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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年代，陈毅元帅在广东战斗过；在和平年代，他又多次莅粤。广东留下了他的足迹，闪烁过他的身影，回响着他的声音。下面叙述陈毅在广东的二三事。
攀藤附葛，偷渡大梅关
1935年2月，陈毅与项英、贺昌、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组成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他们的任务是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了几个月后，成功突围，大部分同志在项英、陈毅等的带领下，辗转到达了赣粤边的油山。在油山，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并村、封坑、包围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陈毅1936年春写的《赣南游击词》：“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就是最好的佐证和史实。
尽管如此，陈毅和战友们还是革命意志坚定，不断克服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的困难，坚决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一天半夜里，陈毅等同志在转移中来到了赣粤交界处——梅岭大梅关。大梅关地势极为险要。国民党在关上驻扎了一个连。他们到了大梅关北沿，往下一看，两壁就像刀切斧劈似的。左边无路，右边虽有一条小路，但又直通敌营。他们只好静悄悄地逼近关隘，依着靠近隘口的建筑物往下降。但因坎高，身体较弱的同志往下跳比较困难。陈毅这时挺身而出，他一脚踩着石壁，一脚踩着建筑物的墙壁，抓着同志们的手，一个一个地往下放。他们过了关隘，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右岔爬上了仙人岭的顶峰。这时眼界豁然开朗：北面江西方向的大余、青龙、黄龙的万盏灯火，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分外耀眼；南面广东方向的南雄、始兴也传来了阵阵鸡鸣，犬吠。天快亮了，再继续前进就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于是，他们就躺下休息。一夜的急行军，大家都困倦。他们就头朝广东，脚向江西，在敌人的头顶上呼呼地睡了起来。睡醒后，陈毅很风趣地说：
“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他这么一说，大伙都乐得直笑，一夜爬山越岭的疲劳仿佛全部消失了。这就是有名的偷渡大梅关。陈毅曾写诗道：“敌垒穿空雁阵开，连天衰草月迟来。攀藤附葛君须记，万载梅关著劫灰。”
“北山事件”中，与项英脱险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除加紧军事“清剿”外，还竭力利用共产党的叛徒进行破坏。“北山事件”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枢的阴谋的一部分。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突围转移到湘南宜章后，获悉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失利，损失惨重的消息，便于5月2日在湖南省郴县黄茅地区，亲手打死七十一团政委石友生，带领七十一团的部分部队叛变投敌。粤军首领陈济棠很赏识他这位同乡(龚楚是广东乐昌人)，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由于当时联络中断，项英、陈毅和特委尚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曾数度设法与他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上。
10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成“红军”的卫队，沿着他原先走过的路，从湘南来到赣粤边。他一路走一路打探消息。他到了北山龙西石地区，几天后和余汉谋的一支部队乒乒乓乓假打一阵子，“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最终骗得一个交通员的信任，带他找到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这时何长林还不知道龚楚已叛变。他们两人原本相识，交谈中把很多情况告诉了龚楚。这时，龚楚才获悉阮啸仙在突围中已经牺牲，没有来赣粤边，而项英、陈毅来了赣粤边，与特委机关一起在北山地区。龚楚获得这一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精心设计破坏特委机关、捉拿项英和陈毅的圈套。其问，龚楚还先后同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西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等进行了接触。龚楚乘机大肆吹嘘他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还告诉龚楚：项英、陈毅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可写封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龙西石来会面。龚楚一听顿觉正中下怀，心想送上门比找上门更好下手。陈毅和项英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人签具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但陈毅又想：龚楚是湘南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可能丢下游击队到这里来“汇报”呢?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对龚楚就有所了解，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拒不执行彭德怀命令，使湘赣军区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被降职当团长。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斗争残酷，人心难测，陈毅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会见龚楚。
龚楚通过何长林，要求在北山龙西石召集游击队和干部开会。何长林没有请示特委，就听从龚楚的要求，擅自通知附近的地方干部和游击队来开会。10月13日，在北山龙西石开会时，龚楚的国民党卫队按照预先的安排把会场包围起来。龚楚在讲话中逐渐撕下了假面具，竟说中央红军已经失败了，不存在了，当共产党、游击队没有出路，劝大家向政府投诚，以保全身家性命。大家识破了叛徒面目，才知上当，有些人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但是，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3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了，只有大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和小队长刘矮牯(外号猛张飞)等八九人带伤杀出重围脱险。何长林被俘后也就跟着叛变了。
这两个叛徒，破坏了后方机关之后，就由何长林带路来寻找特委。但何长林只知道特委机关在帽子峰一带，并不知道具体位置。他们在帽子峰山区转来转去，转了几日也没有找到。直到5月20日，偶然遇到外出运粮的特委侦察班班长吴少华。何长林认识吴少华，假惺惺地声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向周同志(项英化名)和刘同志(陈毅化名)汇报，企图诱骗他带路寻到项英、陈毅驻地。他们惟恐吴少华生疑反抗，把他的驳壳枪缴去，吴少华却抗议说，红军为什么还缴自己人的枪，你们恐怕是反动派吧?他们为了取信于他并利用他达到目的，不得不还一支枪给他，可这枪偏偏是被打死的游击队一队长的枪，吴少华认得，保持高度警惕的他已知就里，并机敏地设法对付。吴少华走到距岗哨不远处时，一个箭步跑到哨兵面前，指着后面说“他们是反革命!”哨兵立即扣了三枪报警。吴少华和哨兵朝特委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便引开敌人。
