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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到大陆，从象牙塔学者到学术明星，从西方到东方。正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成就了傅佩荣作为一个审视国学热潮的标本意义。
傅佩荣的演讲和签售会，人满为患。他说，追捧国学，总比追捧明星要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学只是在象牙塔之内为学者热倡，尚未走向民众，傅佩荣作为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推波助澜者。
从2005年至今，傅佩荣解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的书籍在大陆不断出版。待他走红之后，书的封面上多半少不了他的上半身特写摄影，或者西装革履，或者一件紫红色的唐装，犹如耀眼的大商标。
对于内地读者来说，他们更乐意称呼傅佩荣为“台湾版于丹”。这一点让自认为在台湾已经成名30年的他很不满意。
这位从台湾来，抢滩大陆国学市场的“国学演讲明星人物”，对于国学热现象的启示意义，有很多。纵向看，与恩师方东美、余英时等著名学者联系在一起；横向看，也与于丹、易中天在一起。前者是知识界德高望重者，后者是商业媒体的宠儿。
在傅佩荣的成名路上，还可以看到这些转变：在大学时原本学的是西方哲学，中途折返到国学；然后，乘着国学春风，扬名大陆；从象牙塔学者摇身变成学术明星……也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成就了傅佩荣作为一个审视国学热潮的标本意义。
一个春日的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天穹开始失去光泽。这已是他在当天下午的第三场受访，他勉力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力图让疲惫隐藏在脸后。在媒体与公众面前，他力图维持此种形象：儒雅、睿智、谦和。
这是一个善与话筒镜头为友的现代公共人物。
别叫我“台湾于丹”
任职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时，傅佩荣在台大开设的“哲学与人生”课程，讲了17年，被推选为最优通识课。台湾《民生报》评选他为大学最热门教授，他获得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教学特优奖。
校园外更是频频见他的演说。对中西哲学中人性论的比较阐述，是傅佩荣在学术界的成绩。
在台湾，将国学推向大众，连傅佩荣在内是有一批人的，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王邦雄，都是能言善道的人。只是到了中国大陆，唯独傅佩荣被大众熟知。
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傅佩荣著作，是东方出版社在2005年1月的《哲学与人生》，书的封面，画着一个抽象的人脑在接受知识。
傅佩荣第一次来大陆公开演讲，是在2006年9月。线装书局将傅佩荣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的解读，分别成书五册，构成“傅佩荣解读五大经典”，一并出版。图书策划公司基于新书宣传的考虑，给傅佩荣安排了演讲场所，并联络媒体，营造出迎接傅佩荣的气势。
那一趟行程，他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出席演讲。十天时间，六个城市十所大学。两年后，这些大学都开设了与国学有关的院系或课程。
当傅佩荣忙着进军大陆时，也是“国学超女”于丹的成名期。
2006年的“十一”假期，央视 《百家讲坛》连续7天播出“于丹《论语》心得”，让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一举走红在大众面前。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傅佩荣与于丹的名字常常被联系在一块。《百家讲坛》曾计划《论语》的讲习安排，于丹7集，傅佩荣30集，但于丹一上镜便轰动全国。
主播方因势利导，取消了傅佩荣的《论语》档期。
傅佩荣在2008年年底向媒体大众解释了这件事，但被媒体渲染成了“我被于丹挤出《百家讲坛》”的阵势。
在《百家讲坛》遭遇滑铁卢，并没有阻断傅佩荣在大陆的国学成名路。
彼时，学术界尚未在五四的“反传统”、80年代的西方学术热、90年代以来的国学复兴之间，找出合理的逻辑与线索，“国学”却迅速成为了公共媒体与出版界的宠儿，画着古典的妆容，站在励志、成功学、“心灵鸡汤”的序列中。
