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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柳永的词，多数论者都认为其俗，并对之持强烈的贬斥态度，某些论者虽承认柳词雅俗结合，但贬其俗显然胜过称其雅，前者如吴曾《能改斋漫录》称“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王灼《碧鸡漫志》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后者如李清照《词论》称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这些批评其实过于片面，这倒不在他们只见其俗，不见其雅，而在他们缺少一种历史的眼光。
柳词之所以“俗”，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柳永出自具有深厚儒学传统的仕宦之家。和许多士子一样，他在家乡习成举业，到京都参加考试，以期踏上仕途；也曾自信“凌云词赋，掷果风标”（《合欢带》），对前程充满美好的希望；他相信自己“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却屡试不第，更因《鹤冲天》一词惹得宋仁宗不悦，于“临轩放榜”时被其黜落。在进仕无望时，柳永怀着偏激的情绪，鄙弃功名，留连曲坊，走上了民间通俗文艺创作的道路。
北宋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急剧扩大，强烈刺激着民间通俗文艺。时代呼唤那些既能迎合市民口味，又能提高其文化素养的词作。柳永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精通词律音乐，又长期混迹于秦楼楚馆，熟悉民间的风物人情，其作品便应运而生。
柳词之俗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在题材内容上，大量深入描写市井曲坊中的生活内容，这类词总的来说是比较俗的，其表现有两个方面：
第一，毫不避讳，欣然自得地写自己的情场生活。由于官场失利，柳永长期沉溺于花间樽前。在词中，他对自己这种风月生活的自得之意表现得大胆直露，毫不虚伪、做作，公开宣称“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公开鄙视“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颇有些反传统道德的意味，令一般酸腐文人咋舌。
第二，对女性作具体化、世俗化的描写。前代及同代的诗词家多把女性当作观念的象征来描写，带着托喻和理想的色彩。柳永则具体描写生活中遇到的歌妓，如《木兰花》中，“心娘自小能歌舞”、“佳娘捧板花钿簇”、“虫娘举措皆温润”、“酥娘一搦腰肢袅”，直书歌妓的名字、技艺。也正因为柳永所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歌妓，所以他了解她们的技艺，也了解她们的心愿；热爱她们的姿色，更同情她们的遭遇。他不但写歌妓对平凡而和满的家庭生活的眷恋：“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定风波》），他更幻想带她们脱离苦海，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可以说，柳永对歌妓不仅是同情，而且在感情上把她们当作平等的“你”，希望享受“你”和“我”之间的这份感情。这一点反映到词中，虽然世俗，却又实在。
其次，柳永词语言较通俗。
虽然柳永为读书人，但柳词要满足市民们的审美要求，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彻底的通俗化。柳词的语言之通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词中采用市井方言俗语。柳永的词中时时有俚俗之语，如，《鹤冲天》云：“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悔恨无计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副词“得”、“么”、“那”、“恁”等，使其词的白话色彩突出；如，《金蕉叶》中的“就中有个风流”，《昼夜乐》中“悔不当时留住”，《惜春郎》中的“不早与伊相识”等口语的使用，都成为他与俗众沟通的媒介。
第二，模拟人物语气。柳永有时应歌妓的要求写词，供歌妓演唱。他用第一人称代言，把歌妓的内心淋漓尽致得表露了出来，如“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定风波》），完全是模仿歌女的口吻来写的。
再次，柳永选用的词牌及词风之俗。
柳永不但独创的词牌多，如《戚氏》、《望海潮》等；而且他在填词时常常将旧有的曲式加以改写。把欧阳修的《定风波·把酒花前欲问君》与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作比较，就不难发现，柳词在字数、曲式上，有别于文人惯常使用的词牌，却为下层市民喜闻乐见，这也正是柳词通俗的重要原因。
柳永还用长调铺叙的手法创制了大量慢词，增加了词的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他的这类词侧重于叙事的完整、描写的细腻，叙述描写直观浅露不求含蓄，毫不掩饰其从俗的态度。如《雨霖铃》一词中，以白描的手法铺叙景物，写临别以及别后的种种设想，倾吐心情，层次分明，语意明确，绝少掩饰假借之处，符合市民们的接受习惯。
因此，可以说柳词之俚俗实质上是以市民们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城市生活中市民们的思想感情；也可以说在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对词这一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对词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柳永词总体较俗。其俗词创作在中国词史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地位。他的创作丰富了俗词的艺术技巧，提高了词的表现力，还细致地表现了市井生活，扩大了词的社会内容，从而使词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词的发展。“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正是对柳永俗词的价值、贡献和历史地位的生动说明。
