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刘易斯之死和美国黑人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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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时间7月17日晚,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佐治亚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因胰腺癌去世,享年80岁。
  1940年2月21日,约翰·刘易斯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特洛伊,在家里10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三。他在一个几乎全是黑人的社区长大,很早就意识到位于美国南方的这个州的种族隔离现实。他开始组织黑人在执行种族隔离的饭店静坐抗议,是自由乘车运动最初的“自由骑士”之一,在非暴力示威活动中被捕二十余次,之后创立并领导“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1986年当选众议员并连任到去世前。2011年,奥巴马授予刘易斯“总统自由奖章”,这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平民奖章。
  作为马丁·路德·金的门徒和同志,刘易斯是那一代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他的去世得到美国朝野一致的哀悼,这在高度分裂的美国政坛已不多见。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刘易斯代表着“国会的良知”。连睚眦必报、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怼人机会的总统特朗普,也没有趁机发泄私怨——当年,刘易斯表示不会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因为不认为他是合法总统。特朗普则回应称:“约翰·刘易斯议员应该多花点心思整顿他自己的选区而不是抱怨选举结果。那里在搞分裂(更不用说犯罪率了),情况非常糟糕。刘易斯就会光说不做。可悲!”——而是下令当天全美所有公共建筑、海内外军事基地、美国驻外使领馆以及海军舰艇降半旗致哀。白宫新闻秘书麦克纳尼也发表声明说,刘易斯是“美国民权运动偶像”,留下了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不朽遗产。
  这一方面显示,在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尚未平息的情况下,即使是总统特朗普也不愿在此时节外生枝,授人以柄;另一方面也说明,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成就已经是美国社会的共识,没有人试图在此事上发难。
1963年8月28日,民权运动领导者在林肯纪念馆合影,前排右二为马丁·路德·金,后排左三为刘易斯
1965年3月21日,美国阿拉巴马州,民权人士参加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前排左三为刘易斯,前排左六为马丁·路德·金
1965年3月25日,马丁·路德·金(中)和刘易斯(左二)等民权人士在阿拉巴马州组织抗议游行,要求黑人投票权

  然而,即便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刘易斯还在和马丁·路德·金并肩战斗时,围绕着黑人民权运动的斗争方式和方向,黑人群体内部就已经产生了分歧。到了今天,表面上刘易斯生荣死哀,“政治正确”大行其道,白人面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纷纷“下跪”,但实际上,黑人抗议运动已经陷入了出事-抗议-平息-又出事的怪圈,一次次看起来风起云涌的运动,却难说获得了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在美国黑人各阶层已经脱节、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当下,黑人民权运动似乎看不到到新的希望和可能。

暴力还是非暴力?


  美国黑人争取人权的斗争,早在独立战争时代就开始了。战争过后,为国家建立流过血的北方自由黑人获得了公民权,但根据美国宪法“五分之三”条款,南方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却只被认为是“半人半财产”。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南方黑人才终于获得了法律上的自由。但在选举权、教育权、对公共资源的使用等方面,黑人长期受到歧视,没有获得和白人平等的权利,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共交通工具中实施的种族隔离。
  1955年12月,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在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因此被捕入狱,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由此开始,在青年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全城五万黑人团结一致,罢乘公共汽车达一年之久,终于迫使汽车公司取消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的种族隔离制。此举被认为是拉开了美国现代民权运动的序幕。
  然而,事情的伏笔早在十几年前就埋下了。1944年,弗吉尼亚州的格洛斯特镇,27岁的黑人女子艾琳·摩根探望完母亲后,坐上灰狗公司的公交车,准备返回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家。她在车后部“有色人种”专座区坐下。后来一些白人乘客上了车要她让座。摩根拒绝了。于是公车司机把车直接开到了格洛斯特的监狱,一位警长上车后把摩根逮捕。审判时,摩根为自己辩护,拒不认罪,她声称自己乘坐的是州际间的公共汽车,没必要遵守州内的种族隔离法。
  最终,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支持下,艾琳·摩根诉弗吉尼亚州一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站到摩根一边,否决了州际交通的种族隔离法。案子虽这样判了下来,但南部各州拒绝在州际交通实施种族融合计划,依旧在候车室、洗手间、餐厅、汽车和火车座位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随后10年,民权活动家开始检视最高法院的判决。这就是1961年约翰·刘易斯等人发起自由乘车运动的原因。志愿者乘坐巴士在南部地区穿行,试图迫使巴士车站放弃隔离政策。在一些地方他们和愤怒的白人发生了暴力冲突。   在与迈克尔·德奥索合著的回忆录《与风同行》中,刘易斯描述了自己乘坐的公共汽车抵达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时发生的悲惨一幕:“公共汽车终点站似乎空无一人,但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是白人,有男人、女人和孩子,数以百计。他们从小巷里、街边、办公大楼的角落里涌出来,就像从一扇门里被放出来了一样。他们携带了所有能想到的临时武器,包括棒球棒、木板、砖头、铁链、轮胎铁杆、水管,甚至园艺工具锄头和耙子。其中一组人让女性站在最前面,她们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她们尖叫着:‘把这些黑鬼抓起来,把这些黑鬼抓起来!’现在他们转向了我们,三百多人的人海,叫喊着、尖叫着。男人挥舞着拳头和武器,女人挥舞着沉重的手袋,小孩子用指甲挠任何他们能抓到的人脸。”
2011年,奥巴马授予刘易斯总统自由勋章

