，1941年她获得美国巴尔博奖学金，丈夫陪她一起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她成为了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的学生，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相关研究。
就这样，带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她坚定的走在科研路上。
心怀祖国拒绝诺贝尔奖
当时的密歇根大学，从未接收过已婚妇女，但由于王承书实在是太优秀了，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破例把她录取。1951年，她和导师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一經发表就轰动了全世界，这个极有价值的公式，至今仍被科学界沿用。
虽取得了傲人成就，王承书在科研之路上的脚步却没有停止。接下来，她又第一个证明了索南多项式，这个成果，再次引起国际学术界巨大轰动。
而当大家知道这个伟大的研究成果是来自一名中国的年轻女孩时，所有人都在直呼“不可思议”，甚至连国际权威都评价她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有人都认为她的前途无可限量，如果在美国继续工作研究下去，假以时日一定会获得极高的学术成就。然而，她却拒绝了这样光明无限的未来。
时间倒回到1949年，那一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国外时，很多留洋科学家都想尽快归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王承书也不例外。
但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国从事理工、农学、医学的中国科学家都不允许出境。
因为政府阻挠，很多旅美科学家的回国之路都很不顺，王承书夫妇更是如此，他们甚至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控。重重阻碍下，她只好继续留在美国做研究，可她暗下决心：“我要带着一身本事回国！”
到了1955年，中美达成有关协议，她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机会，她与丈夫马上提出申请，为避免美国政府的检查，她将宝贵的书刊和资料，从美国陆续寄往北京，足足有300多个邮包。她还把全部资产送了人，无论美方开出的条件多么优厚，她都不为所动。
她的导师无比痛惜说：“你若继续在美国，日后有极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可她依然拒绝留下，她说：虽然我的祖国很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我一定要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
1956年，她和丈夫就一起回到祖国，她欢呼着：“回家了！”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她暗下决心：从零开始，我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热情拼命工作！当时有人问她，要不要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她的回答简短而有力：“我就是冲着共产党的新中国回来的，要入我就入共产党！”没多久，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将毕生精力全都奉献给了新中国。
隐姓埋名三十年心酸苦楚与谁言
回国后她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 1958年，我国筹建了热核聚变研究室，领导来找她，希望她能从事热核聚变技术，可这一技术，当时不但在国内一片空白，更是一个她从未接触的陌生领域，对44岁专业已经定型的她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
但她骨子里的执着要强不容许她在毫不尝试的情况下退却，她说：“半路改行我不怕，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1958年，王承书服从组织安排，从事热核聚变理论工作。她被派到苏联进修，回国时得到一本介绍美国受控热核聚变的书，就用火车上的七天七夜将资料译成中文，回国后又翻译了《热核聚变导论》。她不仅弄清了世界上热核聚变的理论基础、方法和现状，还参与了我国最初三个等离子体实验装置设计和建造工作。
她不光成为了中国热核聚变领域的顶尖专家，更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学人才。可正当她准备在国际热核领域竞赛中，更进一步时，一个突然的情况，不但再次令她从零开始，还让她从国际物理学领域，彻底“消失”了……
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高科技领域的所有专家，使我国全部用苏联机器装备起来的，浓缩铀生产工厂陷入无法运作的困境。资料不全，疑问成堆，苏联专家临走前讥笑：“就靠你们自己，这个厂子能搞起来？”
而在这个危难关头，王承书又一次站了出来。
面对如此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来找她说：“国家正在研制原子弹，准备交给你一项秘密任务：分离铀同位素。”并神情庄重地说：‘祖国需要自己的科学家研制原子弹。这是保密性极强的工作，你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更不能出席国际会议。你愿意隐姓埋名工作一辈子吗？’‘我愿意！’王承书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三个字，声音不高，却十分坚定。”
而分离铀同位素，这又是一项她从未涉足的难中至难的尖端技术。
“我愿意！”短短三个字，意味着她又不顾一切的从零开始，更从此放弃了，在国际上所有的功成名就！从此，她的名字，彻底从物理学界悄然无声“消失”了。
告别丈夫和孩子，1962年，她悄悄来到，中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504厂。在众多科研工作者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可她却拥有着不输任何男儿的坚毅顽强！
在504厂，她以拼命般的势头忘我工作，抢时间、抢任务、抢进度，她和众多科学家们，先后解决了，數百个理论问题、技术问题、材料问题、工艺问题......
