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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捕的地下党员最多，成仁成烈者最多，而叛徒也出得最多，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戏”。
北伐以前，中共组织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党员只是零星个别，绝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南昌起义后，一大代表包惠僧因病无法随部队行动，走避上海，包惠僧曾在回忆录中说：“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紧张的气氛。
经济状况
1927年6月1日，政治局修改党章，规定党费缴纳：月收入不满20元减免党费，20元以上起征;30元以内月缴党费两角;60元以下一元;80元以下3%;80元以上特别征收;失业工人或在狱者免缴。
1927年10月27日，陕西省委发出征收党费的第十号通告，要求党员都应按时缴纳党费，规定不同缴纳数额与月薪20元以上的累进“特别捐”，严令“党费于每月十号前一律收齐”，无故拖延超过三日，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迟过五天仍抗拒不缴者，呈上级予以开除。此时全陕甘党员不过1681人（1/3为农民），要求1928年1月发展党员达到5430名。党员人数有限，所缴党费甚微，不可能支撑全党庞大活动。
1927年10月，党在上海收容南昌起义散失的归队者，一时没分配工作的，每人每天两角生活费，首次发放最多只给两元。
同月，湖南省委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也越来越艰苦，省委候委兼妇女部长刘英曾说：“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太少，我们几乎领不到生活费，饱一顿、饿一顿成了常事，可是大家都毫无怨言。”职业革命家众多，大大超过非职业化党员，根本无法用党员缴纳的党费维持这么一群职业革命家的生计。
当时中青年党员流行“以身许党”——领取党的生活费，全力从事党的工作，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家庭关系，才是“职业革命家”。大多数党员都等着领取生活费，怎么还有钱缴纳党费？
为此，1928年后，中组部部长周恩来提出白区干部的“三化”——秘密机关社会化、党员职业化、身分合法化。
创造社的李初梨，1928年入党，1929年11月任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长，半年后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党组织（按：基层）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五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披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是独门房子。我们到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
王明集团就是利用生活费控制上海党组织，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们对何孟雄等“持不同意见”的上海基层组织就采取这一招。刘晓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
被捕、入狱与牺牲
江西苏区发展之前，中央机关只能设置于大城市。上海因其租界、地理、交通等条件，便于隐蔽，“四一二”后一直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各苏区重要干部均由上海派出，各地也一直向上海中央要干部。如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创办《革命军日报》，居然在南昌、武汉都找不到合适者，郭沫若只得建议向上海要“创造社小伙计”潘汉年。
上海被捕的地下党员最多，成仁成烈者最多，而叛徒也出得最多，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戏”。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演出魔术被捕，是因为被上海过来的叛徒尤崇新认出。1933年中央军委被破坏，陈赓被捕，乃顾顺章派特务巡回小菜场，发现陈赓之妻后盯梢而至。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被捕，也因秘书叛变告密。
最有代表性的叛变事件，除了大叛徒顾顺章（中委），还有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白鑫，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参加南昌起义后一路升至团长，1929年随领导人赴沪，任江苏省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的白鑫家，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主持省军委会议，出席者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军委委员邢士贞（负责兵运）、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开会时间已到，但军委秘书白鑫还未到。不一会儿，白鑫来了，身后跟着工部局巡捕与国民党的暗探。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同案”四人，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正法”于龙华。唯有张际春得以保存，因张际春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有“不杀黄埔生”的规矩，特派国民党中组部秘书赴沪，保下张际春，于1932年初释放。
之前，白鑫表弟在海陆丰叛逃，被彭湃下令处决，此为白鑫叛变心理原因之一。抵沪后，在国民党捕杀压力下，白鑫通过南京的哥哥联系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表示一念之差误入歧途。范争波要白鑫戴罪立功，特别希望白鑫设法捉捕彭湃。彭湃、杨殷等四人被杀后，白鑫躲进范公馆，深居简出，以防复仇。
1929年11月11日晚，上海霞飞路范公馆门前停着一辆黑色别克轿车，范争波等人簇拥白鑫走出，送白鑫上南京领赏并远赴法国。白鑫与范争波拱手作别，正要举步上车，拐角处突然飞来一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开，跳下三人，三聲清脆枪声，范争波还未明白过来，白鑫就已倒地一命呜呼。范赶紧叫人动手，为时已晚，三名“红队”（红色恐怖队）队员迅速跃上车，消失在夜幕中。