  圍绕着自由乘车运动,约翰·刘易斯和马丁·路德·金产生了分歧,后者一直主张在体制允许的范围里获得权益,并严格遵守非暴力的原则,因此拒绝参与这一运动。而面对白人的暴力行为,一些青年激进成员对金的保守抵抗策略表示不满。激进的民族主义民权分子马尔科姆·X出现了,他极力主张暴力革命并鼓吹“黑人民族”理念。另外一位激进人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则发起了“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主张黑人不同白人合作,单独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1965年2月21日,马尔科姆·X遇刺身亡;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黑人民权运动迅速放弃了非暴力方针。1965年以后,黑人开始主动焚烧汽车、打砸商店、正面对抗警察,并在游行示威中采取暴力抵抗。从芝加哥到纽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爆发过种族暴动。
  此后,骚乱几乎成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据统计,仅1968年至1990年,美国发生的不同规模的黑人骚乱就达近百起,其中蔓延全美的大规模种族骚乱有13起,几乎隔年就有一场种族骚乱发生。近年来,以黑人被杀为导火索,爆发种族冲突-冲突被平息-下次冲突出现,几乎成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陷入的一个怪圈。

何处去?


  尽管和金有策略上的分歧,但刘易斯毕生坚持了非暴力的理念。在回忆录《与风同行》中,刘易斯解释说:“痛苦的本质中有一种解放、净化和救赎的东西。”他还说,苦难“也会触动和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它让我们和周围的人看到了一种超越自身的力量,一种正确和道德的力量,一种正义真理的力量,它是人类良知的基础。”他写道,非暴力生活的本质是原谅的能力——“即使一个人当面骂你,朝你吐唾沫,或拿着点燃的香烟烫你的脖子”——你要明白这个攻击者和你一样是受害者。从根本上说,这种哲学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善良的人们会奋起反抗邪恶和不公正。
  但这种理念在黑人民权运动中早已并非主流,今天的黑人民权运动不但没有了马丁·路德·金这样一言九鼎的领袖人物,而且黑人群体本身也出现了明显分化。在中下层黑人的经济状况止步不前、犯罪率高企的情况下,黑人中的上层精英(律师、文体明星、知名舆论领袖等)被成功吸纳进了主流社会,可以不受歧视地生活。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非裔精英,像奥巴马等等,他们除了肤色外,其言行举止与白人政治权力精英已并无两样,有些人士表现得甚至更为极端。很多黑人精英已经不关心中下层黑人的命运,肤色只是在极端情况下的一个好用的护身符罢了。
  比如20世纪80年代因为杀妻案闻名全美的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在犯事以前就是公认的“有着黑色皮肤的上流白人”。他在靠打橄榄球实现阶层跃迁后,就跟之前的黑人社交圈子断绝了关系,身边朋友除了一两个发小外全是白人精英。辛普森只是在犯事后,才在律师团的提醒下重新拿出自己的种族问题来炒作而已。
  在弗洛伊德事件上,部分非裔意见领袖也并不全然站在黑人的立场上。比如胡佛研究所的知名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维尔,他认为非裔群体不应被主流社会和其他族裔区别对待,被特殊化的非裔群体将失去自身的特色与传承,肤色不能永远成为群体的挡箭牌和换取食物券的便利条件。再比如共和党的支持者坎迪斯·欧文斯,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弗洛伊德之死固然令人怜悯,但他不应被歌颂为英雄。
  回过头来看,在1964年、1965年和1968年,迫于民权运动的压力,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三个民权法案,保障了黑人的公民权利;进入1970年代后,又有一系列修正案通过,种族隔离终于成为历史,在有形的方面,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上基本取得了和白人相同的平等地位,现在的问题是无处不在又难以明言的隐形歧视。表面上,没有人敢对黑人加以冒犯,每个体面的白人都要有一两个黑人和少数族裔朋友,来证明自己在这方面的政治正确。然而,中下层黑人的处境一直原地踏步,稍有办法的黑人都在千方百计逃离黑人社区。连黑人都不愿意和自己人在一起,要消除针对黑人的隐形歧视,骚乱和抗议真的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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