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贵族特殊地位现在也依然存在，只不过不是归功于这种地位的特别实惠上，而是在十分特别的牺牲和束缚上，这种地位才能找到其内容。
——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
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开篇，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资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後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这个故事非常典型，曾经，贵族一词像地富反坏右一样让人避之不及，但随着时代变迁，风水轮流转，贵族不但时兴起来，还能带来诸多现实利益。
而如今，据说大雅之堂上的文化伟人也都是诗礼名门、贵族之后，乡儒新修《村志》，也不忘标明此村系出贵胄，“实属世家大族，殊感光荣”，这是学者秦晖的研究结果。这么说吧，贵族，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学界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通通都成为一种好东西。
在中国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喜欢与名人攀亲。比如说，自称是谁谁之后，像孔庆东就自称为孔子的第几代后人。这种与名人攀亲的心理，是与贵族攀亲的心理的某种派生物。
贵族=有格调的富豪？
《最后的贵族》主人公是康同璧母女（即康有为的女儿和外孙女），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酷爱玫瑰花，种了很多，1966年被抄家的时候，她流着泪用开水亲自把那些玫瑰花浇死。她爱鞋，也收集了很多高跟鞋，文革中某个深夜，把所有的高跟鞋堆在一起，想用锯子把鞋根锯断，但因为里面有钢条，最后全部扔掉。
这是我最初想象的贵族：对物质的极度讲究。她们强调的不是餍足，而是精致。也就是说，在量和质方面，她们更侧重的是质。她们讲究的也不止是物本身，而是自己的感情和个性在物上的投射。
民国那些名媛，有很多生活细节值得玩味。比如说“南唐北陆”。北是出名的陆小曼，据说她挑剔到连做饭用的油都必须是古法压榨的花生油，这种油在当时很难买到，吃了也不易发胖。而“南唐”则指唐瑛，她就更讲究，每一顿都会按照合理的营养要求进行搭配，甚至会精细到几点吃早餐，何时用下午茶，晚饭几点开始。又比如宋美龄，据说喜欢直接以新鲜的花瓣、牛奶，来洗脸或沐浴。
于是我想象贵族生活的几个关键词：三代显赫，生活精致，杯光潋滟，华服香鬓，有优雅的爱好。但是，这是不是就是全部？
据说侯孝贤想拍“合肥四姐妹”，但拍不了：“简直找不到演员，绝对不可能找到演员来恢复的。除非有一个投资者给我很多钱，我花一两年把这些演员找齐，让她们照这样子在里面生活一段，每天排练一阵子，才有可能拍得出来。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有那个时代的状态，我们看老照片就知道，你怎么学？”
那本出名的《富人国》里面写到，有个曼哈顿的富婆在家里豪华试衣间装了个飞机场那种传送带（还可以升高、下降），以滚动显示她的海量华服，以供选用。
在这类讲述富豪生活的书中，还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格调的富豪，比如说资深品酒师会这么说话：我刚买了十箱05年的孝鹰赤霞珠，帕克尔给他打了99分呢！ 管家要学习如何剪一支1926年的帕多纳雪茄，如何在吃饭时表演“上菜芭蕾”，如何在夏威夷海滩上为他的主人驾私人飞机回意大利酒窖取某一个年份的红酒。
学者秦晖指出，贵族（aristocrats）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其实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富裕尊贵的人；而对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oligarchs）。
按这个观点，贵族首先必须是道德上的高贵。这是一个前提。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
贵族，与财富多少无关。起码可以说，不成正比。在欧洲历史上，因为贵族的地位是世袭的，不完全以财富来界定，甚至以经营实业为耻。平民发财后，也许经济上比贵族更有钱，但仍然不算比贵族高贵。特别是在英国，购买贵族爵位不易，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在传统的观念中，贵族不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统治的社会承担着一种家长式的责任。
出现在任意位置（蓝血（blue blood），在西方文化中，指贵族或名门望族。为什么非要说贵族体内流的血是蓝色的，这要从古代西班牙北部的卡斯提尔（Catile）王国说起，贵族以纯正血统为荣，并常自豪地挽起袖子，展示手臂上清晰可见的蓝色静脉血管。这个词1834年传入英国，译成 blue blood， 指贵族血统、名门出身、上流人士。
西方贵族的身份会在名与姓之间标志出来。比如说“德”（de）是法国贵族或旧家的标志，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就是贵族家庭出身。“堂”（Don，一译唐）是西班牙贵族姓氏的标志，如拜伦《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冯”（von）则是德国和奥地利封建贵族姓氏的标志，如歌德笔下的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
贵族精神
