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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的暑热天！我在阳光明亮的办公室与阳刚快乐的梅先生开始畅谈贵州山区当年那位踽踽独行少年的远大理想时，他手边的手机、桌上的电话几乎不曾间断；接了一两个非接不可的电话后，梅先生婉拒了外面的来电，朗笑着铿锵地说：“从现在起，下午的时间都是你的。”
就一顿饭光阴，梅先生以他雷厉风行、笃定爽朗的工作作风，磅礴天地的与我开始了他怎样从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小镇，怀揣着“要当科学家”的理想、行积跬步至翱翔于祖国计算机事业之天上人间的。
“我从来不接受采访，更不用说著书立说了。”
“我这个年龄，不配上传记的。”
“我又不是七老八十，写什么传记噢，过几十年再写不迟。”
梅先生开怀大笑着，有点自我调侃。
“您为贵州做出的贡献，为贵州人争光、撑脸，怎么可能不写呢？您一定要帮助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喔！”
“从哪儿说起呢？我真没有什么可说的。”梅先生挠了一下他的“小平头”笑着说。
“讲您从小奋斗的故事吧，给我们贵州的青少年一些激励，使他们有前行的榜样、标杆。”
“我没什么故事嘞。呃……
“我在余庆县白泥镇小学读完一年级后，跟随到余庆县敖溪镇创办“敖溪中学”的父亲来到了敖溪。有一天在外婆的柴房里發现了一本破旧的《封神演义》，被书中充满科幻色彩的生物武器影子故事迷住了。接着，我又读了四大名著以及当时的禁书《苦菜花》“三花”系列小说。到了初中阶段，我对文学更加痴迷，将敖溪中学图书室里所有中外文学方面的书籍都读完。凡是经我手的书，我总是通读一遍，再将喜欢的精读。”
后来，高中生梅宏读到了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后，认为“简直就是写给我的”。之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更如冬日的暖阳，熨烫着梅宏的身心，让他坚定地确认了“我要当科学家”的理想。
1980年7月，梅宏高考全县第一名、全省第三名竟然差点落榜！追查下来，梅宏的体检表格被错调了。梅宏被补录到了陌生的“南京航空学院”且还是“计算机应用专业”。
我问梅先生，从17岁的高分考生“被选择”后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怎样一种坚持？
“有时候，被选择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反而安心了。”
回想自己“被选择”的经历，梅先生却有了另一番感悟：“相比较现代社会的选择太多，诱惑太多，当年的‘被选择’也未必就是件坏事。被选择了，却省去了许多时间来做思前想后的考虑，迷茫也少些；被选择了，也不会有太多的弯路让人去走。‘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任何一件事，你只要坚持，就是专家。”
在“南航”读完学士、硕士，又到“上海交大”读完博士，再到“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一直坚持“计算机软件开发、研究”的梅宏，1999年3月，到美国贝尔实验室作访问科学家。
我问他为什么不留在美国？美国的科研条件肯定比国内好呀！
梅先生哈哈一笑：“想都没有想过！”
2000年4月，访问工作一结束，梅先生立马启程回国，在北京大学继续他的计算机研究。
我说，您获得如此之多的科研项目和奖项，有何感想？
梅先生平静地说：“我始终相信，天才在世界上只是极少部分，大多数人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差异只是在于刻苦的程度、坚持的时间以及自身的责任感而已。”
梅先生怀着他当科学家的“初心”，似飞鹰展翅，朝着更高更阔的天际翱翔。
然而，雄鹰飞得再高再远，亦有回顾频望的时候。
提起家乡贵州，阳刚的梅先生一下温婉起来。他说，有这么一件事，至今我一直为之高兴着——2000年全国评博士学位授权点，刚从美国回来的梅先生担当学科评议组的秘书。
“贵州大学当时有两个优势学科，一个是计算机软件，另一个是农药学。按当时政策，可以倾斜照顾一个学科，另一个需参加正常评审。后来，贵州大学的农药学先通过评审，并将消息通知了计算机学科评议组。我作为评议组秘书，并没有急于转达这个消息，从而使得计算机软件学科也顺利通过评审。”
“那时候若只凭硬条件的话，贵州可能得不到两个点。”
梅先生学生微笑着回溯帮自己家乡成功地多得一个博士点的时候，眼睛里闪亮着孩子般的喜悦。
2012年，梅宏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梅宏将奖金20万港币悉数捐给了母校敖溪中学。
2015年，梅宏又向敖溪小学捐建了一座价值二十万元的“思学亭”。临别，梅宏给母校的孩子们留下了勉励他自己从计算机科盲到计算机科学家的平常而又高贵的话：“志存高远，行积跬步”。
面对如此年轻、如此率真、如此亲切又如此眷顾家乡的赤子，有谁不会心旌摇动？
梅先生说：“我本身是贵州人，愿意和所有在外的贵州人和各界关注、关心贵州的人一起，尽力助力贵州发展。”
如今，兼任了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研究院首任院长的梅宏，正不断壮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数据产业，推动着贵州大数据产业集群发展。
“对于贵州，我充满信心，相信贵州会越来越好。”梅宏如是说。（编辑/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