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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湖南省湘潭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的。那个村子叫陈家村，处于群山怀抱之中，全村只有几十户人家，以姓陈的为多数。村里的人不多，彼此都认识，相互知根知底，孩子们到处乱窜也不用担心会走丢了。由于大人们白天都要下地劳作，村子里也没有幼儿园，学龄前的孩子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人管束的状态，在山坡上、树林中、田地间“野蛮生长”。那时乡下还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没有适合儿童阅读的书刊，露天电影一年也难得看一次。我们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爬树、游泳、捏泥人、滚铁圈、玩弹弓、打水漂、河中摸鱼，所有的游戏、玩耍节目都是就地取材，从简单中寻找欢乐。
孩子们在一起玩疯了，弄得鸡飞狗跳的，家长便希望把我们“关”进学校，由老师来降伏我们任性、胡闹的心。每次贪玩回家晚了，母亲总会对我说：“再这么贪玩，把你早点送学堂里去！”母亲这样说得多了，我在还没有入学前便对学校充满了敬畏。
终于，我在6岁那年被送进了村办学校。入学报名的前一晚，母亲教会了我从“1”数到“100”。在读小学一年级之前，我全部的知识储备就是这些。母亲带我去学校报名的那天，老师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诸如“几岁了”“父母亲叫什么名字”之后，便让我从“1”数到“100”。我流利地作了回答，老师便同意我入学了。
1979年9月1日，是我正式上学的第一天。我的肩上斜挎着一个崭新的黄帆布书包，跟在邻居家的伙伴们后面屁颠屁颠地去学校。我的书包上面印着毛主席头像，还有“为人民服务”5个显眼的红字。这样的书包在当时是很贵的东西，是父亲花了3元钱从城里买回来的，相当于家里的两只老母鸡连续下一个月蛋换来的钱。平时我们在家里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父亲却花这么多的钱给我买这么贵的书包，说明他把我的读书看得很重。
我们村的这所小学总共只有四位老师、五六十名学生，像这样的“麻雀学校”在当年的乡村是非常普遍的。山里人住得分散，山路狭窄、崎岖，交通不便，能够去“麻雀学校”，有读书的机会就很不容易了。村民们文化程度不高，很多都没有上过初中，家长对自己的子女上学却充满了期待。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小小的乡村小学与孩子不可知的未来有着紧密联系，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
我记忆中的第一位老师是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她也姓陈，经常穿着洁净的白色“的确良”衣服，在气质上明显不同于一般的乡村妇女。我们的语文课是她教，数学课是她教，音乐课也是由她教，她一个人把我们一个班的课全包下了，而一个班也只有十多个孩子。陈老师在我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是她教会了我们唱一首深情的歌——《泉水叮咚响》，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首歌。对于这首歌曲中的内涵，当时的我并不能完全领会，但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它让幼小的我有种脑洞大开的感觉，以前我从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从没有听过这么清新、婉转的词句，它也激发了我对“远方”的憧憬：在绵延群山的尽头，在小溪流向的“远方”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想象中的奇妙世界。
可惜的是，这位唱歌很好听的陈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就嫁到了城里，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许是“麻雀学校”的条件太简陋，其他的老师也陆续离开。到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很多同学转到邻村条件稍好一点的学校去了，我们学校只剩下一位老师和八名学生了，连我在一起的这八名学生被老师和家长们戏称为“八个娃”。
和我们“八个娃”共同坚守的赵老师，五十多岁的年龄，高高瘦瘦，佝偻着背，两鬓斑白，看上去像个普通的邻家爷爷。他家离学校很远，每天清晨走十多里山路来给我们上课，风雨无阻。我们全部的课程都由赵老师承担，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体育课。由于学校的场地和设施都有限，很多体育锻炼项目难以开展，除了在操场上跑步、做操外，赵老师还别出心裁地让我们跟他一起种菜。在学校的旁边，有几块荒地，赵老师就和同学们一起对荒地进行开发利用。同学们从家中带来锄头、水桶等工具，赵老师从家里带来蔬菜种子，我们齐心协力垦荒、锄土、播种、浇水，把几块荒地拾掇成了菜园。过不了多久的时间，地里就长出了碧绿青翠的蔬菜。我们每天都会检视一下菜地，除草，捉虫，浇水，施肥，满心欢喜地看着生机勃勃的菜园。等到蔬菜长成的时候，赵老师中午就去采摘做成可口的菜肴，和同学们一起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