“富”是有形的，用物质衡量的。“贵”是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修养和气质，不能用财富堆积和衡量。富豪可能低级庸俗，“贵族”也可能生活拮据，比如所谓“没落贵族”，还有 “精神贵族”。
古人造这“贵”字， “中”字当头，“一”字居中，“贝”字殿底。“中”者，居中也，寓示公正。“一”者，水平也，喻意公平。这两者，都应合前面的理论：贵族对这个社会应该起到类似于家长的作用，是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平公正，是起码的道德要求。而最下面的“贝”字，则为古钱的意思，表示财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时定义的贵族是一群公正当先，心系公平，财富垫底的社会楷模。 富贵不是自诩的头衔，而是存在于他人心目中的尊重与敬仰。气质与精神的富足也正是通过给予他人的帮助和社会的贡献才得以实现。事实证明，往往想利用高档香槟、红酒、名车、高尔夫等所谓的高级物质来显示自己身份高贵的人，往往才是最为短视之人。高贵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境界。它不会随着物质的提升而献媚地跟随，也不会因为物质的缺失而随之消逝。所以，“富贵”应该还有一种理解，那便是精神的财富造就了高贵的品质，是仁者爱人的侠义情怀，是济世为怀的贵族精神。
当人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也是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为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
18世纪的欧洲，从平民阶层发展出来的新贵，为了展示自己的财富，于是，他们为故乡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他们通过在本社区广泛行善，成为公共领袖，被选为下院议员不再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他们做这一切，是为了向社会证明：他们代表的新阶级，比贵族更高贵，对社会更有益。
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对贵族的明显优势后，马上就发展出自己的新格调：节俭。
与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富豪生活所不同，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体面而节制。他们强调勤奋、节俭、负责，这形成了一种上流文化，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也就是说，这形成了真正的贵族精神。
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最近一个对美国百万富翁的研究竟发现，这些百万富翁大多数开平民车，用旧家具，甚至选的电话公司也常换，为的是便宜的服务。
贵族精神始终是一种值得追寻、向往的尊贵象征。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到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精神浪潮，相反，是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那些中国和外国的贵族们
首先，当然是永恒的绅士风度。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个传统，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
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春秋时，宋国与楚国打仗，隔泓水对峙。楚军渡水来交战，宋军参谋“击之半渡”的建议，宋襄公认为，这样不合礼仪，结果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
宋襄公因为这件事，被称为愚蠢的仁慈，但需知，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宋襄公的选择，正是一种贵族精神。
绅士风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风度呢？
简单来说，它是西方国家公众所崇尚的基本礼仪规范，他要求在公众交往中注意自己的仪容举止，能给人留下彬彬有礼和富有教养的印象。绅士是从来都不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人，这几乎成了绅士的定义。这一描述不仅精炼，而且现在看来也是依然准确的。真正的绅士会小心避免给接触到的人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或震动。他会小心避免一切意见上的冲突，情感上的冲撞，避免一切拘束、怀疑、忧郁或怨恨；对他来说，让每个人都轻松自在是头等大事。他对害羞的人体贴、对冷淡的人温和、对愚蠢的人宽容，他会注意谈话的对象，他会提防不恰当的影射，或是一些可能令人不安的话题。他很少在谈话中突出自己，但也不令人感到乏味。在给别人帮助时，他会轻描淡写，让人感觉他似乎是在接受帮助而不是给予帮助。最后，对他们而言，“义”才是永恒的主题。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乎坚守的原则，任何灾难面前，只要是义之所为，便在所不惜。这让我们想起了中国传统的君子道德，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舍生取义”。因此，真正的绅士风度是无法模仿的，只有塑造内心高尚的道德观才能体会它的深刻含义。
