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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发展与公民素质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遏制了资本的血腥和贪婪,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和文明?
1、香港人的职业精神
香港的发展除了香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是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勤勉奋斗的结果。
香港的大巴司机
在香港,教授、议员、律师、社会工作者等基本上都属于知识分子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特别是教授、议员和律师更是社会的上层。他们的严谨刻板、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关心弱者、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感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相对于这些社会的上层和精英,给我印象更深的还是香港的大巴司机。因为一方面,议员、大学教授、社会工作者等的敬业基本上还是基于职业操守,而且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大巴司机基本上属于社会的底层,绝对的“劳动人民”,鲜有好的教育背景,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反映香港的社会风貌和真实情景。
香港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的路况远比大陆大多数地区要差得多,土地资源紧张也决定了香港少有大陆这样的大气、场面的“阳关大道”。 香港的道路通常都是九曲回肠,千转百回,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两车道。但所有的司机开起车来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似乎每个司机都可以去做特技演员,去拍成龙的武打片。看香港司机开车,绝对是一种享受。
我们这次是应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黄昌荣教授之邀,赴港做为期一周的社会工作专业考察。出了罗湖口岸已是傍晚,香港的晚上正是一天当中最繁忙热闹的时间,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接送我们的大巴司机却能气定神闲,游刃有余,以连续不低于60迈的时速穿行于蜿蜒曲折的大街小巷之间,保证我们准时安全抵达目的地。大巴司机娴熟的技艺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给我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想不到这还只是开始。
在香港期间,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组织者希望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香港社会工作的发展和经验,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机构之间,大巴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工具。因为要考察的机构遍布全港,组织者几乎每天甚至每半天都要更换大巴和司机,但所有的大巴司机都一律尽职敬业,服务到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完全不用担心,今天用的这个司机服务很好,下一个会怎样。在这里,你看不到雇主和司机的对立和紧张,相反,他们像兄弟一样谈笑风生,互相为对方着想。看惯了商家的贪婪和欺诈,那种信任和温馨就像张爱玲的小说描写得那样,让人艳羡甚至嫉妒得心疼。
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
“厕所事件”:11月28日参观基水围原著民区。参观完毕,上车时有一位老先生嘟囔了一句,怎么没看见厕所?当时连我们这些同伙都没有当真。司机却悄悄地下了车,15分钟后,司机满头大汗地跑上车,对那位老先生说厕所找到了,我现在就开车带你过去,只是稍微远点。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太平山之旅:离港前的最后一天,确切地说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才终于有一点时间游览香港的旅游胜地太平山。等到我们到达山脚下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钟,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右面是壁立千仞,刀刻斧削般的悬崖峭壁,左面是万丈深渊,而山路蜿蜒曲折且极为狭窄,不要说开车,看一眼都心惊肉跳。司机却一样游刃有余,应付自如,还不时谈笑风生,努力缓解着初来乍到的大陆游客的紧张情绪。我坐在第一排,仔细盯紧司机的里程表,一路下来,路况万千,情况瞬息万变,但我们的时速却几乎一直保持在60迈左右!你想不服都不行。
香港人的节奏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发达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既是这种现代社会生活的结果,也是造就现代化和香港繁荣的原因。在香港,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差距:似乎香港人总是在赶点,而且老也赶不上。比如步行,我们是在名副其实地“走路”,香港人却总是以一种近似于小跑的速度“赶路”;又如乘电梯,我们大陆考察团总是“跟着感觉走”:上了电梯就一切交给电梯,甚至把乘电梯当成了一种休息,而且总是自由散漫地塞满整个电梯;而香港人总是在“跑”电梯:踏上电梯依然在小跑似的“赶路”,说得形象一点就像奔丧一样(绝无恶意),结果是我们总是挡了人家的路,成为名副其实的“绊脚石”。
