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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后期，一些封疆大吏为了自身统治，纷纷效法西方，图谋自强。张之洞为晚清重臣，在自强方面成就斐然，练兵上更堪称典范；袁世凯虽被称为乱世枭雄，但在西式练兵上也卓有成效。本文主要对张之洞、袁世凯在西式练兵的经历做了概括性研究，试图寻找他们在军事领域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袁世凯；西法练兵
【中图号】K0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015-01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直隶南皮人，27岁中进士。1882年，出任山西巡抚。1884年提升为两广总督。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从此督鄂长达十七余年，被称为晚清重臣。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字慰亭。出身于“累世勋阀”的大官僚家庭，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首领，后来又做了“洪宪皇帝”。
在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开始以“练兵”的形式整顿清军。1883年（光绪九年）正月二十日，张之洞在《新募马队并未增饷折》认为，山西的驻军多为湘淮士兵，“查山西勇营，自历年移防裁撤后，现止湘军马步一千名、淮军马步一千二百余人。”客勇居多，不利之处在于“水土不甚服习，民情亦多扦格。”主张将其裁撤，而另募本土士卒，编练成军，方为永久之策，“将防勇尽化为练军，以为本省经久不拔之计。”这样做有益三：节饷；利战；利民。“一取其饷需较省，一取其骑战便利，于边防相宜，一取其风土性情相近，与军民相安。”这就是地方军需本土化的主张。
1883年的袁世凯才是一个24岁的青年，其地位自然无法与张之洞这样一个封疆大吏相提并论，但却在朝鲜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由于办事干练，韩王非常欣赏他。《容庵弟子记》卷一有这样的记载：“（韩王）请吴公（吴长庆）委公（袁世凯）兼代练新军，公奉檄后草创章编，选壮丁先立新建亲军，……韩诸臣及洋员参观者均深赞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韩王请求吴长庆委派袁为其训练卫队，袁用淮军的标准为朝鲜训练军队。这时的袁世凯还没有具体训练军队的经验和理论，而且是初出茅庐，全然仿淮军的制度就不足为奇了。罗尔纲在《晚清兵志》导言中是这样描述淮军制度，“淮军出自湘军，其营制饷章全仿湘军制度，但其训练是用洋操，其兵器又是用洋器。”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朝鲜帮助朝鲜王训练的“新建亲军”其实就是土洋结合，还称不上真正意义的西式练兵。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其奏折中大肆的称赞袁世凯的练兵成效。《朝鲜国王来咨》（光绪八年），“派庆字军营务处袁世凯，挑选一五百人，名为新建亲军，督同王总兵得功，认真训练。并续派朱提督先民，督同何总兵增珠添选一营五百人，以便训练等因。”
从二人初次对练兵的看法和实践来看，张之洞在山西“所谓的‘练军’，还不是新式军队，只是对旧式军队的整顿。”更谈不上参用西法了。而袁世凯在为朝鲜国王编练“新建亲军”也是受人之托，虽采用了洋操训练，但究竟是否为西法，就很难说了。李宗一认为，“经袁世凯等训练的新军，换上了新式枪炮，表面上‘技艺娴熟，步伐整齐’；但是这支所谓新军，‘一切从湘淮军制’，左右两营又‘王京无籍少年’，‘将领复恣渔侵’，腐败现象，依然如故。”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西法练兵的重要性，同时，督令各省立即编练新军。战争期间，袁的任务是“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在军事方面已有些许经验，但他此时并非督抚大员，只是由“驻朝总理交涉大臣”变为空衔的“浙江温处道”，要通过正式途径获得练兵这个差事，是很难的。为了牟到练兵这个差事，他多方疏通。“李鸿章以袁世凯为能，乃推举于清廷，荣禄亦赞成此议。先嘱袁世凯暇时草拟各种西洋式陆兵训练法上之。……庆亲王与军机大臣会商奏请改革军制，就天津新建陆军派袁训练，得旨允行。”荣禄、李鸿章的信任及推荐，最终袁才被任命为“练兵大臣”。
同时，袁本人对旧式军制很不满意。在《上督办军务处原禀》中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按泰西操法，每营分为四队，每队分为三大排，每大排分为二小排，均有弁目，层层节制，又节节策应，故战：每制胜即败亦不溃。向来湘淮营制以五哨为以一营，若照西人操法分为四队，遂分大小排官弁头目，各失其伍。平时仅可饰观，临阵最易溃乱，似必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从上引文可以看出，袁世凯对练兵有三点认识：其一，他认为甲午战争失败是由调度无方引起，但根本还是中国军制明显滞后于日本；接着他说如果采用西式军制，即使败也不会溃不成军。其三，西式军队编制比湘淮军更有效。因此他要求朝廷应采用西法练兵。此处所谓之西法，为德国练兵之法，时人以德国军制优越，因此，所需各种洋员教习均用德人，军火器械也派人去德国采办，并由朝廷统一办理。
