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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下旬，《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史实展览》在山西太原巡展，其中一块展版上一位母亲的几句话不禁吸引了我，“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品读、感动之余，我产生了更多了解这位母亲及其儿子情况的强烈愿望。查阅一些资料后知道，他们在解放前曾是川东地区富甲一方的名人，应该说可以选择的道路很多，可他们却坚定地选择了革命的人生道路，并为此献出了全部财产和生命。他们的事迹令我感佩至深，遂写此文，以期激励时下更多的人。
为民办学 为党提供活动据点
1945年9月的一天，四川省江北县(现重庆市渝北区)复兴乡大树李家祠堂，一改往日的陈旧，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高高挂起了一块牌子：私立莲华小学。学校的董事长是当地王姓富绅的遗孀金永华，校长就是金永华的儿子王朴。
这个学校的校舍虽然简陋，但学校从校长到普通的教职工，却个个精神饱满，意气昂扬，而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整个校园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活力，与当时国民党军阀专制下其他同类学校具有天壤之别。
原来，莲华小学是王朴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以开辟革命活动据点和培养革命力量为主旨，利用王朴的家庭背景在当地开办的。
王朴，原名王兰骏，1921年11月17日出生于原四川省江北县悦来乡(现重庆市渝北区仙桃乡进步村)。父亲王莲舫，早年做猪鬃出口生意，1943年病故。母亲金永华出身于书香世家，曾在成都益州女子中学读书，参加过“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脚，主张男女平等，具有现代进步思想。
王朴从4岁开始读私塾，13岁读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的政治中心，王朴也有机会读到《新华日报》。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著作如真理的曙光照亮了王朴的心，使他在极大的政治苦闷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抗战初期，摆在青年面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何在，一是人生的道路何在。对此，凡是有正义感的青年，都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以王朴的家境，他完全可以读完大学，出国深造，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可是，王朴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强烈的爱国思想，特别是他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为此后来他常自豪地说：“如果不是战争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去留洋镀金，不会来管国家大事了。”王朴1939年考入复旦高中。在假期中，他有计划地一本一本仔细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还做了大量笔记。1941年12月临近毕业前夕，王朴因公开揭露校长侵吞公款和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被学校开除。在王朴将要离开学校的一天晚上，部分进步师生聚会在教师宿舍为王朴送行，他对大家说：“革命不是贼王们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1944年，王朴将自己的名字由王兰骏改为王朴，考入设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就读期间，他更加勤奋地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从哲学上解决了自己的世界观问题，更加坚定了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在复旦期间，他还参加了复旦大学《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该报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民主路线，出版时间最长的学生报纸，它为组织青年同学参加民主运动，学习革命理论，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使一些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王朴担任报社的财经委员会委员，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
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向南方局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王朴取消了去中原解放区参军的计划，接受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安排，回乡办学。王朴深知到农村工作的重大意义，他感慨地说：“不到解放区，我们也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干革命。建立党的农村工作据点，办学校是最理想的办法。”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猜疑，王家造出舆论：王家三少爷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愿，为乡民办好事，所以不去城里做官。校址选在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李家祠堂。这里既是王朴的老家，又在重庆到华蓥山的大路上，便于党的通信联络。学校办有初小和高小班，学生近百人。同时，为帮助附近农民学习，还办起了夜校。莲华小学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却充满团结、民主的气氛。大家一块学文化，跳秧歌舞，演出《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唱《南泥湾》等解放区流行的歌曲。
1946年，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取得金永华的同意后，请示上级党组织决定，改莲华小学为莲华中学，校址迁至复兴场逊敏书院，党的工作据点也随之迁到逊敏书院。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化名李仲伟，以英语教员身份作掩护到校工作，莲华中学成为中共重庆北区工委领导机关所在地，成为江北县和渝北地区党的活动中心。
1948年初，学校进一步扩大。王朴通过母亲买下抗战初期由天津迁渝的私立志达中学，并改莲华中学为志达中学的初中部，原志达中学为高中部，仍由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党的机关仍在逊敏书院。
