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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一名采矿工跃升为八万职工的领导者；他曾为首钢的改革和建设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他总结的企业管理六字法，被美国专家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方法。他叫管志诚，原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因贪污、受贿150余万元，于1991年9月5日被执行死刑。
20年前，这起新中国成立后数额最大的贪腐案件曾经轰动一时，这位炼铁专家第一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沉沦，自甘堕落的？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翻开那一页页泛黄的案卷，揭示那一段段曲折的故事，或许，对你、对我、对我们的廉政教育来说，都未尝不是一次全新的起航——国企体制已改革多年，“一把手”职务犯罪率仍高居不下，这其中的管理痼疾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以史为鉴，带着这些思考，重温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8年8月，北京军区后勤部工厂局和首钢公司所属的矿山公司、江苏省吴县富有物资公司三方联营成立了宏城工贸实业部。被举报人陈某某兼任这个实业部的副总经理。据账面记载，陈某某确实从这里提去了1.5万元，不过不是挪用，而属于借用。因为账面上附有总经理批准借用的批条。
总经理是谁？他借这笔款做何用？不得而知。
谜？是谜就要揭！
检察官犟劲儿上来了。
他们继续查下去，从中又发现这年8月支出了8万元，用于钢材计划外的运输费和管理费，其中有7万元是现金，收款单位是北京市房山区豆各庄熔炼厂。
一个1.5万元，一个7万元，都是现金，按财会制度，支付这样的巨额现金是不允许的！那时候每月工资才是70、80块钱，现金支付7万多块钱，这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这笔钱不用支票而用现金呢？收款凭证和发票是真的还是假的？北京房山区豆各庄熔炼厂是个啥样的单位？这笔现金究竟落入谁手了？
使命感，责任感，犟劲儿，迫使检察官把宏城工贸实业部的账，查了个“底儿掉”。该实业部从建立到散伙总共10个月，居然做了三笔供销钢材800吨的生意！货源全部由首钢公司直供、直发，豆各庄熔炼厂八杆子打不着，它凭什么收那么多钱？而且有7万元还是现金！
检察官立即调头北上，直奔房山，到了豆各庄熔炼厂。这哪是“厂”！连厂长在内总共六个人，不过是个农村小作坊！既不经销钢材，更不承运钢材！承包人、“厂长”王文才指天发誓：“我从来没收过什么7万元现金！”再问，他才承认：一个老乡曾经托他给宏城实业部开出过一张现金7万元的收据。
检察官：“老乡叫什么？”
王文才：“管志诚。”
检察官疾速赶到首都钢铁公司。一查，清楚了：批售给宏城三笔800多吨钢材的，是管志诚！
检察官查到这时才算是把管志诚涉嫌7万多块钱违法犯罪的线索，画了一个完整的圆，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必须要迅速接触管志诚！
管志诚曾在首钢担任过公安处长，再加上检察官掌握的新情况——在南方调查的单位中，已经有6个人给管志诚打过电话通风报信，在这种情况下找他肯定会有不少难度。所以，大家连夜研究传唤管志诚的具体方案。
当时，根据已有的证据，检察官判断7万多块钱应该在管志诚手里，他拿了这笔钱，干什么用，这很关键。如果说，管志诚把这笔钱用到北钢公司什么地方，或者用到下属公司什么地方，这就不是案子了，顶多是一个违反财务制度的问题。如果一开始管志诚想把这笔钱归为己有，后来他听到风声，把这笔钱安排到北钢公司什么地方，这起案子就泡汤了！
想到这，检察官认为，必须尽快接触管志诚本人，查清楚7万元的去向。但出乎意料的是，传唤这位曾经领导8万名职工的在职“大人物”，竟然经历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涉。
对峙：智者的较量（检察官曹福来回忆）
4月18号，早晨刚上班的时候，天空还下着小雨，我们市、区检察院的几个人，大部分身着便装，乘坐两辆警车，来到了北京钢铁公司，找到纪检委。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管志诚是不是在公司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就说找管书记有事儿，核对点事儿。
接待我们的那个人，当时问道，你们想见管书记呀？提前预约了没有？我说，没有预约。他说，没有预约，那就不能见了。找管书记，不能说找就找的呀！我们公司有规定，要提前预约的，预约要等一个星期吧！那你们就下个星期再来吧！你们要同他谈什么问题，写张纸条留下来吧！那位接待人员递过来了一张稿纸。
听到这些话，我们在场的几个人真是挺震惊的。我们找管志诚的事儿怎么能留纸条呢？留个纸条不就惊动他了吗？于是，我们就说自己是外地来的，来一次不容易，请你看看管书记在不在，如果在，最好让我们见一面。
那位接待人员一听我们是外地的，就立马儿给管志诚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问了一下管书记在哪里，秘书回答，管书记在办公室，好像正在吃饭。
我们确认管志诚在公司，就亮明了身份，说我们是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有一点事儿要找管志诚谈。这时，接待人员有一点傻眼了，他立马儿打电话通告了公司的专职纪检书记。
不大一会儿，一位长者走进办公室，态度非常生硬，派头也很大，他说，你们是东城检察院的？要找管书记？我告诉你们，政法委书记都是我的老部下，说说吧！你们到首钢来查管志诚有什么背景没有？你们通过谁来查的？我们这个公司，也不是你们东城检察院的辖区呀？
当时我们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就讲，第一我们找管志诚是没有任何背景，第二我们通过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已经请示市委了，北京市检察院向市委哪位领导汇报的，请示的，也不可能直接同我们基层院的办事人员说呀！
那老纪检书记又说，前一段儿时间，某某检察院已经对我们公司进行一次调查了，已经有结论了嘛！你们东城区检察院怎么又来了，查什么呀？北京市这么多检察院，你们哪个检察院都到我们北钢公司来，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这样下去，严重地影响我们公司的信誉呀！影响我们的企业形象啊！我可以对你们说，告管书记的信件可以用麻袋装，我们到底应付你们哪个检察院哪？再说了，管志诚是领导北钢8万名职工的大党委书记，是一位著名的大企业家，我们得维护他的形象，你们想得倒简单，说查就查了，啊？你们要查他什么问题呀？ 他显得非常不满意，我们摸不清他是真的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还是为了庇护管志诚。当时，我们来不及多想什么，就是一个心眼儿，既然来了，亮明身份了，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今天也必须见到管志诚，把他带到检察院去。
我们查管志诚啥问题呀！我们检察院已经掌握他什么线索呀！要传管志诚的真实意图呀！这些问题，在管志诚没到我们手里以前，是绝对不能说的，不能叫任何人摸到我们的底牌，为啥呢？我们在明处，管志诚在暗处！他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随时可以溜走，或者随时可以把那7万多块钱搥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地方去，因为他的管辖面很宽！北钢公司下属还有好多个公司，那样的话，我们这起案子就砸了。
可是，我们已经磨了好长时间了，那位老纪检书记就是不交人。我当时看出来了，他不发话，我们就见不到管志诚。硬顶，不是个办法。我得想辙，得对那位老资格的纪委书记顺水推舟地想辙。
我突然想到他一进门就亮出了政法委书记，我就笑着说，既然您老提出了我们政法委的领导是您的老下属，那请问您，是法大呀？还是某个人大呢？当时，我特意把“您”字说得很重，体现对他的尊重。他听我这么说，好像有一点儿高兴了，随口就说，那当然是法大了。
