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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书香能致远。
文化的累积与传承必然促成历史的进步，文化之于国家，犹如精神之于形骸。书籍，是文化赖以传焉不坠的载体。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莫过于这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文化典籍。古往今来，书籍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书店，古有书肆、书坊、书铺、书林、书堂、书棚、经籍铺等多种之称，称为书店、书局、书馆则在其后。中国最早的书市又称槐市，出现于西汉年间。汉平帝元始四年（4），京师长安太学生达万人之多，在太学附近栽种了数十行槐树，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在此地聚会，进行买卖经书的交易，史称“槐市”。扬雄《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后汉书·王充传》：“尝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可为书肆之证。
一
北京自辽、金建都，迄元、明、清至今，历时千载，作为国都政治中心，文化鼎盛。北京的书肆萌生于两汉，兴起于后晋北宋，发展于明代与清代前期，衰落于清末民初，随文化的盛衰而兴替。
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通晓汉语，仰慕华风，积极汲取中原汉族先进文化。其长子耶律倍“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书市，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辽太宗耶律德光仿效中原王朝的礼乐制度，并改年号为“会同”，寓意其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会无间。会同元年（938），燕云十六州纳入辽国。幽州（今北京）被升为陪都，即辽南京。会同九年（946），辽灭后晋，将大量汉籍掠送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开泰元年（1012），改南京为燕京。辽代立朝几与北宋相始终，其刻书业不如北宋兴盛，据沈括《梦溪笔谈》：“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辽还利用与宋朝榷场贸易，输入中原地区汉文书籍，开科取士。这种文化背景促成图书贸易的活跃。燕京的书肆多为前店后厂，一些书肆开始刻印佛经、儒家经典和汉文书籍，以应不时之需。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张云叟出使辽国，“闻范阳（今北京地区）书肆亦刻子瞻（苏轼）诗数首，谓之《大苏集》”。苏辙出使北辽时，也发现其兄苏轼的诗集《眉山集》被辽南京（今北京）书肆翻刻出售。由此可见，当时南北书业贸易交流的活跃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此外，因辽代契丹人崇信佛教，辽南京佛寺冠于北方，佛事活动兴盛，推动了佛经的整理与刊刻，如燕京弘法寺“奉宣雕印流通”，燕京大悯忠寺、燕京玉泉寺印刷，刺激了北京地区书肆初步形成规模。民间坊刻有专门雕印历书的书肆“燕京赵守俊家”，参与开雕《妙法莲花经》与《契丹藏》梓行。此外，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前南冯家、昊天寺福慧楼下成家也有名当时。其中不乏书写高手，他们的字体端正秀丽，精妙不苟，不少出自当时书法家庞可升亲笔。刻工人数众多，技艺高超，传名者如穆咸宁、李存让等，还有雕工集体如“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等。今传辽释行均撰《龙龛手镜》为通俗汉字之书，共收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刊行于辽统和十五年（997），书前有燕京悯忠寺沙门智光序。宋神宗时，传入宋朝，在浙西雕印，因避讳，改题《龙龛手鉴》，传于后世，堪称鲁殿灵光，稀如星凤。
另据近年古籍普查，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一批燕京雕版印刷和手抄经卷，如辽统和八年（990）燕台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沙门诠明改定、仰山寺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经卷用纸多为硬黄纸或麻纸入潢，光泽润滑，可防虫蛀，历时千载而未蠹。墨色凝重黑亮，修复中经温水冲洗去污而墨色无洇染。此外，还发现一批辽版书，如统和二十三年（1005）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述、燕京刻本《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统和二十一年（1003）唐三藏法师玄奘译、道撰刻本《契丹藏》之《称赞大乘功德经》零帙。诠明（936—1011），又名诠晓，人称无碍大师，是辽代著名高僧。曾主持重建悯忠寺释迦太子殿，重修房山云居寺，奉旨在云居寺主持《契丹藏》刊刻。这些发现的木版雕印的佛像套版彩印技术精良，独步一时，可见当时北京雕版印刷已相当成熟发达。如今这些珍贵古籍荣登《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此可推知，辽代出版中心僧、俗刻书的繁荣景象。燕京雕造的汉文小字本《契丹藏》（又称《辽藏》）楮墨精良、装帧考究、印刷精美，流播广泛，远达高丽。其刻本品质超过宋朝之蜀本《开宝藏》。辽祚较短，而能刻印《契丹藏》、小字《契丹藏》两部释家大藏，堪称壮举。
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今开封）。次年将宋徽宗、钦宗父子和后妃、宗室，部分臣僚以至技艺工匠、倡优、内侍及礼器法物、天文仪器、秘阁书籍舆图、库府蓄积等驱掳北去。掳迁至北方书肆的雕版工匠对北京地区的雕版印刷和书肆经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贞元元年（1153），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中都城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书肆、刻坊得到发展生机，中都城成为金代北方刻印出版中心。当时，以国子监为主，不仅有大量汉文书籍刻印出售，而且有汉文译为女真文的书籍刊行，坊巷间也多有民间坊刻。此外，金朝还先后几次下诏购书，据宋朝《崇文书目》购求稀缺书籍。中都城中，钞书、刻书之风寝盛。各书肆争相刊刻出售医书、类书和民间说唱诸宫调之类的书籍，以餍民众需求。宋人洪皓北使金国，留金凡十五年，《宋史·洪皓传》载：他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可见金代中都书肆之一斑。
