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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教育部下属的中国教育在线发布《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向全国高校发出警示，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全国高考生源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人数1050万后，已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200万，并呈现速度加快态势，且将可能延续至2017到2020年前后。（2011年5月3日《人民日报》）而在生源下降的同时，高校招生计划仍在缓慢增长，导致最近3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比例越升越快，已从2008年的57%迅速增至2010年的69.5%。其中有8个省市的录取比例已超过80%，部分省市超过85%，黑龙江省2010年的录取比例甚至突破了90%。显然，在高考生源持续下降、弃考又不断增多的大势之下，部分高校将面临生存挑战。
然而，在中国教育在线的警示发出以后，却有一些专家撰文认为，最先面临淘汰的将是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偏远落后地区的高校，“重点高校不会有生源压力”。毫无疑问，这一论断陈述的确实是中国国情。但这一言论背后显示的却是令人担忧的盲目乐观，显然，上文调查数据对于一直被国家“搂在怀里”的绝大部分高校毫无警示意义，且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高职院校受到的不公和民办高校艰难的生存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很多“著名”的顶级高校名不副实，国家投入巨资却不能收获杰出人才，进而引发“钱学森之问”。问题出在哪里？一个原因就是长期的政府包办导致绝大部分高校没有生存压力。可以想象，一旦政府中止财政投入、不再大包大揽，而是将其推向市场，一旦中国的用人制度逐步走出唯学历、唯品牌的怪圈，这些高校肯定也会出现生存危机。
然而，在当前的中国，教育不公平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高考生源锐减本是一个结合国情对高等教育过快发展进行认真梳理、对高校进行优胜劣汰的大好时机，但如果公平问题得不到解决，情况就会适得其反：很多办学绩效很好的高职高专院校、未花政府财政经费且很有活力的民办院校，可能因为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倒闭，而数量庞大、毫无建树的“知名高校”却会因为老态龙钟、“德高望重”“公办”“本科”等优势继续活得逍遥滋润，这显然是有违市场规律、有碍中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其最终的危害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转嫁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上。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公首先体现在生源竞争的不公上。在高考招生中，高职院校一直排在最后批次，这种政策上的歧视往往会误导人们，认为高职院校是低层次的、最差的学校，因而只能录取高考分数很低的学生。以素有教育大省、高职强省之称的江苏省为例，前几年曾在全国率先出现考生“宁读好的专一，不上较差三本”的喜人局面。然而，到了2010年，江苏全省高招二阶段各批次的省控线却出现了惊人逆转，三本与一专之间竟然相差70多分，首创江苏省专科与民办本科省控线落差之最，很多“二专”批次的民办职业院校更是出现了招生数与生源数倒挂的尴尬现象。
第二个不公在于用人制度普遍存在歧视和偏见。在我国，“普通本科生难找工作而高职毕业生受市场欢迎”已成大众共识，但在公务员报考、事业单位招聘等问题上，高职学生的求职却一直受到学历歧视。虽然高职高专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很有优势，但学历却成了求职的拦路虎，直接影响人们对高职教育的认同。
第三个不公来自职业教育的体系设置。目前，高职学生继续求学的空间狭窄、渠道不畅，高职高专毕业生继续求学的途径主要有“专升本”“专转本” “专接本”和网络教育等，但这种本科教育所获学历的社会认可度不容乐观。一度比较看好的“专升本”如今已有名额限制，且211院校已不再接受“专升本”。而职业教育这条线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通道一直还没打通，“立交桥”尚未建立，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学分互认还难以做到，最终导致很多人不敢擅入“职门”，以免走上升学“断头路”。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显然已经成为阻碍国家战略发展的隐患，从制度层面加以纠正刻不容缓。
（王寿斌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所
副所长、副教授）
然而，在中国教育在线的警示发出以后，却有一些专家撰文认为，最先面临淘汰的将是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偏远落后地区的高校，“重点高校不会有生源压力”。毫无疑问，这一论断陈述的确实是中国国情。但这一言论背后显示的却是令人担忧的盲目乐观，显然，上文调查数据对于一直被国家“搂在怀里”的绝大部分高校毫无警示意义，且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高职院校受到的不公和民办高校艰难的生存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很多“著名”的顶级高校名不副实，国家投入巨资却不能收获杰出人才，进而引发“钱学森之问”。问题出在哪里？一个原因就是长期的政府包办导致绝大部分高校没有生存压力。可以想象，一旦政府中止财政投入、不再大包大揽，而是将其推向市场，一旦中国的用人制度逐步走出唯学历、唯品牌的怪圈，这些高校肯定也会出现生存危机。
然而，在当前的中国，教育不公平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高考生源锐减本是一个结合国情对高等教育过快发展进行认真梳理、对高校进行优胜劣汰的大好时机，但如果公平问题得不到解决，情况就会适得其反：很多办学绩效很好的高职高专院校、未花政府财政经费且很有活力的民办院校，可能因为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倒闭，而数量庞大、毫无建树的“知名高校”却会因为老态龙钟、“德高望重”“公办”“本科”等优势继续活得逍遥滋润，这显然是有违市场规律、有碍中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其最终的危害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转嫁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上。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公首先体现在生源竞争的不公上。在高考招生中，高职院校一直排在最后批次，这种政策上的歧视往往会误导人们，认为高职院校是低层次的、最差的学校，因而只能录取高考分数很低的学生。以素有教育大省、高职强省之称的江苏省为例，前几年曾在全国率先出现考生“宁读好的专一，不上较差三本”的喜人局面。然而，到了2010年，江苏全省高招二阶段各批次的省控线却出现了惊人逆转，三本与一专之间竟然相差70多分，首创江苏省专科与民办本科省控线落差之最，很多“二专”批次的民办职业院校更是出现了招生数与生源数倒挂的尴尬现象。
第二个不公在于用人制度普遍存在歧视和偏见。在我国，“普通本科生难找工作而高职毕业生受市场欢迎”已成大众共识，但在公务员报考、事业单位招聘等问题上，高职学生的求职却一直受到学历歧视。虽然高职高专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很有优势，但学历却成了求职的拦路虎，直接影响人们对高职教育的认同。
第三个不公来自职业教育的体系设置。目前，高职学生继续求学的空间狭窄、渠道不畅，高职高专毕业生继续求学的途径主要有“专升本”“专转本” “专接本”和网络教育等，但这种本科教育所获学历的社会认可度不容乐观。一度比较看好的“专升本”如今已有名额限制，且211院校已不再接受“专升本”。而职业教育这条线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通道一直还没打通，“立交桥”尚未建立，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学分互认还难以做到，最终导致很多人不敢擅入“职门”，以免走上升学“断头路”。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显然已经成为阻碍国家战略发展的隐患，从制度层面加以纠正刻不容缓。
（王寿斌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所
副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