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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深感其在描写战争主线以外对于人物复杂性的刻画以及对人性与政治本质的探讨值得思考。亚西比得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核心人物。后世对他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自私自利、骄奢淫逸、朝秦暮楚……然而人性和政治从来不止于非黑即白的论断。能逃过两次死刑并最终以“救世主”的身份回到祖国的“叛徒”也许只有亚西比得这一号人物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三个行为是典型的“亚西比得式”作风：一是极力主张西西里远征，二是在受到指控后逃跑并“通敌卖国”，三是挑起雅典内部党争并促使政体变革后又成功被召回雅典。而他对每一个行为的态度都是极为坦率的，而且从不否定自己的任何选择。通过探寻这些行为背后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亚西比得其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也正是这些矛盾促成了其悲剧性。
矛盾之一是个人与城邦的张力。无疑，亚西比得是有统治的“热望”和天赋的。按照《统治的热望》中的观点，亚西比得的种种“背叛”行为完全是由于其热望与野心不可抑制地超越城邦共同体。在他的第一次演说中（即在雅典的演说），修昔底德就揭露了其野心：“他有更强烈的动机，想获得将军的职位，他希望由他征服西西里和迦太基——这些胜利会使他个人同时得到财富和荣誉。”（[美]福特：《统治的热望》，华夏出版社二○一○年版，488页）而他的这种野心恰恰与雅典的野心重合在一起，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也被联结起来，在他的第二次演说中（即在斯巴达的演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的野心：“首先征服西西里人……之后，就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其次，我们想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本身。最后……来进攻伯罗奔尼撒……我们将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主人翁。”（同上书，547页）当时的雅典和亚西比得是一种相互需要的状态。亚西比得与各种政体都是可以兼容的，只要可以满足他的热望。因此他曾执著而天真地相信自己与城邦的利益是始终一致的；而他热望的火苗却在刚刚燃起时就被泼了冷水，他与被民众控制的城邦之间开始产生嫌隙。
在雅典的一脉政治家中，亚西比得和地米斯托克利其实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有野心，有政治天赋，然而又都缺少了对政治艺术的理解和实践；都曾是雅典举足轻重的人物，又都叛离过母邦，最终表现为一种“非道德”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节制而如道德化身一般的伯里克利反而成了特例。而比起功成名就后遭流放的地米斯托克利来说，年轻的亚西比得在尚未取得荣耀的时候就遭到审判，他那未得到实现的热望却并没有因此夭折，反而更加极端。他本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建树，谁知却被政治背离。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统治热望的人来说，他应当怎么办？做一个悲观的犬儒主义者或投入伊壁鸠鲁主义的怀抱、逃离政治世界吗？还是做个妥协的斯多噶，一边喊着保持心灵的强大，一边将肉体投入政治世界？对不安分的亚西比得来说这些似乎都不合适。很多人在评价亚西比得的行为时，往往以“正义”作为标杆。然而对正义的定义本来就莫衷一是，《理想国》到最终也没有给出个答案，柏拉图自己其实也未必知道。雅典民众的行为常常也是以“正义”为标榜，然而捕风捉影、猜疑嫉妒就是“正义”吗？既然审判并不是基于正义的，而仅仅为了“接受审判”这种形式上的正义而付出生命，这值得吗？这是苏格拉底的选择，不是亚西比得的。对于亚西比得来说，他的正义就是通过一切手段实现热望，“不顾一切”恢复旧日雅典——仿佛这即便不是最大的善，也是最小的恶，至少是一个很高层次的追求——这种表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影子。