从创办莲华小学到改办莲华中学，又接办志达中学，直到重庆解放，历时四年半。其间，学校培养了大批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数在解放后成为新中国的骨干。地下党还以学校为依托，在知识青年、工人和农民中发展了约700名党员。
王朴于194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9月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工作，王朴表示：“我的一切都必须服从党的需要。”
变卖家产，为党提供经费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重庆地下党的活动进一步开展，经费问题成为地下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中共重庆北区工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川东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王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项工作。
到哪里去筹集资金呢?其实王朴早已把自己家的财产当作地下党的经费来源。但是，尽管王朴家里的财产很丰厚，可是大部分财产都是由他母亲金永华掌管着，王朴能动用的部分还不能完全满足地下党工作的需要。为此，王朴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初，便开始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去影响母亲，有计划地争取母亲。金永华是一位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妇女，早年与丈夫 一同去日本经过商，接触过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因而她在思想上是倾向革命的。王朴为动员母亲变卖田产给地下党作经费，买到一部香港《华商报》出版的《经济年鉴》，上面刊登有我党发布的《土地大纲》。王朴拿《土地大纲》给母亲看，并作讲解，劝母亲卖掉田产，换金条供给共产党。母亲金永华此时虽然不知道儿子王朴就是共产党，但她知道儿子是在干正事，经过一番思考后，便答应了王朴，接受了这个建议。王朴很快将母亲的决定报告了党组织。在王朴的安排下，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和工委委员黄友凡与金永华很快见了面，并达成了三条协议：一、把江北县和巴县的田产变卖后，所得款项供给党支配使用，待重庆解放后归还；二、莲华中学完全交给党来办；三、对于他家弟妹的教育和工作，今后由党负责。此后，王家就大量变卖田产，共计卖得黄金一千多两。党组织决定用活这笔钱，决定由王朴在城里开办一家公司，一方面向社会掩饰钱的去向，另一方面为了让这些钱活起来，增加经费来源。于是在1948年春，在重庆市区民国路宏泰大楼成立了南华贸易公司。
“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王朴以富家子弟和社会贤达的身份办学校、开公司，从事的革命活动一直隐蔽得很好，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王朴不幸被捕。
1948年4月上旬，王朴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接头时，刘说因情况紧急，急需用钱，向王朴要金条、要银元。因为事出突然，王朴没带，准备回去取，刘又说时间来不及了，要王朴给他开一张支票，并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王朴如约前往，却久候无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严峻的斗争形势，使王朴很快警觉起来。他回到江北，迅速与齐亮分析了目前的局势，最后一致决定采取措施，以防万一：一、销毁文件、埋藏进步书刊；二、保护同志，对好口径；三、内紧外松，照常上课；四、工委撤离学校。安排好前三件事后，在谁留下来的问题上王朴与齐亮争了起来。齐亮坚持让王朴转移，说：“我是外省人，又是单身汉，无牵无挂，让我留下来对付敌人最适合。你是本地人，牵累多，又有老婆孩子，不仅乡下，还有城里，好多事要你出面活动，你就别争了，还是你先走吧!”王朴坚持道：“正因为我是本地人，又是校长，又熟悉情况，我才更应该留下来。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的担子重，而且以英文教员身份出面对付特务也不合适。不要因为我影响全局工作，别再犹豫了，赶快走吧!”一番争执后，决定齐亮先转移，王朴留下来应对一切。齐亮握着王朴的手说：“这可真得做好思想准备，要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王朴坚定地对齐亮说：“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平常说得再好听也没用。假如我被捕了，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安排好一切后，王朴预感到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来到母亲房间，和母亲深谈了一次，这次谈话，也是母子俩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些年来，在儿子的影响下，金永华老人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她虽然还不完全知道儿子的政治身份，但她相信儿子和他的朋友们干的都是正义的事业。在这非常时刻，王朴向深明大义的母亲讲了三条意见：一、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二、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刘国定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南华公司开据的支票，由此查到银行的会计主任苟孔甲。解放后，特务头子徐远举交代了苟孔甲出卖王朴的经过：“刘国定交代苟孔甲与王朴的关系，我即派刑警处特务将苟孔甲逮捕到二处，由二课课长审讯，他承认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并供给经费，他愿意交出王朴，如果王朴进城与他联系，即向二处密报，并供出王朴在民国路的一个字号。苟被关了一晚上，即予释放，仍回银行。又过了两三天，王朴进城与他联系，他到二处密报。我派特务将王朴在民国路逮捕。”
王朴被捕后始终不吐露真实身份，并一口咬定是遭人诬陷。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朴被押到徐远举的办公室。
“王朴，你认识不认识刘国定?”徐远举问。
“不认识!”王朴坚定地回答。
这时大门打开了，一个人低着头进来。徐远举指着王朴问来人：“刘国定，你认识不认识他?”王朴一看是刘国定，果然是他出卖了同志。面对这个可耻的叛徒，王朴怒不可遏，狠狠地抽了他一个耳光。
徐远举转头又来对王朴劝降：“王朴，以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跑呢?你只要交出组织，就可自由。”王朴正义凛然，不为所动。
1949年10月28日，白公馆看守长走进牢房喊道：“陈然、卫朴马上转移!”此时难友们已经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料定敌人会越来越疯狂，此时的转移也许就是最后的时刻吧。同志们纷纷围过来送别战友，依依握别。
