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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0%，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这是自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很多人对此感到悲观。
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便此起彼伏，很多国内外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快速增长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2015经济中国高端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自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是根据增长机制及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道理，也就是后发优势判断的。
中国的经济奇迹
林毅夫用“奇迹”来概括中国36年来的经济发展。这个判断不仅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9.7%的增长成绩，也来自于他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观察与思考。
根据统计数据，1978年按照当时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而当时世界最贫穷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2美元。“中国在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一个国家。”林毅夫说。
此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1978年到2014年，中国平均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9.7%。“在人类经济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地增长。”林毅夫表示。
据他测算，如果以7.2%的速度增长，那36年中国的经济会扩张12倍，但正因为中国是以9.7%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是扩大了28倍。2014年年底，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500美元，从世界上一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
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了德国，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名声。2013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出口国。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认为，要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处于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任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身研发，而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也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发达国家在全世界技术跟产业前沿面临的一个挑战。数据显示，从19世纪中叶以后，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在2%到2.5%之间。
而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过程中，有很多别人尤其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可以借鉴。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或称“后来者优势”。
经济的发展，无非就是在下一层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要好，所进入的产业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要高，这就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风险以及成本，会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速度及经济发展速度，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多了。
从历史经验中林毅夫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了平均每年7%或者更高的进步，也就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三倍或者更多，维持了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国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员。
但在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国家也在改革开放，却没有取得跟中国一样稳定而快速的发展。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其他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开始转型以后，每年的人均增长率比在60、70年代的时候低，而且经济发生危机的频率比60、70年代还高。有些经济学家把上世纪80、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在林毅夫看来，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转型策略。中国的转型策略跟当时国际上主流的不一样，没有全盘坚持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经济。中国了解到有些国有企业如果不给保护补贴，其就马上破产，继续给其必要的转型的保护补贴，这样就维持了稳定。
他进一步分析，中国推行双轨制，放开了那些拥有比较优势、在市场上能够形成竞争力的产业的引入。如果允许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劳动资源丰富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很差，就建立了一个个经济特区、工业园、开发区，在那里把基础设施搞好，集中起来，实行一站式服务，行政效率很高。这样做让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竞争力就强了。
直面转型中的问题
中国在快速发展中也付出了代价。在经过30多年的积累后，这个代价已经显得有些沉重，到了不得不着手解决的时候。
“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还有腐败的问题，以及雾霾等环境问题。”林毅夫表示。
在他看来，这3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是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扭曲所附带产生的问题。
中国在经济转型时，为了让有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存在，给了它们各种保护补贴，最明显的就是在金融方面。“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83年，把拨款改成贷款，但为了保证大型国有企业能够获得贷款，保留了大银行体系，后来的股票市场也是给大企业的。”
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之下，只有大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才可能从银行或股票市场融到资。相当于谁拿到银行或股票市场的资金，谁就拿到补贴。拿到补贴的是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而补贴它们的正是那些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卻不能得到金融服务的一般小型、中型、微型企业，它们的收入水平跟大企业来比是相对较低的。这就造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人跟富人的收入差距较大。这是资金的分配问题，还涉及经济学上的干预问题，就给予分配资金的政府官员极大的权力，导致了腐败。 在资源税费方面也是如此。按照《宪法》，资源是全国人民所有，但并不是全国人民一起开采。1979年前，矿产企业都是国营，资源价格很低，所以用采矿权来补偿他们。1983年后，改革让外资跟民营的矿产企业也可以开发矿产，开始时没有太大的问题，资源价格低，解决采矿权所需要的资金等各方面也都很低。
1993年，改革使得价格跟国际接轨。取得采矿权需要两三千万资金，但地下的矿产资源价值几十亿、几百亿，而采矿的税跟费基本没有。两三千万就能取得几十、上百亿的资产，谁拿到资产，立刻就成为亿万富翁，于是造成想得到采矿权的人士对政府人员的寻租。
另外，为了保护补贴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一些服务业，像电力、通信产业，维持着在市场上的垄断，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且为了取得进入这些垄断行业的特许权，商人就会去找政府官员。
林毅夫称，改革开放以后出现那么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实际上是双轨制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这些保护补贴对这些大型企业来说是雪中送炭。因为那时中国还是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补贴，就会造成社会经济紊乱。在那种情况下，给予保护补贴是对的。
但他进一步指出，1979年改革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现在人均收入为7500美元，处于中等偏上，很多企业已经有了比较优势，比如一些国有装备企业已经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种情况下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就是锦上添花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不断蔓延，造成很多不良社会影响。
“所以，我们的改革应该与时俱进。现在既然有比较优势，就有自生能力，保护补贴就应该取消掉。价格应该由供给跟需求竞争来决定，在竞争中决定布局。”