这时，我就向他出示了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传唤通知书。
他见到了我出示的法律文书，立马儿说你们要带管志诚，这事儿我得跟周冠五（当时首钢的党委书记）说。
这时候，我想，如果周冠五不同意我们带走管志诚，事后，管志诚畏罪潜逃了，或者出了其他问题，我们检察院就贻误了战机呀！想到这一点，我态度又缓解了一下，含糊其辞地说，其实，我们找管书记也就是跟他核对一笔账，核对清楚了，他就可以回来了嘛！我们可以把他送回来嘛！这也是为了他好嘛！我说过既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意思，这么一点小事儿，你看还有必要去惊动首钢的一把手吗？
那老纪检书记寻思了一会儿，严肃地质问，如果搞错了，责任谁来负？我当时想，我们检察院依法办案，不能软！便脱口而出，我叫曹福来，我来负。他立马儿就顶了我一句，如果因此给北钢公司的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你姓曹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说，既然我办这起案子，就负得起这个责任。他说，那不行，我不能让你们把管书记带走，你们有啥事就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问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这个来气呀！检察院哪能在你们办公室审讯呢？但是，那时候我心里有气，脸上却是笑着的，我告诉自己，千万千万要把好我这倔脾气，不能发火，还得想辙，想辙把管志诚带走，可当时，当时我真没辙呀！急得我直抽烟，抽了好几大口烟，我有辙了。我想，我得用你这位老书记自己的话去说服你，达到我们带走管志诚的目的。
我当时就笑着说，这里哪是检察院办案的环境嘛？再说了，我们今天也没有把账带来呀！老书记！您老也别生气，为这点事儿咱们也犯不着顶牛。其实您老维护企业形象，维护管书记形象，这都是对的，这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您没看到吗？我们检察院的人，到您办公室来都没着装嘛！为啥呀？就是为了维护企业形象嘛！所以，咱们的想法、做法都是一致的。我这么一说，那位老纪检书记，好像平静了许多。
我趁热打铁，接着说，按您的意思，我们检察院的人把账搬到你们办公室里来，同管书记核对，这合适吗？墙外有耳呀！这样对管书记会有什么影响呢？请您老考虑考虑。所以说，管志诚必须接受检察院的传唤，到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去，这样做我觉得比较合适。
他又说道，那好！你们一定要管书记到检察院去，我们公司就派两个人跟着去，在管书记身边听你们问话。我笑着回答，这绝对不可能啊！检察院问管志诚事儿，非工作人员不能在场，这也是为了维护管志诚形象嘛！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件事情牵扯到他，必须要找他了解，我们也是对他负责嘛！所以，我们不见到管书记绝对不能走。
听我这么一说，那位老纪检书记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支吾几句，那这个事……他犹豫好半天。
就这样双方交涉拉锯，弄了两个多小时，后来那位老专职纪检书记在原地转悠好半天，又提出一个要求，今天，既然你们一定要管书记到检察院去，他也得先乘坐皇冠轿车离开北钢，然后再上你们检察院警车。一位堂堂北钢党委书记被警车押走，影响太坏……
这个条件我们同意了。
那位老专职纪检书记拿起电话，通告了管志诚。就这样，管志诚被招到办公室。
我们见到管志诚，向他出示了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传唤通知书，并让他签了字，我拿出印泥说，您按个手印吧！这时候，他手开始有点颤抖了。
办完了法律手续，管志诚由那位老专职纪检书记陪同乘坐皇冠轿车离开了北钢。途中，管志诚被转到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警车上……
背景：资历颇深 成就非凡
提起管志诚，熟识的人都知道他的资历不浅：工龄40年，党龄36年。不仅如此，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也咄咄逼人，引人注目。早在1980年8月，不满50岁的管志诚被任命为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以后，他在首钢所属的初轧厂、炼钢厂和民产公司担任过党委书记。从1989年4月始，他荣升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一时间，罩在管志诚身上的光环愈发耀眼。
管志诚走上贪污、受贿的沉沦之路，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始料不及的。毕竟，他在人生历程上有一段辉煌的时光。
1951年，管志诚不满20岁，便在当时的北京石景山钢铁制作所石灰石矿当搬运工。小伙子聪颖好学，人缘亦佳。3年后，他光荣入党，又当上了技术员、矿长助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挨整，但为人处事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
进入80年代，首钢开始向经济腾飞的目标大踏步迈进，管志诚以他历经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人生经验，担任起多家企业的党委书记，进而对政工、人事、保卫工作了如指掌，参与了首钢的改革和建设。他呕心沥血，成绩卓著。他参与总结的“企业管理六字法”受到了国内外企业界的重视。当年，首钢轧钢厂的生产设计能力仅为61.5万吨，身为厂党委书记的管志诚，及时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遂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新，使轧钢年产量达到200万吨。
那时候，要是在北京提起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不了解他的人怕是不多，他是新闻媒体经常报道的人物。当年首都钢铁公司所属六大公司，他是“龙头”企业的领导人，领导8万名职工。在当年首钢实现的19亿生产利润中，80%的利润是由北京钢铁公司创得的！在中国，他被号称为炼铁专家第一人。他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从最开始的石灰石矿到所有炼钢全过程，他都了然于胸。他还担任过首钢公安处的处长，要说他不懂法，那也不是事实。而且管志诚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非常高，他可以在北钢职工大会上，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地讲，讲两三个钟头没有问题。 他跟钢铁打交道40载，又在几大企业当过第一把手，熟悉党务工作、政治工作，有一套行政管理、业务技术经验，加之他思维敏捷，曾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绝对是个人才。但是，他的经验、知识、才华却没有用到正途上，反而一步步地走向自我毁灭。
作风：贪恋女色 挥霍无度
1982年，他刚刚进入“知天命”之年，也刚刚当上炼钢厂的第一把手，就跟于惠荣好上了。于氏是何许人也？一个在本公司联合经销处专管运转计划的女专业员，23岁，正值花信年华。
人前，他们是“干父女”；人后，他们则卿卿我我，男欢女乐。一个为了满足，于是就去收买；一个为了钱、物，于是就去出卖。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肮脏的交易罢了。
有了一个于惠荣，按说管志诚也该满足了吧？不！1985年，他当上了矿山公司党委书记不久，就和另一个于惠荣式的女人勾搭上了。此人就是杨娣，芳龄十八，是管的邻居。
1988年9月某日，杨娣来到她所在的单位——石景山区苹果园幼儿园。她找到领导：“我要辞职。”领导纳闷：“不愿做保育员？”杨：“不愿。”领导：“可你才来一年多呀！”杨：“反正我是不干了。”
杨娣找到管志诚。一个投靠心切，一个有意招揽，二人一拍即合。为了掩人耳目，一番合计之后，杨娣转而变成了“管晓娣”。之后不久，管晓娣便成了宏城、华城两个公司董事长秘书和业务经理。