贵族是仁慈的。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这一点，在中国三国时期的刘备身上，也有所体现。他最迷人的一场秀，就是在长坂坡带着百姓逃难，百姓无疑是个拖累，但是此时他的责任感和慈悲心使他无法置他们的恳求和生死于不顾。丢开政治目的，这样的行动本身，也体现了贵族必有的修养。
贵族是尊重人的，而不是颐指气使的。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
贵族还必须具备：沉着和承担。
我们所熟知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而在船沉没时，船长没有逃难，而是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因为在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或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种牺牲难以言喻，我们只能简单地称之为承担精神。
贵族精神还有一个特点，也许有点出人意料，那就是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贵族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东西方皆然。
先说东方，在我国先秦的时候，每个贵族生下来就是武士，“执干戈以为社稷”，是贵族的权利，普通老百姓想当兵还不让你当。所以那个时候当兵，为国家牺牲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比如儒家推崇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就有射箭和驾车。孔子是这方面的高手。
而西方呢，英国的哈里王子先是被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认为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才是贵族的本分所在。
情义
在中国春秋时期，——依前文所述，你想必也看出来了，那是我们中国最富于贵族精神的、贵族倍出的一个时期——吴国有一公子叫季札，修养非常好，国王派他出使晋国。
去晋国的路上路过了徐国，于是季札公子去拜访徐国国君，两个人谈得投缘，他在徐国一连呆了好几天。在聊天过程中，季札注意到，徐国的国君一直在看他腰间挂的这把宝剑。吴国是产名剑的地方，季札身上带的就是最好的一把宝剑。他看到这位徐国国君不断地看他的剑，就知道他喜欢上这把剑了，但因君子不夺人之美，所以没好意思直接开口要。季札想把这把剑赠送给这位徐国国君，又考虑到当时国际上有一个规定，外交使者身上必须佩剑。所以他想，先出使后，回国途经徐国时，再把剑送给徐国君。
谁知回国的路上又一次经过徐国时，却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徐国君在这几天当中得了急病死了。
季札非常悲痛，就说我去祭拜一下先君。来到徐国君墓前，行礼默哀之后，季札从腰间解下宝剑挂在了徐国君墓边的树上，然后离去。
这个温暖的故事，传达的是贵族精神中的“情义”。
贵族精神说到底，以文化教养为基础，以社会的担当为使命，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以自由的灵魂为追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
为什么三代才出一个贵族？
欧洲有一句谚语：三天培养出一个富翁，三代培养出一个贵族。这很简单，财富可以瞬间得到，而修养则需要积淀。
对这个理论，有人这么说：第一代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事业第一，家庭第二”，对自己的子女早期教育常常无暇顾及。第二代人，也就是传说中的富二代，爆发户心态尚未消褪，在家庭教养上仍有不足。到了第三代，才算是含着金勺子出世，财富、社会阅历及人脉关系都已经积累了两代，第一、二代把自己缺失的家庭教育也补上去了，创业者已步入稳定增长的产业经营第一线，回归了家庭，过起了慢生活。在这种充分的关注下，第三代的人文关怀、公正公平等的理想主义思想也会在其脑海里深深扎根。
中国传统文化中喜欢称为“世家”。例如：梨园世家、中医世家。不是世家子弟的人，要想成为一个大艺术（技术）家、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世家子弟在日常生活中，会自然而然地记住父母等人说出来的这个家族世袭的思想精华，这些在外面是很难听到的，也不会轻易在书本上读出来，就像张爱玲会经常听到姑姑说起祖辈的一些趣事和言论，会接受到弹琴之类的西洋教育。
家学渊源，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拿著名的民国名媛林徽因来举例。林徽因的父亲是著名的政治家林长民，林长民的弟弟就是著名的《与妻书》作者林觉民。林家的家学是毫无疑问的，林徽因从小受东西方文化熏陶，在她16岁的时候，林长民出游欧洲之际，也带着林徽因，并称“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
林徽因的一生，最具备贵族特征的是一个特点是她对美无限的敏感。战乱路上，颠沛流离，也只有真正的贵族，才会在衣食堪忧的情况下，仍然对美保有这样高的热情。
一个家庭，三代才出一个贵族，而一个国家，也有同样的道理，只有数百、数千的积淀，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底蕴”。
欧美今天的文化之所以发达，正有赖于中古时代留下的几十所大学的积淀。牛津大学始建于1168年，剑桥大学始建于1209年，巴黎大学始建于1200年，哈佛大学始建于1636年，即使最新的大学，如柏林大学也有200年了，莫斯科大学也有260多年了。