当时，陈毅和项英正在下棋，听见报警枪声，来不及收拾东西，立即转移。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人员也快速离开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当天晚上大家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后，分析敌情，估计叛徒惧怕游击队实力雄厚，又已报警，不敢贸然往下冲，只得撤回去了。第二天清早，派警卫人员去驻地侦察，发现一切原封未动，连未下完的棋子都照旧摆在棋盘上，叛徒确实没有下山 来。敌人的阴谋终归失败。
项英、陈毅考虑到敌人已发现特委机关的所在地，必定还会派兵来“清剿”，决定立即从北山转移到油山去。果然不出所料，敌军对北山地区疯狂地进行“清剿”，敌人在北山地区一直搞了三个多月，使北山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北山地区活动的5支小游击队都被打散了，伤亡很大，革命群众遭到很大损失。但是，敌人妄图捉拿项英、陈毅，破坏特委领导机关的阴谋终究未能得逞。此事被称“北山事件”，因影响甚大，还被项英写进了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一文。
鉴于“北山事件”的教训，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决定进一步分散隐蔽，项英主要留信丰，陈毅则到南雄县委直接指导县委T作，组织上也正在物色一批得力的党员干部开展地方工作。
科学的春意，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
1962年3月，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在广州召开，陈毅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广州会议讲诵”，这是他分管科学文化的“施政”演说，是他对知以分子政策的“万苦书”。
诵要从1958年说起，1958年的“人跃进”运动带来的严重恶果是乱砍乱伐，乱挖山泥，乱造小土窑，破坏水土，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反右倾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挫伤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人文环境陷入低谷。1959-1961年全国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人为破坏原因加上天公不作美，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发动之后，只有1958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却没有好好利用，浪费惊人。恰恰在此时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致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工作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全国形势由所谓的“大跃进”变成大倒退。
面对现实，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找着原因和出路，试图克服经济调整时期的暂时困难。广东也和全国一样，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发展经济必须有科学的支撑。
1954至1972年，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长期分管或兼管科学工作。分管科学与文化，就是分管知识分子。国务院分工陈毅管这一门是很对的。
要管知识分子，自己就得热爱知识，尊重知识。陈毅对知识的追求是如饥似渴的。战争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书。和平年代，他与书为友。由于他知识丰富、目光精微、分析问题有独到之处，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陈毅在科学、文化界的朋友不仅量多，而且质高；不但是挚友，而且是诤友。
陈毅分管科学、文化，对共产党的科学、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起了很切实的作用。
1962年3月，春雨沥沥，滋润着南粤大地。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
3月4日，周恩来由于公务繁忙，会议没有结束就提前从广州返回北京。临行前，他嘱托在广州参会的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转达他的一段话：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5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系统、全面地讲了科学工作怎样发展这个问题。他首先肯定了建国十二年来科学家的贡献。他说：
“建国十二年来科学家的表现是好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支持党，做了工作，有贡献。”说到此处，他激动地提高了声音，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声浪盖过了他的声音。顿了顿，他也跟着鼓起掌来。然后以更高昂的声音继续说：“特别是近四年来，尤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绝大多数人是爱护党，爱护人民，支持我们出了力的。应该说有了一支很好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说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反右倾运动使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陈毅这番话等于是为知识分子平了反。他坚定有力地说：“我认为今天还把科学家、文学家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是人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联盟一部分”。他还形象生动地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比喻为“国家的三只脚”，说：知识分子“是三大部分之，是国家的一只脚”。
3月6日，陈毅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他说：“科学家、作家们，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革命，已经有了贡献，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还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到这里，他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有人认为陈毅敢于作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因为1962年1月毛泽东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那是有根据的，因为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陈毅还坦白地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我才敢讲。”
在“广州会议”的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
