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与留 身在国内西装穿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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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中国第一个穿西装的人?
  通常找到的答案会是,清末大思想家严复的大公子严璩。此公子风流倜傥,狂傲不羁,当时人称严公子。严公子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曾做过一个法国外交官的翻译。这位外交官见他常穿长袍短褂就说:“你这身打扮不方便,还不如穿西装哪。”严公子听后,毅然剪掉了辫子,穿起西装,打上领带走在北京街头,俨然不顾周围人的叽叽喳喳。
  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在北京故宫摆放着一个人身穿西装的画像,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雍正皇帝。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欢玩赏钟表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装更多的是满足追新求异的猎奇心理,并不具有多大的社会意义,因此他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个穿西装的事实自然也就被忽略了。
  当然,我们的重点不是要去纠结到底谁是中国第一个穿西装的人,在如今大街小巷,骑三轮、送快递、坐奔驰、开宝马的人都统统视穿西装为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之时,西装,俨然已经成为国人生活中跟白菜、大葱一样常见的物件,这样的物件套在身上只是一个装饰,重要的是,穿西装的人内心的活动。有的人,只是为了人云亦云,追赶潮流,而有的人,却是构思着另外一番蓝图。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撒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这句多年前的电影《大撒把》中葛优谋划移民路线图的经典台词,而今已由喜剧几乎变为现实。如今的移民,不再需要像剧中的葛优一样,乘上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到巴黎等待夏季观光团,再伺机前往贝劳,然后以贝劳为跳板前往美国。您只需要准备一张35万美元以上的存折,在某个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厅里,由热情的中介小姐引导你,在世界地图上,在无数洒落的璀璨明珠之间,使劲圈中你喜欢的那一小颗。随后等待你的,便是你想象中的生活,优质的教育、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以及西装带给你的认同感,这所有的一切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这,就是中国商人们移民的重要原因。
   2011年5月至9月,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面对面访问了全国18个重点城市的千万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调研共获得980份有效问卷,受访人群的平均财富达到6000万元以上,平均年龄42岁。10月29日,两家发布了《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
   国务院侨办2011年出台了一份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说,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外移民是450万人,移民人数居世界第一。无独有偶,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推出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的结论也惊人地相似。报告显示:当前中国高净值人士的数量是50万人,人均拥有的可投资资产是3000万人民币,50万人加在一起,他们手上拥有的可投资资产是1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在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的大陆企业家中,有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等到后者也完成移民手续,那么,每5个有钱的中国人中,将有3个是外国国籍。这样的移民“普及率”,恐怕连曾经的移民大国俄罗斯以及动荡不安的中东国家也忘尘莫埃。
   在浙江义乌、温州等地,多家移民公司设有办事处,推广业务、材料递交、申请受理、资金转移、律师聘请、移民官签、拿绿卡等服务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些地方,目前每月都会有移民讲座,听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其实,这种状况已非一日,现在的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官员潜伏做裸官,演员痴情于换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则纷纷选择移民海外,似乎移民成了一种潮流。如今富人移民,去势汹汹,成为舆论焦点。“中国半数千万富豪准备移民出国”已成为多个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醒目标题。
  由于本轮移民潮的主体是富裕的商人阶层,因此,富人移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巨额财产的转移,也因此,呼吁限制富人移民的声音不断见于媒体。一种对于富人移民表示质疑的观点认为,富人是在享受完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后,拍拍屁股就走人,放弃了对未富阶层以及整个社会的责任。
   事实上,真正让专家、学者们“忧心忡忡”的并非所谓的道德问题,而是财富外流問题。可是,一波接一波的富裕阶层的移民,真的就造成财富外流了吗?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给出了中国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比例是20:1,目前已经办理移民的中国富人6%的资产对外投资,94%的财富还是立足于国内。这也就是所谓的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这一部分人的事业、亲情和资源感情的重心都在国内,就连大名鼎鼎的胡润也认为,中国富豪把部分资产放在海外,一方面是追逐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投资海外的高性价比,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扎根本土的企业家希望子女有更国际化的教育背景。胡润提供的一份数据也显示,中国千万富豪的海外资产仅占总资产的6%,他们中有56%的人对中国经济走势很有信心。
  中国的富人们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生于斯长于斯,创业与生活都在国内,很多人连国外生活的经历都没有,有些甚至连起码的ABC都不懂。他们去国外,如果全家迁走,不仅意味着此前生活的终结,而且意味着挣钱历程的结束。即使在国外投资顺利,从此以后,也只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寂寞地生活。所以,他们纷纷以“裸官”为学习榜样,自己坚守国内企业,让家人在国外享受生活,等到时机成熟,再图谋全家团聚。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地方的企业家们组团到国外购房,一起移民,想减少异国他乡的寂寞感。
  走还是留,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着实是个问题。夜深人静之时,从异国他乡的窗户望去,会不会感觉,其实,国外的月亮未必比国内的圆多少。
  这一现象很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们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现象称为“太空家庭”,太太在国外照顾孩子,先生们继续在香港工作、做生意。彼时的香港,一方面在许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些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是说,如果这里实现不了我的道,那我就乘船远走,去其他地方实行我的道。孔子其实也明白世事的局限,所以他不强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商人阶层过多地移民,代表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国家道德资源的削弱。有人曾说:“目前商人阶层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先留心”当然是对的,但如何留心是一个问题。是依靠一时的安抚,就像“爱哭的孩子多给糖吃”一样,还是依靠法治,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其倾力创富,安心享福?答案自不言而喻,若到此时,是否需要穿西装,似乎也会成为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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