乘着国学的通俗化演说大红大紫之春风，傅佩荣也逐渐走红。他先是在《百家讲坛》讲《易经》、《孟子的智慧》，然后在山东卫视录制《论语三百讲》，一发不可收。
傅佩荣说自己未曾从学术角度对于丹做过任何评价。每当有人逼着他挤出对于丹的看法时，他便转换角度，从传播推广的意义上肯定于丹的成就。
但粉丝们一厢情愿将“台湾版于丹”的称呼冠在他头上。 2009年上海书展上，傅佩荣不掩其怒，公开声称：“别叫我‘台湾于丹’，我在台湾已经成名30年了！”
从西方至东方
傅佩荣出生在1950年的台湾，父母都是基督教徒，他从小深受影响。大学本科阶段，他在辅仁大学哲学系，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自己的阅读，都是以西方哲学为主。
考入台湾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依然是哲学系就读。在这里，他邂逅到了感恩不尽的方东美。
“方先生的学问好得不得了，他讲课时我用八个字形容他，天马行空，画龙点睛。就是无迹可循，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因为他学问太好了，随便讲都是融会贯通。听不懂怎么办，他会画龙点睛，到关键的地方点一下，说这是我们的重点。” 一谈起方先生，61岁的傅佩荣眉飞色舞。
年轻时的方东美，为师严厉，他最有名的三个弟子，陈康、唐君毅、程石泉，在多年后仍对授课情景心悸不已。但到了晚年教导傅佩荣一辈的时候，老人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盛气，傅佩荣觉得这位老师就像爷爷，把学生当做孙子辈对待，非常宽容。师生一起开玩笑、吃饭、郊游，乃至学生成家立业、小儿取名，都少不了老先生的大驾光临。
方东美讲柏拉图、康德，也讲儒家、道家，这让傅佩荣开始对自己重西方、轻东方的哲学知识结构产生了动摇。
1977年，方东美去世。1978年，硕士毕业后又完成短期兵役的傅佩荣回到台大，做了一名讲师。两年之后，他前往耶鲁大学宗教研究所学习，以西方哲学为主。在耶鲁，他遇到了余英时，并在余英时的指导下，完成关于中国哲学的论文。
每周，傅佩荣会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和余英时见面，报告近阶段的读书心得，余英时则规定书和文章让他读。“听他上课时，讨论问题时有压力，他拿着烟斗，不太抽，亲亲烟斗，看看天花板，听你讲话，你讲错了就看你一眼。”
回到台湾后，傅佩荣开始思索，如果自己要在学术上有创新的话，无法在西方哲学领域内与西方人匹敌，人家具有语言上的先天优势。他开始将中国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就说如果我继续教西方哲学，我就永远跟着西方人后面跑，西方哲学的主战场不在中国，在西方。我研究中国哲学，我还有点希望，将来在这个领域有发言权。”
于是，他的研究轨迹从儒家开始，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研究道家，五十多岁开始研究《易经》。不过，他并没有将已学得的西方哲学抛弃或者否定，只是研究精力的转移。
傅佩荣与同样在台湾从事哲学研究的沈青松一起创办《哲学杂志》，这曾是台湾哲学界中的一份重要刊物。杂志在2005年5月暂停出版。
但得以让傅佩荣占据大陆市场的，主要是他的解读《论语》、老子、《易经》、庄子、孟子书系。从学术研究到心理治疗、励志成才，格外强调“圆融一贯”的傅佩荣，填补了时代的人心空虚。批评他的人，谓之在“学术滑坡、文化虚无”的时代吟诵廉价的凯歌；褒扬他的人，称其勇于突破象牙塔之围，将学术通俗化，以构建当代中国道德价值体系。
国学时代
是对经典的解读，还是对经典的歪曲？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望，还是对传统文化的玩弄？当于丹将《论语》中的“小人”解释成小孩的时候，一语既出，台下哗然。
没有受过长年累月的专业学术训练，以一个业余者的身份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玩票，大师们，你们到底是在演讲还是在搞传销？质疑声扑面而来，斥骂声汹涌不断，反对的声音不仅仅针对最出名的于丹，还对整个国学演讲领域，那些在新时代里被有意无意披上“国学大师”衣帽的人们。
傅佩荣受到的冲击较少，听众们或者普通研究者对他暂无硬伤和破绽可找，学者们又表示对他在内的浅薄演说了无兴趣，不值得争议。席卷而来的口水和板砖，仿佛都回避了他。
但是，作为“国学热”这一社会现象的表征之一，他的身影始终被一个值得反思的社会历史背景所映衬。“国学”这个词，声势浩荡却面目模糊，且日益向鸡汤化和产业化靠拢。
从思想史或者概念史来讨论它，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它无所不包，而当我们转向日常阅读生活经验的时候，“国学”这个词，往往和钱穆、陈寅恪、顾颉刚、余英时等著名学者联系在一起，也与于丹、易中天、傅佩荣联系在一起。