林毅夫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做到，那么现存的腐败跟收入差距的问题，就能够釜底抽薪。
第二类问题就是环境恶化，雾霾越来越严重。有人认为，环境恶化是由于经济发展太快了。但林毅夫不认同这种观点，“环境问题跟发展有关，但并不是因为发展太快。”
他认为，快速发展中出现环境问题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跟发展阶段有关。中国现在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排放比农业高，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英国、美国等老工业化国家都曾有这个问题，新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也是。第二，中国跟印度的能源结构都是以煤炭为主，煤炭比石油污染更加严重。第三，各地方政府环境执法不严。按照中国的环保政策，任何企业在投资建厂时都应该配备各种环保设备。但环保设备的开动是需要成本的，因此有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就不开。而对地方政府来说，如果真的监管企业，经营成本就会提高，谁监管得严，谁就会吃亏，从而出现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
如何解决这些环境问题？林毅夫认为，短期来说需增强环保意识；中期来看，应该多使用清洁能源，但这些措施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进入发达国家阶段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策。一旦进入发达国家阶段，产业就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率低，排放减少，环境压力就会减小。当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力度就高了。
后发优势潜力大
在各种社会问题爆发及经济下行的壓力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到底如何？是即将崩溃还是继续奇迹般的发展？这是现阶段很多经济学者最关心的问题。
林毅夫曾在多个场合提出，中国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中国经济虽然进入了新常态，但其增长速度依然是全球最快。他表示，如果要把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必须看是不是有外部条件及内部条件。
据他分析，发达国家中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没有完全从2008年那场危机中走出来，所以它们的经济增长都是慢的，有时只有3%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出口增长就很慢。以今年一季度为例，今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目标是6%，实现了4.7%，而且3月份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不增长的，这样会影响我国的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实现增长的一个前提就是要靠内需，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
他认为，从投资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但产业升级潜力很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产业上面可以有投资，基础设施也一样，环境改善、城市化也要投资。
投资需要钱。中国政府财政状况是相对好的，现在中央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负债，占GDP不到50%。而且，中国的民间储蓄率超过50%，为全世界最高。还有，外汇储备达3.8万亿美元，都为投资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而发达国家政府积累的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超过100%，有的国家高达240%，因此，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很难推行一些反周期的干预。
在《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中，林毅夫强调，在中国绝对不要把过去35年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法宝丢掉，不能因为外国人喊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就人云亦云，也要看外国人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
他表示：“我相信当我们的经济下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利用我们跟发达国家不同的机会来改变。政府也可以利用相对优越的财政状况，进行一些反周期的干预。那周围就会投资，民间的投资就会被撬动。有投资就能够创造就业，就业提高了，收入水平就提高了，消费就增加了。”
从这个角度，他相信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今年以及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里，充分挖掘8%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好的时候，中国也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很可能实际的结果是在7%之右。
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便此起彼伏，很多国内外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快速增长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2015经济中国高端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自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是根据增长机制及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道理，也就是后发优势判断的。
中国的经济奇迹
林毅夫用“奇迹”来概括中国36年来的经济发展。这个判断不仅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9.7%的增长成绩，也来自于他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观察与思考。
根据统计数据，1978年按照当时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而当时世界最贫穷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2美元。“中国在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一个国家。”林毅夫说。
此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1978年到2014年，中国平均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9.7%。“在人类经济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地增长。”林毅夫表示。
据他测算，如果以7.2%的速度增长，那36年中国的经济会扩张12倍，但正因为中国是以9.7%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是扩大了28倍。2014年年底，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500美元，从世界上一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
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了德国，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名声。2013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出口国。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认为，要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处于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任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身研发，而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也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发达国家在全世界技术跟产业前沿面临的一个挑战。数据显示，从19世纪中叶以后，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在2%到2.5%之间。
而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过程中，有很多别人尤其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可以借鉴。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或称“后来者优势”。
经济的发展，无非就是在下一层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要好，所进入的产业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要高，这就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风险以及成本，会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速度及经济发展速度，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多了。
从历史经验中林毅夫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了平均每年7%或者更高的进步，也就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三倍或者更多，维持了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国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员。
