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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种货币的国际化来自于两大力量的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谋求货币强权的需要。若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呈单级状或势力不均的多级状，就容易促发某种强势货币成为“霸权货币”。一味利用国际货币的地位来攫取自身利益，而忽视其国际职责，容易造成国际金融环境的不稳定，从而使世界经济秩序遭到破坏。这正是美元霸权下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所在，也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内在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2-41-02
一、美元霸权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一种货币突破国别界限，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行使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职能，这种状态下的货币称为国际货币。国际货币的这3种基本功能在私人和官方两个领域中分别扮演了6种角色：官方领域通常被用作干预货币、盯住货币和储备货币：私人领域则被用作交易货币、记账单位及外汇资产。国际货币需承担的职责。要求其应具备良好的品质：一是具备长期稳定的可兑换性：二是要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中占有较大比重；三是需要有良好的稳定性。包括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其所需承担的保持国际金融稳定的职责，与维护国内经济利益的货币政策目标会产生难以避免的矛盾。且很难调和。安德鲁(Andrews，2006)强调，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中领导地位的货币。拥有货币强权(monetary power)，即中心货币国家拥有调节利率制衡经济对手的权力、转嫁货币转换成本的权力、延迟支付持续调整成本的权力、重构参与国社会地位的权力等。可以利用国际货币关系。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货币国际化拥有的货币强权。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获取铸币税收益。现代信用货币的最大特点是货币表现形式同货币价值基础相分离。每一个发行法偿货币的政府都可以不需要任何补偿地使用纸制货币，向自己的居民换取实际经济资源，从中攫取发行货币所产生的特定收益。这部分由货币发行主体垄断性地享受“通货币面价值超出生产成本”的收益。被定义为铸币税(陈雨露等，2005)。本币国际化赋予发行国从储备国筹集无息贷款的功能。国际货币在发行国境外沉淀，该国可以无偿利用其他国家等额的商品或服务且不需要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即使境外货币资本回流或滞留国内形成通货膨胀，这些国家也可以通过输出货币资本来转嫁经济泡沫。
第二，运用境外储备获取投资收益和佣金收益。国外央行持有的境外储备资产必将转化为可贷资金来获取收益。而且，国际货币所执行的交易媒介等职能。必然通过发行国银行体系所提供的结算和支付服务来完成，这也为相关金融机构带来了佣金收入。因此，货币国际化还可以为发行国带来金融业净收益，数值等于运用境外储备资产进行的投资收益和佣金收益与成本的差额。
第三。拥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成为国际货币以后。发行国的货币政策比他国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相当于拥有货币政策的制定权，对内可以帮助自身增强抵御金融冲击的能力，对外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储备国的金融经济。最典型的是“汇率武器”，著名的《广岛协议》就是美元利用其霸权地位逼迫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出口遭受重创的案例。而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更是频频挥舞“汇率武器”。牺牲他国利益来转嫁危机，谋求自身经济复苏。
第四。加快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运作效率。货币国际化必将给发行国居民和企业的对外交往创造方便条件，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因交易成本降低而更加顺畅和便捷，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运作效率都将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进而增加发行国家的经济利益。
第五，增强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在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在美元本位制下，几乎没有相应的规则、机制和机构来维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价值和功能。世界银行、IMF和WTO这三驾马车反而沦为维护美元霸权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工具。
二、内在脆弱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表现
第一，固定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关系。约束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黄金的市场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当黄金市场价格高于布雷顿森林的固定美元价格时，他国央行可以从事黄金套利获取利益，这种套利行为给美国货币政策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美联储试图较多地发行美元或美国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都可能激化黄金套利活动。进而耗光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美联储面对当时危机冲击时还在提高利率。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降低利率反而会导致货币存量减少。这自然使美元有摆脱贵金属约束的激励。
第二。固定汇率制的安排。制约了美国的“汇率武器”。正是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上位。美国精心布局了战后美元驱动下的新世界经济格局。美国以战争输出和军备竞赛。刺激新技术发明和拉动产业需求，积极谋求产业结构向高科技领域、高端服务业领域升级，这相当于为全球创造了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措施，帮助西欧等国家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加强国际市场相互依赖，以保证美国经济长期繁荣。正是这一时期。德国和日本发挥比较优势，制造业不断崛起，逐步替代了美国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造成美国“工业空洞化”，终于在1971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当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至不可持续时，美国最低成本的方法是通过印刷美元来轻松弥补负债，然而固定汇率制度的安排，使美国想通过赤字——贬值的模式来获取利益的途径受到了制约。美元驱动下的国际分工重组，导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与美元稳定性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是“特里芬两难”的本质。美国为了想获取更多的货币强权，想要摆脱这种固定汇率制安排的冲动更加激化了这一矛盾。