白区干部被捕虽然十分正常，但到“审干抢救运动”“肃反”及“文革”阶段，要说清楚“怎么出来的”就很麻烦了，必须得有“证人”。可这种事儿，实在不好找证明人。因此，1942至1944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凡是曾经被捕的白区干部，几乎都有“敌特”“变节”的嫌疑，甚至一个省的地下党都被划为“红旗党”。如川豫两省党组织就吃了大冤枉。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逼自杀。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叶剑英妻）被关押致精神失常。
卖文为生
报刊界向为左翼文士聚集之地，维新党、同盟会、国共两党高干亦多出于文化界。文士易浪漫，容易不满现实，因此文学也总是革命的起点。
邵力子弃文从政前，编了十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创造社几乎“集体加入”了中共，胡也频、蒋光慈、瞿秋白、丘东平、陆蠡、沈泽民、叶紫等文学青年，后均为著名中共党人。但文士也易穷酸。瞿秋白母亲因穷发急，吞红头火柴自尽。1925-1927年前后，瞿秋白不仅每月要汇30元赡养济南老父，还要维持两个弟弟的生活、学业。他每月领取党内生活费50元，当然不够，还要靠替塔斯社写稿才“得到相当高的报酬”。彭述之在广州时生活艰苦。张国焘在上海也过得紧紧巴巴，借贷度日，搭伙中宣部，每月七八元伙食费，欠了三个月，由郑超麟垫付。
1928年，托派留苏生陆续回国，他们中许多人在上海卖稿为生，托派活动经费亦靠此维持，尤其靠翻译稿酬。托派青年大多留过学，懂外文。他们依托上海的文化环境，趁时托势，形成一点小气候，宣扬托洛茨基主义。卖稿为生的托派文人有的也很穷，如没出过国的北大毕业生陈其昌，为报刊写国际政评，一家三口，妻子是家庭妇女，有时出门帮佣，全家穷到“三月不知肉味”。
当然，也有少数富余者。1928-1934年夏衍搞日文翻译，“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2000字，我就可以有每月120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的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夏衍还有编剧顾问的“车马费”、电影剧本编剧费，月入至少200元。夏衍1924年入国民党（孙中山介绍）、1927年5月入共产党，但他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他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周恩来要他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一笔旅费外，他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在红色职业革命者中，夏衍属于绝少数的自力更生者。
不少革命青年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坚持职业革命，只得离开组织。1938年秋，重庆党员周健因家庭经济拮据，任教歌乐山某儿童保育院，离开职业革命。“一二九”后加入中共的李锐、范元甄，没有经济来源，衣食住行、婚嫁病残等都要家庭或亲友资助——尽管这些青年革命者彼时尚看不起供养自己的“不革命者”。
（易茗荐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
北伐以前，中共组织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党员只是零星个别，绝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南昌起义后，一大代表包惠僧因病无法随部队行动，走避上海，包惠僧曾在回忆录中说：“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紧张的气氛。
经济状况
1927年6月1日，政治局修改党章，规定党费缴纳：月收入不满20元减免党费，20元以上起征;30元以内月缴党费两角;60元以下一元;80元以下3%;80元以上特别征收;失业工人或在狱者免缴。
1927年10月27日，陕西省委发出征收党费的第十号通告，要求党员都应按时缴纳党费，规定不同缴纳数额与月薪20元以上的累进“特别捐”，严令“党费于每月十号前一律收齐”，无故拖延超过三日，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迟过五天仍抗拒不缴者，呈上级予以开除。此时全陕甘党员不过1681人（1/3为农民），要求1928年1月发展党员达到5430名。党员人数有限，所缴党费甚微，不可能支撑全党庞大活动。
1927年10月，党在上海收容南昌起义散失的归队者，一时没分配工作的，每人每天两角生活费，首次发放最多只给两元。
同月，湖南省委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也越来越艰苦，省委候委兼妇女部长刘英曾说：“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太少，我们几乎领不到生活费，饱一顿、饿一顿成了常事，可是大家都毫无怨言。”职业革命家众多，大大超过非职业化党员，根本无法用党员缴纳的党费维持这么一群职业革命家的生计。
当时中青年党员流行“以身许党”——领取党的生活费，全力从事党的工作，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家庭关系，才是“职业革命家”。大多数党员都等着领取生活费，怎么还有钱缴纳党费？
为此，1928年后，中组部部长周恩来提出白区干部的“三化”——秘密机关社会化、党员职业化、身分合法化。
创造社的李初梨，1928年入党，1929年11月任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长，半年后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党组织（按：基层）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五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披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是独门房子。我们到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
王明集团就是利用生活费控制上海党组织，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们对何孟雄等“持不同意见”的上海基层组织就采取这一招。刘晓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