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近代科学、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这四大思潮、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
所以，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中提到：“有了这样长期的存在，才有积聚的图书设备，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继长增高的学问，才有那使人依恋崇敬的‘学风’。至于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哪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地）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
家也好，国也好，社会、个人的发展与进步，都有历史遗产的积淀，历史无法割断，割断历史就是割断命脉。
掌握礼仪并非教养的全部
“贵族风尚”俨然成为中国富人们的新宠，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或者子女变得“高贵”起来。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贵族礼仪、接受高级文化艺术的熏陶、出入各种高级的交谊舞会等等。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拥有贵族的派头，看上去彬彬有礼，涵养十足。
诚然，学习那些礼仪并非难事，也的确有不少人能够做到；增加文化教养也能通过不断的努力而达到目的。但这些就是真的能够培养一个包含贵族教养的“上流人士”吗？答案显然的否定的。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良好的社交礼仪和文化素质只是最为基础的支撑，而懂得尊重他人才是最为重要的条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些派头十足、穿着光鲜的人，他们刚和“同级别”的朋友微笑告别，转身就对下属或者餐厅的服务员大声呵斥。所以，这些人的文化教养，仅仅是外表选择性的表现。只尊重有社会地位的人，有财富的人，有名望的人，甚至有知识的人，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势利。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是需要对所有人生命的敬意和人性的尊重。
礼仪是最为体现与人相处时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方式，但这并不代表就是教养的全部。只有做到对于任何阶层一视同仁的尊重，才是贵族文化涵养的真谛，亦是贵族精神的社会性体现。
我们为什么需要贵族精神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搬迁过程中有一个故事，当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师生分三路赶赴，其中有一个“步行团”，从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历时68天，200多名师生徒步走了1300公里。
这个步行团里就有著名的化学家曾昭抡教授。
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后代，与妻子俞大纲一样都是民国知名学者，他的妹妹是著名的女考古学家曾昭橘。
曾昭抡是这个步行团中的一员。但他每天总是最后一个到达营地。最后到达的原因很奇特，因为他从不抄近路，坚持走大道。哪怕在过黔西“二十四盘”山路时，所有人均走小路，呼啦啦猛冲下山，也只有他不为之心动，仍沿公路走，比别人下山多花了十几倍的时间。
他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有人说，因为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后代，曾国藩的家教，众所周知的严，所以，他秉承循规蹈矩的家风，在赶路这一点上也体现出来。
这种解释，只是一种可能。事实上，很有别的可能，可能他只是出于一种奇怪的、贵族式的坚持。
在今天看来，曾教授在行军路上绕这么远的路，大可不必，他付出了比别人多的时间、体力，他的坚持，很有点迂腐。但是天下事，其“没必要”处往往也是最耐人寻味处。遥想曾昭抡身着沾泥浆的褴褛长衫，踽踽独行于公路上，那其中有一种风度，是令人心折的。
如今我常在经常路过的草地上，看到一些悬挂的牌子劝人绕道：“踏破青毡可惜，多走几步何妨？”——那真是焦虑的牌子，每次一看到它，我就想起曾昭抡。
曾昭抡只走大道，令人折服之处何在？我不认为是家风中的“循规蹈矩”，而是：极致化的“决不占便宜”，极致化的“无用主义”。他做事的行径，遵循的不是利益最大化，也不是常规化，而是：风度和性情。他的坚持纯属个人化，既不合时宜又全无用处，然而他直道而行，绝不旁顾，理所当然。
贵族精神，就是一些“没有用”但却让人坚持下去的精神。
反躬自省，今天我们能见到几个人可以在上公共汽车之时不赶不抢，可以在排队买单之时不找最短的队伍，能有几个人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敢让自己虚掷数倍于别人的光阴做某件无用之事……，“用最高的速度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个观念已经深入我们的潜意识。
张爱玲在文章中说到，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事实上，他穿得如何，与他的收入，毫无挂钩。但，这就是民间的贵族精神。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点贵族精神，未必要有财富垫底。这么一点贵族精神，也许可以使我们保一点精神的清洁，保一点内心的重量，使我们不以黄金为最重，不以蜗角之名为最大。