陈毅得知后又惊又怒，他是共产党员，党教导他既要反右也要反“左”。在“左”倾思潮猖獗的年代他不能不挺身战斗。在“广州会议”上，他大声疾呼：“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3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陈毅饱含深情地继续说：“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
陈毅毫不客气地说：“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陈毅把科学和科学家提到“国宝级”的高度：“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的性格特点就是直爽。他在广州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这里面有个是非，总有一方面对一方而不对。只有弄明哪一方面主要是对的，哪一方面是错了，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 来一个两边都对，或两边都不对，各打50大板，不能解决问题。”显然，“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是不对的。“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而且，“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明确地说“有些党的领导机关”是“错了”，而“对的”却是知识分子。这是我党要注意的问题。
陈毅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还就领导科学工作的方法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讲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这里特地引用他的原话，让大家了解他真正的用意。
“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都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一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党委领导业务，也是要通过党的专家来领导，和专家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来实现领导。毛主席讲过，共产党员不懂自然科学，怎么办呢?通过专家，委托他们来领导。或者帮助专家提高政治，吸收他们入了党，通过他们来领导。”
显然，陈毅所主张的完全不是放弃领导。相反，他对怎样实现领导有很正确的严格要求。他以军队的一个班作比喻：“人民解放军的班长，打仗冲锋，班长是第一个……其余的人跟了米，这个领导，是带头。分东西班长最后分，……吃饭，人家装满了，班长才去装了来，什么领导?你要讲领导，就是要带头，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以现在领导这两个字，要加以正确的解释。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至于专业问题，最好不要乱干涉。”
从以上讲话可以看出来，陈毅的意思是如何改善党对科学家和科学界的领导。科学工作者听着这样的讲话，怎能不欢欣鼓舞!笑声、掌声……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3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给广东和全国带来了科学的春意。
乘着这股科学的春风，1963年至1965年，广东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省委、省政府增加了对工业科学技术的投入，经济发展加快。以广交会为例，每年一度在广州召开的广州交易会迎来了健康发展的春天，从1963年起，连续3年出口成交年均增长42.57％。1965年出口成交7.57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33.98％。
陈毅在广东的这三段传奇故事，广东人民是永远难忘的。
参考文献：
①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攀藤附葛，偷渡大梅关
1935年2月，陈毅与项英、贺昌、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组成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他们的任务是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了几个月后，成功突围，大部分同志在项英、陈毅等的带领下，辗转到达了赣粤边的油山。在油山，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并村、封坑、包围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陈毅1936年春写的《赣南游击词》：“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就是最好的佐证和史实。
尽管如此，陈毅和战友们还是革命意志坚定，不断克服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的困难，坚决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一天半夜里，陈毅等同志在转移中来到了赣粤交界处——梅岭大梅关。大梅关地势极为险要。国民党在关上驻扎了一个连。他们到了大梅关北沿，往下一看，两壁就像刀切斧劈似的。左边无路，右边虽有一条小路，但又直通敌营。他们只好静悄悄地逼近关隘，依着靠近隘口的建筑物往下降。但因坎高，身体较弱的同志往下跳比较困难。陈毅这时挺身而出，他一脚踩着石壁，一脚踩着建筑物的墙壁，抓着同志们的手，一个一个地往下放。他们过了关隘，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右岔爬上了仙人岭的顶峰。这时眼界豁然开朗：北面江西方向的大余、青龙、黄龙的万盏灯火，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分外耀眼；南面广东方向的南雄、始兴也传来了阵阵鸡鸣，犬吠。天快亮了，再继续前进就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于是，他们就躺下休息。一夜的急行军，大家都困倦。他们就头朝广东，脚向江西，在敌人的头顶上呼呼地睡了起来。睡醒后，陈毅很风趣地说：
“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他这么一说，大伙都乐得直笑，一夜爬山越岭的疲劳仿佛全部消失了。这就是有名的偷渡大梅关。陈毅曾写诗道：“敌垒穿空雁阵开，连天衰草月迟来。攀藤附葛君须记，万载梅关著劫灰。”
“北山事件”中，与项英脱险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除加紧军事“清剿”外，还竭力利用共产党的叛徒进行破坏。“北山事件”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枢的阴谋的一部分。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突围转移到湘南宜章后，获悉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失利，损失惨重的消息，便于5月2日在湖南省郴县黄茅地区，亲手打死七十一团政委石友生，带领七十一团的部分部队叛变投敌。粤军首领陈济棠很赏识他这位同乡(龚楚是广东乐昌人)，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由于当时联络中断，项英、陈毅和特委尚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曾数度设法与他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上。