敌人把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押到大坪刑场。王朴等人把刑场当成最后的讲台，高声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王朴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王朴牺牲后，金永华强忍内心的悲痛，请她的妹妹金永芳出面料理后事，将爱子的遗骨埋在江北县龙溪乡常家湾。
王朴的牺牲，极大地教育了金永华，使她更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她说：“王朴的鲜血，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党的伟大，同志们的伟大，认识到人为什么活着。这时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位革命的妈妈，不仅为莲华学校献出了全部家产，还献出了自己的爱子。在那血腥的日子里，金永华把自己的命运，同莲华学校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带着全家在莲华学校熬到解放。
重庆解放不久，由重庆市委、市政府报经西南局邓小平批准，按照当时的协议，将王朴家变卖的田产折合成一千多两黄金，再折合成人民币，开据成人民银行的支票。当市领导将支票面交金永华时，她坚决拒收这笔巨款。她说：“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这笔巨款最后确定用来作为党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为此金永华参加了市妇联工作，出任福利部副部长，又任市妇女互助会副理事长、市政协妇女组顾问、四川省人民代表，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妇女儿童工作上，解放后她与志同道合的姊妹成立了重庆市妇女互助会，还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办托儿所，先后免费培养了2000多名儿童；还办了小学班，培养了100多名小学生。她所办的儿童俱乐部，有阅览室、乒乓球室和绘画室。她还指导孩子们读书，给他们讲革命故事，开展向英雄人物学习等活动，这个课外的教育阵地，被评为暑期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先进集体。
这位经历过清王朝、国民党统治、新中国三个时代的老人，从旧社会的一名家庭妇女，转变为支持革命的母亲，最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早在江北创办莲华学校时，身为董事长的金永华，看到青年教师们辛勤教学，还要搞社会活动，就主动替他们管好生活，为大家服务。她还利用自己的关系，搞好地方上层的统战关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此时金永华已成为这战斗集体中的一员，大家都尊称她为“伯母”，她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几十年后，提起当初的事，金永华老人深情地说：“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当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第一个最主要的老师。”
早在解放初，金永华就向市妇联党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当时组织觉得她留在党外做妇女互助会工作，作用更大，她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几十年来，金永华继承了儿子的事业，坚持不懈地为党工作，又先后多次申请入党。1984年5月，84岁高龄的金永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12月，金永华在重庆去世。
(责编 韵 心)
为民办学 为党提供活动据点
1945年9月的一天，四川省江北县(现重庆市渝北区)复兴乡大树李家祠堂，一改往日的陈旧，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高高挂起了一块牌子：私立莲华小学。学校的董事长是当地王姓富绅的遗孀金永华，校长就是金永华的儿子王朴。
这个学校的校舍虽然简陋，但学校从校长到普通的教职工，却个个精神饱满，意气昂扬，而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整个校园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活力，与当时国民党军阀专制下其他同类学校具有天壤之别。
原来，莲华小学是王朴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以开辟革命活动据点和培养革命力量为主旨，利用王朴的家庭背景在当地开办的。
王朴，原名王兰骏，1921年11月17日出生于原四川省江北县悦来乡(现重庆市渝北区仙桃乡进步村)。父亲王莲舫，早年做猪鬃出口生意，1943年病故。母亲金永华出身于书香世家，曾在成都益州女子中学读书，参加过“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脚，主张男女平等，具有现代进步思想。
王朴从4岁开始读私塾，13岁读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的政治中心，王朴也有机会读到《新华日报》。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著作如真理的曙光照亮了王朴的心，使他在极大的政治苦闷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抗战初期，摆在青年面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何在，一是人生的道路何在。对此，凡是有正义感的青年，都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以王朴的家境，他完全可以读完大学，出国深造，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可是，王朴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强烈的爱国思想，特别是他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为此后来他常自豪地说：“如果不是战争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去留洋镀金，不会来管国家大事了。”王朴1939年考入复旦高中。在假期中，他有计划地一本一本仔细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还做了大量笔记。1941年12月临近毕业前夕，王朴因公开揭露校长侵吞公款和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被学校开除。在王朴将要离开学校的一天晚上，部分进步师生聚会在教师宿舍为王朴送行，他对大家说：“革命不是贼王们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1944年，王朴将自己的名字由王兰骏改为王朴，考入设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就读期间，他更加勤奋地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从哲学上解决了自己的世界观问题，更加坚定了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在复旦期间，他还参加了复旦大学《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该报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民主路线，出版时间最长的学生报纸，它为组织青年同学参加民主运动，学习革命理论，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使一些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王朴担任报社的财经委员会委员，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