商家的诚信
到港的第一件事是购买电话卡,因为大陆的电话卡到了香港就没有信号了。在我们楼下的小卖部就有电话卡代售,但不巧的是只有面值100元的。大家一致认为没必要再去找更小的,就买这个好了。但想不到服务员在仔细询问了我们的留港时间和用途后却坚持不肯卖给我们,而是一再向我们推荐购买她这里没有的更小面值的电话卡,并热情地为我们画出简易路线图,以便我们到最近的别的商家购买合适的电话卡。我们这些人受马克思主义熏陶了一辈子,熟悉的是资本家的金钱至上,尔虞我诈,想不到刚到香港就被小店主给上了一课。
2、公民意识与社会文明
公民权利与平等意识
香港有大量的“地下”性工作者,其中70-80%以上来自大陆, [1]其中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获得合法的香港居留资格,但却有很多机构和志愿者依靠来自慈善机构的捐款自愿为他们提供帮助。也就是说,香港的很多社会工作机构是在花着香港捐助人的钱,维护香港以外的居民的权益,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还是非法来港者。
其实在香港,受到社会工作者和慈善人士青睐的不仅是主要来自大陆的性工作者,还有来港生产者:长期以来,一些大陆临产妇女由于受到香港良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的吸引,选择到香港生产。这样做显然增加了香港政府和医疗机构的负担,也直接挤压了港人的医疗资源。为了抑制这一趋势,香港政府一直在试图通过提高费用的方式限制和减少来港生产者。但香港政府的这些做法却遭到来自包括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内的许多社会团体和组织的激进批评和抵制。他们认为政府这样做对那些来港生产者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侵犯人权。
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争取降低大陆来港生产者的费用,还有下文提到的街头露宿者的选择及其所受到的支持,这些行动按照一般的逻辑很难理解:比如街头露宿者,政府明明给你盖好了房子,你却不去住而偏偏非要露宿街头,这不仅是和政府过不去,也是给香港抹黑,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是纯粹的刁民;性工作者从事的本来就是道德和法律禁止的行为,何况一些人甚至连合法的居留资格都没有,还有什么权利可言?维护他们的权益岂不是没有底线?至于大陆来港生产者的权益更不值得维护:因为他们来到香港已经带来诸多问题,再去维护他们的权益、降低来港生产的费用会刺激大陆更多的妇女选择到香港生产,加剧医疗资源紧张,影响到港人的生活。
但那些与香港政府“作对”的群体和机构却不这样看:一方面,他们维护的这些群体都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也是平等的生命,也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和尊嚴;另一方面,如果听任政府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就是放任政府的权力。今天政府对大陆来港人员粗暴,一旦这种做法受到鼓励或默许,明天它也可能对你这样,所以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就是香港人的公民意识和民主素质,也是香港繁荣的基本原因之一。
社会安全感
香港被称为购物天堂,加之本身人口密度就很大,理论上,社会治安应当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人们也总是能从那些影视作品中看到这一点。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香港犯罪猖獗,到处都是黑社会,没有现代社会秩序可言。然而一旦置身香港真实的社会生活,感受完全相反。即使在地铁、时代广场这样人流如织、摩肩接踵,连移动都困难的地方,你也大可不必紧张,不用随时担心你的背包安全。甚至在一些传统上属于黑社会控制的地盘上,比如水果批发市场,货运码头等也一样秩序井然。你不能不佩服动不动就被议员和普通市民骂得狗血喷头、没有任何“威望”的香港政府和官员以及警方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包容、教养和爱心
香港的豪华车遍地都是,但看不到内地暴发户常有的那种飞扬跋扈和来自骨子里的霸气、骄横。在路上,无论你开的是什么车,大家一样按部就班,循序运行,除了偶尔掠过眼帘的飞车党,甚至超车都少见。香港人的内敛、教养让人感动。
香港全港一共有60名议员,而自由竞选的议员更只有30名,其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不言而喻;香港律师的尊严和地位你只要看香港的电视剧就知道了,他们的收入也足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少大律师收入以小时计,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元;香港的富豪像李嘉诚、霍英东等不仅不是小富即安、小富即傲的土财主,在福布斯富豪榜上也名列前茅。但是这些所谓的精英却行为内敛,平易近人。在港期间我也接触到不少议员、法官和资深大律师,没有咄咄逼人、居高临下,更多的是谦逊、和善与平易,举手投足透着教养和文化,没有大陆那种一看就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迫感,更看不到“我可不是一般人”的官员。
大陆那种即将过气的三流明星或稍有级别的地方官员也动不动就警车开道的浮浅和骄淫在香港极为少见,在李嘉诚等人居住的社区照样可以看到卖冷饮的小摊和游玩嬉戏的普通人。要在别的地方,这种地方早就一天24小时戒严了,平常人想见一面恐怕都难。