10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成“红军”的卫队，沿着他原先走过的路，从湘南来到赣粤边。他一路走一路打探消息。他到了北山龙西石地区，几天后和余汉谋的一支部队乒乒乓乓假打一阵子，“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最终骗得一个交通员的信任，带他找到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这时何长林还不知道龚楚已叛变。他们两人原本相识，交谈中把很多情况告诉了龚楚。这时，龚楚才获悉阮啸仙在突围中已经牺牲，没有来赣粤边，而项英、陈毅来了赣粤边，与特委机关一起在北山地区。龚楚获得这一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精心设计破坏特委机关、捉拿项英和陈毅的圈套。其问，龚楚还先后同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西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等进行了接触。龚楚乘机大肆吹嘘他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还告诉龚楚：项英、陈毅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可写封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龙西石来会面。龚楚一听顿觉正中下怀，心想送上门比找上门更好下手。陈毅和项英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人签具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但陈毅又想：龚楚是湘南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可能丢下游击队到这里来“汇报”呢?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对龚楚就有所了解，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拒不执行彭德怀命令，使湘赣军区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被降职当团长。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斗争残酷，人心难测，陈毅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会见龚楚。
龚楚通过何长林，要求在北山龙西石召集游击队和干部开会。何长林没有请示特委，就听从龚楚的要求，擅自通知附近的地方干部和游击队来开会。10月13日，在北山龙西石开会时，龚楚的国民党卫队按照预先的安排把会场包围起来。龚楚在讲话中逐渐撕下了假面具，竟说中央红军已经失败了，不存在了，当共产党、游击队没有出路，劝大家向政府投诚，以保全身家性命。大家识破了叛徒面目，才知上当，有些人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但是，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3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了，只有大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和小队长刘矮牯(外号猛张飞)等八九人带伤杀出重围脱险。何长林被俘后也就跟着叛变了。
这两个叛徒，破坏了后方机关之后，就由何长林带路来寻找特委。但何长林只知道特委机关在帽子峰一带，并不知道具体位置。他们在帽子峰山区转来转去，转了几日也没有找到。直到5月20日，偶然遇到外出运粮的特委侦察班班长吴少华。何长林认识吴少华，假惺惺地声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向周同志(项英化名)和刘同志(陈毅化名)汇报，企图诱骗他带路寻到项英、陈毅驻地。他们惟恐吴少华生疑反抗，把他的驳壳枪缴去，吴少华却抗议说，红军为什么还缴自己人的枪，你们恐怕是反动派吧?他们为了取信于他并利用他达到目的，不得不还一支枪给他，可这枪偏偏是被打死的游击队一队长的枪，吴少华认得，保持高度警惕的他已知就里，并机敏地设法对付。吴少华走到距岗哨不远处时，一个箭步跑到哨兵面前，指着后面说“他们是反革命!”哨兵立即扣了三枪报警。吴少华和哨兵朝特委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便引开敌人。
当时，陈毅和项英正在下棋，听见报警枪声，来不及收拾东西，立即转移。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人员也快速离开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当天晚上大家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后，分析敌情，估计叛徒惧怕游击队实力雄厚，又已报警，不敢贸然往下冲，只得撤回去了。第二天清早，派警卫人员去驻地侦察，发现一切原封未动，连未下完的棋子都照旧摆在棋盘上，叛徒确实没有下山 来。敌人的阴谋终归失败。
项英、陈毅考虑到敌人已发现特委机关的所在地，必定还会派兵来“清剿”，决定立即从北山转移到油山去。果然不出所料，敌军对北山地区疯狂地进行“清剿”，敌人在北山地区一直搞了三个多月，使北山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北山地区活动的5支小游击队都被打散了，伤亡很大，革命群众遭到很大损失。但是，敌人妄图捉拿项英、陈毅，破坏特委领导机关的阴谋终究未能得逞。此事被称“北山事件”，因影响甚大，还被项英写进了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一文。
鉴于“北山事件”的教训，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决定进一步分散隐蔽，项英主要留信丰，陈毅则到南雄县委直接指导县委T作，组织上也正在物色一批得力的党员干部开展地方工作。
科学的春意，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
1962年3月，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在广州召开，陈毅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广州会议讲诵”，这是他分管科学文化的“施政”演说，是他对知以分子政策的“万苦书”。
诵要从1958年说起，1958年的“人跃进”运动带来的严重恶果是乱砍乱伐，乱挖山泥，乱造小土窑，破坏水土，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反右倾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挫伤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人文环境陷入低谷。1959-1961年全国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人为破坏原因加上天公不作美，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发动之后，只有1958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却没有好好利用，浪费惊人。恰恰在此时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致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工作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全国形势由所谓的“大跃进”变成大倒退。
面对现实，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找着原因和出路，试图克服经济调整时期的暂时困难。广东也和全国一样，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发展经济必须有科学的支撑。
1954至1972年，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长期分管或兼管科学工作。分管科学与文化，就是分管知识分子。国务院分工陈毅管这一门是很对的。