但在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国家也在改革开放，却没有取得跟中国一样稳定而快速的发展。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其他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开始转型以后，每年的人均增长率比在60、70年代的时候低，而且经济发生危机的频率比60、70年代还高。有些经济学家把上世纪80、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在林毅夫看来，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转型策略。中国的转型策略跟当时国际上主流的不一样，没有全盘坚持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经济。中国了解到有些国有企业如果不给保护补贴，其就马上破产，继续给其必要的转型的保护补贴，这样就维持了稳定。
他进一步分析，中国推行双轨制，放开了那些拥有比较优势、在市场上能够形成竞争力的产业的引入。如果允许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劳动资源丰富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很差，就建立了一个个经济特区、工业园、开发区，在那里把基础设施搞好，集中起来，实行一站式服务，行政效率很高。这样做让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竞争力就强了。
直面转型中的问题
中国在快速发展中也付出了代价。在经过30多年的积累后，这个代价已经显得有些沉重，到了不得不着手解决的时候。
“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还有腐败的问题，以及雾霾等环境问题。”林毅夫表示。
在他看来，这3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是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扭曲所附带产生的问题。
中国在经济转型时，为了让有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存在，给了它们各种保护补贴，最明显的就是在金融方面。“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83年，把拨款改成贷款，但为了保证大型国有企业能够获得贷款，保留了大银行体系，后来的股票市场也是给大企业的。”
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之下，只有大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才可能从银行或股票市场融到资。相当于谁拿到银行或股票市场的资金，谁就拿到补贴。拿到补贴的是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而补贴它们的正是那些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卻不能得到金融服务的一般小型、中型、微型企业，它们的收入水平跟大企业来比是相对较低的。这就造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人跟富人的收入差距较大。这是资金的分配问题，还涉及经济学上的干预问题，就给予分配资金的政府官员极大的权力，导致了腐败。 在资源税费方面也是如此。按照《宪法》，资源是全国人民所有，但并不是全国人民一起开采。1979年前，矿产企业都是国营，资源价格很低，所以用采矿权来补偿他们。1983年后，改革让外资跟民营的矿产企业也可以开发矿产，开始时没有太大的问题，资源价格低，解决采矿权所需要的资金等各方面也都很低。
1993年，改革使得价格跟国际接轨。取得采矿权需要两三千万资金，但地下的矿产资源价值几十亿、几百亿，而采矿的税跟费基本没有。两三千万就能取得几十、上百亿的资产，谁拿到资产，立刻就成为亿万富翁，于是造成想得到采矿权的人士对政府人员的寻租。
另外，为了保护补贴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一些服务业，像电力、通信产业，维持着在市场上的垄断，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且为了取得进入这些垄断行业的特许权，商人就会去找政府官员。
林毅夫称，改革开放以后出现那么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实际上是双轨制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这些保护补贴对这些大型企业来说是雪中送炭。因为那时中国还是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补贴，就会造成社会经济紊乱。在那种情况下，给予保护补贴是对的。
但他进一步指出，1979年改革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现在人均收入为7500美元，处于中等偏上，很多企业已经有了比较优势，比如一些国有装备企业已经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种情况下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就是锦上添花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不断蔓延，造成很多不良社会影响。
“所以，我们的改革应该与时俱进。现在既然有比较优势，就有自生能力，保护补贴就应该取消掉。价格应该由供给跟需求竞争来决定，在竞争中决定布局。”
林毅夫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做到，那么现存的腐败跟收入差距的问题，就能够釜底抽薪。
第二类问题就是环境恶化，雾霾越来越严重。有人认为，环境恶化是由于经济发展太快了。但林毅夫不认同这种观点，“环境问题跟发展有关，但并不是因为发展太快。”
他认为，快速发展中出现环境问题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跟发展阶段有关。中国现在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排放比农业高，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英国、美国等老工业化国家都曾有这个问题，新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也是。第二，中国跟印度的能源结构都是以煤炭为主，煤炭比石油污染更加严重。第三，各地方政府环境执法不严。按照中国的环保政策，任何企业在投资建厂时都应该配备各种环保设备。但环保设备的开动是需要成本的，因此有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就不开。而对地方政府来说，如果真的监管企业，经营成本就会提高，谁监管得严，谁就会吃亏，从而出现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
如何解决这些环境问题？林毅夫认为，短期来说需增强环保意识；中期来看，应该多使用清洁能源，但这些措施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进入发达国家阶段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策。一旦进入发达国家阶段，产业就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率低，排放减少，环境压力就会减小。当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力度就高了。
后发优势潜力大
在各种社会问题爆发及经济下行的壓力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到底如何？是即将崩溃还是继续奇迹般的发展？这是现阶段很多经济学者最关心的问题。
林毅夫曾在多个场合提出，中国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中国经济虽然进入了新常态，但其增长速度依然是全球最快。他表示，如果要把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必须看是不是有外部条件及内部条件。
据他分析，发达国家中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没有完全从2008年那场危机中走出来，所以它们的经济增长都是慢的，有时只有3%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出口增长就很慢。以今年一季度为例，今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目标是6%，实现了4.7%，而且3月份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不增长的，这样会影响我国的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实现增长的一个前提就是要靠内需，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
他认为，从投资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但产业升级潜力很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产业上面可以有投资，基础设施也一样，环境改善、城市化也要投资。
投资需要钱。中国政府财政状况是相对好的，现在中央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负债，占GDP不到50%。而且，中国的民间储蓄率超过50%，为全世界最高。还有，外汇储备达3.8万亿美元，都为投资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而发达国家政府积累的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超过100%，有的国家高达240%，因此，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很难推行一些反周期的干预。
在《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中，林毅夫强调，在中国绝对不要把过去35年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法宝丢掉，不能因为外国人喊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就人云亦云，也要看外国人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
他表示：“我相信当我们的经济下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利用我们跟发达国家不同的机会来改变。政府也可以利用相对优越的财政状况，进行一些反周期的干预。那周围就会投资，民间的投资就会被撬动。有投资就能够创造就业，就业提高了，收入水平就提高了，消费就增加了。”
从这个角度，他相信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今年以及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里，充分挖掘8%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好的时候，中国也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很可能实际的结果是在7%之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