然而我并不认为雅典对亚西比得来说只是工具性的存在。相反，雅典在他心目中就像一位他渴望得到却又背叛过他的桀骜不驯的女性。他在斯巴达的演说中流露出了对雅典的矛盾心情，尽管这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心声：“我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现在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稳地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同时，他也暗示了自己必将回到雅典的决心：“我要努力恢复我过去的国家。”（[美]福特：《统治的热望》，华夏出版社二○一○年十月版，549页）而最后尽管他被召回雅典并担任将军之职，而且很争气地打了一些胜仗，却仍无力回天，眼睁睁地看着雅典一步步走向灭亡。无论是他自己的热望还是城邦的热望，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束在雅典的一个小胜仗之后，我们最终没有看到雅典的完全覆亡和亚西比得的结尾——雅典民众由于前线的失败而怪罪亚西比得，逼迫他又一次叛离了雅典而投向波斯，尽管雅典的溃败本来就已经无可挽回；而在斯巴达人的鼓动下亚西比得终于死在了波斯人的手上——而那种悲剧气息却已经扑面而来。
矛盾之二是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哲学的世界是一个纯净完美的理性世界，而政治的世界是一个残酷粗糙的现实世界。按照人的灵魂结构包括理性、激情、欲望这三个维度来说，人的性质由哪部分占主导所决定。人与城邦是同构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人的灵魂的探究来确定城邦的性质。理性是一种哲人的情操，激情是一种战士的品性，而欲望则是生产者的追求。这三部分都必不可少。哲学是相对纯粹的理性艺术，而政治则挣扎于理性、激情与欲望中难以自拔，但也是最为真实的状态。其实哲学与政治并非截然对立，但“哲人王”在现实中似乎无处寻踪。在我看来，完全自足的理性只有神可以达到，甚至连哲人都无法企及。雅典尽管是哲学的圣地，却无处不涌动着激情。亚西比得也是。并非人人都能成为伯里克利，但人人都会对亚西比得感到亲切。他的挣扎是最为真切的。那些泛起的激情夹杂着些许的欲望，与理性进行着持久的斗争。
一切始于亚西比得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亚西比得曾为苏格拉底做过一番颂辞，其中就谈到，“他曾逼我承认：我在许多方面都还欠缺，因为我参与雅典的政事，就忽略了我自己的修养”（[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版，222页）。尽管有人认为这是柏拉图为老师做的辩护，但仍然不能忽视苏格拉底对亚西比得的教导。亚西比得是“理想国”和城邦之间的连接点，他沉浸在对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学的向往中，如《会饮篇》中所说，“我是被哲学的言论咬伤了”，比喻他为苏格拉底精美的言辞和深刻的哲学思想所折服。咬伤的疤痕最终会成为他本能的犹豫和牵绊。哲学美好如是，他本性中对政治极大的热望又是无法抑制的。在黑与白之间的挣扎也使他被染成了灰色。也正是这种挣扎，使他无法成为纯粹的政治家，使他那比任何人都更加纯粹的热望难以得到实现，也使他的命运蕴涵着悲剧性。
矛盾之一是个人与城邦的张力。无疑，亚西比得是有统治的“热望”和天赋的。按照《统治的热望》中的观点，亚西比得的种种“背叛”行为完全是由于其热望与野心不可抑制地超越城邦共同体。在他的第一次演说中（即在雅典的演说），修昔底德就揭露了其野心：“他有更强烈的动机，想获得将军的职位，他希望由他征服西西里和迦太基——这些胜利会使他个人同时得到财富和荣誉。”（[美]福特：《统治的热望》，华夏出版社二○一○年版，488页）而他的这种野心恰恰与雅典的野心重合在一起，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也被联结起来，在他的第二次演说中（即在斯巴达的演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的野心：“首先征服西西里人……之后，就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其次，我们想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本身。最后……来进攻伯罗奔尼撒……我们将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主人翁。”（同上书，547页）当时的雅典和亚西比得是一种相互需要的状态。亚西比得与各种政体都是可以兼容的，只要可以满足他的热望。因此他曾执著而天真地相信自己与城邦的利益是始终一致的；而他热望的火苗却在刚刚燃起时就被泼了冷水，他与被民众控制的城邦之间开始产生嫌隙。