元朝以武功定天下，定都大都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元朝统治者接受儒家学者建议，大力倡导文治，对汉族文化日益重视。至元九年（1272），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大都白纸坊兴建造纸基地，带动了周边地区造纸作坊兴起。在攻略南宋的过程中，对攻取的城市中的图籍、珍宝进行搜掠，北运大都。特别是奉行尊经崇儒、开科取士的政策以后，为大都书肆业的繁荣提供了契机，专门刻印经史书籍的书肆开始涌现，同时出现了专营某类图书的专业书肆。如燕山窦氏活济堂专营医书，刊行《新刊黄帝明堂针灸经》、《伤寒百证经络图》，仿儒家“四书”刊印《针灸四书》，附有窦氏自著的《针灸杂说》。此外还有出售杂剧刻本的，如《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公孙汗衫记》等。据《析津志辑佚》记载，大都城内省前东街开辟有“文籍市”，形成了一定规模、有固定场所的书籍市场，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业。许多外国使臣慕名而至，如高丽使臣曾在北京书肆购求《三国评话》、《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等图书。 二
明代定都北京以后，为标榜皇朝正统，编纂《永乐大典》等大型图书文化活动，北京的书业也得到极大发展，逐步形成书业内刊刻、批发、流通等各环节的专业化明显分工，出现经营网点集中化、经营活动规律化等特点。据明代布衣文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是明代书业的四大中心。明代，每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会试，全国各地的莘莘举子纷纷赴京应试，多达万余人，再加上朝廷中的大批官员，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对书籍的需求空前高涨，进一步推动了书市的繁荣。《少室山房笔丛》记述北京书业兴盛的原因：“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并生动地记录了北京书市分布及其经营的情景：“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凡徙，非徙其肆也，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架而书置焉，若綦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贾归，地可罗雀也。”
当时的书籍贸易地点可分为内市、考市、灯市和庙市。在大明门附近，正阳门内广场南部，今天安门两侧，毛主席纪念堂一带是内市。明代科举考试发达，各地举子入京赶考，会馆应运而生，会馆多设于前门外正阳门两侧，进而促成了书市的诞生。书市分布大明门两侧，即考场旁，极为便利。大明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明代，其周围经营书籍的多为“居贾”，是搭建简易棚房，有经营执照、常年营业的坐商。而考市、灯市和庙市则属于外市。考市，是贡院考场前形成的三年一次的图书集市，地点为礼部所在地，即今建国门内大街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多为流动书摊。灯市，在东华门东侧。从正月初八开始，九天后结束。白天设市，夜间放灯。各种材质制作的彩灯炫人眼目，流光溢彩。还有花样繁多的烟火和通宵达旦的杂耍表演。百货云集，以宣德炉、瓷器漆器和图书字画著称。庙市，移至城隍庙，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日举办庙会，包括书籍在内的各色商品一应俱全。庙会，源于古代的社祭。社，即祀土地神的土谷祠，又称土地庙。祭土地神时，在土地庙进行交易活动，称之为庙会，又称庙市，是中国城乡特有的一种集市贸易形式。城隍庙庙会是北京最早、货物最齐全、最为热闹的庙会之一。明代，西城都城隍庙庙市和东城的灯市并称为庙灯二市，成为京城繁华景象的象征。城隍信仰在中国民间流行一千多年，有一个从水墉（沟渠神）到村落保护神再到城市保护神的发展历程。最初的城隍神，原型是《礼记》天子八蜡祭祀中的水墉神，属自然神，可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隍”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城隍，即城池之本义。城，即城墙；隍，即护城壕。南北朝时，城隍庙已出现于南方地区，城隍神之名，出现于《北齐书》。唐代以后，各州郡皆有城隍庙。宋代，城隍神被屡加封号，并列入国家祀典，岁时祭享。元代，兴建大都城，谋士刘秉忠奏请修城隍庙以保佑京城安宁，得忽必烈批准。至元四年（1267），择地建庙，得大吉兆于城西南隅，在今复兴内门成方街北建“佑圣王灵应庙”。今称成方街为城隍庙之讹传。至元十七年（1280），改为“大都城隍庙”，为全国诸城隍庙之首。明代，城隍神更为煊赫，洪武二年（1368），大封京城和天下城隍，构建起完整的城隍信仰体系，城隍除传统的保障地方、护城保民、祈福禳灾的功能之外，又赋予了督官慑民、护善惩恶、监察社会人事的新职能，封京师的城隍为都城隍。
明代都城隍庙庙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三天。开市之日，商贩云集，百戏杂陈，汇集全国各地名特产品、奇珍异宝，图书字画盈架悬陈，琳琅满目。它还吸引了碧眼胡商、漂洋番客，逛庙者比肩继踵，喧阗非常。庙会由成方街到刑部街绵延三里，最盛时达十里之遥，盛况非凡。现在的闹市口也由此而得名。相传北京都城隍生日是五月十一日，每年朝廷都派官员前来致祭。特别是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十月朔，城隍神主祭厉坛，举行全城乘轿巡游，气魄宏大，仪仗威严，鸣锣开道，神轿前后信众扮作判官、鬼卒、罪人前后簇拥。民间花会殿随其后，作各式表演，沿途观者如潮，成为京城习俗的一大景观。清末，都城隍庙遭火灾，部分庙房焚毁。新中国成立后，其遗址被水利电力出版社建为印刷厂。现仅存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黄色琉璃瓦黑剪边歇山殿顶，上立螭吻脊兽，为典型明代神殿规制。
内市、外市四个书市之外，有地址可考者，还有永顺堂、金台鲁氏、刑部街陈氏、金台汪谅书铺、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国子监前赵氏书籍铺、西河沿洪家剞劂斋、崇文门内观音寺胡同党家书铺等多家，设在东琉璃厂路南的老二酉堂坊刻颇负盛名。二酉堂创建于明末，集刻书、售书于一体，其名源于历史典故，取藏书众多之意。据《太平御览·荆州记》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人为避燔火，保存古籍，携书千卷逃入湖南省沅陵县西北的大酉、小酉山中，隐学于此，直到秦朝灭亡才将藏书取出运回，后世称之为“二酉之书”。据清末叶德辉《都门书肆之今昔》记载：“百年之中，其书肆开闭几何，书估之姓名几何，皆无可考；惟二酉堂岿然独存，据其同贸人云，肆址犹前明故处，而主人则屡易姓矣。”光绪末年，曾任过一任小官的陈荫棠接手二酉堂书铺，于1896年任掌柜，迁址崇文门外东打磨厂，因与清宫太监有旧，承揽印刷清宫玉牒业务，以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出售木版印刷的《论语》、《诗经》、《三字经》、《弟子规》等八旗官学和私塾学生用书，也刊印小说、唱本、历书、医书等通俗启蒙读物，以重视质量、用料考究、清晰无污损而驰名，自印自销，畅行全国。1949年以后，生意日趋清淡，于1956年公私合营，并入琉璃厂古旧书行业。1958年，所有古旧书店合并到中国书店，二酉堂则并入新华书店。