更让人感动的是,包括演艺明星、政府高官、资深大律师、亿万富豪等在内的那些香港社会的绝对的上层,经常轻车简从甚至化妆深入社区、养老院、福利院等慈善和公益机构默默无闻地去实际帮助那些底层群体――为他们做一餐饭,打扫一下卫生,剪剪指甲,洗洗衣服……并不仅仅只是如大陆一些精英那样施舍钱物,而是身体力行去做义工,干最脏最苦的活儿,实实在在伺候别人。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甚至连我这样一个从事所谓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教师都未必做得好。
3、现代化与文化传统的保持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大陆争论最激烈且至今不分胜负的问题。在香港这个问题似乎要次要得多,人们并没有如此激烈的争论,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香港的许多公共设施,比如建筑,道路,公园,绿地,甚至城市的下水道等,很多是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设计和建造的,有些甚至更早。但这些设施除了少数经过有限的维修,大多数依然完好地运转着。许多街道两边的护栏已经斑驳陆离,饱经风霜,但却依然顽强地站立在历史的记忆中,忠于职守,顽固地透射出历史和文化的光泽,与整洁的街道和时髦的红男绿女交相辉映,一幅完美和谐的风景画跃然纸上,让人流连忘返。街道的斑马线近看弯弯曲曲,犹如锯齿一般,远不像大陆很多城市道路那样笔直规范,但却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依然坚固耐用,丝毫没有因为陈旧影响市容。由这些设施造就的城市依然秩序井然,浓厚隽永的文化气息历久弥新,东方明珠魅力依旧。
人们经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当然有多重含意。但至少就人际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影响丝毫不弱于中心的大陆。身临其境切身体验一下香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长幼之间、师生之间、同事之间、邻里之间那种温文尔雅、谦恭淳朴的亲密和友好你就会发现,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显得多么无知和牵强。
4、香港的民主与法制
了解香港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只要看两件事情就足够了:一是看一看香港的政治家们都在哪里工作和存在;二是看香港立法会的尊严和气派。
香港政治家们的尊严和地位
在香港,给我冲击最大的海报是议员们进行政治宣传的招贴画,确切地说是这些招贴画张贴的地方――就在街道两边的护栏上或者城市的犄角旮旯里。在大陆,这些地方通常是贴小广告的地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牛皮癣”泛滥的地方。在香港这样现代化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议员们的“光辉形象”张贴在贴“牛皮癣”的地方,而且制作一点也不高档,就是一张普通的油布广告纸,然后用透明胶带固定在護栏或墙壁上。
早晨,繁华的主要干道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身穿红马甲的工作人员 [2]热情洋溢地塞给你一沓类似于英国的太阳报那样的小报,多数都是议员们的竞选资料或不同政见论纲。议员们与三级艳星使用同样的工具宣传和推销自己,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严肃甚至不妥当。在香港,除了法官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神圣崇高,凛然不可侵犯,其他政府官员、议员给人的印象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甚至他们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接近底层公众,获得认可,与公众接近和交流或者说平民化是他们的一项专业能力和基本素养,他们获得选民支持的手段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推销保险别无二致。除了正在开会的立法会议员和大法官,你看不到一出来就“像官员”的人,比起内地某官员那样“我可不是一般人”的“社会精英”,香港的官员显得太没有风度和威严,甚至香港特首曾荫权也时常被以小丑的形象悬挂在任何可能的角落供人消遣和戏弄。在香港见“曾荫权”很容易:但多是以类似于漫画那样的夸张的反面形象,且大都在很不起眼的地方。
香港的法制
在香港,朋友告诉我,最好的建筑一定不是公家的或政府的,而是私有的公司或企业的,政府办公地倒是其貌不扬。即使这样,政府还是会经常受到各种行政腐败的指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稍不留神就会成为公众和反对派进攻的靶子。仅有的例外是最高法院和立法会。
香港廉政公署闻名世界,但最高法院的排场却丝毫不受影响。宽敞高大的建筑,精致大气的装修,法律的巨大压力与森然正气浑然天成。庭审现场的肃穆、庄严更是到了让人大气不敢出的程度,法律的神圣和尊严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司法独立是普遍追求,也只有司法真正独立了,它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才会有尊严。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在最高法院,专门建造两部电梯,分别归法官和律师使用,并且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法官和律师不能使用同一座电梯;在案件审结以前,任何情况下,律师不得与法官有任何接触,否则就要坐牢。而在我们基层的一些地方,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律师沦落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掮客和经纪人,律师不见法官他的当事人才可能坐牢,神圣的法律沦为娼妓,又怎么会有尊严和神圣!老百姓有了问题宁愿自己解决也不肯“麻烦”尊贵的法官和昂贵的律师,社会怎么能和谐?