前者是知识界的耆宿，百尺楼台之学问，积多年之功力；后者是商业媒体的宠儿，口若悬河，高出场费。此种光怪陆离的比照，成为我们讨论国学时复杂的情绪背景。
傅佩荣年幼时期，台湾的国学氛围很好。1949年大陆政权交替之际，民国时期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迁到台湾，包括国学大师辈出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外尚有台湾大学里的一些著名国学教授，如方东美、屈万里、历史系的沈刚伯等。在大师荟萃的风景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矗立成一座宏大殿堂。
然而傅佩荣读中学的时候，台湾一边在政治体制转型之路上慢慢完成自身嬗变，一边在思想与学术领域开始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哲学教育完全西方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尼采等人的学说流行起来。而国学，仅作为一种文化的故乡，通过中学必修课文，透露故乡存在的信息，以增台湾的少年“炎黄子孙”的遥远身份感。
这些在几代人记忆中泛黄的教科书，留给傅佩荣的印象很淡漠，“都是朱熹的注解，老师教得僵化，能有什么好感。”和同学们一样，傅佩荣只有到考试前夕才临阵磨枪背诵，对国学更加兴趣索然。直到在台湾大学遇到方东美，他才被唤起对东方文化的热情。
只是，他自己未曾料到，当年立志想在“中国哲学领域有发言权”，变成了现在“国学演讲明星人物”。
一种文化在时空上经历断层之后，往往能在一段时间内，唤起身在其中的人们对其研究的热情与渴望。傅佩荣与国学由近及远，复又由远及近，糅杂了很多因素，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为其一，个人生平偶遇为其二。
傅佩荣在去年出版了《一本书读懂西方哲学史》（中华书局2010年10月版），在内容形式上通俗、简单。但是与他对孔孟老庄的解读书籍相比，这部书在市场上毫无迎战之力，尚未来得及喊出失败的痛楚声，便被国学大军的书海卷走了，无声无息地。
他摇摇头，说这本书没有得到宣传，市场反应冷淡。可是与国学的动物凶猛状比较，一本谈论西方哲学的书，宣传了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不容过于乐观。
在这场左右手互搏的比武中，傅佩荣是踌躇满志的胜者，也是落荒而逃的败者。
傅佩荣的演讲和签售会，人满为患。他说，追捧国学，总比追捧明星要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学只是在象牙塔之内为学者热倡，尚未走向民众，傅佩荣作为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推波助澜者。
从2005年至今，傅佩荣解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的书籍在大陆不断出版。待他走红之后，书的封面上多半少不了他的上半身特写摄影，或者西装革履，或者一件紫红色的唐装，犹如耀眼的大商标。
对于内地读者来说，他们更乐意称呼傅佩荣为“台湾版于丹”。这一点让自认为在台湾已经成名30年的他很不满意。
这位从台湾来，抢滩大陆国学市场的“国学演讲明星人物”，对于国学热现象的启示意义，有很多。纵向看，与恩师方东美、余英时等著名学者联系在一起；横向看，也与于丹、易中天在一起。前者是知识界德高望重者，后者是商业媒体的宠儿。
在傅佩荣的成名路上，还可以看到这些转变：在大学时原本学的是西方哲学，中途折返到国学；然后，乘着国学春风，扬名大陆；从象牙塔学者摇身变成学术明星……也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成就了傅佩荣作为一个审视国学热潮的标本意义。
一个春日的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天穹开始失去光泽。这已是他在当天下午的第三场受访，他勉力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力图让疲惫隐藏在脸后。在媒体与公众面前，他力图维持此种形象：儒雅、睿智、谦和。
这是一个善与话筒镜头为友的现代公共人物。
别叫我“台湾于丹”
任职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时，傅佩荣在台大开设的“哲学与人生”课程，讲了17年，被推选为最优通识课。台湾《民生报》评选他为大学最热门教授，他获得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教学特优奖。
