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言文化与自然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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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每一种语言都透露出独特的文化和生态信息,是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今天,语言种类正逐渐减少,导致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生态知识的消失,使环境恶化。应采取对策维护世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维持全球语言文化及生态平衡,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语言文化 民族文化 生态安全
  每一种语言都反映了人类对周围独特生态环境的经验,负载着一种特质文化,这造就了语言的多样性。正因为多样性的存在,人类才能生活在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里。如今,由于语言的不安全,这种多样性正受到威胁,语言文化和自然生态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语言多样性受损
  每种语言都在以独有的方式认识和解释世界,但在全球化的趋势中,随着合作的深化和不公平竞争的加剧,强势语言群体向所在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使人文生态环境恶化,对语言多样性构成威胁。
  从世界语言发展史来看,语言的数量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9年2月21日(国际母语日)前夕推出的世界濒危语言图谱的电子版,呈现了世界上 2500 多种濒危语言的信息。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 80 种语言消失,数千种正处在消亡边缘。新版图谱将全球濒危语言按照危险程度的不同分为不安全到灭绝 5个类别。其数据表明:在目前存世的 6000 多种语言中,607 种不安全,632 种危险,502 种非常危险,538 种情况危急,200 多种语言已在最近三代人的期间内灭绝(不再存在讲这种语言的人)。图谱还显示,印度、美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这些语言非常多样的国家,同时也是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1]。亚马逊河流域的探险使人们新发现了那里的许多语言,但是当地原住民在占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和语言的包围和蚕食下,他们使用的这些语言又很快走向消亡。《中国的语言》一书中收集了129种语言,大多数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其中已经濒危的21种,迈入濒危的64种,临近濒危的24种。满语、赫哲语、苏龙语、仙岛语等使用人数都不足百人,都属于“濒危语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截至2013年,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超过很多动物的灭绝速度。
  二、语言、文化与自然生态安全遭遇威胁
  1988年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人种学大会上,与会者们首次提出了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一种“解不开的结”。每一种语言都透露出独特的文化和生态信息,是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因为人类将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汇入了自己特有的语言,而这些信息包含他们管理和使用资源的方式。
  如傣族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式——贝叶文化和佛寺文化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具有积极作用[2];彝族的图腾文化对云南紫溪山的森林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的保护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还有侗族的糯禾文化、民族医药、传统生活方式等对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对糯稻遗传多样性有保护作用[4]。据一份来自国际跨学科研究小组对南美洲部落考察的结论显示:一些居民知道如何组合多种植物,让它们一起生长,而习惯与单一作物打交道的现代农艺家在这方面几乎一无所知。卡亚波人能分辨出250种不同类型的痢疾,每一类型各有一种治疗方法。关于某些草药的知识只保存在某些特定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只有懂这个民族的语言,才能知道这些草药的名字。除非语言学家或其他有兴趣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对这些草药的知识进行了记录,否则,一旦一种语言或文化消失了,人类关于这些草药的名字和药效的知识就随之消失了,可能失去对未来的一个选择。如今,对抗疟疾最有力的两种药物金鸡纳霜和青蒿素,就是古老的语言文化送给现代人的最好礼物。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博士认为“文化语种消亡与物种灭绝一样可怕”[5]。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多种智慧和多种文明的经验来支持,正是这些不同的生存智慧使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失去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人类好几个世纪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成果,从而削弱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如今,语言趋同所导致的文化趋同直接湮灭了很多丰富的生态智慧及技能,使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理解渐趋单一,进而引发生态安全隐患。在人类过去200年的历史中,单一的工业化使人们对资源无休止地开发利用,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植被面积锐减,动植物品种下降,水资源受到污染。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紧密相连,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语言文化多样性也很难幸免,因为语言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已遭破坏。人类对自然的盲目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使其民族语言文化遭受同化、破坏乃至消失;强势文化的扩张反过来导致某些物种不为人知甚至消亡:环境恶化同语言文化消失恶性循环,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无疑是对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文化宝库及人类知识总和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使人类安全受威胁。