同样，张之洞也认为中国军制是落后的，提出参用西法练军才能克服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中张之洞认为中国军队有一下七个弊端，归纳起来如下：一、旧军陋习太多，且日久生根，短期内无法改变；二、旧式军官，克扣士兵，不体恤下情；三、旧式军官不会使用兵器，且不爱惜，同时不懂现代化的军事技术，镇压内乱择可，对付外敌就不行，而且还很奢华，不爱国。因此，提出编练江南自强军，用洋将洋操编练二千人的军队，分三十营，名为自强军。以后在逐渐递增，能达到万人即可。这就是在两江要编练的江南“自强军”。
新建陆军中，主要由洋员总其成，华员具体负责。《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具体记录到：德人伯罗恩为德操教习，祁开芬为炮队教习，曼德为马队教习，巴森斯为参赞营务兼教习，慕兴礼、魏贝尔为语言教习。同时，中国人也参与教练，如王士珍、冯国璋为督操营务处为副教习，段祺瑞在炮队为副教习，等等。
自强军与之有所不同。张之洞在《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曾提出传统的勇营训练有七大弊端，要改变这些陋习，只有由洋员全权训练才能有效果。“惟有改以洋将带之，则诸弊悉除……委派洋员德国游击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其营官、哨官均以洋将弁为之，……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张之洞把操练的全权委托给了洋将，华官只是负责管理士兵。在自强军的训练上，张之洞是完全信任洋员的。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张之洞的湖北护军对西法的认识已基本相似，就是华洋共同训练。庚子之战，清军大败，第二年即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朝廷下令各省筹建常备军。北洋常备军、湖北常备军就是在这种态势下建立的。所不同的是，北洋在德制的基础上加以组建，而湖北则是在师日基础上加以筹备。
张之洞采用日本募兵方式建立了湖北常备军。关于张之洞从师德改为师日的原因，一是德国侵占了胶州湾，暴露了其本质。还有张之洞主张联日对俄德；二是日本积极联络，希望帮助清朝树立权威，再就是德国将弁桀骜不驯，难以约束；三是张之洞认为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路近、费用少。在《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张之洞认为外国征兵制为国民应尽的责任，而中国募兵大部分为“贫困无业之人”，为生活所迫才来当兵的，这是我国兵制的缺陷。因此他派人前往日本考察兵制，以资效仿。在军队编制之法数上，德制为一万二千九十六人，北洋仿效之；日本为六千余人，湖北效此。后湖北练成两镇，共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九人，大约每镇近六千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北洋并非一镇为一万二千余人，由于饷制等各方缘故，北洋每一镇往往都不满额。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北洋创练常备军厘订营制饷章折》中清廷报告，“两镇为一军。……平时常备军兵数，计全军步队一万二千人。炮、马、工、及各项兵丁七千余人。”两镇总共是一万九千余名，平均每镇有九千五百余人。
综上所述，张之洞书生从政，且很有成就，死后谥号为文襄就足以说明一切。西式练兵只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片段而已。袁世凯勋阀大族，投笔从戎，有带兵的经历。张之洞练兵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实施，如他在《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中参照日本募兵的经验，规定士兵要有文化，认为这是保证士卒素质的主要措施。袁世凯从军事实践角度出发，在《拟定募练新章程请敕部立案折》附件二中募兵格式严格规定士兵的身体素质，如“力大限平舉一百斤以外”，“步行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等等规定。因此，对西式练兵的借鉴也是有所侧重。这就是以后湖北新军能同情革命，并参与其中，而北洋军却成为革命的镇压者的一个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文海印书馆，民国二年:14
[3]罗尔纲.晚清兵志,(第一卷)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
[4]李鸿章全集[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764
[5]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17
[6]李宗一.袁世凯传[M].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
[7]佚名.袁世凯全传[M].文海印书馆，(台版)民国五十五年:44-45