一天，管志诚躺在沙发上，正闭目养神。杨娣蹑手蹑脚走进来，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在想什么好事？”
管：“猜猜看。”
杨：“你还是先猜猜我在想什么吧！”
管：“你此刻一定在……”
杨：“不，咱们同时写在手上。”
管：“想要我出丑？”
杨：“对！猜错了，我罚你！”
两人各自在自己手掌心里写了一个字。管写的是“窝”；杨写的是“房”。——真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
杨乐得拍手、跳高，一下子倒在管志诚身上……
1988年10月的一天。管通过中科院的孟某，认识了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的陈某。
管：“听说你有套房？”
陈：“对。”
管：“在哪儿？”
陈：“石景山区古城南里5栋58号。”
管：“几居？”
陈：“两居。”
管：“卖不卖？”
陈：“卖。不过，有个条件。”
管：“什么条件？”
陈：“得在三环路以内给我找到一间房，平房也行。”
管：“没问题，这条件我给。但要宽限几个月。”
就这样，管志诚以4.5万元，买下了这套房的居住权。
第二天，管志诚刚刚走进办公室，于惠荣就来了。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满脸的不高兴。
管：“是不是因为给她买了房？”
于：“知道了，干吗还问！”
管：“我哪能不考虑你呢！”
于：“怎么，叫我跟她住一块？”
管：“傻话，那怎么行。”
很快，管志诚就又从北京重型机器厂以11.59万元买下了一套二居室。地点在石景山区永乐西小区24栋。
此后，管志诚又购买了两处住房，总共耗资32万余元！
于、杨的住处，陈设奢侈豪华，高档电器，古玩字画，高级补品，地毯家具等，应有尽有。与其说是寓所，毋宁说是库房，是埋葬骄横奢侈、荒淫无度者的坟墓！
据“管”案《扣押物品清单》记载：搜查、扣押管志诚、于惠荣的物品，共计231项801件。其中有：彩电5台，录像机3台，摄像机1台，手表12块，黄金首饰45件。此外，还有银饭碗、大量的名烟、名酒、优质衣料、高档服装……
杨娣的住处，光是各种高档服装就有50多套！一件大衣价值高达8000元！差不多相当一个工人两三年的工资。另据《侦查卷》：1988年×月×日，管志诚带杨娣去江浙一带旅游，三天就开销8000多元，全部由某单位报销！
两年内，管志诚与两个“干女儿”用公款旅游，光是洗出的彩色照片就达1000多张。
手段：巧立名目 疯狂敛财
管志诚的家，实质是徒有虚名的，他嫌弃自己老婆面容丑陋，特看不上她，只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就完事了。他每个月回家有一个特点，到发工资的几天才回去。他算准老婆出去买菜的时间，在这个档口把钱放在日历台底下，基本不同老婆打照面，他每月如此，从来不回家住。
管志诚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都在首钢当司机；两个闺女，一个首钢技校毕业后，当热处理工，另一个在首钢也只是个普通工人。管志诚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沾到他光的。他跟孩子们讲，你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要沾老子光，自己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这样，上有老母、下有妻子的管志诚，靠原本那点工资就够他养活的了，如今又添了两个“干女儿”，开销哗哗如流水，没有钱怎么成？
钱，对于此时的管志诚，就像溺水的人急切看到的一根稻草！他必须要搞到钱，而且少了不行。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钢材也由原来的封闭式、单渠道、国家调拨，开始进入商品市场。首都钢铁公司从1986年起，在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之后，可以自行批售钢材。这使管志诚看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
1986年10月某日，河北省丰润县某厂赵厂长和县有关领导，来找管志诚：“原料紧张，面临停产，特前来求援购买矽钢片，万望协助，以解燃眉之急！”
管：“需要多少？”
赵厂长：“当然是多一些最好。”
管面有难色。
赵厂长：“如果不便，一二百吨也行。”
管：“好吧，我尽力争取帮助解决一些。”
赵厂长等人满意而去。
管立即吩咐手下人：“以矿山公司名义向首钢公司打报告，请求为唐山市解决500吨矽钢片。”
首钢公司总经理看了报告，打了个折扣，批了200吨。
管当即通知赵厂长：“经一番努力，搞到200吨。”
赵厂长：“200就200，太感谢啦！” 管：“不过……这货不能直接出京。”
赵厂长：“那，怎么办？”
管：“得在京找个单位，走一下手续，要提点手续费。”
赵厂长：“提多少？”
管：“每吨150元。”
赵厂长：“那，200吨，就得3万？！”
管：“怎么样？”
赵厂长琢磨了一阵：“那好吧，3万就3万！”
不费吹灰之力，3万元人民币就由“公”姓变成了“管”姓。
头次得手，管志诚自然不免有点“肝儿颤”，但那只不过是一瞬即逝。从此，便如大堤决口，一发而不可收。
又是河北省丰润县。另一个厂子的张厂长，来找管志诚了。
管：“你们要什么钢材？”
张厂长：“盘条。”
管：“这儿倒是还有50吨。”
张厂长：“那就卖给我们吧！”
管：“这是另外一个单位的。”
张厂长：“匀给我们吧！”
管：“匀给你们不是不可以，但人家要求分利。”
张厂长：“多少？”
管：“每吨提补差450元。”
张厂长：“没问题，就这样定了。”
于是，50吨盘条的补差额为2.25万元，又进入了管的腰包。
用这一招儿，管志诚为那位张厂长接连批了3次150吨，从中索贿6.5万元。
然而，这对管志诚来说，不过是小头，大头还在后边。
1989年4月至1990年4月，批给苏州西塘综合经营部钢材1000吨，精矿粉25万吨（实际执行3万吨）向对方索要了21.5万元。
1989年8月至1990年3月，批给石家庄乡镇企业供销公司钢材400吨，索要了“加工费”、“计划外运输费”30.3万元。
1989年10月至12月，批给停薪留职人员刘某钢材2350吨，索要了“中介费”17.5万余元。
从1986年底至1990年4月管志诚被逮捕为止，短短三年多时间，管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向福建、广东、河北、江苏、山东、北京等地16个单位批售了钢材1.6万吨、精矿粉25万吨，非法索取、收受贿赂37次，折合人民币150多万元，港币2万元。
双面：台上倡廉 台下堕落
为了打击贪污、贿赂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出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通告限定：有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严重经济犯罪行为的人，必须在通告发布之日起两个半月时间内，向有关机关自首坦白自己的罪行。
管志诚以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的身份，亲自主持了全公司数百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他亲自宣读通告，大讲通告的重大意义，并向与会的广大干部提出严正警告：“凡是在经济问题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必须在通告限定的期限内，向组织说清楚。要争取宽大处理，只有走自首坦白之路！现在中央给了你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要知道，世上卖什么药品的都有，可没有卖‘后悔药’的！……”
会议刚散，管就匆匆忙忙钻进了小轿车，来到燕京饭店，叩开了327号房间的门。
管：“现金，带来了吗？”
华城公司张经理：“带来了3万现金。”
管：“才3万？”
张经理：“先付计划外运输费3万。”
管：“那几笔怎么办？”
张经理：“过几天就到。先把收下的这3万给我办个手续，可以吗？”
管：“等那几笔到齐之后，一块办。”
在通告限期之内的1989年9月15日，管志诚又带着两个“干女儿”旅游到了厦门，下榻于华侨大厦526房间。三人进屋，屁股还没坐稳，华城公司业务部门副经理练某某、出纳员高某某就跟了进来。高打开密码箱，取出四四方方的一包东西，送到管的面前。
管：“什么？”
高：“补交的一笔计划外运输费。”
管：“让她点收一下。”他朝于惠荣努努嘴。
于：“这是多少？”
高：“3万。”
于：“就这么点？”