在雅典的一脉政治家中，亚西比得和地米斯托克利其实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有野心，有政治天赋，然而又都缺少了对政治艺术的理解和实践；都曾是雅典举足轻重的人物，又都叛离过母邦，最终表现为一种“非道德”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节制而如道德化身一般的伯里克利反而成了特例。而比起功成名就后遭流放的地米斯托克利来说，年轻的亚西比得在尚未取得荣耀的时候就遭到审判，他那未得到实现的热望却并没有因此夭折，反而更加极端。他本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建树，谁知却被政治背离。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统治热望的人来说，他应当怎么办？做一个悲观的犬儒主义者或投入伊壁鸠鲁主义的怀抱、逃离政治世界吗？还是做个妥协的斯多噶，一边喊着保持心灵的强大，一边将肉体投入政治世界？对不安分的亚西比得来说这些似乎都不合适。很多人在评价亚西比得的行为时，往往以“正义”作为标杆。然而对正义的定义本来就莫衷一是，《理想国》到最终也没有给出个答案，柏拉图自己其实也未必知道。雅典民众的行为常常也是以“正义”为标榜，然而捕风捉影、猜疑嫉妒就是“正义”吗？既然审判并不是基于正义的，而仅仅为了“接受审判”这种形式上的正义而付出生命，这值得吗？这是苏格拉底的选择，不是亚西比得的。对于亚西比得来说，他的正义就是通过一切手段实现热望，“不顾一切”恢复旧日雅典——仿佛这即便不是最大的善，也是最小的恶，至少是一个很高层次的追求——这种表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影子。
然而我并不认为雅典对亚西比得来说只是工具性的存在。相反，雅典在他心目中就像一位他渴望得到却又背叛过他的桀骜不驯的女性。他在斯巴达的演说中流露出了对雅典的矛盾心情，尽管这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心声：“我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现在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稳地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同时，他也暗示了自己必将回到雅典的决心：“我要努力恢复我过去的国家。”（[美]福特：《统治的热望》，华夏出版社二○一○年十月版，549页）而最后尽管他被召回雅典并担任将军之职，而且很争气地打了一些胜仗，却仍无力回天，眼睁睁地看着雅典一步步走向灭亡。无论是他自己的热望还是城邦的热望，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束在雅典的一个小胜仗之后，我们最终没有看到雅典的完全覆亡和亚西比得的结尾——雅典民众由于前线的失败而怪罪亚西比得，逼迫他又一次叛离了雅典而投向波斯，尽管雅典的溃败本来就已经无可挽回；而在斯巴达人的鼓动下亚西比得终于死在了波斯人的手上——而那种悲剧气息却已经扑面而来。
矛盾之二是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哲学的世界是一个纯净完美的理性世界，而政治的世界是一个残酷粗糙的现实世界。按照人的灵魂结构包括理性、激情、欲望这三个维度来说，人的性质由哪部分占主导所决定。人与城邦是同构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人的灵魂的探究来确定城邦的性质。理性是一种哲人的情操，激情是一种战士的品性，而欲望则是生产者的追求。这三部分都必不可少。哲学是相对纯粹的理性艺术，而政治则挣扎于理性、激情与欲望中难以自拔，但也是最为真实的状态。其实哲学与政治并非截然对立，但“哲人王”在现实中似乎无处寻踪。在我看来，完全自足的理性只有神可以达到，甚至连哲人都无法企及。雅典尽管是哲学的圣地，却无处不涌动着激情。亚西比得也是。并非人人都能成为伯里克利，但人人都会对亚西比得感到亲切。他的挣扎是最为真切的。那些泛起的激情夹杂着些许的欲望，与理性进行着持久的斗争。
一切始于亚西比得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亚西比得曾为苏格拉底做过一番颂辞，其中就谈到，“他曾逼我承认：我在许多方面都还欠缺，因为我参与雅典的政事，就忽略了我自己的修养”（[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版，222页）。尽管有人认为这是柏拉图为老师做的辩护，但仍然不能忽视苏格拉底对亚西比得的教导。亚西比得是“理想国”和城邦之间的连接点，他沉浸在对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学的向往中，如《会饮篇》中所说，“我是被哲学的言论咬伤了”，比喻他为苏格拉底精美的言辞和深刻的哲学思想所折服。咬伤的疤痕最终会成为他本能的犹豫和牵绊。哲学美好如是，他本性中对政治极大的热望又是无法抑制的。在黑与白之间的挣扎也使他被染成了灰色。也正是这种挣扎，使他无法成为纯粹的政治家，使他那比任何人都更加纯粹的热望难以得到实现，也使他的命运蕴涵着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