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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解释自己，结果不仅没能解释好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更不用说希望借此让外在世界来了解自己了。知识分子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是需要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
郑永年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础设施、铁路桥梁取得了进步，但在人才教育、知识体系，文明复兴等软实力方面还亟待探讨。目前到了系统梳理40年改革开放各领域经验得失的时候，把中国的基本问题研究透，才能把握未来的改革之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怎样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大有讲究，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只能越讲越让别人害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经济奇迹。然而，我们知识界和媒体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为什么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由于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郑永年说， 我一直对中国知识界有一些苛刻的批评，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依赖贩卖西方的理论解釋中国，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这个时代的实践需要人们解释提升，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但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试验场时，中国的知识界进入了一个悲歌时代。之所以称为知识悲歌，即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
因此，郑永年认为，比起GDP规模，中国亟待提升知识体系，重建文明体系。如果知识下行的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郑永年提出，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并不是自说自话，任何知识体系必须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沟通，这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能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理论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有与西方交流的平台和交流语言，才能建立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中国的知识体系。
郑永年还提醒，现在中国社会多元，自然有多元的声音，但如果其他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种民粹的声音是危险的。
改革开放40年过去，政商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党政关系、政府和老百姓关系、国家和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到了系统梳理的阶段。这不仅有利于解释中国现象，厘清中国的基本问题，更有利于看清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明晰203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将向何处去。
因此，郑永年建议，知识界应重新安静下来做功课，梳理各个领域，不必满足于、忙于说成就。同时，十八大以来，旧的政商关系正在瓦解，新的政商关系正在形成。如何建立新的政商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支撑的四大支柱的形态已经发生变化，如何调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积极性，继续成为支持改革的力量？如何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结合起来。从而调动地方改革开放的实践积极性？这类核心问题需要思考梳理。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改革开放的红利，主要来自思想解放，下一步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城乡双向流动、宅基地流转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释放新的红利，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郑永年说。
郑永年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础设施、铁路桥梁取得了进步，但在人才教育、知识体系，文明复兴等软实力方面还亟待探讨。目前到了系统梳理40年改革开放各领域经验得失的时候，把中国的基本问题研究透，才能把握未来的改革之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怎样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大有讲究，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只能越讲越让别人害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经济奇迹。然而，我们知识界和媒体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为什么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由于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郑永年说， 我一直对中国知识界有一些苛刻的批评，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依赖贩卖西方的理论解釋中国，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这个时代的实践需要人们解释提升，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但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试验场时，中国的知识界进入了一个悲歌时代。之所以称为知识悲歌，即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
因此，郑永年认为，比起GDP规模，中国亟待提升知识体系，重建文明体系。如果知识下行的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郑永年提出，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并不是自说自话，任何知识体系必须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沟通，这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能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理论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有与西方交流的平台和交流语言，才能建立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中国的知识体系。
郑永年还提醒，现在中国社会多元，自然有多元的声音，但如果其他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种民粹的声音是危险的。
改革开放40年过去，政商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党政关系、政府和老百姓关系、国家和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到了系统梳理的阶段。这不仅有利于解释中国现象，厘清中国的基本问题，更有利于看清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明晰203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将向何处去。
因此，郑永年建议，知识界应重新安静下来做功课，梳理各个领域，不必满足于、忙于说成就。同时，十八大以来，旧的政商关系正在瓦解，新的政商关系正在形成。如何建立新的政商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支撑的四大支柱的形态已经发生变化，如何调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积极性，继续成为支持改革的力量？如何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结合起来。从而调动地方改革开放的实践积极性？这类核心问题需要思考梳理。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改革开放的红利，主要来自思想解放，下一步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城乡双向流动、宅基地流转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释放新的红利，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郑永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