司法独立需要监督。在最高法院,最引人注目的一是一进门的大厅里实时播报审判进展的同步录像电视,二是审判庭外那些“玲珑剔透”的小玻璃房子。通过由电视台向公众同步播放的审判实录和这些玲珑剔透的小房子,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想不透明都难。
4、政府是用来骂的
在香港,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不是事故就是骚乱,人们街谈巷议的也离不开对政府的抨击,初来乍到,似乎香港一片混乱,不可救药。但真正生活在这里,你却发现,这里不仅没有你想象的混乱,反而秩序井然,生活舒适,至少比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要理想得多。比如,至少你走在大街上不会到处都是“拉开拉链”的下水道;尽管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又秩序井然,一切都按部就班,简单高效;尽管媒体到处是凶杀、抢劫的报道,甚至大陆最熟悉的就是成龙的电影中的黑社会、凶杀、暴力,但真正走在香港的大街上,你才发现,治安状况出奇地好,即使身处摩肩接踵的时代广场,你也完全不必担心背后的包裹或者身上的钱包。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人困惑。
香港人每天都在骂政府。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政府就是要骂的。不仅要骂,而且政府的态度还一定要谦恭。表面上香港人动不动就上街,稍不如意就在媒体上“大放厥词”,但政府越来越廉洁,香港越来越好。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出于保护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平等的需要而产生的暴力镇压的工具。所以,国家是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国家和社会的对立与生俱来,国家迟早是要消亡的。
香港的发展经典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天生好的政府,政府与社会的对立与生俱来。要保证政府为社会服务,就要监督政府,约束权力,就要“骂”。政府是在“骂”声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更清楚。社会学与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如果说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通常是扮演政治权力和当前统治的卫道士,社会学则是医生。就如郑杭生所说,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学说,[1]P3是通过探讨和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为社会和谐发展保驾护航。除非你是一个伪社会学家,你才可能总是歌功颂德,一味媚上。正如诗人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社会学家更多看到的是社会的另一面,“用社会学思考的方法给我们大家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使我们更加敏感”,[2]P16社会学需要爱德华??泰勒所说的“批判性思维”。所以,直接地看,社会学家通常是不受权力欢迎的,特别是那些僵化、保守和短视的统治者。但实际上,社会学家的“敏感”和“批判性”并不意味着与政府和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冲突,甚至恰好相反,他们不过是殊途同归。一方面,政府不等于制度,现实的政府和官员与根本的制度总是有距离,甚至最能反映制度要求的不一定是具体的政府和官员,普通社会公众也可能更适合和需要维护制度的尊严;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本身天然对立,至于地方政府就更不可靠,权力注定需要制约。一味的正面歌颂不见得就是政治立场坚定,更不等于政治正确或正当性。正如文学上有“棒杀”和“捧杀”一样,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中“温水煮青蛙”或者“安乐死”可能更危险,也更阴险。
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安乐死的。正是因为社会长期缺乏对制度的负面因素的批判和揭露,缺乏批判精神,宽容权力的专制和腐败,最终导致了权力一病不起。如果社会早一点、多一点对专制和腐败的抗争,也许权力会更清醒,它也就不至于一朝易手了。长期的环境污染使得我们反应钝化,等到得了癌症再治,为时已晚。因为,死亡的种子早就已经播下并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
二、香港社会发展的启示
1、社会稳定、社会民主与社会发展
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社会发展需要稳定,但对稳定要做更辩证的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稳定并不一定就是完全一致,差异,分歧,博弈,较量不可避免。科学的做法和理智的选择是经过民主的途径,在法制和秩序范围内,经过公平公开的途径和开放透明的渠道,达成一致或者妥协。
在香港的立法会甚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我们都看到争论和分歧。但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正是在看似激烈的对立和较量中,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接受那些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根本利益真正有益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辩论、斗争,通过说服教育,社会逐渐接受不同的观点,从内心认同,实现一致性。这样的社会团结显然更加可靠。
当然,民主不等于科学,民主也不等于效率。但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来说,民主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作为政治生活的民主要成為一个好东西,特别是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保证民主的运转始终以社会利益为依归。因此,民主需要科学化,需要一套完备、科学的制度和体制、机制。
民主给香港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却在非洲制造了贫困和战乱,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脱离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不仅不是福音,反倒可能成为毒药。
2、政府的责任和角色
通俗地说,政府是社会的看门人,不是主人。香港人说“政府就是用来骂的”也许未免极端,但却说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谋而合。就一般政府的本意而言,没有天生好的政府。政府需要训练,权力需要制约,你要政府和权力做好事,你就要付出代价保证这一点。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更好理解: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的两种基本属性,生物性是本能(基础),社会性是养成(社会化)。一不小心他就回去,所以你得瞪起眼睛。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香港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奉献精神、社会良知值得我们学习。主要是两点:一是知识分子要有道义承担;二是制度和政府要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清风不识面,何故乱翻书”就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没有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所以,“举报教授为反革命”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接受的, [3]这即是社会的悲哀,也暴露了我们教育体制中的问题。人人自危,不敢说话也许可以造成暂时的稳定,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和根本的稳定。我们是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应该、也不需要那样做。少数人那样做,实际上是别有用心,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一样,是在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极为阴险的“罪恶的企图”。
3、香港何以繁荣?
香港的根本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保守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是巨大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几百年来,除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在民主的具体形式和手段上并非一无是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P253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某些具体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香港,除了最高法院和立法会,几乎看不到像样的政府机构;除了法庭上的法官和议会讲坛上的议员,看不到趾高气扬、威风八面的政府官员;除了大公司的职员,甚至很少看到西装革履,仪表堂堂,更没有威风凛凛,君临天下……表面上,香港人每天都在骂政府,电视、报纸、网络到处充斥着对政府和政策的不满和诅咒。但在社会生活中,香港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东方明珠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熠熠生辉。
从根本上说,香港的发展和繁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好,而是公民觉醒和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中包括大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工作者的奉献和斗争。
香港回归,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之绪言。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摘自《炎黄春秋》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遏制了资本的血腥和贪婪,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和文明?