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向南方局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王朴取消了去中原解放区参军的计划，接受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安排，回乡办学。王朴深知到农村工作的重大意义，他感慨地说：“不到解放区，我们也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干革命。建立党的农村工作据点，办学校是最理想的办法。”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猜疑，王家造出舆论：王家三少爷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愿，为乡民办好事，所以不去城里做官。校址选在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李家祠堂。这里既是王朴的老家，又在重庆到华蓥山的大路上，便于党的通信联络。学校办有初小和高小班，学生近百人。同时，为帮助附近农民学习，还办起了夜校。莲华小学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却充满团结、民主的气氛。大家一块学文化，跳秧歌舞，演出《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唱《南泥湾》等解放区流行的歌曲。
1946年，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取得金永华的同意后，请示上级党组织决定，改莲华小学为莲华中学，校址迁至复兴场逊敏书院，党的工作据点也随之迁到逊敏书院。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化名李仲伟，以英语教员身份作掩护到校工作，莲华中学成为中共重庆北区工委领导机关所在地，成为江北县和渝北地区党的活动中心。
1948年初，学校进一步扩大。王朴通过母亲买下抗战初期由天津迁渝的私立志达中学，并改莲华中学为志达中学的初中部，原志达中学为高中部，仍由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党的机关仍在逊敏书院。
从创办莲华小学到改办莲华中学，又接办志达中学，直到重庆解放，历时四年半。其间，学校培养了大批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数在解放后成为新中国的骨干。地下党还以学校为依托，在知识青年、工人和农民中发展了约700名党员。
王朴于194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9月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工作，王朴表示：“我的一切都必须服从党的需要。”
变卖家产，为党提供经费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重庆地下党的活动进一步开展，经费问题成为地下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中共重庆北区工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川东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王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项工作。
到哪里去筹集资金呢?其实王朴早已把自己家的财产当作地下党的经费来源。但是，尽管王朴家里的财产很丰厚，可是大部分财产都是由他母亲金永华掌管着，王朴能动用的部分还不能完全满足地下党工作的需要。为此，王朴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初，便开始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去影响母亲，有计划地争取母亲。金永华是一位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妇女，早年与丈夫 一同去日本经过商，接触过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因而她在思想上是倾向革命的。王朴为动员母亲变卖田产给地下党作经费，买到一部香港《华商报》出版的《经济年鉴》，上面刊登有我党发布的《土地大纲》。王朴拿《土地大纲》给母亲看，并作讲解，劝母亲卖掉田产，换金条供给共产党。母亲金永华此时虽然不知道儿子王朴就是共产党，但她知道儿子是在干正事，经过一番思考后，便答应了王朴，接受了这个建议。王朴很快将母亲的决定报告了党组织。在王朴的安排下，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和工委委员黄友凡与金永华很快见了面，并达成了三条协议：一、把江北县和巴县的田产变卖后，所得款项供给党支配使用，待重庆解放后归还；二、莲华中学完全交给党来办；三、对于他家弟妹的教育和工作，今后由党负责。此后，王家就大量变卖田产，共计卖得黄金一千多两。党组织决定用活这笔钱，决定由王朴在城里开办一家公司，一方面向社会掩饰钱的去向，另一方面为了让这些钱活起来，增加经费来源。于是在1948年春，在重庆市区民国路宏泰大楼成立了南华贸易公司。
“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王朴以富家子弟和社会贤达的身份办学校、开公司，从事的革命活动一直隐蔽得很好，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王朴不幸被捕。