她运算的资料数据堆满了三个大抽屉，所有数据她都要亲自过目，没日没夜地计算、推导，还不过50岁的她，已有了一头花白的头发……
有一次，邓小平来到504厂视察工作进度，看到王承书时惊讶地说——
“我记得你！但自从群英会后就见不到你了，连张文裕都不知道你在哪里，原来你在这儿啊……”
而在王承书为了国家拼命时，丈夫张文裕也没闲着，时任中国专家组组长的他，正带领团队在莫斯科进行核研究。
为了能够振兴祖国，丈夫二人天各一方，只是苦了年幼的孩子，只能在北京上寄宿学校，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王承书曾表达过对儿子的愧疚——对国家的承诺我都能兑现，唯独对孩子的没有。
经过两年的辛苦钻研，1964年1月14日，504厂终于成功取得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最根本的燃料保证。
同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巨响，硕大的蘑菇云在神州大地腾空而起，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终于被中国打破，中国人，终于等到了那声东方巨响。
而这一刻，中国已经等了几十年，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不久，钱三强来504厂找她，有了这样一次感人肺腑的对话：
“你在这里工作有什么困难？”
“没有！”
“那生活有什么困难？”
“没有！”
“有什么话让我捎给文裕吗？”
“没有！”
“如果让你继续选择核事业，继续在504厂发挥作用，你愿意吗？”
“我愿意！”
三个“没有”，一个“我愿意”，
这是一个对祖国何等深情的女子…
之后，她以孱弱身躯，承担起更重的职责，不断推动着中国科技的前行，再前行！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72年，她担任了研制大型国产扩散机“4号机”的总设计师，当时有个叫做动密封的关键部件，经过单台机试验，性能尚好，那能不能就此定型？
在商讨会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严肃地说：“动密封部件的研制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试验室过关与工业应用之间，有一定差距，单机试验性能好，但定型时机还不成熟，希望再给半年时间，在部分设备上扩大试验后再定型。”
后来的扩大试验，果然印证了她的预计，动密封并不具备工业生产条件，她的严密精神，也为国家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1973年，她又提出开展激光分离法的研究，在她指导下，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攻关，在1991年实现了激光分离浓缩铀，成为我国激光分离技术上，一个重大里程碑！
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她，还在孜孜不倦的工作着，她开始争分夺秒的，为祖国科研储备做传承。
患有眼疾的她，一篇篇的去看学生的论文，耐心地把四五页英文稿一笔笔描深，然后再用放大镜阅读，她说：“我把我的学生培养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她的毕生奉献令人肃然起敬，而于个人来说一生淡泊名利的她，生活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
她家中的陈设，除了三个旧书柜、一套旧沙发，就是一张睡了一生的硬板床。长年不倦的工作，使夫妇二人都积劳成疾，但他们却很少去医院治疗，因为他们既怕影响工作，也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她晚年患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针进口药，当她一听说每支药600元人民币，便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对眼睛还值6000元吗？”
她对自己“抠门”的厉害，可她对国家和社会却无比慷慨！她总是把自己的各种奖励和稿费，捐给单位用来购买书刊，为弥补办公费用的不足，她经常自己花钱，买大量纸张供理论工作人员使用。
她同丈夫生前就约定，不给自己孩子留钱财。
1992年11月5日，积劳成疾的张文裕去世后，她先将丈夫一生的积蓄十余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又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县，捐建起一座“文裕小学”。
同年底，同样积劳成疾的她，收到了病危通知后，留下了一纸遗嘱，将自己毕生微薄积蓄的几万元，一分不剩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她说：“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人才培养不出来，这个民族就肯定没有希望。”
她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不光看淡金钱，她也不慕名不恋权，由她担任首席专家的研究成果：《净化级联的计算与试验》《504厂级联9批启动方案计算》等著作，曾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可她却要求，不在这些书籍上署名。
她当上专家组组长后，因为眼睛不好，身体又瘦弱，单位给她安排了小车接送，可她一次都没有坐过，每次都是和大家一起坐班车。
有名不署、有利不图、有车不坐、有权不用，她的低调简朴，也为她的一生，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她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伟绩更被深深的“藏”了起来，她成为了，中国核武事业上最神秘的存在。
1994年6月18日，奉献了一辈子，清贫了一辈子，默默无闻了一辈子的她，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一位学生说：“老师，她是那种死后既有资格见马克思、又有资格见爱因斯坦的人。”
斯人已逝，精神犹存，依稀看见，一个清隽、飘逸的身影，执着地推动中国向前，再向前......
致敬，王承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