高：“现在提现金困难。”
于：“你们这样不讲信用，以后还办不办事了？”
练某某赶紧圆场：“不足的部分，过几天就派人直送北京。”
高：“这3万，您点点，先给我们办个手续好吗？”
于惠荣气不打一处来，3万元连看都不看，就丢到了一旁。
管：“手续，以后给你们。”
练某某、高某某挨了顿数落，抱回3万元，扫兴而归。
江苏省武进县金属材料回收公司有色科科长朱某某和业务员贾小虎，来京找管志诚求批钢材。管批给螺纹钢1000吨。朱、贾连声道谢。
管：“先别谢。这批钢材得要利润分成。”
朱：“分多少？”
管：“百分之五，没问题吧？”
贾：“这一来，就赚不了多少了。”
管：“不分成，那你们就负责支付计划外运输费吧！”
朱：“计划外运输费怎么个支付法？”
管：“办计划外车皮，每吨钢材需加收运费60元。”
贾：“1000吨就是6万？！”
这个贾小虎还真有股子“虎劲儿”。他从管志诚办公室出来，直奔首钢公司，来了个“微服私访”。“私访”的结果：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计划外运输费”一说。
贾小虎抹过头来就找管志诚，“什么‘计划外运输费’！分明是在敲竹杠！”
管：“敲竹杠？敲谁的竹杠？……现在铁路上车皮紧张得很，你们的货物得用计划外车皮，这叫计划外车皮费！懂不懂？”
贾小虎：“我不懂！”
管：“不懂你出去——乱弹琴！”连推带搡，贾小虎到“外”边歇着去了。
车皮，本来是铁路上的“专利”。罗云光、徐骏、潘克明曾以这个“专利”“肥”过那么一阵子。有谁曾想，堂堂的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竟也“啃”起车皮来了！
贾小虎的“虎劲儿”并没“虎”住管志诚，1000吨钢材愣是不给运。这下，可急坏了那位朱科长。朱火速进京。
朱：“都是小虎年轻、气盛……” 管：“我不是没替你们着想。我提出分成，你们不答应，我依了你们；我提出运费问题，又说我敲竹杠，像什么样子嘛！”
朱：“都是我们的不对。不该……”
管：“要这么说嘛，事不是不能办。”
朱：“求您费心，给我们办吧。”
管：“答应交计划外运费6万？”
朱：“说实话，一下子让我们拿出6万现金实在不好办。”
管：“那你能拿多少？”
朱：“努努力，两万问题不大。”
管：“3万吧。我替你们找人家通融通融。”
就这样，从1989年8月15日至10月31日，在通告限定的期限内，管志诚一面在人前大抓通告的贯彻、落实，一面在背后大搞“鬼子进村”。两个半月，就从石家庄、深圳、山西等地索取赃款31万余元。
为了非法捞钱，管志诚可以说是很费了一番心机的。1988年8月，管首先以首钢矿山公司的名义与北京某工厂局、江苏省吴县富友物资贸易公司联营成立了江苏吴县宏城工贸实业部，经销首钢的钢材。管任该部的董事长，其姘头杨娣为董事长秘书兼业务经理。
不久，即9月5日，管就起草、打印了一份宏城与房山豆各庄熔炼厂共同经销钢材的协议书。条件是：由宏城向豆各庄熔炼厂交纳5%～15%的管理费。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的是杨娣的舅舅、宏城业务员金某某和豆各庄熔炼厂厂长王文才。管对王说，这事与你无关，你只管盖章就行了。
管志诚办宏城，是为了经销钢材，而管志诚背着宏城与豆各庄熔炼厂搞那个假协议，则是为了占有豆各庄熔炼厂的账号。因为：一则，他收取这个费，那个费，不出手续不行；二则，他收取大笔的款项，总不能老是现金，难免通过银行汇款。据统计，自1986年12月起，从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丰润以及江苏、北京等有关单位，汇入这个熔炼厂账号上的手续费、加工费、中介费等款额达43万余元。
这还不算。1989年3月，管以首钢矿山公司名义又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集体企业公司、厦门九州集团总公司等九个单位搞了个华城公司，经销首钢钢材。管任董事长，其姘头杨娣任公司董事长秘书兼业务经理。
华城一开业，管即以董事长身份，从公司要走了盖好章的空白介绍信三本、空白收款收据一本、3号合同章一枚。不久，又几次打电话，要走了华城公司的财务部章。背着华城公司，在其老家房山区史各庄信用社，开了一个账号。
华城公司成立10个月，管志诚就批给华城公司钢材4000余吨，在其经销2840吨钢材中，仅收取“计划外车皮费”就达17万余元。
管以华城名义在其老家房山史各庄建立的那个私人账号，从设立到他被逮捕，短短五个月，即敛聚金额59万余元。1989年年底，北京市物价局检查首钢钢材价格执行情况时，发现售给石家庄的一批钢材每吨多收了170元，总计多收了6.3万余元。首钢财务部门把款退给了石家庄。管追到石家庄，伪称此款应退给福建，要对方将款汇入他在史各庄信用社的账号。
管志诚的飞扬跋扈最终把自己彻底推进了“地狱”。从一名采矿工到拥有八万职工的北钢公司一把手，他曾为首钢的改革和建设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他总结的企业管理六字法，曾被美国专家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然而成功只能说明过去，功归功，过是过，两者不能互抵。
罪因：权力失监 人性贪婪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接见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说了第三代领导的当务之急。第一讲经济不能滑坡，第二讲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是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二是抓紧惩治腐败，至少要抓十到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这样才能获得民心。
管志诚案子的发现，是在1990年4月份，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当务之急来抓的大案子。
由于当时正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期间，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是“双轨”制。就拿钢铁来说，虽然都是计划分配的产品，但政策上允许钢铁行业部门拿出一定的比例，不在计划之内，自行销售钢材。销售的价钱，可以略高于计划内的同类产品价格。所以管志诚就是利用这个空子，利用“双轨”制时，可以自己处理的钢材，暗箱操作，收受贿赂。
那个时期，领导干部的犯罪率为什么会上升？从制度上讲，是法制不健全。因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也在逐步摸索，一下子先立法不可能。所以，在摸着石头过河当中，留下了许多漏洞。当时，管志诚带着这两个情人出去，威风得很，人家一说钢铁大王来了，都得好吃、好喝、好招待，目的就是想在他那里争取更多的钢材指标。那时候，钢材是很紧俏的！
58岁的管志诚犯罪事实公诸于众后，报纸上出现了一个58现象，就是说58岁的领导，他的权力快到头了，要过期作废了，所以这个年龄的当权者就想趁最后的机会赶紧捞一把，等退休以后过点好日子。这就是他们的犯罪动机，也是主观因素。管志诚的案例，留给我们需要反思的还有很多，现实中那些在职在位、有权有势的干部，在管志诚身上又能够借鉴些什么呢？
权欲、钱欲、色欲是首钢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犯罪的三部曲，也是他走向死亡之路的内在因素。管志诚一边大肆索贿受贿，生活糜烂，一边用政绩的外衣，紧紧裹住贪污腐化的实质。因此，他的犯罪活动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党的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一叶障目”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恰恰是管志诚犯罪的外在条件。
管志诚的悲剧告诫我们，对领导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在今天，有效的监督仍然要时时刻刻落到实处。因为，钱与色的攻击远比炮火硝烟危险得多。每位党员领导干部都面临着执政和改革的考验、金钱与女色的诱惑，我们依然要与消极腐败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困境：国企“一把手”的监督难题