明末清初，北京的书市中心转移到广安门大街路北的慈仁寺，代都城隍庙而兴。慈仁寺原为辽代报国寺故址。明成化年间，太后弟周吉祥矢志出家为僧，宪宗朱见深从其志，拨内帑钱粮在报国寺旧地上扩建，而以为母后祝寿为名，赐额慈仁寺。虽寺额更易，世人仍以报国寺称之，至今犹然。 清朝定都北京，实行满汉分城而治。南城成为汉族文人、科考举子们的聚居之地，会馆、试馆云集宣南一带。内城灯市、庙市的书市也迁至报国寺，庙会仍为每月三天。届时，百货咸集，喧阗成市。其夙为文人学子称道者，无过于书市。开市之时，殿前廊下书摊相连，寺周街巷书铺林立。市集之期，附有花市。寺内海棠、丁香、榆叶梅皆负盛誉，寺中名花与花市佳卉，时称双绝。文人雅士慕名寻胜，纷至沓来，逛书市，赏花观景，登临毗卢阁。报国寺成为文人素喜徜徉之地。寺内环境幽雅，设有客房，文士墨客常留宿于此，借寓其间者也颇不乏名流，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寓居寺中，潜心著述。清初文坛领袖、神韵派诗人王士禛（渔洋），是报国寺书市的常客。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以名诗人兼显宦，声望日隆，一时无两，不改文人本色，颇嗜古籍秘本，终日盘桓报国寺书肆之间淘书，手披目送，乐此不疲。当时渴望谒见他的士人常至报国寺庙会伫候，往往不期而遇，得以一睹其风采。孔尚任在《燕台杂兴》诗中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洋深。御车埽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其注云：“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即指此。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中也不无得意地记下这段轶事：“昔有士欲谒余，不得见，以告崑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已而果然。”“慈仁廊下觅尚书”，传为书坛艺林佳话。1997年，报国寺文化市场建成开放，除古玩、字画、邮票、钱币展览、拍卖之外，还设有书报刊交易区，其中连环画交易一度成为其经营特色，在北京颇有影响，可视为对清初报国寺书市的遥相呼应。
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大地震。报国寺受损，书市逐渐衰落，风光不再。康熙末年，琉璃厂开始出现书肆。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开“四库馆”，调集全国各地学者名流赴京，编纂《四库全书》，广征天下藏书，大批士子涌向琉璃厂访书，研讨学问，琉璃厂实际上成为《四库全书》第二编纂处，促成了琉璃厂文化街的日趋兴旺发达，其中，五柳居、鉴古堂、萃文堂是有名的刻书铺。许多小书肆、小书摊抓住机遇，经营有方，渐次发展为有气派、知名度高的大店铺，古书铺发展到三十余家，是古旧书业的全盛时期。琉璃厂也以此为契机，形成古玩字画、古籍碑帖、文房四宝的集散地，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文化街。清末民初，书肆已达二百二十余家，号称“三大书局”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也在西琉璃厂开业，是新书业的领军者。此后还有上海会文堂书局北平分局在此开业。清人杨士安《都门杂咏》咏琉璃厂厂甸书市：“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都是读书人。”自清乾隆以来，二百余年，文人学士无不访游琉璃厂，逛厂甸书市泛览检择、淘书觅宝，成为读书人和藏书家魂牵梦萦的去处。有关琉璃厂书肆的历史沿革，先后有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的《琉璃厂书肆三记》和雷梦水的《琉璃厂书肆四记》，将琉璃厂书肆的源流与变迁完整记述下来，为后人研究北京书业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功莫大焉。如今，来薰阁、松筠阁、邃雅斋、翰文斋等多家百年老字号书店如老树新花，传薪播火，为繁荣文化市场服务。
三
清末民初，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和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以及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北京书市大致形成了南北两街（琉璃厂街、隆福寺街）、东西两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基本格局。
隆福寺始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是当时京城唯一一座番（喇嘛）、禅（和尚）同驻的寺院。清雍正年间重修，成为完全的喇嘛庙。地处灯市附近，是东四商业区中心地带，达官显贵聚居，隆福寺庙会被《日下旧闻考》称为“百货骈阗，为诸市之冠”。早在清乾隆年间，隆福寺每月逢九、逢十庙会，已有书贩遇会期摆摊售书，时人称之为“赶庙”。嘉庆年间的《草珠一串》载：“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足见庙会之盛。光绪二十七年（1901），隆福寺庙宇毁于火，天王殿焚后，迄未重修。庙中喇嘛将地皮出租给摊商，名为香钱。庙会改为逢每月一、二、九、十日开市。东城的隆福寺与西城的护国寺形成两大杂品市场，人称东庙、西庙。随着文化需求日盛，一些经营有方的书贩从赶集书摊发展成坐贾书铺。道光初年，三槐堂书坊始设于隆福寺街。咸丰年间，同立堂书铺开业。光绪年间开业的有聚珍堂、宝书堂、文奎堂、带经堂、明经堂、镜古堂等七家书店。宣统年间，问经堂营业。民国以后，宝文书局、清芬阁、文萃斋、悦古堂、齐鲁书社等二十七家书店陆续开张营业，为一时之盛。创立于民国八年（1919）的文楷斋雕版印刷以摹刻古本享名当时，为世称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古旧书店的黄金时代，文奎堂、文殿阁、修绠堂等老书店常派员工赴外地收购旧书。这条书肆街上名肆荟萃，文化店铺麇集，游人如织，万足践履，被称为“古都第二文化街”。1965年，雷梦水撰写《隆福街书肆记》，追忆了书业同仁在隆福寺街开店设肆的往事，留下了珍贵的北京书业资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书业一落千丈，日趋衰微。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隆福寺街旧书业十二家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并入中国书店。1999年，在修绠堂原址开办了中国书店隆福寺店，恢复了以文史类旧书为主、销售线装古籍和民国版旧书的经营，再现了旧时老书铺的独有风貌，使修绠堂的风格得以保持赓扬。