三、内在脆弱性在牙买加体系中的表现
首先。外围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大量增长。为了抵制美元霸权的侵蚀。欧元国家尝试区域和货币一体化，然而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还无法真正挑战美元强势货币的地位。没有建立统一货币区的国家，普遍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试图让美元发挥维持汇率稳定的“货币锚”功能。但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加大，各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困难重重，而盯住汇率又使本国汇率难以跟随实体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常常出现本币高估，给国际游资的投资冲击提供了可趁之机。最典型的案例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据IMF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量高达45000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近70％。这正迎合了美国扩张消费与获取资源的欲望。也派生了更多的过剩国际资本。外汇储备迅猛增长。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也反映了国际货币权力失衡。它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与货币事务中的从属地位，反映了国际货币事务安排与全球经济格局的非对称性：全球制造业体系越来越依赖于新兴市场国家，但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事务中越米越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
其次。金融创新的极大发展。一方面，外汇储备有盈余的国家。将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循环回美国。主要目的是为了流动性和安全性，相对应的只能获取较低收益：而美国的金融机构运作美元，主要目的是为了谋求高回报获取正投资净收益，从而递补大量的经常项目逆差，冲抵债务。这种“投资收益倒挂”，使美国将全球经济失衡以饮鸩止渴方式得到了维持，获取廉价产品的同时。又不至发生债务危机。另一方面，认识到自己被货币强权束缚的外围国家，在储备管理方面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它们不再满足于高流动性、低信用风险和低收益的保守储备资产配置格局，转而向美元资产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也是主权财富基金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异军突起的原因。两方面的力量共同激发了资本逐利的贪婪天性。金融衍生品成为谋求高回报的最佳载体。外围国家低估的汇率，促进了出口产业发展，并将其所得美元重新投资于美国，让美国保持稳定并发挥最终消费者的作用。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实际上。美国成了“亚洲制造”逼迫出来的剩余资本以及产业升级中去往金融领域的投资资本的乐土，以美元为基础的虚拟市场的投机空前繁荣。此时，过剩的流动性、松弛的监管、过度的金融创新、贪婪的机构，危机的基本元素都已具备。美元金融衍生市场崩盘之后，我们见识到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因此，此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美元本位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参考文献：
[1]彭兴韵，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及多元化进程的中国选择[J]，金融评论，2010，(05)
[2]陈雨露等，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02)
[3]宁晓青，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及其内在稳定性的提升[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01)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内在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2-41-02
一、美元霸权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一种货币突破国别界限，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行使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职能，这种状态下的货币称为国际货币。国际货币的这3种基本功能在私人和官方两个领域中分别扮演了6种角色：官方领域通常被用作干预货币、盯住货币和储备货币：私人领域则被用作交易货币、记账单位及外汇资产。国际货币需承担的职责。要求其应具备良好的品质：一是具备长期稳定的可兑换性：二是要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中占有较大比重；三是需要有良好的稳定性。包括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其所需承担的保持国际金融稳定的职责，与维护国内经济利益的货币政策目标会产生难以避免的矛盾。且很难调和。安德鲁(Andrews，2006)强调，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中领导地位的货币。拥有货币强权(monetary power)，即中心货币国家拥有调节利率制衡经济对手的权力、转嫁货币转换成本的权力、延迟支付持续调整成本的权力、重构参与国社会地位的权力等。可以利用国际货币关系。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货币国际化拥有的货币强权。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获取铸币税收益。现代信用货币的最大特点是货币表现形式同货币价值基础相分离。每一个发行法偿货币的政府都可以不需要任何补偿地使用纸制货币，向自己的居民换取实际经济资源，从中攫取发行货币所产生的特定收益。这部分由货币发行主体垄断性地享受“通货币面价值超出生产成本”的收益。被定义为铸币税(陈雨露等，2005)。本币国际化赋予发行国从储备国筹集无息贷款的功能。国际货币在发行国境外沉淀，该国可以无偿利用其他国家等额的商品或服务且不需要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即使境外货币资本回流或滞留国内形成通货膨胀，这些国家也可以通过输出货币资本来转嫁经济泡沫。
第二，运用境外储备获取投资收益和佣金收益。国外央行持有的境外储备资产必将转化为可贷资金来获取收益。而且，国际货币所执行的交易媒介等职能。必然通过发行国银行体系所提供的结算和支付服务来完成，这也为相关金融机构带来了佣金收入。因此，货币国际化还可以为发行国带来金融业净收益，数值等于运用境外储备资产进行的投资收益和佣金收益与成本的差额。
第三。拥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成为国际货币以后。发行国的货币政策比他国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相当于拥有货币政策的制定权，对内可以帮助自身增强抵御金融冲击的能力，对外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储备国的金融经济。最典型的是“汇率武器”，著名的《广岛协议》就是美元利用其霸权地位逼迫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出口遭受重创的案例。而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更是频频挥舞“汇率武器”。牺牲他国利益来转嫁危机，谋求自身经济复苏。