管志诚收受巨额贿赂案被揭露后，首钢党委在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宏城公司还是华城公司，都是管志诚利用职权挪用公款，背着领导擅自搞的，没有经准许，管志诚也从没向首钢领导汇报过这方面的情况。可是，这两家公司又正是管志诚“纵横排图”、大发横财的两张王牌，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
20年前，这起新中国成立后数额最大的贪腐案件曾经轰动一时，这位炼铁专家第一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沉沦，自甘堕落的？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翻开那一页页泛黄的案卷，揭示那一段段曲折的故事，或许，对你、对我、对我们的廉政教育来说，都未尝不是一次全新的起航——国企体制已改革多年，“一把手”职务犯罪率仍高居不下，这其中的管理痼疾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以史为鉴，带着这些思考，重温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8年8月，北京军区后勤部工厂局和首钢公司所属的矿山公司、江苏省吴县富有物资公司三方联营成立了宏城工贸实业部。被举报人陈某某兼任这个实业部的副总经理。据账面记载，陈某某确实从这里提去了1.5万元，不过不是挪用，而属于借用。因为账面上附有总经理批准借用的批条。
总经理是谁？他借这笔款做何用？不得而知。
谜？是谜就要揭！
检察官犟劲儿上来了。
他们继续查下去，从中又发现这年8月支出了8万元，用于钢材计划外的运输费和管理费，其中有7万元是现金，收款单位是北京市房山区豆各庄熔炼厂。
一个1.5万元，一个7万元，都是现金，按财会制度，支付这样的巨额现金是不允许的！那时候每月工资才是70、80块钱，现金支付7万多块钱，这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这笔钱不用支票而用现金呢？收款凭证和发票是真的还是假的？北京房山区豆各庄熔炼厂是个啥样的单位？这笔现金究竟落入谁手了？
使命感，责任感，犟劲儿，迫使检察官把宏城工贸实业部的账，查了个“底儿掉”。该实业部从建立到散伙总共10个月，居然做了三笔供销钢材800吨的生意！货源全部由首钢公司直供、直发，豆各庄熔炼厂八杆子打不着，它凭什么收那么多钱？而且有7万元还是现金！
检察官立即调头北上，直奔房山，到了豆各庄熔炼厂。这哪是“厂”！连厂长在内总共六个人，不过是个农村小作坊！既不经销钢材，更不承运钢材！承包人、“厂长”王文才指天发誓：“我从来没收过什么7万元现金！”再问，他才承认：一个老乡曾经托他给宏城实业部开出过一张现金7万元的收据。
检察官：“老乡叫什么？”
王文才：“管志诚。”
检察官疾速赶到首都钢铁公司。一查，清楚了：批售给宏城三笔800多吨钢材的，是管志诚！
检察官查到这时才算是把管志诚涉嫌7万多块钱违法犯罪的线索，画了一个完整的圆，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必须要迅速接触管志诚！
管志诚曾在首钢担任过公安处长，再加上检察官掌握的新情况——在南方调查的单位中，已经有6个人给管志诚打过电话通风报信，在这种情况下找他肯定会有不少难度。所以，大家连夜研究传唤管志诚的具体方案。
当时，根据已有的证据，检察官判断7万多块钱应该在管志诚手里，他拿了这笔钱，干什么用，这很关键。如果说，管志诚把这笔钱用到北钢公司什么地方，或者用到下属公司什么地方，这就不是案子了，顶多是一个违反财务制度的问题。如果一开始管志诚想把这笔钱归为己有，后来他听到风声，把这笔钱安排到北钢公司什么地方，这起案子就泡汤了！
想到这，检察官认为，必须尽快接触管志诚本人，查清楚7万元的去向。但出乎意料的是，传唤这位曾经领导8万名职工的在职“大人物”，竟然经历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涉。
对峙：智者的较量（检察官曹福来回忆）
4月18号，早晨刚上班的时候，天空还下着小雨，我们市、区检察院的几个人，大部分身着便装，乘坐两辆警车，来到了北京钢铁公司，找到纪检委。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管志诚是不是在公司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就说找管书记有事儿，核对点事儿。
接待我们的那个人，当时问道，你们想见管书记呀？提前预约了没有？我说，没有预约。他说，没有预约，那就不能见了。找管书记，不能说找就找的呀！我们公司有规定，要提前预约的，预约要等一个星期吧！那你们就下个星期再来吧！你们要同他谈什么问题，写张纸条留下来吧！那位接待人员递过来了一张稿纸。
听到这些话，我们在场的几个人真是挺震惊的。我们找管志诚的事儿怎么能留纸条呢？留个纸条不就惊动他了吗？于是，我们就说自己是外地来的，来一次不容易，请你看看管书记在不在，如果在，最好让我们见一面。
那位接待人员一听我们是外地的，就立马儿给管志诚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问了一下管书记在哪里，秘书回答，管书记在办公室，好像正在吃饭。
我们确认管志诚在公司，就亮明了身份，说我们是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有一点事儿要找管志诚谈。这时，接待人员有一点傻眼了，他立马儿打电话通告了公司的专职纪检书记。
不大一会儿，一位长者走进办公室，态度非常生硬，派头也很大，他说，你们是东城检察院的？要找管书记？我告诉你们，政法委书记都是我的老部下，说说吧！你们到首钢来查管志诚有什么背景没有？你们通过谁来查的？我们这个公司，也不是你们东城检察院的辖区呀？
当时我们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就讲，第一我们找管志诚是没有任何背景，第二我们通过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已经请示市委了，北京市检察院向市委哪位领导汇报的，请示的，也不可能直接同我们基层院的办事人员说呀！
那老纪检书记又说，前一段儿时间，某某检察院已经对我们公司进行一次调查了，已经有结论了嘛！你们东城区检察院怎么又来了，查什么呀？北京市这么多检察院，你们哪个检察院都到我们北钢公司来，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这样下去，严重地影响我们公司的信誉呀！影响我们的企业形象啊！我可以对你们说，告管书记的信件可以用麻袋装，我们到底应付你们哪个检察院哪？再说了，管志诚是领导北钢8万名职工的大党委书记，是一位著名的大企业家，我们得维护他的形象，你们想得倒简单，说查就查了，啊？你们要查他什么问题呀？ 他显得非常不满意，我们摸不清他是真的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还是为了庇护管志诚。当时，我们来不及多想什么，就是一个心眼儿，既然来了，亮明身份了，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今天也必须见到管志诚，把他带到检察院去。
我们查管志诚啥问题呀！我们检察院已经掌握他什么线索呀！要传管志诚的真实意图呀！这些问题，在管志诚没到我们手里以前，是绝对不能说的，不能叫任何人摸到我们的底牌，为啥呢？我们在明处，管志诚在暗处！他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随时可以溜走，或者随时可以把那7万多块钱搥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地方去，因为他的管辖面很宽！北钢公司下属还有好多个公司，那样的话，我们这起案子就砸了。
可是，我们已经磨了好长时间了，那位老纪检书记就是不交人。我当时看出来了，他不发话，我们就见不到管志诚。硬顶，不是个办法。我得想辙，得对那位老资格的纪委书记顺水推舟地想辙。
我突然想到他一进门就亮出了政法委书记，我就笑着说，既然您老提出了我们政法委的领导是您的老下属，那请问您，是法大呀？还是某个人大呢？当时，我特意把“您”字说得很重，体现对他的尊重。他听我这么说，好像有一点儿高兴了，随口就说，那当然是法大了。
这时，我就向他出示了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传唤通知书。
他见到了我出示的法律文书，立马儿说你们要带管志诚，这事儿我得跟周冠五（当时首钢的党委书记）说。