——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
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开篇，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资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後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这个故事非常典型，曾经，贵族一词像地富反坏右一样让人避之不及，但随着时代变迁，风水轮流转，贵族不但时兴起来，还能带来诸多现实利益。
而如今，据说大雅之堂上的文化伟人也都是诗礼名门、贵族之后，乡儒新修《村志》，也不忘标明此村系出贵胄，“实属世家大族，殊感光荣”，这是学者秦晖的研究结果。这么说吧，贵族，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学界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通通都成为一种好东西。
在中国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喜欢与名人攀亲。比如说，自称是谁谁之后，像孔庆东就自称为孔子的第几代后人。这种与名人攀亲的心理，是与贵族攀亲的心理的某种派生物。
贵族=有格调的富豪？
《最后的贵族》主人公是康同璧母女（即康有为的女儿和外孙女），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酷爱玫瑰花，种了很多，1966年被抄家的时候，她流着泪用开水亲自把那些玫瑰花浇死。她爱鞋，也收集了很多高跟鞋，文革中某个深夜，把所有的高跟鞋堆在一起，想用锯子把鞋根锯断，但因为里面有钢条，最后全部扔掉。
这是我最初想象的贵族：对物质的极度讲究。她们强调的不是餍足，而是精致。也就是说，在量和质方面，她们更侧重的是质。她们讲究的也不止是物本身，而是自己的感情和个性在物上的投射。
民国那些名媛，有很多生活细节值得玩味。比如说“南唐北陆”。北是出名的陆小曼，据说她挑剔到连做饭用的油都必须是古法压榨的花生油，这种油在当时很难买到，吃了也不易发胖。而“南唐”则指唐瑛，她就更讲究，每一顿都会按照合理的营养要求进行搭配，甚至会精细到几点吃早餐，何时用下午茶，晚饭几点开始。又比如宋美龄，据说喜欢直接以新鲜的花瓣、牛奶，来洗脸或沐浴。
于是我想象贵族生活的几个关键词：三代显赫，生活精致，杯光潋滟，华服香鬓，有优雅的爱好。但是，这是不是就是全部？
据说侯孝贤想拍“合肥四姐妹”，但拍不了：“简直找不到演员，绝对不可能找到演员来恢复的。除非有一个投资者给我很多钱，我花一两年把这些演员找齐，让她们照这样子在里面生活一段，每天排练一阵子，才有可能拍得出来。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有那个时代的状态，我们看老照片就知道，你怎么学？”
那本出名的《富人国》里面写到，有个曼哈顿的富婆在家里豪华试衣间装了个飞机场那种传送带（还可以升高、下降），以滚动显示她的海量华服，以供选用。
在这类讲述富豪生活的书中，还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格调的富豪，比如说资深品酒师会这么说话：我刚买了十箱05年的孝鹰赤霞珠，帕克尔给他打了99分呢！ 管家要学习如何剪一支1926年的帕多纳雪茄，如何在吃饭时表演“上菜芭蕾”，如何在夏威夷海滩上为他的主人驾私人飞机回意大利酒窖取某一个年份的红酒。
学者秦晖指出，贵族（aristocrats）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其实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富裕尊贵的人；而对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oligarchs）。
按这个观点，贵族首先必须是道德上的高贵。这是一个前提。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
贵族，与财富多少无关。起码可以说，不成正比。在欧洲历史上，因为贵族的地位是世袭的，不完全以财富来界定，甚至以经营实业为耻。平民发财后，也许经济上比贵族更有钱，但仍然不算比贵族高贵。特别是在英国，购买贵族爵位不易，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在传统的观念中，贵族不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统治的社会承担着一种家长式的责任。
出现在任意位置（蓝血（blue blood），在西方文化中，指贵族或名门望族。为什么非要说贵族体内流的血是蓝色的，这要从古代西班牙北部的卡斯提尔（Catile）王国说起，贵族以纯正血统为荣，并常自豪地挽起袖子，展示手臂上清晰可见的蓝色静脉血管。这个词1834年传入英国，译成 blue blood， 指贵族血统、名门出身、上流人士。
西方贵族的身份会在名与姓之间标志出来。比如说“德”（de）是法国贵族或旧家的标志，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就是贵族家庭出身。“堂”（Don，一译唐）是西班牙贵族姓氏的标志，如拜伦《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冯”（von）则是德国和奥地利封建贵族姓氏的标志，如歌德笔下的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
贵族精神
“富”是有形的，用物质衡量的。“贵”是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修养和气质，不能用财富堆积和衡量。富豪可能低级庸俗，“贵族”也可能生活拮据，比如所谓“没落贵族”，还有 “精神贵族”。