第四。加快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运作效率。货币国际化必将给发行国居民和企业的对外交往创造方便条件，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因交易成本降低而更加顺畅和便捷，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运作效率都将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进而增加发行国家的经济利益。
第五，增强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在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在美元本位制下，几乎没有相应的规则、机制和机构来维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价值和功能。世界银行、IMF和WTO这三驾马车反而沦为维护美元霸权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工具。
二、内在脆弱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表现
第一，固定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关系。约束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黄金的市场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当黄金市场价格高于布雷顿森林的固定美元价格时，他国央行可以从事黄金套利获取利益，这种套利行为给美国货币政策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美联储试图较多地发行美元或美国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都可能激化黄金套利活动。进而耗光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美联储面对当时危机冲击时还在提高利率。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降低利率反而会导致货币存量减少。这自然使美元有摆脱贵金属约束的激励。
第二。固定汇率制的安排。制约了美国的“汇率武器”。正是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上位。美国精心布局了战后美元驱动下的新世界经济格局。美国以战争输出和军备竞赛。刺激新技术发明和拉动产业需求，积极谋求产业结构向高科技领域、高端服务业领域升级，这相当于为全球创造了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措施，帮助西欧等国家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加强国际市场相互依赖，以保证美国经济长期繁荣。正是这一时期。德国和日本发挥比较优势，制造业不断崛起，逐步替代了美国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造成美国“工业空洞化”，终于在1971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当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至不可持续时，美国最低成本的方法是通过印刷美元来轻松弥补负债，然而固定汇率制度的安排，使美国想通过赤字——贬值的模式来获取利益的途径受到了制约。美元驱动下的国际分工重组，导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与美元稳定性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是“特里芬两难”的本质。美国为了想获取更多的货币强权，想要摆脱这种固定汇率制安排的冲动更加激化了这一矛盾。
三、内在脆弱性在牙买加体系中的表现
首先。外围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大量增长。为了抵制美元霸权的侵蚀。欧元国家尝试区域和货币一体化，然而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还无法真正挑战美元强势货币的地位。没有建立统一货币区的国家，普遍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试图让美元发挥维持汇率稳定的“货币锚”功能。但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加大，各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困难重重，而盯住汇率又使本国汇率难以跟随实体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常常出现本币高估，给国际游资的投资冲击提供了可趁之机。最典型的案例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据IMF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量高达45000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近70％。这正迎合了美国扩张消费与获取资源的欲望。也派生了更多的过剩国际资本。外汇储备迅猛增长。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也反映了国际货币权力失衡。它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与货币事务中的从属地位，反映了国际货币事务安排与全球经济格局的非对称性：全球制造业体系越来越依赖于新兴市场国家，但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事务中越米越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
其次。金融创新的极大发展。一方面，外汇储备有盈余的国家。将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循环回美国。主要目的是为了流动性和安全性，相对应的只能获取较低收益：而美国的金融机构运作美元，主要目的是为了谋求高回报获取正投资净收益，从而递补大量的经常项目逆差，冲抵债务。这种“投资收益倒挂”，使美国将全球经济失衡以饮鸩止渴方式得到了维持，获取廉价产品的同时。又不至发生债务危机。另一方面，认识到自己被货币强权束缚的外围国家，在储备管理方面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它们不再满足于高流动性、低信用风险和低收益的保守储备资产配置格局，转而向美元资产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也是主权财富基金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异军突起的原因。两方面的力量共同激发了资本逐利的贪婪天性。金融衍生品成为谋求高回报的最佳载体。外围国家低估的汇率，促进了出口产业发展，并将其所得美元重新投资于美国，让美国保持稳定并发挥最终消费者的作用。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实际上。美国成了“亚洲制造”逼迫出来的剩余资本以及产业升级中去往金融领域的投资资本的乐土，以美元为基础的虚拟市场的投机空前繁荣。此时，过剩的流动性、松弛的监管、过度的金融创新、贪婪的机构，危机的基本元素都已具备。美元金融衍生市场崩盘之后，我们见识到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因此，此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美元本位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参考文献：
[1]彭兴韵，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及多元化进程的中国选择[J]，金融评论，2010，(05)
[2]陈雨露等，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02)
[3]宁晓青，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及其内在稳定性的提升[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