这时候，我想，如果周冠五不同意我们带走管志诚，事后，管志诚畏罪潜逃了，或者出了其他问题，我们检察院就贻误了战机呀！想到这一点，我态度又缓解了一下，含糊其辞地说，其实，我们找管书记也就是跟他核对一笔账，核对清楚了，他就可以回来了嘛！我们可以把他送回来嘛！这也是为了他好嘛！我说过既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意思，这么一点小事儿，你看还有必要去惊动首钢的一把手吗？
那老纪检书记寻思了一会儿，严肃地质问，如果搞错了，责任谁来负？我当时想，我们检察院依法办案，不能软！便脱口而出，我叫曹福来，我来负。他立马儿就顶了我一句，如果因此给北钢公司的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你姓曹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说，既然我办这起案子，就负得起这个责任。他说，那不行，我不能让你们把管书记带走，你们有啥事就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问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这个来气呀！检察院哪能在你们办公室审讯呢？但是，那时候我心里有气，脸上却是笑着的，我告诉自己，千万千万要把好我这倔脾气，不能发火，还得想辙，想辙把管志诚带走，可当时，当时我真没辙呀！急得我直抽烟，抽了好几大口烟，我有辙了。我想，我得用你这位老书记自己的话去说服你，达到我们带走管志诚的目的。
我当时就笑着说，这里哪是检察院办案的环境嘛？再说了，我们今天也没有把账带来呀！老书记！您老也别生气，为这点事儿咱们也犯不着顶牛。其实您老维护企业形象，维护管书记形象，这都是对的，这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您没看到吗？我们检察院的人，到您办公室来都没着装嘛！为啥呀？就是为了维护企业形象嘛！所以，咱们的想法、做法都是一致的。我这么一说，那位老纪检书记，好像平静了许多。
我趁热打铁，接着说，按您的意思，我们检察院的人把账搬到你们办公室里来，同管书记核对，这合适吗？墙外有耳呀！这样对管书记会有什么影响呢？请您老考虑考虑。所以说，管志诚必须接受检察院的传唤，到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去，这样做我觉得比较合适。
他又说道，那好！你们一定要管书记到检察院去，我们公司就派两个人跟着去，在管书记身边听你们问话。我笑着回答，这绝对不可能啊！检察院问管志诚事儿，非工作人员不能在场，这也是为了维护管志诚形象嘛！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件事情牵扯到他，必须要找他了解，我们也是对他负责嘛！所以，我们不见到管书记绝对不能走。
听我这么一说，那位老纪检书记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支吾几句，那这个事……他犹豫好半天。
就这样双方交涉拉锯，弄了两个多小时，后来那位老专职纪检书记在原地转悠好半天，又提出一个要求，今天，既然你们一定要管书记到检察院去，他也得先乘坐皇冠轿车离开北钢，然后再上你们检察院警车。一位堂堂北钢党委书记被警车押走，影响太坏……
这个条件我们同意了。
那位老专职纪检书记拿起电话，通告了管志诚。就这样，管志诚被招到办公室。
我们见到管志诚，向他出示了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传唤通知书，并让他签了字，我拿出印泥说，您按个手印吧！这时候，他手开始有点颤抖了。
办完了法律手续，管志诚由那位老专职纪检书记陪同乘坐皇冠轿车离开了北钢。途中，管志诚被转到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警车上……
背景：资历颇深 成就非凡
提起管志诚，熟识的人都知道他的资历不浅：工龄40年，党龄36年。不仅如此，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也咄咄逼人，引人注目。早在1980年8月，不满50岁的管志诚被任命为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以后，他在首钢所属的初轧厂、炼钢厂和民产公司担任过党委书记。从1989年4月始，他荣升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一时间，罩在管志诚身上的光环愈发耀眼。
管志诚走上贪污、受贿的沉沦之路，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始料不及的。毕竟，他在人生历程上有一段辉煌的时光。
1951年，管志诚不满20岁，便在当时的北京石景山钢铁制作所石灰石矿当搬运工。小伙子聪颖好学，人缘亦佳。3年后，他光荣入党，又当上了技术员、矿长助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挨整，但为人处事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
进入80年代，首钢开始向经济腾飞的目标大踏步迈进，管志诚以他历经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人生经验，担任起多家企业的党委书记，进而对政工、人事、保卫工作了如指掌，参与了首钢的改革和建设。他呕心沥血，成绩卓著。他参与总结的“企业管理六字法”受到了国内外企业界的重视。当年，首钢轧钢厂的生产设计能力仅为61.5万吨，身为厂党委书记的管志诚，及时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遂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新，使轧钢年产量达到200万吨。
那时候，要是在北京提起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不了解他的人怕是不多，他是新闻媒体经常报道的人物。当年首都钢铁公司所属六大公司，他是“龙头”企业的领导人，领导8万名职工。在当年首钢实现的19亿生产利润中，80%的利润是由北京钢铁公司创得的！在中国，他被号称为炼铁专家第一人。他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从最开始的石灰石矿到所有炼钢全过程，他都了然于胸。他还担任过首钢公安处的处长，要说他不懂法，那也不是事实。而且管志诚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非常高，他可以在北钢职工大会上，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地讲，讲两三个钟头没有问题。 他跟钢铁打交道40载，又在几大企业当过第一把手，熟悉党务工作、政治工作，有一套行政管理、业务技术经验，加之他思维敏捷，曾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绝对是个人才。但是，他的经验、知识、才华却没有用到正途上，反而一步步地走向自我毁灭。
作风：贪恋女色 挥霍无度
1982年，他刚刚进入“知天命”之年，也刚刚当上炼钢厂的第一把手，就跟于惠荣好上了。于氏是何许人也？一个在本公司联合经销处专管运转计划的女专业员，23岁，正值花信年华。
人前，他们是“干父女”；人后，他们则卿卿我我，男欢女乐。一个为了满足，于是就去收买；一个为了钱、物，于是就去出卖。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肮脏的交易罢了。
有了一个于惠荣，按说管志诚也该满足了吧？不！1985年，他当上了矿山公司党委书记不久，就和另一个于惠荣式的女人勾搭上了。此人就是杨娣，芳龄十八，是管的邻居。
1988年9月某日，杨娣来到她所在的单位——石景山区苹果园幼儿园。她找到领导：“我要辞职。”领导纳闷：“不愿做保育员？”杨：“不愿。”领导：“可你才来一年多呀！”杨：“反正我是不干了。”
杨娣找到管志诚。一个投靠心切，一个有意招揽，二人一拍即合。为了掩人耳目，一番合计之后，杨娣转而变成了“管晓娣”。之后不久，管晓娣便成了宏城、华城两个公司董事长秘书和业务经理。
一天，管志诚躺在沙发上，正闭目养神。杨娣蹑手蹑脚走进来，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在想什么好事？”
管：“猜猜看。”
杨：“你还是先猜猜我在想什么吧！”
管：“你此刻一定在……”
杨：“不，咱们同时写在手上。”
管：“想要我出丑？”
杨：“对！猜错了，我罚你！”