东安市场（今东风市场）原为清初吴三桂王府，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毁掉吴三桂的王府，改为八旗练兵场。后东安门大街两侧的地摊进入练兵场北，1903年建成东安市场。据（何）挹彭《东西两场访书记》记载：“东安市场大概创始于民初，现在一时来不及检查其起原，在正街西部的‘畅观楼’‘丹桂商场’‘桂铭商场’里面除去八九家书店外，中间几乎除去古玩摊完全是书摊，‘畅观楼’外面的夹道，尚有专卖线装书的书摊十余个，近年也有的兼卖新版书的旧货了。此外南花园也有两个线装书摊。总之东安市场因为历史的关系，书店书摊，多有廿年以上的历史。”东安市场书肆肇兴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书店和书摊之分，既有古旧书铺，也有新书店。因地近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当年的学者名人胡适、郑振铎、顾颉刚、朱自清等时常光顾，在此检选书籍和期刊。这些书店，多集中于丹桂商场、中华商场、桂铭商场（俗称四楼）、畅观楼，书摊则在西夹道二道街、南花园，大小书铺和书摊五十余个，经营有线装古书，也有出版的新书，包括教科书、字帖唱本、报刊杂志，还有世界名著和英、法、德、俄等外文书籍，堪称包罗万象。其中较早开业且有名气的有瑞文斋、多文斋、中源书局、新智书局等。其中，以经营唱本、儿童画报为主的有秦子贞书摊、维新书局；以经营新版教科书为主的有华兴书店；经营各大出版社新书为主的有进贤书社、文古斋书摊、福源书社、文化阁书店、新智书局等。五洲、环球、春明等书店则经营日文考古书，中原、春明书店和华盛、华英、华鑫书局专售外文书；同文书局则以销售旧杂志为主。 西单商场形成繁华商业区较晚，始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先后建成厚德、福寿、益德、临时、惠德、福德六家商场，统称西单商场。西单商场书店多在商场南端，规模逊于东安市场，但也有书店、书摊四十余家，以书摊居多。书店有东华、佩文、知行等，其中以文光楼、大众书社规模较大；华盛书局影印的国外教材《范式大代数》颇为畅销，是西单商场书店中获利丰厚的大户。《东西两场访书记》记之云：“西单商场主要的是新版书的旧货，生活书店的旧书销路最佳，其次鲁迅的东西最贵。盖淘旧书的人太多，尤以生活和鲁迅的东西，往往才收买来，即被人抢购一空，尚来不及定价。所以他们比对商务的东西还要重视，商务除去‘大学丛书’外，其余东西都因不太好销而便宜。盖商人是以销路的好坏，定书的好坏。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销路最好的是三本小说集，他们说因为这都是名家。《文学论争集》和《建设理论集》，最不易销，至于《史料索引》更无人注意了。由此亦可见学生中读书的方向。近来‘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开明的‘青年丛书’也是畅销书，另外就是大批的旧杂志，为东安市场所不经见，亦为西单商场本身的一大特色。”
清末民初，北京书市除两街两场之外，还有散居九城的书肆，如打磨厂、杨梅竹斜街、宣内西草厂口、鼓楼大街、什刹海、护国寺、西城缸瓦市、广安门内大街、青云阁商场、海甸等均有零星分散的书坊，形成固定网点与流动书摊结合，内外城兼顾的分布格局。其中南柳巷和打磨厂一带多小型书坊。崇外打磨厂东口有宝文堂，清道光年间开始，以经营账本为主。同治五年（1865），业务不振，由中法战争中屡建战功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出资，委托其在京同族兄弟刘永和接办，改营为以图书为主的书铺，专门出版通俗文艺读物，如各种戏曲、唱词、农历、启蒙课本等，面向农村发行，深受欢迎。此外，宣武门内的海市界也有一处面积不大而小有声名的书市，这里书肆有文学斋、蔚珍堂、华文书社、致雅堂、文苑斋等十余家，比邻相接。店主专收古旧书籍，当日即随行就市售出，本小利薄，价格低廉。据张次溪《北京琉璃厂肆逸乘》对海市界的记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内海市界，向有书店数家，中午复有打鼓者出摊，民国十五六年时最盛。后迁出街外，在宣武门大街西便道上，设肆或设摊，绵延至西单牌楼，如一字长龙，至民国二十二三年始衰。”1912年至1926年，鲁迅先生居京十五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恰逢海市界最为兴旺之时。且与海市界近在咫尺，出部往东数武即有浮摊可遇，因此他不时往来冷摊，访书问肆，沥沙觅金，屡有斩获，在《鲁迅日记》中，称此地为“小市”。
四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书店步入人们的视野。新华书店成立于1937年4月24日，最早的店址在陕西延安清凉山万佛洞。1949年2月10日，新华书店在北平的第一个门市部王府井新华书店正式开业，毛泽东亲书匾额“新华书店”。如今，新华书店已发展成网点遍布全国的国营图书发行企业。
中国书店于1952年11月4日创办开业，1958年与琉璃厂等百余家旧书业（私营书店）公私合营，店址由国子监迁至琉璃厂原海王村公园旧址内，是中国最大的收购、整理、出版、出售古旧书刊的国营古籍书店，由郭沫若题写店名，拥有文奎堂、邃雅斋、来薰阁等门市店。中国书店数十年如一日，为昌明国粹、传薪继绝默默奉献，功不可没。启功先生曾说，琉璃厂“是我的安身之命之本”。邓拓曾赋诗感谢中国书店热情服务、忘我工作的员工：“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但满邺侯架，宁辞辛苦多。”近年来，中国书店除原来春、秋两季举办古籍书市之外，还举办多种展览，开办全市唯一的京味书楼和民俗馆活动，吸引读者。举办的古籍书市已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景观。
1957年11月1日至12日，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第一次大型书市，活跃图书市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书市和读书活动广泛展开。1980年10月，举办首届全国书市；1990年10月，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首届大型书市——“90金秋特价书市”。自此，北京书市每年春、秋两季各举办一届，后改在地坛公园举办；1991年5月4日—7月1日，举办“中国青年读书节”；1991年9月1日至15日，举办中国首届“北京图书节”；1992年，定每年5月4日—9日为“中国读书节”……随着西单图书大厦、海淀中关村图书城等一大批大型图书销售中心的建成，遍及城乡的各类图书网点的建立，近年来网上购书的兴起，京城处处飘书香，人们无处不可以享受到购书读书的快乐。英国哲学家笛卡儿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北齐文士颜之推说：“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遇故人。”遨游书海之中，犹如与古今中外先哲前贤神交晤会，感受其活跃着的火热灵魂，流浥出的睿智洞识和妙言宏论，体会到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堪称一种高雅的享受，有一种“坐拥书城，南面王不易”的惬意与愉悦。