柳词之所以“俗”，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柳永出自具有深厚儒学传统的仕宦之家。和许多士子一样，他在家乡习成举业，到京都参加考试，以期踏上仕途；也曾自信“凌云词赋，掷果风标”（《合欢带》），对前程充满美好的希望；他相信自己“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却屡试不第，更因《鹤冲天》一词惹得宋仁宗不悦，于“临轩放榜”时被其黜落。在进仕无望时，柳永怀着偏激的情绪，鄙弃功名，留连曲坊，走上了民间通俗文艺创作的道路。
北宋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急剧扩大，强烈刺激着民间通俗文艺。时代呼唤那些既能迎合市民口味，又能提高其文化素养的词作。柳永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精通词律音乐，又长期混迹于秦楼楚馆，熟悉民间的风物人情，其作品便应运而生。
柳词之俗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在题材内容上，大量深入描写市井曲坊中的生活内容，这类词总的来说是比较俗的，其表现有两个方面：
第一，毫不避讳，欣然自得地写自己的情场生活。由于官场失利，柳永长期沉溺于花间樽前。在词中，他对自己这种风月生活的自得之意表现得大胆直露，毫不虚伪、做作，公开宣称“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公开鄙视“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颇有些反传统道德的意味，令一般酸腐文人咋舌。
第二，对女性作具体化、世俗化的描写。前代及同代的诗词家多把女性当作观念的象征来描写，带着托喻和理想的色彩。柳永则具体描写生活中遇到的歌妓，如《木兰花》中，“心娘自小能歌舞”、“佳娘捧板花钿簇”、“虫娘举措皆温润”、“酥娘一搦腰肢袅”，直书歌妓的名字、技艺。也正因为柳永所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歌妓，所以他了解她们的技艺，也了解她们的心愿；热爱她们的姿色，更同情她们的遭遇。他不但写歌妓对平凡而和满的家庭生活的眷恋：“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定风波》），他更幻想带她们脱离苦海，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可以说，柳永对歌妓不仅是同情，而且在感情上把她们当作平等的“你”，希望享受“你”和“我”之间的这份感情。这一点反映到词中，虽然世俗，却又实在。
其次，柳永词语言较通俗。
虽然柳永为读书人，但柳词要满足市民们的审美要求，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彻底的通俗化。柳词的语言之通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词中采用市井方言俗语。柳永的词中时时有俚俗之语，如，《鹤冲天》云：“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悔恨无计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副词“得”、“么”、“那”、“恁”等，使其词的白话色彩突出；如，《金蕉叶》中的“就中有个风流”，《昼夜乐》中“悔不当时留住”，《惜春郎》中的“不早与伊相识”等口语的使用，都成为他与俗众沟通的媒介。
第二，模拟人物语气。柳永有时应歌妓的要求写词，供歌妓演唱。他用第一人称代言，把歌妓的内心淋漓尽致得表露了出来，如“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定风波》），完全是模仿歌女的口吻来写的。
再次，柳永选用的词牌及词风之俗。
柳永不但独创的词牌多，如《戚氏》、《望海潮》等；而且他在填词时常常将旧有的曲式加以改写。把欧阳修的《定风波·把酒花前欲问君》与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作比较，就不难发现，柳词在字数、曲式上，有别于文人惯常使用的词牌，却为下层市民喜闻乐见，这也正是柳词通俗的重要原因。
柳永还用长调铺叙的手法创制了大量慢词，增加了词的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他的这类词侧重于叙事的完整、描写的细腻，叙述描写直观浅露不求含蓄，毫不掩饰其从俗的态度。如《雨霖铃》一词中，以白描的手法铺叙景物，写临别以及别后的种种设想，倾吐心情，层次分明，语意明确，绝少掩饰假借之处，符合市民们的接受习惯。
因此，可以说柳词之俚俗实质上是以市民们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城市生活中市民们的思想感情；也可以说在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对词这一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对词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柳永词总体较俗。其俗词创作在中国词史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地位。他的创作丰富了俗词的艺术技巧，提高了词的表现力，还细致地表现了市井生活，扩大了词的社会内容，从而使词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词的发展。“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正是对柳永俗词的价值、贡献和历史地位的生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