两人各自在自己手掌心里写了一个字。管写的是“窝”；杨写的是“房”。——真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
杨乐得拍手、跳高，一下子倒在管志诚身上……
1988年10月的一天。管通过中科院的孟某，认识了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的陈某。
管：“听说你有套房？”
陈：“对。”
管：“在哪儿？”
陈：“石景山区古城南里5栋58号。”
管：“几居？”
陈：“两居。”
管：“卖不卖？”
陈：“卖。不过，有个条件。”
管：“什么条件？”
陈：“得在三环路以内给我找到一间房，平房也行。”
管：“没问题，这条件我给。但要宽限几个月。”
就这样，管志诚以4.5万元，买下了这套房的居住权。
第二天，管志诚刚刚走进办公室，于惠荣就来了。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满脸的不高兴。
管：“是不是因为给她买了房？”
于：“知道了，干吗还问！”
管：“我哪能不考虑你呢！”
于：“怎么，叫我跟她住一块？”
管：“傻话，那怎么行。”
很快，管志诚就又从北京重型机器厂以11.59万元买下了一套二居室。地点在石景山区永乐西小区24栋。
此后，管志诚又购买了两处住房，总共耗资32万余元！
于、杨的住处，陈设奢侈豪华，高档电器，古玩字画，高级补品，地毯家具等，应有尽有。与其说是寓所，毋宁说是库房，是埋葬骄横奢侈、荒淫无度者的坟墓！
据“管”案《扣押物品清单》记载：搜查、扣押管志诚、于惠荣的物品，共计231项801件。其中有：彩电5台，录像机3台，摄像机1台，手表12块，黄金首饰45件。此外，还有银饭碗、大量的名烟、名酒、优质衣料、高档服装……
杨娣的住处，光是各种高档服装就有50多套！一件大衣价值高达8000元！差不多相当一个工人两三年的工资。另据《侦查卷》：1988年×月×日，管志诚带杨娣去江浙一带旅游，三天就开销8000多元，全部由某单位报销！
两年内，管志诚与两个“干女儿”用公款旅游，光是洗出的彩色照片就达1000多张。
手段：巧立名目 疯狂敛财
管志诚的家，实质是徒有虚名的，他嫌弃自己老婆面容丑陋，特看不上她，只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就完事了。他每个月回家有一个特点，到发工资的几天才回去。他算准老婆出去买菜的时间，在这个档口把钱放在日历台底下，基本不同老婆打照面，他每月如此，从来不回家住。
管志诚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都在首钢当司机；两个闺女，一个首钢技校毕业后，当热处理工，另一个在首钢也只是个普通工人。管志诚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沾到他光的。他跟孩子们讲，你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要沾老子光，自己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这样，上有老母、下有妻子的管志诚，靠原本那点工资就够他养活的了，如今又添了两个“干女儿”，开销哗哗如流水，没有钱怎么成？
钱，对于此时的管志诚，就像溺水的人急切看到的一根稻草！他必须要搞到钱，而且少了不行。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钢材也由原来的封闭式、单渠道、国家调拨，开始进入商品市场。首都钢铁公司从1986年起，在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之后，可以自行批售钢材。这使管志诚看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
1986年10月某日，河北省丰润县某厂赵厂长和县有关领导，来找管志诚：“原料紧张，面临停产，特前来求援购买矽钢片，万望协助，以解燃眉之急！”
管：“需要多少？”
赵厂长：“当然是多一些最好。”
管面有难色。
赵厂长：“如果不便，一二百吨也行。”
管：“好吧，我尽力争取帮助解决一些。”
赵厂长等人满意而去。
管立即吩咐手下人：“以矿山公司名义向首钢公司打报告，请求为唐山市解决500吨矽钢片。”
首钢公司总经理看了报告，打了个折扣，批了200吨。
管当即通知赵厂长：“经一番努力，搞到200吨。”
赵厂长：“200就200，太感谢啦！” 管：“不过……这货不能直接出京。”
赵厂长：“那，怎么办？”
管：“得在京找个单位，走一下手续，要提点手续费。”
赵厂长：“提多少？”
管：“每吨150元。”
赵厂长：“那，200吨，就得3万？！”
管：“怎么样？”
赵厂长琢磨了一阵：“那好吧，3万就3万！”
不费吹灰之力，3万元人民币就由“公”姓变成了“管”姓。
头次得手，管志诚自然不免有点“肝儿颤”，但那只不过是一瞬即逝。从此，便如大堤决口，一发而不可收。
又是河北省丰润县。另一个厂子的张厂长，来找管志诚了。
管：“你们要什么钢材？”
张厂长：“盘条。”
管：“这儿倒是还有50吨。”
张厂长：“那就卖给我们吧！”
管：“这是另外一个单位的。”
张厂长：“匀给我们吧！”
管：“匀给你们不是不可以，但人家要求分利。”
张厂长：“多少？”
管：“每吨提补差450元。”
张厂长：“没问题，就这样定了。”
于是，50吨盘条的补差额为2.25万元，又进入了管的腰包。
用这一招儿，管志诚为那位张厂长接连批了3次150吨，从中索贿6.5万元。
然而，这对管志诚来说，不过是小头，大头还在后边。
1989年4月至1990年4月，批给苏州西塘综合经营部钢材1000吨，精矿粉25万吨（实际执行3万吨）向对方索要了21.5万元。
1989年8月至1990年3月，批给石家庄乡镇企业供销公司钢材400吨，索要了“加工费”、“计划外运输费”30.3万元。
1989年10月至12月，批给停薪留职人员刘某钢材2350吨，索要了“中介费”17.5万余元。
从1986年底至1990年4月管志诚被逮捕为止，短短三年多时间，管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向福建、广东、河北、江苏、山东、北京等地16个单位批售了钢材1.6万吨、精矿粉25万吨，非法索取、收受贿赂37次，折合人民币150多万元，港币2万元。
双面：台上倡廉 台下堕落
为了打击贪污、贿赂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出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通告限定：有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严重经济犯罪行为的人，必须在通告发布之日起两个半月时间内，向有关机关自首坦白自己的罪行。
管志诚以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的身份，亲自主持了全公司数百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他亲自宣读通告，大讲通告的重大意义，并向与会的广大干部提出严正警告：“凡是在经济问题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必须在通告限定的期限内，向组织说清楚。要争取宽大处理，只有走自首坦白之路！现在中央给了你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要知道，世上卖什么药品的都有，可没有卖‘后悔药’的！……”
会议刚散，管就匆匆忙忙钻进了小轿车，来到燕京饭店，叩开了327号房间的门。
管：“现金，带来了吗？”
华城公司张经理：“带来了3万现金。”
管：“才3万？”
张经理：“先付计划外运输费3万。”
管：“那几笔怎么办？”
张经理：“过几天就到。先把收下的这3万给我办个手续，可以吗？”
管：“等那几笔到齐之后，一块办。”
在通告限期之内的1989年9月15日，管志诚又带着两个“干女儿”旅游到了厦门，下榻于华侨大厦526房间。三人进屋，屁股还没坐稳，华城公司业务部门副经理练某某、出纳员高某某就跟了进来。高打开密码箱，取出四四方方的一包东西，送到管的面前。
管：“什么？”
高：“补交的一笔计划外运输费。”
管：“让她点收一下。”他朝于惠荣努努嘴。
于：“这是多少？”
高：“3万。”
于：“就这么点？”
高：“现在提现金困难。”
于：“你们这样不讲信用，以后还办不办事了？”
练某某赶紧圆场：“不足的部分，过几天就派人直送北京。”
高：“这3万，您点点，先给我们办个手续好吗？”
于惠荣气不打一处来，3万元连看都不看，就丢到了一旁。
管：“手续，以后给你们。”
练某某、高某某挨了顿数落，抱回3万元，扫兴而归。