古人造这“贵”字， “中”字当头，“一”字居中，“贝”字殿底。“中”者，居中也，寓示公正。“一”者，水平也，喻意公平。这两者，都应合前面的理论：贵族对这个社会应该起到类似于家长的作用，是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平公正，是起码的道德要求。而最下面的“贝”字，则为古钱的意思，表示财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时定义的贵族是一群公正当先，心系公平，财富垫底的社会楷模。 富贵不是自诩的头衔，而是存在于他人心目中的尊重与敬仰。气质与精神的富足也正是通过给予他人的帮助和社会的贡献才得以实现。事实证明，往往想利用高档香槟、红酒、名车、高尔夫等所谓的高级物质来显示自己身份高贵的人，往往才是最为短视之人。高贵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境界。它不会随着物质的提升而献媚地跟随，也不会因为物质的缺失而随之消逝。所以，“富贵”应该还有一种理解，那便是精神的财富造就了高贵的品质，是仁者爱人的侠义情怀，是济世为怀的贵族精神。
当人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也是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为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
18世纪的欧洲，从平民阶层发展出来的新贵，为了展示自己的财富，于是，他们为故乡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他们通过在本社区广泛行善，成为公共领袖，被选为下院议员不再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他们做这一切，是为了向社会证明：他们代表的新阶级，比贵族更高贵，对社会更有益。
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对贵族的明显优势后，马上就发展出自己的新格调：节俭。
与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富豪生活所不同，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体面而节制。他们强调勤奋、节俭、负责，这形成了一种上流文化，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也就是说，这形成了真正的贵族精神。
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最近一个对美国百万富翁的研究竟发现，这些百万富翁大多数开平民车，用旧家具，甚至选的电话公司也常换，为的是便宜的服务。
贵族精神始终是一种值得追寻、向往的尊贵象征。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到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精神浪潮，相反，是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那些中国和外国的贵族们
首先，当然是永恒的绅士风度。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个传统，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
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春秋时，宋国与楚国打仗，隔泓水对峙。楚军渡水来交战，宋军参谋“击之半渡”的建议，宋襄公认为，这样不合礼仪，结果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
宋襄公因为这件事，被称为愚蠢的仁慈，但需知，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宋襄公的选择，正是一种贵族精神。
绅士风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风度呢？
简单来说，它是西方国家公众所崇尚的基本礼仪规范，他要求在公众交往中注意自己的仪容举止，能给人留下彬彬有礼和富有教养的印象。绅士是从来都不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人，这几乎成了绅士的定义。这一描述不仅精炼，而且现在看来也是依然准确的。真正的绅士会小心避免给接触到的人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或震动。他会小心避免一切意见上的冲突，情感上的冲撞，避免一切拘束、怀疑、忧郁或怨恨；对他来说，让每个人都轻松自在是头等大事。他对害羞的人体贴、对冷淡的人温和、对愚蠢的人宽容，他会注意谈话的对象，他会提防不恰当的影射，或是一些可能令人不安的话题。他很少在谈话中突出自己，但也不令人感到乏味。在给别人帮助时，他会轻描淡写，让人感觉他似乎是在接受帮助而不是给予帮助。最后，对他们而言，“义”才是永恒的主题。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乎坚守的原则，任何灾难面前，只要是义之所为，便在所不惜。这让我们想起了中国传统的君子道德，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舍生取义”。因此，真正的绅士风度是无法模仿的，只有塑造内心高尚的道德观才能体会它的深刻含义。
贵族是仁慈的。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这一点，在中国三国时期的刘备身上，也有所体现。他最迷人的一场秀，就是在长坂坡带着百姓逃难，百姓无疑是个拖累，但是此时他的责任感和慈悲心使他无法置他们的恳求和生死于不顾。丢开政治目的，这样的行动本身，也体现了贵族必有的修养。