校园外更是频频见他的演说。对中西哲学中人性论的比较阐述，是傅佩荣在学术界的成绩。
在台湾，将国学推向大众，连傅佩荣在内是有一批人的，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王邦雄，都是能言善道的人。只是到了中国大陆，唯独傅佩荣被大众熟知。
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傅佩荣著作，是东方出版社在2005年1月的《哲学与人生》，书的封面，画着一个抽象的人脑在接受知识。
傅佩荣第一次来大陆公开演讲，是在2006年9月。线装书局将傅佩荣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的解读，分别成书五册，构成“傅佩荣解读五大经典”，一并出版。图书策划公司基于新书宣传的考虑，给傅佩荣安排了演讲场所，并联络媒体，营造出迎接傅佩荣的气势。
那一趟行程，他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出席演讲。十天时间，六个城市十所大学。两年后，这些大学都开设了与国学有关的院系或课程。
当傅佩荣忙着进军大陆时，也是“国学超女”于丹的成名期。
2006年的“十一”假期，央视 《百家讲坛》连续7天播出“于丹《论语》心得”，让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一举走红在大众面前。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傅佩荣与于丹的名字常常被联系在一块。《百家讲坛》曾计划《论语》的讲习安排，于丹7集，傅佩荣30集，但于丹一上镜便轰动全国。
主播方因势利导，取消了傅佩荣的《论语》档期。
傅佩荣在2008年年底向媒体大众解释了这件事，但被媒体渲染成了“我被于丹挤出《百家讲坛》”的阵势。
在《百家讲坛》遭遇滑铁卢，并没有阻断傅佩荣在大陆的国学成名路。
彼时，学术界尚未在五四的“反传统”、80年代的西方学术热、90年代以来的国学复兴之间，找出合理的逻辑与线索，“国学”却迅速成为了公共媒体与出版界的宠儿，画着古典的妆容，站在励志、成功学、“心灵鸡汤”的序列中。
乘着国学的通俗化演说大红大紫之春风，傅佩荣也逐渐走红。他先是在《百家讲坛》讲《易经》、《孟子的智慧》，然后在山东卫视录制《论语三百讲》，一发不可收。
傅佩荣说自己未曾从学术角度对于丹做过任何评价。每当有人逼着他挤出对于丹的看法时，他便转换角度，从传播推广的意义上肯定于丹的成就。
但粉丝们一厢情愿将“台湾版于丹”的称呼冠在他头上。 2009年上海书展上，傅佩荣不掩其怒，公开声称：“别叫我‘台湾于丹’，我在台湾已经成名30年了！”
从西方至东方
傅佩荣出生在1950年的台湾，父母都是基督教徒，他从小深受影响。大学本科阶段，他在辅仁大学哲学系，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自己的阅读，都是以西方哲学为主。
考入台湾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依然是哲学系就读。在这里，他邂逅到了感恩不尽的方东美。
“方先生的学问好得不得了，他讲课时我用八个字形容他，天马行空，画龙点睛。就是无迹可循，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因为他学问太好了，随便讲都是融会贯通。听不懂怎么办，他会画龙点睛，到关键的地方点一下，说这是我们的重点。” 一谈起方先生，61岁的傅佩荣眉飞色舞。
年轻时的方东美，为师严厉，他最有名的三个弟子，陈康、唐君毅、程石泉，在多年后仍对授课情景心悸不已。但到了晚年教导傅佩荣一辈的时候，老人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盛气，傅佩荣觉得这位老师就像爷爷，把学生当做孙子辈对待，非常宽容。师生一起开玩笑、吃饭、郊游，乃至学生成家立业、小儿取名，都少不了老先生的大驾光临。
方东美讲柏拉图、康德，也讲儒家、道家，这让傅佩荣开始对自己重西方、轻东方的哲学知识结构产生了动摇。
1977年，方东美去世。1978年，硕士毕业后又完成短期兵役的傅佩荣回到台大，做了一名讲师。两年之后，他前往耶鲁大学宗教研究所学习，以西方哲学为主。在耶鲁，他遇到了余英时，并在余英时的指导下，完成关于中国哲学的论文。
每周，傅佩荣会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和余英时见面，报告近阶段的读书心得，余英时则规定书和文章让他读。“听他上课时，讨论问题时有压力，他拿着烟斗，不太抽，亲亲烟斗，看看天花板，听你讲话，你讲错了就看你一眼。”
回到台湾后，傅佩荣开始思索，如果自己要在学术上有创新的话，无法在西方哲学领域内与西方人匹敌，人家具有语言上的先天优势。他开始将中国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就说如果我继续教西方哲学，我就永远跟着西方人后面跑，西方哲学的主战场不在中国，在西方。我研究中国哲学，我还有点希望，将来在这个领域有发言权。”