被捕、入狱与牺牲
江西苏区发展之前，中央机关只能设置于大城市。上海因其租界、地理、交通等条件，便于隐蔽，“四一二”后一直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各苏区重要干部均由上海派出，各地也一直向上海中央要干部。如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创办《革命军日报》，居然在南昌、武汉都找不到合适者，郭沫若只得建议向上海要“创造社小伙计”潘汉年。
上海被捕的地下党员最多，成仁成烈者最多，而叛徒也出得最多，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戏”。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演出魔术被捕，是因为被上海过来的叛徒尤崇新认出。1933年中央军委被破坏，陈赓被捕，乃顾顺章派特务巡回小菜场，发现陈赓之妻后盯梢而至。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被捕，也因秘书叛变告密。
最有代表性的叛变事件，除了大叛徒顾顺章（中委），还有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白鑫，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参加南昌起义后一路升至团长，1929年随领导人赴沪，任江苏省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的白鑫家，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主持省军委会议，出席者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军委委员邢士贞（负责兵运）、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开会时间已到，但军委秘书白鑫还未到。不一会儿，白鑫来了，身后跟着工部局巡捕与国民党的暗探。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同案”四人，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正法”于龙华。唯有张际春得以保存，因张际春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有“不杀黄埔生”的规矩，特派国民党中组部秘书赴沪，保下张际春，于1932年初释放。
之前，白鑫表弟在海陆丰叛逃，被彭湃下令处决，此为白鑫叛变心理原因之一。抵沪后，在国民党捕杀压力下，白鑫通过南京的哥哥联系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表示一念之差误入歧途。范争波要白鑫戴罪立功，特别希望白鑫设法捉捕彭湃。彭湃、杨殷等四人被杀后，白鑫躲进范公馆，深居简出，以防复仇。
1929年11月11日晚，上海霞飞路范公馆门前停着一辆黑色别克轿车，范争波等人簇拥白鑫走出，送白鑫上南京领赏并远赴法国。白鑫与范争波拱手作别，正要举步上车，拐角处突然飞来一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开，跳下三人，三聲清脆枪声，范争波还未明白过来，白鑫就已倒地一命呜呼。范赶紧叫人动手，为时已晚，三名“红队”（红色恐怖队）队员迅速跃上车，消失在夜幕中。
白区干部被捕虽然十分正常，但到“审干抢救运动”“肃反”及“文革”阶段，要说清楚“怎么出来的”就很麻烦了，必须得有“证人”。可这种事儿，实在不好找证明人。因此，1942至1944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凡是曾经被捕的白区干部，几乎都有“敌特”“变节”的嫌疑，甚至一个省的地下党都被划为“红旗党”。如川豫两省党组织就吃了大冤枉。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逼自杀。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叶剑英妻）被关押致精神失常。
卖文为生
报刊界向为左翼文士聚集之地，维新党、同盟会、国共两党高干亦多出于文化界。文士易浪漫，容易不满现实，因此文学也总是革命的起点。
邵力子弃文从政前，编了十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创造社几乎“集体加入”了中共，胡也频、蒋光慈、瞿秋白、丘东平、陆蠡、沈泽民、叶紫等文学青年，后均为著名中共党人。但文士也易穷酸。瞿秋白母亲因穷发急，吞红头火柴自尽。1925-1927年前后，瞿秋白不仅每月要汇30元赡养济南老父，还要维持两个弟弟的生活、学业。他每月领取党内生活费50元，当然不够，还要靠替塔斯社写稿才“得到相当高的报酬”。彭述之在广州时生活艰苦。张国焘在上海也过得紧紧巴巴，借贷度日，搭伙中宣部，每月七八元伙食费，欠了三个月，由郑超麟垫付。
1928年，托派留苏生陆续回国，他们中许多人在上海卖稿为生，托派活动经费亦靠此维持，尤其靠翻译稿酬。托派青年大多留过学，懂外文。他们依托上海的文化环境，趁时托势，形成一点小气候，宣扬托洛茨基主义。卖稿为生的托派文人有的也很穷，如没出过国的北大毕业生陈其昌，为报刊写国际政评，一家三口，妻子是家庭妇女，有时出门帮佣，全家穷到“三月不知肉味”。
当然，也有少数富余者。1928-1934年夏衍搞日文翻译，“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2000字，我就可以有每月120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的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夏衍还有编剧顾问的“车马费”、电影剧本编剧费，月入至少200元。夏衍1924年入国民党（孙中山介绍）、1927年5月入共产党，但他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他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周恩来要他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一笔旅费外，他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在红色职业革命者中，夏衍属于绝少数的自力更生者。
不少革命青年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坚持职业革命，只得离开组织。1938年秋，重庆党员周健因家庭经济拮据，任教歌乐山某儿童保育院，离开职业革命。“一二九”后加入中共的李锐、范元甄，没有经济来源，衣食住行、婚嫁病残等都要家庭或亲友资助——尽管这些青年革命者彼时尚看不起供养自己的“不革命者”。
（易茗荐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