贵族是尊重人的，而不是颐指气使的。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
贵族还必须具备：沉着和承担。
我们所熟知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而在船沉没时，船长没有逃难，而是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因为在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或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种牺牲难以言喻，我们只能简单地称之为承担精神。
贵族精神还有一个特点，也许有点出人意料，那就是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贵族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东西方皆然。
先说东方，在我国先秦的时候，每个贵族生下来就是武士，“执干戈以为社稷”，是贵族的权利，普通老百姓想当兵还不让你当。所以那个时候当兵，为国家牺牲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比如儒家推崇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就有射箭和驾车。孔子是这方面的高手。
而西方呢，英国的哈里王子先是被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认为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才是贵族的本分所在。
情义
在中国春秋时期，——依前文所述，你想必也看出来了，那是我们中国最富于贵族精神的、贵族倍出的一个时期——吴国有一公子叫季札，修养非常好，国王派他出使晋国。
去晋国的路上路过了徐国，于是季札公子去拜访徐国国君，两个人谈得投缘，他在徐国一连呆了好几天。在聊天过程中，季札注意到，徐国的国君一直在看他腰间挂的这把宝剑。吴国是产名剑的地方，季札身上带的就是最好的一把宝剑。他看到这位徐国国君不断地看他的剑，就知道他喜欢上这把剑了，但因君子不夺人之美，所以没好意思直接开口要。季札想把这把剑赠送给这位徐国国君，又考虑到当时国际上有一个规定，外交使者身上必须佩剑。所以他想，先出使后，回国途经徐国时，再把剑送给徐国君。
谁知回国的路上又一次经过徐国时，却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徐国君在这几天当中得了急病死了。
季札非常悲痛，就说我去祭拜一下先君。来到徐国君墓前，行礼默哀之后，季札从腰间解下宝剑挂在了徐国君墓边的树上，然后离去。
这个温暖的故事，传达的是贵族精神中的“情义”。
贵族精神说到底，以文化教养为基础，以社会的担当为使命，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以自由的灵魂为追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
为什么三代才出一个贵族？
欧洲有一句谚语：三天培养出一个富翁，三代培养出一个贵族。这很简单，财富可以瞬间得到，而修养则需要积淀。
对这个理论，有人这么说：第一代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事业第一，家庭第二”，对自己的子女早期教育常常无暇顾及。第二代人，也就是传说中的富二代，爆发户心态尚未消褪，在家庭教养上仍有不足。到了第三代，才算是含着金勺子出世，财富、社会阅历及人脉关系都已经积累了两代，第一、二代把自己缺失的家庭教育也补上去了，创业者已步入稳定增长的产业经营第一线，回归了家庭，过起了慢生活。在这种充分的关注下，第三代的人文关怀、公正公平等的理想主义思想也会在其脑海里深深扎根。
中国传统文化中喜欢称为“世家”。例如：梨园世家、中医世家。不是世家子弟的人，要想成为一个大艺术（技术）家、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世家子弟在日常生活中，会自然而然地记住父母等人说出来的这个家族世袭的思想精华，这些在外面是很难听到的，也不会轻易在书本上读出来，就像张爱玲会经常听到姑姑说起祖辈的一些趣事和言论，会接受到弹琴之类的西洋教育。
家学渊源，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拿著名的民国名媛林徽因来举例。林徽因的父亲是著名的政治家林长民，林长民的弟弟就是著名的《与妻书》作者林觉民。林家的家学是毫无疑问的，林徽因从小受东西方文化熏陶，在她16岁的时候，林长民出游欧洲之际，也带着林徽因，并称“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
林徽因的一生，最具备贵族特征的是一个特点是她对美无限的敏感。战乱路上，颠沛流离，也只有真正的贵族，才会在衣食堪忧的情况下，仍然对美保有这样高的热情。
一个家庭，三代才出一个贵族，而一个国家，也有同样的道理，只有数百、数千的积淀，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底蕴”。
欧美今天的文化之所以发达，正有赖于中古时代留下的几十所大学的积淀。牛津大学始建于1168年，剑桥大学始建于1209年，巴黎大学始建于1200年，哈佛大学始建于1636年，即使最新的大学，如柏林大学也有200年了，莫斯科大学也有260多年了。
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近代科学、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这四大思潮、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