只有一位老师和八名学生的学校实在是太小了，我们的学校最后被迫停办，我在五年级的时候转到了邻村另一所“麻雀小学”。如今，我最初就讀的那所学校早已不复存在，破烂的校舍已完全拆除，夷为平地，但在我的心目中，只剩下“八个娃”的小学永远是我的母校，我们有自己的启蒙老师、有音乐、有劳动实践，还有对远方的想象。
孩子们在一起玩疯了，弄得鸡飞狗跳的，家长便希望把我们“关”进学校，由老师来降伏我们任性、胡闹的心。每次贪玩回家晚了，母亲总会对我说：“再这么贪玩，把你早点送学堂里去！”母亲这样说得多了，我在还没有入学前便对学校充满了敬畏。
终于，我在6岁那年被送进了村办学校。入学报名的前一晚，母亲教会了我从“1”数到“100”。在读小学一年级之前，我全部的知识储备就是这些。母亲带我去学校报名的那天，老师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诸如“几岁了”“父母亲叫什么名字”之后，便让我从“1”数到“100”。我流利地作了回答，老师便同意我入学了。
1979年9月1日，是我正式上学的第一天。我的肩上斜挎着一个崭新的黄帆布书包，跟在邻居家的伙伴们后面屁颠屁颠地去学校。我的书包上面印着毛主席头像，还有“为人民服务”5个显眼的红字。这样的书包在当时是很贵的东西，是父亲花了3元钱从城里买回来的，相当于家里的两只老母鸡连续下一个月蛋换来的钱。平时我们在家里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父亲却花这么多的钱给我买这么贵的书包，说明他把我的读书看得很重。
我们村的这所小学总共只有四位老师、五六十名学生，像这样的“麻雀学校”在当年的乡村是非常普遍的。山里人住得分散，山路狭窄、崎岖，交通不便，能够去“麻雀学校”，有读书的机会就很不容易了。村民们文化程度不高，很多都没有上过初中，家长对自己的子女上学却充满了期待。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小小的乡村小学与孩子不可知的未来有着紧密联系，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
我记忆中的第一位老师是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她也姓陈，经常穿着洁净的白色“的确良”衣服，在气质上明显不同于一般的乡村妇女。我们的语文课是她教，数学课是她教，音乐课也是由她教，她一个人把我们一个班的课全包下了，而一个班也只有十多个孩子。陈老师在我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是她教会了我们唱一首深情的歌——《泉水叮咚响》，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首歌。对于这首歌曲中的内涵，当时的我并不能完全领会，但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它让幼小的我有种脑洞大开的感觉，以前我从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从没有听过这么清新、婉转的词句，它也激发了我对“远方”的憧憬：在绵延群山的尽头，在小溪流向的“远方”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想象中的奇妙世界。
可惜的是，这位唱歌很好听的陈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就嫁到了城里，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许是“麻雀学校”的条件太简陋，其他的老师也陆续离开。到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很多同学转到邻村条件稍好一点的学校去了，我们学校只剩下一位老师和八名学生了，连我在一起的这八名学生被老师和家长们戏称为“八个娃”。
和我们“八个娃”共同坚守的赵老师，五十多岁的年龄，高高瘦瘦，佝偻着背，两鬓斑白，看上去像个普通的邻家爷爷。他家离学校很远，每天清晨走十多里山路来给我们上课，风雨无阻。我们全部的课程都由赵老师承担，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体育课。由于学校的场地和设施都有限，很多体育锻炼项目难以开展，除了在操场上跑步、做操外，赵老师还别出心裁地让我们跟他一起种菜。在学校的旁边，有几块荒地，赵老师就和同学们一起对荒地进行开发利用。同学们从家中带来锄头、水桶等工具，赵老师从家里带来蔬菜种子，我们齐心协力垦荒、锄土、播种、浇水，把几块荒地拾掇成了菜园。过不了多久的时间，地里就长出了碧绿青翠的蔬菜。我们每天都会检视一下菜地，除草，捉虫，浇水，施肥，满心欢喜地看着生机勃勃的菜园。等到蔬菜长成的时候，赵老师中午就去采摘做成可口的菜肴，和同学们一起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
只有一位老师和八名学生的学校实在是太小了，我们的学校最后被迫停办，我在五年级的时候转到了邻村另一所“麻雀小学”。如今，我最初就讀的那所学校早已不复存在，破烂的校舍已完全拆除，夷为平地，但在我的心目中，只剩下“八个娃”的小学永远是我的母校，我们有自己的启蒙老师、有音乐、有劳动实践，还有对远方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