江苏省武进县金属材料回收公司有色科科长朱某某和业务员贾小虎，来京找管志诚求批钢材。管批给螺纹钢1000吨。朱、贾连声道谢。
管：“先别谢。这批钢材得要利润分成。”
朱：“分多少？”
管：“百分之五，没问题吧？”
贾：“这一来，就赚不了多少了。”
管：“不分成，那你们就负责支付计划外运输费吧！”
朱：“计划外运输费怎么个支付法？”
管：“办计划外车皮，每吨钢材需加收运费60元。”
贾：“1000吨就是6万？！”
这个贾小虎还真有股子“虎劲儿”。他从管志诚办公室出来，直奔首钢公司，来了个“微服私访”。“私访”的结果：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计划外运输费”一说。
贾小虎抹过头来就找管志诚，“什么‘计划外运输费’！分明是在敲竹杠！”
管：“敲竹杠？敲谁的竹杠？……现在铁路上车皮紧张得很，你们的货物得用计划外车皮，这叫计划外车皮费！懂不懂？”
贾小虎：“我不懂！”
管：“不懂你出去——乱弹琴！”连推带搡，贾小虎到“外”边歇着去了。
车皮，本来是铁路上的“专利”。罗云光、徐骏、潘克明曾以这个“专利”“肥”过那么一阵子。有谁曾想，堂堂的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竟也“啃”起车皮来了！
贾小虎的“虎劲儿”并没“虎”住管志诚，1000吨钢材愣是不给运。这下，可急坏了那位朱科长。朱火速进京。
朱：“都是小虎年轻、气盛……” 管：“我不是没替你们着想。我提出分成，你们不答应，我依了你们；我提出运费问题，又说我敲竹杠，像什么样子嘛！”
朱：“都是我们的不对。不该……”
管：“要这么说嘛，事不是不能办。”
朱：“求您费心，给我们办吧。”
管：“答应交计划外运费6万？”
朱：“说实话，一下子让我们拿出6万现金实在不好办。”
管：“那你能拿多少？”
朱：“努努力，两万问题不大。”
管：“3万吧。我替你们找人家通融通融。”
就这样，从1989年8月15日至10月31日，在通告限定的期限内，管志诚一面在人前大抓通告的贯彻、落实，一面在背后大搞“鬼子进村”。两个半月，就从石家庄、深圳、山西等地索取赃款31万余元。
为了非法捞钱，管志诚可以说是很费了一番心机的。1988年8月，管首先以首钢矿山公司的名义与北京某工厂局、江苏省吴县富友物资贸易公司联营成立了江苏吴县宏城工贸实业部，经销首钢的钢材。管任该部的董事长，其姘头杨娣为董事长秘书兼业务经理。
不久，即9月5日，管就起草、打印了一份宏城与房山豆各庄熔炼厂共同经销钢材的协议书。条件是：由宏城向豆各庄熔炼厂交纳5%～15%的管理费。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的是杨娣的舅舅、宏城业务员金某某和豆各庄熔炼厂厂长王文才。管对王说，这事与你无关，你只管盖章就行了。
管志诚办宏城，是为了经销钢材，而管志诚背着宏城与豆各庄熔炼厂搞那个假协议，则是为了占有豆各庄熔炼厂的账号。因为：一则，他收取这个费，那个费，不出手续不行；二则，他收取大笔的款项，总不能老是现金，难免通过银行汇款。据统计，自1986年12月起，从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丰润以及江苏、北京等有关单位，汇入这个熔炼厂账号上的手续费、加工费、中介费等款额达43万余元。
这还不算。1989年3月，管以首钢矿山公司名义又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集体企业公司、厦门九州集团总公司等九个单位搞了个华城公司，经销首钢钢材。管任董事长，其姘头杨娣任公司董事长秘书兼业务经理。
华城一开业，管即以董事长身份，从公司要走了盖好章的空白介绍信三本、空白收款收据一本、3号合同章一枚。不久，又几次打电话，要走了华城公司的财务部章。背着华城公司，在其老家房山区史各庄信用社，开了一个账号。
华城公司成立10个月，管志诚就批给华城公司钢材4000余吨，在其经销2840吨钢材中，仅收取“计划外车皮费”就达17万余元。
管以华城名义在其老家房山史各庄建立的那个私人账号，从设立到他被逮捕，短短五个月，即敛聚金额59万余元。1989年年底，北京市物价局检查首钢钢材价格执行情况时，发现售给石家庄的一批钢材每吨多收了170元，总计多收了6.3万余元。首钢财务部门把款退给了石家庄。管追到石家庄，伪称此款应退给福建，要对方将款汇入他在史各庄信用社的账号。
管志诚的飞扬跋扈最终把自己彻底推进了“地狱”。从一名采矿工到拥有八万职工的北钢公司一把手，他曾为首钢的改革和建设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他总结的企业管理六字法，曾被美国专家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然而成功只能说明过去，功归功，过是过，两者不能互抵。
罪因：权力失监 人性贪婪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接见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说了第三代领导的当务之急。第一讲经济不能滑坡，第二讲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是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二是抓紧惩治腐败，至少要抓十到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这样才能获得民心。
管志诚案子的发现，是在1990年4月份，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当务之急来抓的大案子。
由于当时正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期间，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是“双轨”制。就拿钢铁来说，虽然都是计划分配的产品，但政策上允许钢铁行业部门拿出一定的比例，不在计划之内，自行销售钢材。销售的价钱，可以略高于计划内的同类产品价格。所以管志诚就是利用这个空子，利用“双轨”制时，可以自己处理的钢材，暗箱操作，收受贿赂。
那个时期，领导干部的犯罪率为什么会上升？从制度上讲，是法制不健全。因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也在逐步摸索，一下子先立法不可能。所以，在摸着石头过河当中，留下了许多漏洞。当时，管志诚带着这两个情人出去，威风得很，人家一说钢铁大王来了，都得好吃、好喝、好招待，目的就是想在他那里争取更多的钢材指标。那时候，钢材是很紧俏的！
58岁的管志诚犯罪事实公诸于众后，报纸上出现了一个58现象，就是说58岁的领导，他的权力快到头了，要过期作废了，所以这个年龄的当权者就想趁最后的机会赶紧捞一把，等退休以后过点好日子。这就是他们的犯罪动机，也是主观因素。管志诚的案例，留给我们需要反思的还有很多，现实中那些在职在位、有权有势的干部，在管志诚身上又能够借鉴些什么呢？
权欲、钱欲、色欲是首钢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犯罪的三部曲，也是他走向死亡之路的内在因素。管志诚一边大肆索贿受贿，生活糜烂，一边用政绩的外衣，紧紧裹住贪污腐化的实质。因此，他的犯罪活动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党的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一叶障目”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恰恰是管志诚犯罪的外在条件。
管志诚的悲剧告诫我们，对领导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在今天，有效的监督仍然要时时刻刻落到实处。因为，钱与色的攻击远比炮火硝烟危险得多。每位党员领导干部都面临着执政和改革的考验、金钱与女色的诱惑，我们依然要与消极腐败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困境：国企“一把手”的监督难题
管志诚收受巨额贿赂案被揭露后，首钢党委在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宏城公司还是华城公司，都是管志诚利用职权挪用公款，背着领导擅自搞的，没有经准许，管志诚也从没向首钢领导汇报过这方面的情况。可是，这两家公司又正是管志诚“纵横排图”、大发横财的两张王牌，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