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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考古报告,还是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汉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成员。因为地理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西藏与内地的交往显得异常艰难。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高寒缺氧,环境艰苦;西藏的人民,曾经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举步维艰,经济也停滞不前。
70年前,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翻身农奴得解放,西藏的历史翻到了最新的一页。从实现和平解放到进行民主改革,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进行改革开放,再到如今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实现全面脱贫,西藏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实现了从落后到小康的跨越式发展。
与祖国建设同节奏共命运,如今的西藏,是一个人们更心向往之的西藏。
汉藏自古一家亲
西藏高原,群山连绵,雪域茫茫,孕育了世世代代的藏族牧民,也造就了独特的异地风情。生活在这里的藏民族无论是血缘、文化、经济,还是宗教和历史,在很长的历史长河里,就与中华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已故的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古格·次仁加布曾总结说:无论藏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
公元7世纪之前,西藏高原有很多部落。到了松赞干布时期,统一了西藏高原的一些大部落,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的吐蕃王朝。当时中原的唐王朝对周边政权的影响非常大,唐朝天子也被他们称为“天可汗”。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素慕唐朝的文化,景仰唐朝的文明,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派遣首批使者来到长安,唐朝亦遣冯德遐回访吐蕃,成为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开端。
文成公主千里进藏的历史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在青藏高原广为传颂,成为汉藏和亲的佳话。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宗室女文成公主进藏,嫁给了松赞干布。如今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唐朝画家阎立本所绘《步辇图》的宋代摹本,描绘的正是唐太宗在长安接见吐蕃请婚使臣禄东赞的场景。
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把唐朝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了西藏,和松赞干布同心协力发展吐蕃的经济和文化。当时藏族没有文字,在文成公主的主张下,松赞干布派人进行专门研究,创造了30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文法,结束了藏人无文字的历史,从此汉文书籍可以译成藏文,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此西藏有文字以来最早的历史记载,首先就是藏汉民族的交流史。
文成公主带去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包括天文历法、五行经典、农业技术、医术、建造术、造纸术、雕刻术、酿酒术等等,还有农业技师、画师、建筑师等一大批匠人,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松赞干布也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文人入吐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
到现在,在西藏还能看到、找到唐朝的文化、经济方面的一些遗存,比如木版雕刻藏文佛经,西藏农村的藏纸术、寺庙的建筑术等,甚至服饰上还能看到一些唐代的影子。文成公主信佛,松赞干布在她的影响下,大力提倡佛教,还特地在拉萨修了大昭寺,她带去的12岁释迦牟尼佛等身像至今还供奉在大昭寺,这对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影响之大,的确难以估量。
到了唐中宗时期,也就是公元700多年的时候,唐朝的金城公主来到了西藏嫁给吐蕃赞普赤·祖赞。两位美丽的公主的和亲行动铸就了汉藏人民浓浓的血缘关系,在青藏高原上奏响了汉藏一家亲的千古绝唱。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这段时间,吐蕃和唐朝之间一共进行了八次友好的联盟会谈,唐蕃往来使者191次。每会盟一次,长安和拉萨各竖立一块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碑仅剩的一块是大昭寺门前的唐朝长庆年间立下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在唐代200余年频繁往来的亲谊与友好的联盟关系的见证。
到了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元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管理藏区事务的宣政院,建立了西藏萨迦地方政权,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行政区域。到清朝时设立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而且达赖、班禅的册封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从而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民国政府也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专管西藏等事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发展历史也从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作为藏学专家,古格·次仁加布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吸收、互相依存,共同反抗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西藏从来就没有脱离过祖国的怀抱。

次仁加布当时表示,松赞干布、八思巴、大司徒江久坚赞、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加措等,都为祖国的统一建立了不朽功绩;18世纪末,廓尔喀曾两次入侵西藏,中央政府派兵入藏,在西藏军民的支持下,赶走了侵略者,收复了失地。到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精神更支撑着西藏各族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同帝国主义肢解祖国领土、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同民族败类的分裂主义活动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历史一再证明,无论是血缘、文化、经济,还是宗教和历史,藏汉人民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概而言之:中华兴,则西藏兴,中华衰,则西藏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