京华自古溢书香。千百年来，如深谷幽兰，馨馥浓郁，不绝如缕。有幸得此厚赐，也是北京人引以为荣的福分。
文化的累积与传承必然促成历史的进步，文化之于国家，犹如精神之于形骸。书籍，是文化赖以传焉不坠的载体。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莫过于这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文化典籍。古往今来，书籍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书店，古有书肆、书坊、书铺、书林、书堂、书棚、经籍铺等多种之称，称为书店、书局、书馆则在其后。中国最早的书市又称槐市，出现于西汉年间。汉平帝元始四年（4），京师长安太学生达万人之多，在太学附近栽种了数十行槐树，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在此地聚会，进行买卖经书的交易，史称“槐市”。扬雄《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后汉书·王充传》：“尝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可为书肆之证。
一
北京自辽、金建都，迄元、明、清至今，历时千载，作为国都政治中心，文化鼎盛。北京的书肆萌生于两汉，兴起于后晋北宋，发展于明代与清代前期，衰落于清末民初，随文化的盛衰而兴替。
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通晓汉语，仰慕华风，积极汲取中原汉族先进文化。其长子耶律倍“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书市，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辽太宗耶律德光仿效中原王朝的礼乐制度，并改年号为“会同”，寓意其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会无间。会同元年（938），燕云十六州纳入辽国。幽州（今北京）被升为陪都，即辽南京。会同九年（946），辽灭后晋，将大量汉籍掠送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开泰元年（1012），改南京为燕京。辽代立朝几与北宋相始终，其刻书业不如北宋兴盛，据沈括《梦溪笔谈》：“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辽还利用与宋朝榷场贸易，输入中原地区汉文书籍，开科取士。这种文化背景促成图书贸易的活跃。燕京的书肆多为前店后厂，一些书肆开始刻印佛经、儒家经典和汉文书籍，以应不时之需。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张云叟出使辽国，“闻范阳（今北京地区）书肆亦刻子瞻（苏轼）诗数首，谓之《大苏集》”。苏辙出使北辽时，也发现其兄苏轼的诗集《眉山集》被辽南京（今北京）书肆翻刻出售。由此可见，当时南北书业贸易交流的活跃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此外，因辽代契丹人崇信佛教，辽南京佛寺冠于北方，佛事活动兴盛，推动了佛经的整理与刊刻，如燕京弘法寺“奉宣雕印流通”，燕京大悯忠寺、燕京玉泉寺印刷，刺激了北京地区书肆初步形成规模。民间坊刻有专门雕印历书的书肆“燕京赵守俊家”，参与开雕《妙法莲花经》与《契丹藏》梓行。此外，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前南冯家、昊天寺福慧楼下成家也有名当时。其中不乏书写高手，他们的字体端正秀丽，精妙不苟，不少出自当时书法家庞可升亲笔。刻工人数众多，技艺高超，传名者如穆咸宁、李存让等，还有雕工集体如“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等。今传辽释行均撰《龙龛手镜》为通俗汉字之书，共收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刊行于辽统和十五年（997），书前有燕京悯忠寺沙门智光序。宋神宗时，传入宋朝，在浙西雕印，因避讳，改题《龙龛手鉴》，传于后世，堪称鲁殿灵光，稀如星凤。
另据近年古籍普查，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一批燕京雕版印刷和手抄经卷，如辽统和八年（990）燕台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沙门诠明改定、仰山寺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经卷用纸多为硬黄纸或麻纸入潢，光泽润滑，可防虫蛀，历时千载而未蠹。墨色凝重黑亮，修复中经温水冲洗去污而墨色无洇染。此外，还发现一批辽版书，如统和二十三年（1005）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述、燕京刻本《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统和二十一年（1003）唐三藏法师玄奘译、道撰刻本《契丹藏》之《称赞大乘功德经》零帙。诠明（936—1011），又名诠晓，人称无碍大师，是辽代著名高僧。曾主持重建悯忠寺释迦太子殿，重修房山云居寺，奉旨在云居寺主持《契丹藏》刊刻。这些发现的木版雕印的佛像套版彩印技术精良，独步一时，可见当时北京雕版印刷已相当成熟发达。如今这些珍贵古籍荣登《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此可推知，辽代出版中心僧、俗刻书的繁荣景象。燕京雕造的汉文小字本《契丹藏》（又称《辽藏》）楮墨精良、装帧考究、印刷精美，流播广泛，远达高丽。其刻本品质超过宋朝之蜀本《开宝藏》。辽祚较短，而能刻印《契丹藏》、小字《契丹藏》两部释家大藏，堪称壮举。
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今开封）。次年将宋徽宗、钦宗父子和后妃、宗室，部分臣僚以至技艺工匠、倡优、内侍及礼器法物、天文仪器、秘阁书籍舆图、库府蓄积等驱掳北去。掳迁至北方书肆的雕版工匠对北京地区的雕版印刷和书肆经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贞元元年（1153），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中都城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书肆、刻坊得到发展生机，中都城成为金代北方刻印出版中心。当时，以国子监为主，不仅有大量汉文书籍刻印出售，而且有汉文译为女真文的书籍刊行，坊巷间也多有民间坊刻。此外，金朝还先后几次下诏购书，据宋朝《崇文书目》购求稀缺书籍。中都城中，钞书、刻书之风寝盛。各书肆争相刊刻出售医书、类书和民间说唱诸宫调之类的书籍，以餍民众需求。宋人洪皓北使金国，留金凡十五年，《宋史·洪皓传》载：他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可见金代中都书肆之一斑。