[8]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禄存[M].文海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29-30
【关键词】张之洞；袁世凯；西法练兵
【中图号】K0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015-01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直隶南皮人，27岁中进士。1882年，出任山西巡抚。1884年提升为两广总督。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从此督鄂长达十七余年，被称为晚清重臣。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字慰亭。出身于“累世勋阀”的大官僚家庭，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首领，后来又做了“洪宪皇帝”。
在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开始以“练兵”的形式整顿清军。1883年（光绪九年）正月二十日，张之洞在《新募马队并未增饷折》认为，山西的驻军多为湘淮士兵，“查山西勇营，自历年移防裁撤后，现止湘军马步一千名、淮军马步一千二百余人。”客勇居多，不利之处在于“水土不甚服习，民情亦多扦格。”主张将其裁撤，而另募本土士卒，编练成军，方为永久之策，“将防勇尽化为练军，以为本省经久不拔之计。”这样做有益三：节饷；利战；利民。“一取其饷需较省，一取其骑战便利，于边防相宜，一取其风土性情相近，与军民相安。”这就是地方军需本土化的主张。
1883年的袁世凯才是一个24岁的青年，其地位自然无法与张之洞这样一个封疆大吏相提并论，但却在朝鲜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由于办事干练，韩王非常欣赏他。《容庵弟子记》卷一有这样的记载：“（韩王）请吴公（吴长庆）委公（袁世凯）兼代练新军，公奉檄后草创章编，选壮丁先立新建亲军，……韩诸臣及洋员参观者均深赞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韩王请求吴长庆委派袁为其训练卫队，袁用淮军的标准为朝鲜训练军队。这时的袁世凯还没有具体训练军队的经验和理论，而且是初出茅庐，全然仿淮军的制度就不足为奇了。罗尔纲在《晚清兵志》导言中是这样描述淮军制度，“淮军出自湘军，其营制饷章全仿湘军制度，但其训练是用洋操，其兵器又是用洋器。”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朝鲜帮助朝鲜王训练的“新建亲军”其实就是土洋结合，还称不上真正意义的西式练兵。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其奏折中大肆的称赞袁世凯的练兵成效。《朝鲜国王来咨》（光绪八年），“派庆字军营务处袁世凯，挑选一五百人，名为新建亲军，督同王总兵得功，认真训练。并续派朱提督先民，督同何总兵增珠添选一营五百人，以便训练等因。”
从二人初次对练兵的看法和实践来看，张之洞在山西“所谓的‘练军’，还不是新式军队，只是对旧式军队的整顿。”更谈不上参用西法了。而袁世凯在为朝鲜国王编练“新建亲军”也是受人之托，虽采用了洋操训练，但究竟是否为西法，就很难说了。李宗一认为，“经袁世凯等训练的新军，换上了新式枪炮，表面上‘技艺娴熟，步伐整齐’；但是这支所谓新军，‘一切从湘淮军制’，左右两营又‘王京无籍少年’，‘将领复恣渔侵’，腐败现象，依然如故。”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西法练兵的重要性，同时，督令各省立即编练新军。战争期间，袁的任务是“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在军事方面已有些许经验，但他此时并非督抚大员，只是由“驻朝总理交涉大臣”变为空衔的“浙江温处道”，要通过正式途径获得练兵这个差事，是很难的。为了牟到练兵这个差事，他多方疏通。“李鸿章以袁世凯为能，乃推举于清廷，荣禄亦赞成此议。先嘱袁世凯暇时草拟各种西洋式陆兵训练法上之。……庆亲王与军机大臣会商奏请改革军制，就天津新建陆军派袁训练，得旨允行。”荣禄、李鸿章的信任及推荐，最终袁才被任命为“练兵大臣”。
同时，袁本人对旧式军制很不满意。在《上督办军务处原禀》中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按泰西操法，每营分为四队，每队分为三大排，每大排分为二小排，均有弁目，层层节制，又节节策应，故战：每制胜即败亦不溃。向来湘淮营制以五哨为以一营，若照西人操法分为四队，遂分大小排官弁头目，各失其伍。平时仅可饰观，临阵最易溃乱，似必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从上引文可以看出，袁世凯对练兵有三点认识：其一，他认为甲午战争失败是由调度无方引起，但根本还是中国军制明显滞后于日本；接着他说如果采用西式军制，即使败也不会溃不成军。其三，西式军队编制比湘淮军更有效。因此他要求朝廷应采用西法练兵。此处所谓之西法，为德国练兵之法，时人以德国军制优越，因此，所需各种洋员教习均用德人，军火器械也派人去德国采办，并由朝廷统一办理。