1、香港人的职业精神
香港的发展除了香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是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勤勉奋斗的结果。
香港的大巴司机
在香港,教授、议员、律师、社会工作者等基本上都属于知识分子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特别是教授、议员和律师更是社会的上层。他们的严谨刻板、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关心弱者、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感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相对于这些社会的上层和精英,给我印象更深的还是香港的大巴司机。因为一方面,议员、大学教授、社会工作者等的敬业基本上还是基于职业操守,而且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大巴司机基本上属于社会的底层,绝对的“劳动人民”,鲜有好的教育背景,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反映香港的社会风貌和真实情景。
香港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的路况远比大陆大多数地区要差得多,土地资源紧张也决定了香港少有大陆这样的大气、场面的“阳关大道”。 香港的道路通常都是九曲回肠,千转百回,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两车道。但所有的司机开起车来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似乎每个司机都可以去做特技演员,去拍成龙的武打片。看香港司机开车,绝对是一种享受。
我们这次是应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黄昌荣教授之邀,赴港做为期一周的社会工作专业考察。出了罗湖口岸已是傍晚,香港的晚上正是一天当中最繁忙热闹的时间,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接送我们的大巴司机却能气定神闲,游刃有余,以连续不低于60迈的时速穿行于蜿蜒曲折的大街小巷之间,保证我们准时安全抵达目的地。大巴司机娴熟的技艺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给我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想不到这还只是开始。
在香港期间,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组织者希望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香港社会工作的发展和经验,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机构之间,大巴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工具。因为要考察的机构遍布全港,组织者几乎每天甚至每半天都要更换大巴和司机,但所有的大巴司机都一律尽职敬业,服务到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完全不用担心,今天用的这个司机服务很好,下一个会怎样。在这里,你看不到雇主和司机的对立和紧张,相反,他们像兄弟一样谈笑风生,互相为对方着想。看惯了商家的贪婪和欺诈,那种信任和温馨就像张爱玲的小说描写得那样,让人艳羡甚至嫉妒得心疼。
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
“厕所事件”:11月28日参观基水围原著民区。参观完毕,上车时有一位老先生嘟囔了一句,怎么没看见厕所?当时连我们这些同伙都没有当真。司机却悄悄地下了车,15分钟后,司机满头大汗地跑上车,对那位老先生说厕所找到了,我现在就开车带你过去,只是稍微远点。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太平山之旅:离港前的最后一天,确切地说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才终于有一点时间游览香港的旅游胜地太平山。等到我们到达山脚下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钟,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右面是壁立千仞,刀刻斧削般的悬崖峭壁,左面是万丈深渊,而山路蜿蜒曲折且极为狭窄,不要说开车,看一眼都心惊肉跳。司机却一样游刃有余,应付自如,还不时谈笑风生,努力缓解着初来乍到的大陆游客的紧张情绪。我坐在第一排,仔细盯紧司机的里程表,一路下来,路况万千,情况瞬息万变,但我们的时速却几乎一直保持在60迈左右!你想不服都不行。
香港人的节奏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发达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既是这种现代社会生活的结果,也是造就现代化和香港繁荣的原因。在香港,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差距:似乎香港人总是在赶点,而且老也赶不上。比如步行,我们是在名副其实地“走路”,香港人却总是以一种近似于小跑的速度“赶路”;又如乘电梯,我们大陆考察团总是“跟着感觉走”:上了电梯就一切交给电梯,甚至把乘电梯当成了一种休息,而且总是自由散漫地塞满整个电梯;而香港人总是在“跑”电梯:踏上电梯依然在小跑似的“赶路”,说得形象一点就像奔丧一样(绝无恶意),结果是我们总是挡了人家的路,成为名副其实的“绊脚石”。
商家的诚信