1948年4月上旬，王朴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接头时，刘说因情况紧急，急需用钱，向王朴要金条、要银元。因为事出突然，王朴没带，准备回去取，刘又说时间来不及了，要王朴给他开一张支票，并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王朴如约前往，却久候无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严峻的斗争形势，使王朴很快警觉起来。他回到江北，迅速与齐亮分析了目前的局势，最后一致决定采取措施，以防万一：一、销毁文件、埋藏进步书刊；二、保护同志，对好口径；三、内紧外松，照常上课；四、工委撤离学校。安排好前三件事后，在谁留下来的问题上王朴与齐亮争了起来。齐亮坚持让王朴转移，说：“我是外省人，又是单身汉，无牵无挂，让我留下来对付敌人最适合。你是本地人，牵累多，又有老婆孩子，不仅乡下，还有城里，好多事要你出面活动，你就别争了，还是你先走吧!”王朴坚持道：“正因为我是本地人，又是校长，又熟悉情况，我才更应该留下来。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的担子重，而且以英文教员身份出面对付特务也不合适。不要因为我影响全局工作，别再犹豫了，赶快走吧!”一番争执后，决定齐亮先转移，王朴留下来应对一切。齐亮握着王朴的手说：“这可真得做好思想准备，要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王朴坚定地对齐亮说：“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平常说得再好听也没用。假如我被捕了，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安排好一切后，王朴预感到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来到母亲房间，和母亲深谈了一次，这次谈话，也是母子俩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些年来，在儿子的影响下，金永华老人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她虽然还不完全知道儿子的政治身份，但她相信儿子和他的朋友们干的都是正义的事业。在这非常时刻，王朴向深明大义的母亲讲了三条意见：一、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二、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刘国定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南华公司开据的支票，由此查到银行的会计主任苟孔甲。解放后，特务头子徐远举交代了苟孔甲出卖王朴的经过：“刘国定交代苟孔甲与王朴的关系，我即派刑警处特务将苟孔甲逮捕到二处，由二课课长审讯，他承认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并供给经费，他愿意交出王朴，如果王朴进城与他联系，即向二处密报，并供出王朴在民国路的一个字号。苟被关了一晚上，即予释放，仍回银行。又过了两三天，王朴进城与他联系，他到二处密报。我派特务将王朴在民国路逮捕。”
王朴被捕后始终不吐露真实身份，并一口咬定是遭人诬陷。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朴被押到徐远举的办公室。
“王朴，你认识不认识刘国定?”徐远举问。
“不认识!”王朴坚定地回答。
这时大门打开了，一个人低着头进来。徐远举指着王朴问来人：“刘国定，你认识不认识他?”王朴一看是刘国定，果然是他出卖了同志。面对这个可耻的叛徒，王朴怒不可遏，狠狠地抽了他一个耳光。
徐远举转头又来对王朴劝降：“王朴，以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跑呢?你只要交出组织，就可自由。”王朴正义凛然，不为所动。
1949年10月28日，白公馆看守长走进牢房喊道：“陈然、卫朴马上转移!”此时难友们已经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料定敌人会越来越疯狂，此时的转移也许就是最后的时刻吧。同志们纷纷围过来送别战友，依依握别。
敌人把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押到大坪刑场。王朴等人把刑场当成最后的讲台，高声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王朴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王朴牺牲后，金永华强忍内心的悲痛，请她的妹妹金永芳出面料理后事，将爱子的遗骨埋在江北县龙溪乡常家湾。
王朴的牺牲，极大地教育了金永华，使她更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她说：“王朴的鲜血，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党的伟大，同志们的伟大，认识到人为什么活着。这时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位革命的妈妈，不仅为莲华学校献出了全部家产，还献出了自己的爱子。在那血腥的日子里，金永华把自己的命运，同莲华学校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带着全家在莲华学校熬到解放。
重庆解放不久，由重庆市委、市政府报经西南局邓小平批准，按照当时的协议，将王朴家变卖的田产折合成一千多两黄金，再折合成人民币，开据成人民银行的支票。当市领导将支票面交金永华时，她坚决拒收这笔巨款。她说：“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这笔巨款最后确定用来作为党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为此金永华参加了市妇联工作，出任福利部副部长，又任市妇女互助会副理事长、市政协妇女组顾问、四川省人民代表，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妇女儿童工作上，解放后她与志同道合的姊妹成立了重庆市妇女互助会，还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办托儿所，先后免费培养了2000多名儿童；还办了小学班，培养了100多名小学生。她所办的儿童俱乐部，有阅览室、乒乓球室和绘画室。她还指导孩子们读书，给他们讲革命故事，开展向英雄人物学习等活动，这个课外的教育阵地，被评为暑期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先进集体。
这位经历过清王朝、国民党统治、新中国三个时代的老人，从旧社会的一名家庭妇女，转变为支持革命的母亲，最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早在江北创办莲华学校时，身为董事长的金永华，看到青年教师们辛勤教学，还要搞社会活动，就主动替他们管好生活，为大家服务。她还利用自己的关系，搞好地方上层的统战关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此时金永华已成为这战斗集体中的一员，大家都尊称她为“伯母”，她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几十年后，提起当初的事，金永华老人深情地说：“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当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第一个最主要的老师。”
早在解放初，金永华就向市妇联党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当时组织觉得她留在党外做妇女互助会工作，作用更大，她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几十年来，金永华继承了儿子的事业，坚持不懈地为党工作，又先后多次申请入党。1984年5月，84岁高龄的金永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12月，金永华在重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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