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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性，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属类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１］。这看似灰色的概念，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规范：众所周知，文学的主体是情感，而情感难以定性、定量、定位，这就决定了表现情感的文学，如实直说，反遭人厌；委婉朦胧，称为上品；模糊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叹为观止。在我国古代小说家中，对模糊性创作规范最先具有自觉意识的是曹雪芹：《金瓶梅》问世之前，我国的长篇小说按照鲁迅的意见不外两类，一为“讲史”，一为“神魔”［２］，这讲“史”说“神”的大题材，使作品缺乏文学起码应该具有的“借一斑以窥全豹”的模糊性。《金瓶梅》别开生面，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来反映社会问题，赋予了作品“从大处着眼，往小处说”的模糊格局；但《金瓶梅》对明代后期社会恶浊的满腔怒火，在“一味的写坏”中，毫无遮拦地直线喷发，缺乏模糊性的缓冲机制；尤其是书中大肆泛滥的自然主义的庸俗描写，葬送了选材带给作品的模糊格局。或许兰陵笑笑生的败笔启示了曹雪芹，他意识到了创作犹如画大观园一般，“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３］，囿于“真情实景”，无深刻寓意的，“不算好”，“寓大意，才算是大才”［４］；因为，艺术的好处在于“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５］的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