于是，他的研究轨迹从儒家开始，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研究道家，五十多岁开始研究《易经》。不过，他并没有将已学得的西方哲学抛弃或者否定，只是研究精力的转移。
傅佩荣与同样在台湾从事哲学研究的沈青松一起创办《哲学杂志》，这曾是台湾哲学界中的一份重要刊物。杂志在2005年5月暂停出版。
但得以让傅佩荣占据大陆市场的，主要是他的解读《论语》、老子、《易经》、庄子、孟子书系。从学术研究到心理治疗、励志成才，格外强调“圆融一贯”的傅佩荣，填补了时代的人心空虚。批评他的人，谓之在“学术滑坡、文化虚无”的时代吟诵廉价的凯歌；褒扬他的人，称其勇于突破象牙塔之围，将学术通俗化，以构建当代中国道德价值体系。
国学时代
是对经典的解读，还是对经典的歪曲？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望，还是对传统文化的玩弄？当于丹将《论语》中的“小人”解释成小孩的时候，一语既出，台下哗然。
没有受过长年累月的专业学术训练，以一个业余者的身份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玩票，大师们，你们到底是在演讲还是在搞传销？质疑声扑面而来，斥骂声汹涌不断，反对的声音不仅仅针对最出名的于丹，还对整个国学演讲领域，那些在新时代里被有意无意披上“国学大师”衣帽的人们。
傅佩荣受到的冲击较少，听众们或者普通研究者对他暂无硬伤和破绽可找，学者们又表示对他在内的浅薄演说了无兴趣，不值得争议。席卷而来的口水和板砖，仿佛都回避了他。
但是，作为“国学热”这一社会现象的表征之一，他的身影始终被一个值得反思的社会历史背景所映衬。“国学”这个词，声势浩荡却面目模糊，且日益向鸡汤化和产业化靠拢。
从思想史或者概念史来讨论它，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它无所不包，而当我们转向日常阅读生活经验的时候，“国学”这个词，往往和钱穆、陈寅恪、顾颉刚、余英时等著名学者联系在一起，也与于丹、易中天、傅佩荣联系在一起。
前者是知识界的耆宿，百尺楼台之学问，积多年之功力；后者是商业媒体的宠儿，口若悬河，高出场费。此种光怪陆离的比照，成为我们讨论国学时复杂的情绪背景。
傅佩荣年幼时期，台湾的国学氛围很好。1949年大陆政权交替之际，民国时期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迁到台湾，包括国学大师辈出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外尚有台湾大学里的一些著名国学教授，如方东美、屈万里、历史系的沈刚伯等。在大师荟萃的风景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矗立成一座宏大殿堂。
然而傅佩荣读中学的时候，台湾一边在政治体制转型之路上慢慢完成自身嬗变，一边在思想与学术领域开始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哲学教育完全西方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尼采等人的学说流行起来。而国学，仅作为一种文化的故乡，通过中学必修课文，透露故乡存在的信息，以增台湾的少年“炎黄子孙”的遥远身份感。
这些在几代人记忆中泛黄的教科书，留给傅佩荣的印象很淡漠，“都是朱熹的注解，老师教得僵化，能有什么好感。”和同学们一样，傅佩荣只有到考试前夕才临阵磨枪背诵，对国学更加兴趣索然。直到在台湾大学遇到方东美，他才被唤起对东方文化的热情。
只是，他自己未曾料到，当年立志想在“中国哲学领域有发言权”，变成了现在“国学演讲明星人物”。
一种文化在时空上经历断层之后，往往能在一段时间内，唤起身在其中的人们对其研究的热情与渴望。傅佩荣与国学由近及远，复又由远及近，糅杂了很多因素，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为其一，个人生平偶遇为其二。
傅佩荣在去年出版了《一本书读懂西方哲学史》（中华书局2010年10月版），在内容形式上通俗、简单。但是与他对孔孟老庄的解读书籍相比，这部书在市场上毫无迎战之力，尚未来得及喊出失败的痛楚声，便被国学大军的书海卷走了，无声无息地。
他摇摇头，说这本书没有得到宣传，市场反应冷淡。可是与国学的动物凶猛状比较，一本谈论西方哲学的书，宣传了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不容过于乐观。
在这场左右手互搏的比武中，傅佩荣是踌躇满志的胜者，也是落荒而逃的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