所以，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中提到：“有了这样长期的存在，才有积聚的图书设备，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继长增高的学问，才有那使人依恋崇敬的‘学风’。至于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哪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地）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
家也好，国也好，社会、个人的发展与进步，都有历史遗产的积淀，历史无法割断，割断历史就是割断命脉。
掌握礼仪并非教养的全部
“贵族风尚”俨然成为中国富人们的新宠，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或者子女变得“高贵”起来。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贵族礼仪、接受高级文化艺术的熏陶、出入各种高级的交谊舞会等等。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拥有贵族的派头，看上去彬彬有礼，涵养十足。
诚然，学习那些礼仪并非难事，也的确有不少人能够做到；增加文化教养也能通过不断的努力而达到目的。但这些就是真的能够培养一个包含贵族教养的“上流人士”吗？答案显然的否定的。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良好的社交礼仪和文化素质只是最为基础的支撑，而懂得尊重他人才是最为重要的条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些派头十足、穿着光鲜的人，他们刚和“同级别”的朋友微笑告别，转身就对下属或者餐厅的服务员大声呵斥。所以，这些人的文化教养，仅仅是外表选择性的表现。只尊重有社会地位的人，有财富的人，有名望的人，甚至有知识的人，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势利。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是需要对所有人生命的敬意和人性的尊重。
礼仪是最为体现与人相处时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方式，但这并不代表就是教养的全部。只有做到对于任何阶层一视同仁的尊重，才是贵族文化涵养的真谛，亦是贵族精神的社会性体现。
我们为什么需要贵族精神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搬迁过程中有一个故事，当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师生分三路赶赴，其中有一个“步行团”，从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历时68天，200多名师生徒步走了1300公里。
这个步行团里就有著名的化学家曾昭抡教授。
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后代，与妻子俞大纲一样都是民国知名学者，他的妹妹是著名的女考古学家曾昭橘。
曾昭抡是这个步行团中的一员。但他每天总是最后一个到达营地。最后到达的原因很奇特，因为他从不抄近路，坚持走大道。哪怕在过黔西“二十四盘”山路时，所有人均走小路，呼啦啦猛冲下山，也只有他不为之心动，仍沿公路走，比别人下山多花了十几倍的时间。
他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有人说，因为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后代，曾国藩的家教，众所周知的严，所以，他秉承循规蹈矩的家风，在赶路这一点上也体现出来。
这种解释，只是一种可能。事实上，很有别的可能，可能他只是出于一种奇怪的、贵族式的坚持。
在今天看来，曾教授在行军路上绕这么远的路，大可不必，他付出了比别人多的时间、体力，他的坚持，很有点迂腐。但是天下事，其“没必要”处往往也是最耐人寻味处。遥想曾昭抡身着沾泥浆的褴褛长衫，踽踽独行于公路上，那其中有一种风度，是令人心折的。
如今我常在经常路过的草地上，看到一些悬挂的牌子劝人绕道：“踏破青毡可惜，多走几步何妨？”——那真是焦虑的牌子，每次一看到它，我就想起曾昭抡。
曾昭抡只走大道，令人折服之处何在？我不认为是家风中的“循规蹈矩”，而是：极致化的“决不占便宜”，极致化的“无用主义”。他做事的行径，遵循的不是利益最大化，也不是常规化，而是：风度和性情。他的坚持纯属个人化，既不合时宜又全无用处，然而他直道而行，绝不旁顾，理所当然。
贵族精神，就是一些“没有用”但却让人坚持下去的精神。
反躬自省，今天我们能见到几个人可以在上公共汽车之时不赶不抢，可以在排队买单之时不找最短的队伍，能有几个人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敢让自己虚掷数倍于别人的光阴做某件无用之事……，“用最高的速度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个观念已经深入我们的潜意识。
张爱玲在文章中说到，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事实上，他穿得如何，与他的收入，毫无挂钩。但，这就是民间的贵族精神。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点贵族精神，未必要有财富垫底。这么一点贵族精神，也许可以使我们保一点精神的清洁，保一点内心的重量，使我们不以黄金为最重，不以蜗角之名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