元朝以武功定天下，定都大都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元朝统治者接受儒家学者建议，大力倡导文治，对汉族文化日益重视。至元九年（1272），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大都白纸坊兴建造纸基地，带动了周边地区造纸作坊兴起。在攻略南宋的过程中，对攻取的城市中的图籍、珍宝进行搜掠，北运大都。特别是奉行尊经崇儒、开科取士的政策以后，为大都书肆业的繁荣提供了契机，专门刻印经史书籍的书肆开始涌现，同时出现了专营某类图书的专业书肆。如燕山窦氏活济堂专营医书，刊行《新刊黄帝明堂针灸经》、《伤寒百证经络图》，仿儒家“四书”刊印《针灸四书》，附有窦氏自著的《针灸杂说》。此外还有出售杂剧刻本的，如《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公孙汗衫记》等。据《析津志辑佚》记载，大都城内省前东街开辟有“文籍市”，形成了一定规模、有固定场所的书籍市场，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业。许多外国使臣慕名而至，如高丽使臣曾在北京书肆购求《三国评话》、《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等图书。 二
明代定都北京以后，为标榜皇朝正统，编纂《永乐大典》等大型图书文化活动，北京的书业也得到极大发展，逐步形成书业内刊刻、批发、流通等各环节的专业化明显分工，出现经营网点集中化、经营活动规律化等特点。据明代布衣文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是明代书业的四大中心。明代，每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会试，全国各地的莘莘举子纷纷赴京应试，多达万余人，再加上朝廷中的大批官员，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对书籍的需求空前高涨，进一步推动了书市的繁荣。《少室山房笔丛》记述北京书业兴盛的原因：“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并生动地记录了北京书市分布及其经营的情景：“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凡徙，非徙其肆也，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架而书置焉，若綦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贾归，地可罗雀也。”
当时的书籍贸易地点可分为内市、考市、灯市和庙市。在大明门附近，正阳门内广场南部，今天安门两侧，毛主席纪念堂一带是内市。明代科举考试发达，各地举子入京赶考，会馆应运而生，会馆多设于前门外正阳门两侧，进而促成了书市的诞生。书市分布大明门两侧，即考场旁，极为便利。大明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明代，其周围经营书籍的多为“居贾”，是搭建简易棚房，有经营执照、常年营业的坐商。而考市、灯市和庙市则属于外市。考市，是贡院考场前形成的三年一次的图书集市，地点为礼部所在地，即今建国门内大街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多为流动书摊。灯市，在东华门东侧。从正月初八开始，九天后结束。白天设市，夜间放灯。各种材质制作的彩灯炫人眼目，流光溢彩。还有花样繁多的烟火和通宵达旦的杂耍表演。百货云集，以宣德炉、瓷器漆器和图书字画著称。庙市，移至城隍庙，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日举办庙会，包括书籍在内的各色商品一应俱全。庙会，源于古代的社祭。社，即祀土地神的土谷祠，又称土地庙。祭土地神时，在土地庙进行交易活动，称之为庙会，又称庙市，是中国城乡特有的一种集市贸易形式。城隍庙庙会是北京最早、货物最齐全、最为热闹的庙会之一。明代，西城都城隍庙庙市和东城的灯市并称为庙灯二市，成为京城繁华景象的象征。城隍信仰在中国民间流行一千多年，有一个从水墉（沟渠神）到村落保护神再到城市保护神的发展历程。最初的城隍神，原型是《礼记》天子八蜡祭祀中的水墉神，属自然神，可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隍”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城隍，即城池之本义。城，即城墙；隍，即护城壕。南北朝时，城隍庙已出现于南方地区，城隍神之名，出现于《北齐书》。唐代以后，各州郡皆有城隍庙。宋代，城隍神被屡加封号，并列入国家祀典，岁时祭享。元代，兴建大都城，谋士刘秉忠奏请修城隍庙以保佑京城安宁，得忽必烈批准。至元四年（1267），择地建庙，得大吉兆于城西南隅，在今复兴内门成方街北建“佑圣王灵应庙”。今称成方街为城隍庙之讹传。至元十七年（1280），改为“大都城隍庙”，为全国诸城隍庙之首。明代，城隍神更为煊赫，洪武二年（1368），大封京城和天下城隍，构建起完整的城隍信仰体系，城隍除传统的保障地方、护城保民、祈福禳灾的功能之外，又赋予了督官慑民、护善惩恶、监察社会人事的新职能，封京师的城隍为都城隍。
明代都城隍庙庙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三天。开市之日，商贩云集，百戏杂陈，汇集全国各地名特产品、奇珍异宝，图书字画盈架悬陈，琳琅满目。它还吸引了碧眼胡商、漂洋番客，逛庙者比肩继踵，喧阗非常。庙会由成方街到刑部街绵延三里，最盛时达十里之遥，盛况非凡。现在的闹市口也由此而得名。相传北京都城隍生日是五月十一日，每年朝廷都派官员前来致祭。特别是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十月朔，城隍神主祭厉坛，举行全城乘轿巡游，气魄宏大，仪仗威严，鸣锣开道，神轿前后信众扮作判官、鬼卒、罪人前后簇拥。民间花会殿随其后，作各式表演，沿途观者如潮，成为京城习俗的一大景观。清末，都城隍庙遭火灾，部分庙房焚毁。新中国成立后，其遗址被水利电力出版社建为印刷厂。现仅存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黄色琉璃瓦黑剪边歇山殿顶，上立螭吻脊兽，为典型明代神殿规制。
内市、外市四个书市之外，有地址可考者，还有永顺堂、金台鲁氏、刑部街陈氏、金台汪谅书铺、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国子监前赵氏书籍铺、西河沿洪家剞劂斋、崇文门内观音寺胡同党家书铺等多家，设在东琉璃厂路南的老二酉堂坊刻颇负盛名。二酉堂创建于明末，集刻书、售书于一体，其名源于历史典故，取藏书众多之意。据《太平御览·荆州记》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人为避燔火，保存古籍，携书千卷逃入湖南省沅陵县西北的大酉、小酉山中，隐学于此，直到秦朝灭亡才将藏书取出运回，后世称之为“二酉之书”。据清末叶德辉《都门书肆之今昔》记载：“百年之中，其书肆开闭几何，书估之姓名几何，皆无可考；惟二酉堂岿然独存，据其同贸人云，肆址犹前明故处，而主人则屡易姓矣。”光绪末年，曾任过一任小官的陈荫棠接手二酉堂书铺，于1896年任掌柜，迁址崇文门外东打磨厂，因与清宫太监有旧，承揽印刷清宫玉牒业务，以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出售木版印刷的《论语》、《诗经》、《三字经》、《弟子规》等八旗官学和私塾学生用书，也刊印小说、唱本、历书、医书等通俗启蒙读物，以重视质量、用料考究、清晰无污损而驰名，自印自销，畅行全国。1949年以后，生意日趋清淡，于1956年公私合营，并入琉璃厂古旧书行业。1958年，所有古旧书店合并到中国书店，二酉堂则并入新华书店。