  1994 年,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了主题为“人类安全的新领域”的《人类发展报告》, 首次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所谓人类安全,就是指整个人类免于受威胁的状态,尤指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的对人类整体的威胁[6]。其核心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安全超越了目前的政治或地域的差异,把整个人类作为安全的主体。地球生命体系的无比复杂性,要求人类社会以多元的资源利用方式和途径,获得食物和能源。但是随着语言的濒危、灭绝使语言文化生态平衡被打破,人们文化、生活渐趋一致,地球的负担越来越重。美国人类学博士吉姆· 麦里曼明确指出:“随着许多人和他们的语言的消失,很多人类经验也随之消失……简单地说,当我们失去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我们也牺牲了我们的后人在未来的适应能力。在破坏其他各类的同时,我们也实际上宣告了我们自己的死亡。”[7]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生态安全问题就是人类生存安全问题。
  三、对策
  语言文化生态安全问题是比较隐形的,但又在不断扩展、延伸。应尽快采取对策,做好“见于未萌,禁于未发”的工作。   (一)激发对语言的保护意识。
  2015年“国际母语保护日”的主题是:进一步推广语言保护意识。公众应了解到语言的危机即文化的危机,文化的问题攸关民族乃至人类的存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事,人人都有责任来维护,它呼唤着每个人的良知与责任心。保卫语言在更深的意义上,其实是在保卫语言背后的文化,这种保卫源自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自觉尊重和爱惜。
  新闻媒体、文化艺术及教育等领域,应在这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引导人们珍惜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继承民族的人文传统。当然,在全球化时代,应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回避、远离国际社会。英语、法语等世界通用工作语言是现代人应具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它为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文化、新的技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需要。要注重培养高端的专业外语人才,任何倾向一端的做法都是无益的,也是不现实的。
  (二)尊重文化多样性,提倡“和为贵”。
  1993年美国“霸权主义”代表亨廷顿曾说:“维护世界的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样。”[8]维护民族平等和多样性,承认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和网络时代和平与和谐的基本要素。每一个共同体或国家在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和领土安全上必须以其他共同体或国家的安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中国讲究“礼之用,和为贵”,“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提出的一个哲学理念。要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和对话,求同存异,达到“和”,达到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交往的理想状态。
  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应成为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的理念,共同推动世界进步和发展。
  (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为了维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人类制定了很多法律和规定,如野生动物保护法、植物保护法等,这是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做的必要工作。应对语言生态危机,改善语言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亦应如此。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学术支持和人力参与,而且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政府应在保护和支持多民族语言方面起主导作用。不仅要在教学和使用上尽量创造有利条件,在资助研究课题方面也要给予“倾斜”,组织民族语言专家深入调查各地濒危语言,记录、描写、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文字、声像资料,尽量延缓它们的流失。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应着力培养大量的语言数据技术人才,建设语言电子超结构数据库,加大语言数据技术研发的力度和速度[9]。
  全球化和人类生活信息化为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使人类社会显出更脆弱的一面。人们在追随经济浪潮的行程中无暇看清语言多样性受损会带来多么严重的民族文化问题,甚至是生态安全、人类生存发展问题。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语言作为医学、生态、经济等资源的价值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语言的保护绝不仅仅是语言学的问题,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方面来考虑,在保护民族语言文化、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间寻找平衡点,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http://typo38.unesco.org/zh. [DB/OL].
  [2]许再富,刘宏茂.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J].生物多样性,1995,(3):174-179.
  [3]龙春林,张方玉,裴盛基,陈三阳.云南紫溪山彝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J].生物多样性,1999,7(3):245-249.
  [4] 王艳杰,薛达元 . 论侗族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贵州社会科学 ,2015,(2):95-99
  [5]Crystal 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Second Edition[J]. Business English, 2003, 35(4):605-606.
  [6]余潇枫.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37.
  [7]吉姆·麦里曼,尹铁超.人类学与部落民族研究:过去的经验及未来的模式[J].满语研究,2001,(2):15-20.
  [8]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1999:338.
  [9]梅德明.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4,(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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