到港的第一件事是购买电话卡,因为大陆的电话卡到了香港就没有信号了。在我们楼下的小卖部就有电话卡代售,但不巧的是只有面值100元的。大家一致认为没必要再去找更小的,就买这个好了。但想不到服务员在仔细询问了我们的留港时间和用途后却坚持不肯卖给我们,而是一再向我们推荐购买她这里没有的更小面值的电话卡,并热情地为我们画出简易路线图,以便我们到最近的别的商家购买合适的电话卡。我们这些人受马克思主义熏陶了一辈子,熟悉的是资本家的金钱至上,尔虞我诈,想不到刚到香港就被小店主给上了一课。
2、公民意识与社会文明
公民权利与平等意识
香港有大量的“地下”性工作者,其中70-80%以上来自大陆, [1]其中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获得合法的香港居留资格,但却有很多机构和志愿者依靠来自慈善机构的捐款自愿为他们提供帮助。也就是说,香港的很多社会工作机构是在花着香港捐助人的钱,维护香港以外的居民的权益,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还是非法来港者。
其实在香港,受到社会工作者和慈善人士青睐的不仅是主要来自大陆的性工作者,还有来港生产者:长期以来,一些大陆临产妇女由于受到香港良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的吸引,选择到香港生产。这样做显然增加了香港政府和医疗机构的负担,也直接挤压了港人的医疗资源。为了抑制这一趋势,香港政府一直在试图通过提高费用的方式限制和减少来港生产者。但香港政府的这些做法却遭到来自包括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内的许多社会团体和组织的激进批评和抵制。他们认为政府这样做对那些来港生产者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侵犯人权。
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争取降低大陆来港生产者的费用,还有下文提到的街头露宿者的选择及其所受到的支持,这些行动按照一般的逻辑很难理解:比如街头露宿者,政府明明给你盖好了房子,你却不去住而偏偏非要露宿街头,这不仅是和政府过不去,也是给香港抹黑,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是纯粹的刁民;性工作者从事的本来就是道德和法律禁止的行为,何况一些人甚至连合法的居留资格都没有,还有什么权利可言?维护他们的权益岂不是没有底线?至于大陆来港生产者的权益更不值得维护:因为他们来到香港已经带来诸多问题,再去维护他们的权益、降低来港生产的费用会刺激大陆更多的妇女选择到香港生产,加剧医疗资源紧张,影响到港人的生活。
但那些与香港政府“作对”的群体和机构却不这样看:一方面,他们维护的这些群体都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也是平等的生命,也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和尊嚴;另一方面,如果听任政府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就是放任政府的权力。今天政府对大陆来港人员粗暴,一旦这种做法受到鼓励或默许,明天它也可能对你这样,所以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就是香港人的公民意识和民主素质,也是香港繁荣的基本原因之一。
社会安全感
香港被称为购物天堂,加之本身人口密度就很大,理论上,社会治安应当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人们也总是能从那些影视作品中看到这一点。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香港犯罪猖獗,到处都是黑社会,没有现代社会秩序可言。然而一旦置身香港真实的社会生活,感受完全相反。即使在地铁、时代广场这样人流如织、摩肩接踵,连移动都困难的地方,你也大可不必紧张,不用随时担心你的背包安全。甚至在一些传统上属于黑社会控制的地盘上,比如水果批发市场,货运码头等也一样秩序井然。你不能不佩服动不动就被议员和普通市民骂得狗血喷头、没有任何“威望”的香港政府和官员以及警方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包容、教养和爱心
香港的豪华车遍地都是,但看不到内地暴发户常有的那种飞扬跋扈和来自骨子里的霸气、骄横。在路上,无论你开的是什么车,大家一样按部就班,循序运行,除了偶尔掠过眼帘的飞车党,甚至超车都少见。香港人的内敛、教养让人感动。
香港全港一共有60名议员,而自由竞选的议员更只有30名,其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不言而喻;香港律师的尊严和地位你只要看香港的电视剧就知道了,他们的收入也足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少大律师收入以小时计,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元;香港的富豪像李嘉诚、霍英东等不仅不是小富即安、小富即傲的土财主,在福布斯富豪榜上也名列前茅。但是这些所谓的精英却行为内敛,平易近人。在港期间我也接触到不少议员、法官和资深大律师,没有咄咄逼人、居高临下,更多的是谦逊、和善与平易,举手投足透着教养和文化,没有大陆那种一看就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迫感,更看不到“我可不是一般人”的官员。
大陆那种即将过气的三流明星或稍有级别的地方官员也动不动就警车开道的浮浅和骄淫在香港极为少见,在李嘉诚等人居住的社区照样可以看到卖冷饮的小摊和游玩嬉戏的普通人。要在别的地方,这种地方早就一天24小时戒严了,平常人想见一面恐怕都难。
更让人感动的是,包括演艺明星、政府高官、资深大律师、亿万富豪等在内的那些香港社会的绝对的上层,经常轻车简从甚至化妆深入社区、养老院、福利院等慈善和公益机构默默无闻地去实际帮助那些底层群体――为他们做一餐饭,打扫一下卫生,剪剪指甲,洗洗衣服……并不仅仅只是如大陆一些精英那样施舍钱物,而是身体力行去做义工,干最脏最苦的活儿,实实在在伺候别人。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甚至连我这样一个从事所谓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教师都未必做得好。