明末清初，北京的书市中心转移到广安门大街路北的慈仁寺，代都城隍庙而兴。慈仁寺原为辽代报国寺故址。明成化年间，太后弟周吉祥矢志出家为僧，宪宗朱见深从其志，拨内帑钱粮在报国寺旧地上扩建，而以为母后祝寿为名，赐额慈仁寺。虽寺额更易，世人仍以报国寺称之，至今犹然。 清朝定都北京，实行满汉分城而治。南城成为汉族文人、科考举子们的聚居之地，会馆、试馆云集宣南一带。内城灯市、庙市的书市也迁至报国寺，庙会仍为每月三天。届时，百货咸集，喧阗成市。其夙为文人学子称道者，无过于书市。开市之时，殿前廊下书摊相连，寺周街巷书铺林立。市集之期，附有花市。寺内海棠、丁香、榆叶梅皆负盛誉，寺中名花与花市佳卉，时称双绝。文人雅士慕名寻胜，纷至沓来，逛书市，赏花观景，登临毗卢阁。报国寺成为文人素喜徜徉之地。寺内环境幽雅，设有客房，文士墨客常留宿于此，借寓其间者也颇不乏名流，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寓居寺中，潜心著述。清初文坛领袖、神韵派诗人王士禛（渔洋），是报国寺书市的常客。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以名诗人兼显宦，声望日隆，一时无两，不改文人本色，颇嗜古籍秘本，终日盘桓报国寺书肆之间淘书，手披目送，乐此不疲。当时渴望谒见他的士人常至报国寺庙会伫候，往往不期而遇，得以一睹其风采。孔尚任在《燕台杂兴》诗中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洋深。御车埽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其注云：“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即指此。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中也不无得意地记下这段轶事：“昔有士欲谒余，不得见，以告崑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已而果然。”“慈仁廊下觅尚书”，传为书坛艺林佳话。1997年，报国寺文化市场建成开放，除古玩、字画、邮票、钱币展览、拍卖之外，还设有书报刊交易区，其中连环画交易一度成为其经营特色，在北京颇有影响，可视为对清初报国寺书市的遥相呼应。
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大地震。报国寺受损，书市逐渐衰落，风光不再。康熙末年，琉璃厂开始出现书肆。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开“四库馆”，调集全国各地学者名流赴京，编纂《四库全书》，广征天下藏书，大批士子涌向琉璃厂访书，研讨学问，琉璃厂实际上成为《四库全书》第二编纂处，促成了琉璃厂文化街的日趋兴旺发达，其中，五柳居、鉴古堂、萃文堂是有名的刻书铺。许多小书肆、小书摊抓住机遇，经营有方，渐次发展为有气派、知名度高的大店铺，古书铺发展到三十余家，是古旧书业的全盛时期。琉璃厂也以此为契机，形成古玩字画、古籍碑帖、文房四宝的集散地，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文化街。清末民初，书肆已达二百二十余家，号称“三大书局”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也在西琉璃厂开业，是新书业的领军者。此后还有上海会文堂书局北平分局在此开业。清人杨士安《都门杂咏》咏琉璃厂厂甸书市：“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都是读书人。”自清乾隆以来，二百余年，文人学士无不访游琉璃厂，逛厂甸书市泛览检择、淘书觅宝，成为读书人和藏书家魂牵梦萦的去处。有关琉璃厂书肆的历史沿革，先后有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的《琉璃厂书肆三记》和雷梦水的《琉璃厂书肆四记》，将琉璃厂书肆的源流与变迁完整记述下来，为后人研究北京书业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功莫大焉。如今，来薰阁、松筠阁、邃雅斋、翰文斋等多家百年老字号书店如老树新花，传薪播火，为繁荣文化市场服务。
三
清末民初，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和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以及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北京书市大致形成了南北两街（琉璃厂街、隆福寺街）、东西两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基本格局。
隆福寺始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是当时京城唯一一座番（喇嘛）、禅（和尚）同驻的寺院。清雍正年间重修，成为完全的喇嘛庙。地处灯市附近，是东四商业区中心地带，达官显贵聚居，隆福寺庙会被《日下旧闻考》称为“百货骈阗，为诸市之冠”。早在清乾隆年间，隆福寺每月逢九、逢十庙会，已有书贩遇会期摆摊售书，时人称之为“赶庙”。嘉庆年间的《草珠一串》载：“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足见庙会之盛。光绪二十七年（1901），隆福寺庙宇毁于火，天王殿焚后，迄未重修。庙中喇嘛将地皮出租给摊商，名为香钱。庙会改为逢每月一、二、九、十日开市。东城的隆福寺与西城的护国寺形成两大杂品市场，人称东庙、西庙。随着文化需求日盛，一些经营有方的书贩从赶集书摊发展成坐贾书铺。道光初年，三槐堂书坊始设于隆福寺街。咸丰年间，同立堂书铺开业。光绪年间开业的有聚珍堂、宝书堂、文奎堂、带经堂、明经堂、镜古堂等七家书店。宣统年间，问经堂营业。民国以后，宝文书局、清芬阁、文萃斋、悦古堂、齐鲁书社等二十七家书店陆续开张营业，为一时之盛。创立于民国八年（1919）的文楷斋雕版印刷以摹刻古本享名当时，为世称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古旧书店的黄金时代，文奎堂、文殿阁、修绠堂等老书店常派员工赴外地收购旧书。这条书肆街上名肆荟萃，文化店铺麇集，游人如织，万足践履，被称为“古都第二文化街”。1965年，雷梦水撰写《隆福街书肆记》，追忆了书业同仁在隆福寺街开店设肆的往事，留下了珍贵的北京书业资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书业一落千丈，日趋衰微。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隆福寺街旧书业十二家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并入中国书店。1999年，在修绠堂原址开办了中国书店隆福寺店，恢复了以文史类旧书为主、销售线装古籍和民国版旧书的经营，再现了旧时老书铺的独有风貌，使修绠堂的风格得以保持赓扬。