要管知识分子，自己就得热爱知识，尊重知识。陈毅对知识的追求是如饥似渴的。战争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书。和平年代，他与书为友。由于他知识丰富、目光精微、分析问题有独到之处，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陈毅在科学、文化界的朋友不仅量多，而且质高；不但是挚友，而且是诤友。
陈毅分管科学、文化，对共产党的科学、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起了很切实的作用。
1962年3月，春雨沥沥，滋润着南粤大地。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
3月4日，周恩来由于公务繁忙，会议没有结束就提前从广州返回北京。临行前，他嘱托在广州参会的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转达他的一段话：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5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系统、全面地讲了科学工作怎样发展这个问题。他首先肯定了建国十二年来科学家的贡献。他说：
“建国十二年来科学家的表现是好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支持党，做了工作，有贡献。”说到此处，他激动地提高了声音，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声浪盖过了他的声音。顿了顿，他也跟着鼓起掌来。然后以更高昂的声音继续说：“特别是近四年来，尤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绝大多数人是爱护党，爱护人民，支持我们出了力的。应该说有了一支很好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说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反右倾运动使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陈毅这番话等于是为知识分子平了反。他坚定有力地说：“我认为今天还把科学家、文学家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是人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联盟一部分”。他还形象生动地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比喻为“国家的三只脚”，说：知识分子“是三大部分之，是国家的一只脚”。
3月6日，陈毅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他说：“科学家、作家们，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革命，已经有了贡献，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还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到这里，他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有人认为陈毅敢于作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因为1962年1月毛泽东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那是有根据的，因为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陈毅还坦白地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我才敢讲。”
在“广州会议”的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
陈毅得知后又惊又怒，他是共产党员，党教导他既要反右也要反“左”。在“左”倾思潮猖獗的年代他不能不挺身战斗。在“广州会议”上，他大声疾呼：“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3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陈毅饱含深情地继续说：“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
陈毅毫不客气地说：“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陈毅把科学和科学家提到“国宝级”的高度：“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的性格特点就是直爽。他在广州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这里面有个是非，总有一方面对一方而不对。只有弄明哪一方面主要是对的，哪一方面是错了，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 来一个两边都对，或两边都不对，各打50大板，不能解决问题。”显然，“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是不对的。“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而且，“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明确地说“有些党的领导机关”是“错了”，而“对的”却是知识分子。这是我党要注意的问题。
陈毅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还就领导科学工作的方法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讲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这里特地引用他的原话，让大家了解他真正的用意。
“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都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一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党委领导业务，也是要通过党的专家来领导，和专家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来实现领导。毛主席讲过，共产党员不懂自然科学，怎么办呢?通过专家，委托他们来领导。或者帮助专家提高政治，吸收他们入了党，通过他们来领导。”
显然，陈毅所主张的完全不是放弃领导。相反，他对怎样实现领导有很正确的严格要求。他以军队的一个班作比喻：“人民解放军的班长，打仗冲锋，班长是第一个……其余的人跟了米，这个领导，是带头。分东西班长最后分，……吃饭，人家装满了，班长才去装了来，什么领导?你要讲领导，就是要带头，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以现在领导这两个字，要加以正确的解释。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至于专业问题，最好不要乱干涉。”
从以上讲话可以看出来，陈毅的意思是如何改善党对科学家和科学界的领导。科学工作者听着这样的讲话，怎能不欢欣鼓舞!笑声、掌声……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3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给广东和全国带来了科学的春意。
乘着这股科学的春风，1963年至1965年，广东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省委、省政府增加了对工业科学技术的投入，经济发展加快。以广交会为例，每年一度在广州召开的广州交易会迎来了健康发展的春天，从1963年起，连续3年出口成交年均增长42.57％。1965年出口成交7.57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33.98％。
陈毅在广东的这三段传奇故事，广东人民是永远难忘的。
参考文献：
①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