3、现代化与文化传统的保持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大陆争论最激烈且至今不分胜负的问题。在香港这个问题似乎要次要得多,人们并没有如此激烈的争论,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香港的许多公共设施,比如建筑,道路,公园,绿地,甚至城市的下水道等,很多是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设计和建造的,有些甚至更早。但这些设施除了少数经过有限的维修,大多数依然完好地运转着。许多街道两边的护栏已经斑驳陆离,饱经风霜,但却依然顽强地站立在历史的记忆中,忠于职守,顽固地透射出历史和文化的光泽,与整洁的街道和时髦的红男绿女交相辉映,一幅完美和谐的风景画跃然纸上,让人流连忘返。街道的斑马线近看弯弯曲曲,犹如锯齿一般,远不像大陆很多城市道路那样笔直规范,但却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依然坚固耐用,丝毫没有因为陈旧影响市容。由这些设施造就的城市依然秩序井然,浓厚隽永的文化气息历久弥新,东方明珠魅力依旧。
人们经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当然有多重含意。但至少就人际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影响丝毫不弱于中心的大陆。身临其境切身体验一下香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长幼之间、师生之间、同事之间、邻里之间那种温文尔雅、谦恭淳朴的亲密和友好你就会发现,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显得多么无知和牵强。
4、香港的民主与法制
了解香港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只要看两件事情就足够了:一是看一看香港的政治家们都在哪里工作和存在;二是看香港立法会的尊严和气派。
香港政治家们的尊严和地位
在香港,给我冲击最大的海报是议员们进行政治宣传的招贴画,确切地说是这些招贴画张贴的地方――就在街道两边的护栏上或者城市的犄角旮旯里。在大陆,这些地方通常是贴小广告的地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牛皮癣”泛滥的地方。在香港这样现代化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议员们的“光辉形象”张贴在贴“牛皮癣”的地方,而且制作一点也不高档,就是一张普通的油布广告纸,然后用透明胶带固定在護栏或墙壁上。
早晨,繁华的主要干道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身穿红马甲的工作人员 [2]热情洋溢地塞给你一沓类似于英国的太阳报那样的小报,多数都是议员们的竞选资料或不同政见论纲。议员们与三级艳星使用同样的工具宣传和推销自己,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严肃甚至不妥当。在香港,除了法官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神圣崇高,凛然不可侵犯,其他政府官员、议员给人的印象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甚至他们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接近底层公众,获得认可,与公众接近和交流或者说平民化是他们的一项专业能力和基本素养,他们获得选民支持的手段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推销保险别无二致。除了正在开会的立法会议员和大法官,你看不到一出来就“像官员”的人,比起内地某官员那样“我可不是一般人”的“社会精英”,香港的官员显得太没有风度和威严,甚至香港特首曾荫权也时常被以小丑的形象悬挂在任何可能的角落供人消遣和戏弄。在香港见“曾荫权”很容易:但多是以类似于漫画那样的夸张的反面形象,且大都在很不起眼的地方。
香港的法制
在香港,朋友告诉我,最好的建筑一定不是公家的或政府的,而是私有的公司或企业的,政府办公地倒是其貌不扬。即使这样,政府还是会经常受到各种行政腐败的指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稍不留神就会成为公众和反对派进攻的靶子。仅有的例外是最高法院和立法会。
香港廉政公署闻名世界,但最高法院的排场却丝毫不受影响。宽敞高大的建筑,精致大气的装修,法律的巨大压力与森然正气浑然天成。庭审现场的肃穆、庄严更是到了让人大气不敢出的程度,法律的神圣和尊严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司法独立是普遍追求,也只有司法真正独立了,它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才会有尊严。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在最高法院,专门建造两部电梯,分别归法官和律师使用,并且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法官和律师不能使用同一座电梯;在案件审结以前,任何情况下,律师不得与法官有任何接触,否则就要坐牢。而在我们基层的一些地方,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律师沦落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掮客和经纪人,律师不见法官他的当事人才可能坐牢,神圣的法律沦为娼妓,又怎么会有尊严和神圣!老百姓有了问题宁愿自己解决也不肯“麻烦”尊贵的法官和昂贵的律师,社会怎么能和谐?