东安市场（今东风市场）原为清初吴三桂王府，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毁掉吴三桂的王府，改为八旗练兵场。后东安门大街两侧的地摊进入练兵场北，1903年建成东安市场。据（何）挹彭《东西两场访书记》记载：“东安市场大概创始于民初，现在一时来不及检查其起原，在正街西部的‘畅观楼’‘丹桂商场’‘桂铭商场’里面除去八九家书店外，中间几乎除去古玩摊完全是书摊，‘畅观楼’外面的夹道，尚有专卖线装书的书摊十余个，近年也有的兼卖新版书的旧货了。此外南花园也有两个线装书摊。总之东安市场因为历史的关系，书店书摊，多有廿年以上的历史。”东安市场书肆肇兴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书店和书摊之分，既有古旧书铺，也有新书店。因地近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当年的学者名人胡适、郑振铎、顾颉刚、朱自清等时常光顾，在此检选书籍和期刊。这些书店，多集中于丹桂商场、中华商场、桂铭商场（俗称四楼）、畅观楼，书摊则在西夹道二道街、南花园，大小书铺和书摊五十余个，经营有线装古书，也有出版的新书，包括教科书、字帖唱本、报刊杂志，还有世界名著和英、法、德、俄等外文书籍，堪称包罗万象。其中较早开业且有名气的有瑞文斋、多文斋、中源书局、新智书局等。其中，以经营唱本、儿童画报为主的有秦子贞书摊、维新书局；以经营新版教科书为主的有华兴书店；经营各大出版社新书为主的有进贤书社、文古斋书摊、福源书社、文化阁书店、新智书局等。五洲、环球、春明等书店则经营日文考古书，中原、春明书店和华盛、华英、华鑫书局专售外文书；同文书局则以销售旧杂志为主。 西单商场形成繁华商业区较晚，始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先后建成厚德、福寿、益德、临时、惠德、福德六家商场，统称西单商场。西单商场书店多在商场南端，规模逊于东安市场，但也有书店、书摊四十余家，以书摊居多。书店有东华、佩文、知行等，其中以文光楼、大众书社规模较大；华盛书局影印的国外教材《范式大代数》颇为畅销，是西单商场书店中获利丰厚的大户。《东西两场访书记》记之云：“西单商场主要的是新版书的旧货，生活书店的旧书销路最佳，其次鲁迅的东西最贵。盖淘旧书的人太多，尤以生活和鲁迅的东西，往往才收买来，即被人抢购一空，尚来不及定价。所以他们比对商务的东西还要重视，商务除去‘大学丛书’外，其余东西都因不太好销而便宜。盖商人是以销路的好坏，定书的好坏。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销路最好的是三本小说集，他们说因为这都是名家。《文学论争集》和《建设理论集》，最不易销，至于《史料索引》更无人注意了。由此亦可见学生中读书的方向。近来‘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开明的‘青年丛书’也是畅销书，另外就是大批的旧杂志，为东安市场所不经见，亦为西单商场本身的一大特色。”
清末民初，北京书市除两街两场之外，还有散居九城的书肆，如打磨厂、杨梅竹斜街、宣内西草厂口、鼓楼大街、什刹海、护国寺、西城缸瓦市、广安门内大街、青云阁商场、海甸等均有零星分散的书坊，形成固定网点与流动书摊结合，内外城兼顾的分布格局。其中南柳巷和打磨厂一带多小型书坊。崇外打磨厂东口有宝文堂，清道光年间开始，以经营账本为主。同治五年（1865），业务不振，由中法战争中屡建战功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出资，委托其在京同族兄弟刘永和接办，改营为以图书为主的书铺，专门出版通俗文艺读物，如各种戏曲、唱词、农历、启蒙课本等，面向农村发行，深受欢迎。此外，宣武门内的海市界也有一处面积不大而小有声名的书市，这里书肆有文学斋、蔚珍堂、华文书社、致雅堂、文苑斋等十余家，比邻相接。店主专收古旧书籍，当日即随行就市售出，本小利薄，价格低廉。据张次溪《北京琉璃厂肆逸乘》对海市界的记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内海市界，向有书店数家，中午复有打鼓者出摊，民国十五六年时最盛。后迁出街外，在宣武门大街西便道上，设肆或设摊，绵延至西单牌楼，如一字长龙，至民国二十二三年始衰。”1912年至1926年，鲁迅先生居京十五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恰逢海市界最为兴旺之时。且与海市界近在咫尺，出部往东数武即有浮摊可遇，因此他不时往来冷摊，访书问肆，沥沙觅金，屡有斩获，在《鲁迅日记》中，称此地为“小市”。
四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书店步入人们的视野。新华书店成立于1937年4月24日，最早的店址在陕西延安清凉山万佛洞。1949年2月10日，新华书店在北平的第一个门市部王府井新华书店正式开业，毛泽东亲书匾额“新华书店”。如今，新华书店已发展成网点遍布全国的国营图书发行企业。
中国书店于1952年11月4日创办开业，1958年与琉璃厂等百余家旧书业（私营书店）公私合营，店址由国子监迁至琉璃厂原海王村公园旧址内，是中国最大的收购、整理、出版、出售古旧书刊的国营古籍书店，由郭沫若题写店名，拥有文奎堂、邃雅斋、来薰阁等门市店。中国书店数十年如一日，为昌明国粹、传薪继绝默默奉献，功不可没。启功先生曾说，琉璃厂“是我的安身之命之本”。邓拓曾赋诗感谢中国书店热情服务、忘我工作的员工：“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但满邺侯架，宁辞辛苦多。”近年来，中国书店除原来春、秋两季举办古籍书市之外，还举办多种展览，开办全市唯一的京味书楼和民俗馆活动，吸引读者。举办的古籍书市已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景观。
1957年11月1日至12日，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第一次大型书市，活跃图书市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书市和读书活动广泛展开。1980年10月，举办首届全国书市；1990年10月，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首届大型书市——“90金秋特价书市”。自此，北京书市每年春、秋两季各举办一届，后改在地坛公园举办；1991年5月4日—7月1日，举办“中国青年读书节”；1991年9月1日至15日，举办中国首届“北京图书节”；1992年，定每年5月4日—9日为“中国读书节”……随着西单图书大厦、海淀中关村图书城等一大批大型图书销售中心的建成，遍及城乡的各类图书网点的建立，近年来网上购书的兴起，京城处处飘书香，人们无处不可以享受到购书读书的快乐。英国哲学家笛卡儿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北齐文士颜之推说：“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遇故人。”遨游书海之中，犹如与古今中外先哲前贤神交晤会，感受其活跃着的火热灵魂，流浥出的睿智洞识和妙言宏论，体会到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堪称一种高雅的享受，有一种“坐拥书城，南面王不易”的惬意与愉悦。
京华自古溢书香。千百年来，如深谷幽兰，馨馥浓郁，不绝如缕。有幸得此厚赐，也是北京人引以为荣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