同样，张之洞也认为中国军制是落后的，提出参用西法练军才能克服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中张之洞认为中国军队有一下七个弊端，归纳起来如下：一、旧军陋习太多，且日久生根，短期内无法改变；二、旧式军官，克扣士兵，不体恤下情；三、旧式军官不会使用兵器，且不爱惜，同时不懂现代化的军事技术，镇压内乱择可，对付外敌就不行，而且还很奢华，不爱国。因此，提出编练江南自强军，用洋将洋操编练二千人的军队，分三十营，名为自强军。以后在逐渐递增，能达到万人即可。这就是在两江要编练的江南“自强军”。
新建陆军中，主要由洋员总其成，华员具体负责。《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具体记录到：德人伯罗恩为德操教习，祁开芬为炮队教习，曼德为马队教习，巴森斯为参赞营务兼教习，慕兴礼、魏贝尔为语言教习。同时，中国人也参与教练，如王士珍、冯国璋为督操营务处为副教习，段祺瑞在炮队为副教习，等等。
自强军与之有所不同。张之洞在《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曾提出传统的勇营训练有七大弊端，要改变这些陋习，只有由洋员全权训练才能有效果。“惟有改以洋将带之，则诸弊悉除……委派洋员德国游击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其营官、哨官均以洋将弁为之，……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张之洞把操练的全权委托给了洋将，华官只是负责管理士兵。在自强军的训练上，张之洞是完全信任洋员的。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张之洞的湖北护军对西法的认识已基本相似，就是华洋共同训练。庚子之战，清军大败，第二年即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朝廷下令各省筹建常备军。北洋常备军、湖北常备军就是在这种态势下建立的。所不同的是，北洋在德制的基础上加以组建，而湖北则是在师日基础上加以筹备。
张之洞采用日本募兵方式建立了湖北常备军。关于张之洞从师德改为师日的原因，一是德国侵占了胶州湾，暴露了其本质。还有张之洞主张联日对俄德；二是日本积极联络，希望帮助清朝树立权威，再就是德国将弁桀骜不驯，难以约束；三是张之洞认为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路近、费用少。在《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张之洞认为外国征兵制为国民应尽的责任，而中国募兵大部分为“贫困无业之人”，为生活所迫才来当兵的，这是我国兵制的缺陷。因此他派人前往日本考察兵制，以资效仿。在军队编制之法数上，德制为一万二千九十六人，北洋仿效之；日本为六千余人，湖北效此。后湖北练成两镇，共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九人，大约每镇近六千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北洋并非一镇为一万二千余人，由于饷制等各方缘故，北洋每一镇往往都不满额。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北洋创练常备军厘订营制饷章折》中清廷报告，“两镇为一军。……平时常备军兵数，计全军步队一万二千人。炮、马、工、及各项兵丁七千余人。”两镇总共是一万九千余名，平均每镇有九千五百余人。
综上所述，张之洞书生从政，且很有成就，死后谥号为文襄就足以说明一切。西式练兵只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片段而已。袁世凯勋阀大族，投笔从戎，有带兵的经历。张之洞练兵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实施，如他在《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中参照日本募兵的经验，规定士兵要有文化，认为这是保证士卒素质的主要措施。袁世凯从军事实践角度出发，在《拟定募练新章程请敕部立案折》附件二中募兵格式严格规定士兵的身体素质，如“力大限平舉一百斤以外”，“步行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等等规定。因此，对西式练兵的借鉴也是有所侧重。这就是以后湖北新军能同情革命，并参与其中，而北洋军却成为革命的镇压者的一个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文海印书馆，民国二年:14
[3]罗尔纲.晚清兵志,(第一卷)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
[4]李鸿章全集[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764
[5]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17
[6]李宗一.袁世凯传[M].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
[7]佚名.袁世凯全传[M].文海印书馆，(台版)民国五十五年:44-45
[8]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禄存[M].文海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