司法独立需要监督。在最高法院,最引人注目的一是一进门的大厅里实时播报审判进展的同步录像电视,二是审判庭外那些“玲珑剔透”的小玻璃房子。通过由电视台向公众同步播放的审判实录和这些玲珑剔透的小房子,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想不透明都难。
4、政府是用来骂的
在香港,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不是事故就是骚乱,人们街谈巷议的也离不开对政府的抨击,初来乍到,似乎香港一片混乱,不可救药。但真正生活在这里,你却发现,这里不仅没有你想象的混乱,反而秩序井然,生活舒适,至少比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要理想得多。比如,至少你走在大街上不会到处都是“拉开拉链”的下水道;尽管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又秩序井然,一切都按部就班,简单高效;尽管媒体到处是凶杀、抢劫的报道,甚至大陆最熟悉的就是成龙的电影中的黑社会、凶杀、暴力,但真正走在香港的大街上,你才发现,治安状况出奇地好,即使身处摩肩接踵的时代广场,你也完全不必担心背后的包裹或者身上的钱包。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人困惑。
香港人每天都在骂政府。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政府就是要骂的。不仅要骂,而且政府的态度还一定要谦恭。表面上香港人动不动就上街,稍不如意就在媒体上“大放厥词”,但政府越来越廉洁,香港越来越好。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出于保护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平等的需要而产生的暴力镇压的工具。所以,国家是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国家和社会的对立与生俱来,国家迟早是要消亡的。
香港的发展经典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天生好的政府,政府与社会的对立与生俱来。要保证政府为社会服务,就要监督政府,约束权力,就要“骂”。政府是在“骂”声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更清楚。社会学与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如果说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通常是扮演政治权力和当前统治的卫道士,社会学则是医生。就如郑杭生所说,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学说,[1]P3是通过探讨和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为社会和谐发展保驾护航。除非你是一个伪社会学家,你才可能总是歌功颂德,一味媚上。正如诗人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社会学家更多看到的是社会的另一面,“用社会学思考的方法给我们大家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使我们更加敏感”,[2]P16社会学需要爱德华??泰勒所说的“批判性思维”。所以,直接地看,社会学家通常是不受权力欢迎的,特别是那些僵化、保守和短视的统治者。但实际上,社会学家的“敏感”和“批判性”并不意味着与政府和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冲突,甚至恰好相反,他们不过是殊途同归。一方面,政府不等于制度,现实的政府和官员与根本的制度总是有距离,甚至最能反映制度要求的不一定是具体的政府和官员,普通社会公众也可能更适合和需要维护制度的尊严;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本身天然对立,至于地方政府就更不可靠,权力注定需要制约。一味的正面歌颂不见得就是政治立场坚定,更不等于政治正确或正当性。正如文学上有“棒杀”和“捧杀”一样,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中“温水煮青蛙”或者“安乐死”可能更危险,也更阴险。
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安乐死的。正是因为社会长期缺乏对制度的负面因素的批判和揭露,缺乏批判精神,宽容权力的专制和腐败,最终导致了权力一病不起。如果社会早一点、多一点对专制和腐败的抗争,也许权力会更清醒,它也就不至于一朝易手了。长期的环境污染使得我们反应钝化,等到得了癌症再治,为时已晚。因为,死亡的种子早就已经播下并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
二、香港社会发展的启示
1、社会稳定、社会民主与社会发展
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社会发展需要稳定,但对稳定要做更辩证的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稳定并不一定就是完全一致,差异,分歧,博弈,较量不可避免。科学的做法和理智的选择是经过民主的途径,在法制和秩序范围内,经过公平公开的途径和开放透明的渠道,达成一致或者妥协。
在香港的立法会甚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我们都看到争论和分歧。但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正是在看似激烈的对立和较量中,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接受那些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根本利益真正有益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辩论、斗争,通过说服教育,社会逐渐接受不同的观点,从内心认同,实现一致性。这样的社会团结显然更加可靠。
当然,民主不等于科学,民主也不等于效率。但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来说,民主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作为政治生活的民主要成為一个好东西,特别是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保证民主的运转始终以社会利益为依归。因此,民主需要科学化,需要一套完备、科学的制度和体制、机制。
民主给香港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却在非洲制造了贫困和战乱,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脱离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不仅不是福音,反倒可能成为毒药。
2、政府的责任和角色
通俗地说,政府是社会的看门人,不是主人。香港人说“政府就是用来骂的”也许未免极端,但却说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谋而合。就一般政府的本意而言,没有天生好的政府。政府需要训练,权力需要制约,你要政府和权力做好事,你就要付出代价保证这一点。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更好理解: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的两种基本属性,生物性是本能(基础),社会性是养成(社会化)。一不小心他就回去,所以你得瞪起眼睛。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香港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奉献精神、社会良知值得我们学习。主要是两点:一是知识分子要有道义承担;二是制度和政府要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清风不识面,何故乱翻书”就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没有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所以,“举报教授为反革命”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接受的, [3]这即是社会的悲哀,也暴露了我们教育体制中的问题。人人自危,不敢说话也许可以造成暂时的稳定,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和根本的稳定。我们是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应该、也不需要那样做。少数人那样做,实际上是别有用心,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一样,是在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极为阴险的“罪恶的企图”。
3、香港何以繁荣?
香港的根本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保守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是巨大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几百年来,除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在民主的具体形式和手段上并非一无是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P253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某些具体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香港,除了最高法院和立法会,几乎看不到像样的政府机构;除了法庭上的法官和议会讲坛上的议员,看不到趾高气扬、威风八面的政府官员;除了大公司的职员,甚至很少看到西装革履,仪表堂堂,更没有威风凛凛,君临天下……表面上,香港人每天都在骂政府,电视、报纸、网络到处充斥着对政府和政策的不满和诅咒。但在社会生活中,香港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东方明珠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熠熠生辉。
从根本上说,香港的发展和繁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好,而是公民觉醒和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中包括大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工作者的奉献和斗争。
香港回归,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之绪言。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