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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7年10月，恩师杨时展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浙江财经学院在先生的故乡绍兴召开纪念座谈会，我有幸参加，聆听大家的发言，不禁感慨系之。
我是1983年5月认识先生的，尔后多年师从先生修研学业，受益良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心里总想着说点什么，但又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先生留给世间的，更多的是人格上的感召力。作为先生早期的博士研究生，我介入先生的私人生活比较多，此处限于篇幅，只回忆先生在世最后一年的一些印象。
1997年3月初，先生偕夫人沈如琛女士来广州，住在他三儿子家里。那次来广州，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因胆囊有问题，吃东西相当困难。先生似乎对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已有预感，特别的怀旧。在广州除遍晤过去从武汉南下的原中南财经大学的故旧外，还提出要去深圳看望其他弟子。
时值三月，红棉花开，我们全家及原在江西财大任教的王雄陪同先生夫妇俩专程前往深圳。那时我们同学几个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足，但都还过得去，为了先生的寝食条件好一点，本打算安排住高档些的酒店。无奈先生依旧要简单，坚持不住好的酒店，最后住进深圳中旅学院的招待所。他问我招待所的价钱，我回答每间房60元一天，先生说这样很好。在深圳几天，他哪个旅游景点也没有去，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弟子们交流。就象当年还在学校那样，他关心着弟子们的工作、学习，还有生活上的事，临别时都要叮嘱几句。
从深圳回来后，我因去英国进修，便向先生辞行。不久，他也回武汉去了。
四、五月间，我听说先生曾病重入院，并一度病危。八月中旬，我从英国结束进修返回广州，随即赶去武汉看他。先生见我，象是阔别重逢，非常高兴，坚持要我住在他家。晚上，先生从书房给我找来一本陆健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过了一会儿，又给我送来张紫葛写的《心香泪酒祭吴宓》，并嘱我先读后一本。
其实先生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主要靠药物在维持。但先生非常坚忍，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后一天，我陪他去学校的卫生室打吊针，坐在病床边上，我向先生聊了一些个人的见闻和看法，先生却对我说出自己身后的一些安排。他很清楚，自己已临近人生的终结。那次长时间的师生交谈，让我记起1985年春先生前夫人秦曼清女士遗体告别后，先生躺在自家小阳台的竹椅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凳，听他讲述早年经历的情景。两次长谈，都是在先生极度困难的时刻。只不过，上次还是在春天，这次却已是秋季了。
九月间，先生再次病重入院。我再次去武汉探望他时，他已经不能交谈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虽没能再交谈，但能在先生困难时陪伴他，是我的荣幸。不久，他离开了我们。
先生逝世后，我请厦门大学余绪缨教授作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遗著——《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并写了后记，以作为对先生的追念。●
我是1983年5月认识先生的，尔后多年师从先生修研学业，受益良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心里总想着说点什么，但又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先生留给世间的，更多的是人格上的感召力。作为先生早期的博士研究生，我介入先生的私人生活比较多，此处限于篇幅，只回忆先生在世最后一年的一些印象。
1997年3月初，先生偕夫人沈如琛女士来广州，住在他三儿子家里。那次来广州，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因胆囊有问题，吃东西相当困难。先生似乎对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已有预感，特别的怀旧。在广州除遍晤过去从武汉南下的原中南财经大学的故旧外，还提出要去深圳看望其他弟子。
时值三月，红棉花开，我们全家及原在江西财大任教的王雄陪同先生夫妇俩专程前往深圳。那时我们同学几个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足，但都还过得去，为了先生的寝食条件好一点，本打算安排住高档些的酒店。无奈先生依旧要简单，坚持不住好的酒店，最后住进深圳中旅学院的招待所。他问我招待所的价钱，我回答每间房60元一天，先生说这样很好。在深圳几天，他哪个旅游景点也没有去，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弟子们交流。就象当年还在学校那样，他关心着弟子们的工作、学习，还有生活上的事，临别时都要叮嘱几句。
从深圳回来后，我因去英国进修，便向先生辞行。不久，他也回武汉去了。
四、五月间，我听说先生曾病重入院，并一度病危。八月中旬，我从英国结束进修返回广州，随即赶去武汉看他。先生见我，象是阔别重逢，非常高兴，坚持要我住在他家。晚上，先生从书房给我找来一本陆健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过了一会儿，又给我送来张紫葛写的《心香泪酒祭吴宓》，并嘱我先读后一本。
其实先生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主要靠药物在维持。但先生非常坚忍，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后一天，我陪他去学校的卫生室打吊针，坐在病床边上，我向先生聊了一些个人的见闻和看法，先生却对我说出自己身后的一些安排。他很清楚，自己已临近人生的终结。那次长时间的师生交谈，让我记起1985年春先生前夫人秦曼清女士遗体告别后，先生躺在自家小阳台的竹椅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凳，听他讲述早年经历的情景。两次长谈，都是在先生极度困难的时刻。只不过，上次还是在春天，这次却已是秋季了。
九月间，先生再次病重入院。我再次去武汉探望他时，他已经不能交谈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虽没能再交谈，但能在先生困难时陪伴他，是我的荣幸。不久，他离开了我们。
先生逝世后，我请厦门大学余绪缨教授作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遗著——《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并写了后记，以作为对先生的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