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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前的十来年，被中国官方定位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如何看待世界?
历史上大国兴衰和霸权更替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国运，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的增长，也取决于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和互动。
2020年以前的十来年，被中国官方定位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在“崛起”和“崩溃”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之间找到自己合适的路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什么在决定大国兴衰
过去几百年来，欧美国家轮番上阵，享受世界之巅的荣耀。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沉沉浮浮间，是什么力量在决定着国际格局翻云覆雨的大改变呢?
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力量往往会招惹来强大的反对势力，他们会组成联盟并且策划霸权的垮台。这类情况曾发生在拿破仑身上，也曾发生在路易十四、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希特勒、斯大林身上。显然，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条古老规则。但归根结底，这只是人们对历史的经验总结，它告诉我们霸权一定会衰落，但不能解释它为何衰落以及何时会衰落。
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在所著的《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近现代以来霸权国家的交替都伴随着两大过程，一边是衰落霸权的金融扩张，一边是新兴霸权金融力量的积聚。当新兴霸权获得了足够的“巨额融资”能力，国际金融中心随之改变，霸权地位也随之改变。世界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转到伦敦再到纽约，世界霸权也从荷兰转到英国再到美国，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种“巨额融资”能力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
书中还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生产性，但多数金融帝国的经济都走上了一条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发展的道路，这就使这些金融霸权有了生命周期的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而早在20年前，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则提出了另一种广为人知的理论：经济霸权是政治和军事霸权的基础；历史上的所有帝国都衰落于军事上的过度扩张。
以这两种力量来对照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似乎会得出美国已经衰落的结论：美国遇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的海外驻军有24万多人，同时进行着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美国在这两地遭遇的程度不同的挫败似乎表明，美国的军事扩张已经过度。
美国还是老大吗
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到底会造成怎样的损害，目前还不得而知。尽管德国财长认为“美国将失去金融霸权”，但普遍的看法认为，这是一场“大地震，但伤亡有限”。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德国和欧洲的经济开始大幅下滑，由于银行借贷的杠杆率比美国还高，再加上生产率只有美国的3/4，欧洲面临的衰退只怕比美国还严重。而之前还虎虎生威、似乎与金融危机绝缘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也仿佛一夜之间陷入困境。美国的处境不妙，但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国际金融霸权的转移，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迹象。
在军事领域，虽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了挫败，但军事的扩张并没有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负担，美国仅仅花费了其GDP的3.5％就买到了目前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这与苏联的15％左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像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付出巨大代价而成为世界第一是一回事，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权仅付出了低廉的代价才是惊人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的衰落及其主导的国际格局的变动是一个客观规律，但目前，国际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权力转移的倾向，美国在政治经济上都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但美国的优势仍很明显，美国的文化和国家制度所赋予的自我调节能力、创新能力、对世界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利用能力，绝不可小视。建国200余年第一次产生了黑人总统，仅此一点就令世人难以低估美利坚民族的调整和应变能力。美国力量的下降和中国力量的上升都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而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必然是漫长的过程。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仍将维持很长时间。
更重要的是，现在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取代美国的地位，欧盟和美国一样，是一个既强大又富裕的力量，但它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相去甚远，而且欧盟的持续扩大注定了其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的整合上。中、日、俄、印在国家力量的组成上均有明显的短板，无法和美国抗衡。
而且，其他的国际力量也没有挑战美国的明显意图。法、德、俄组成的“欧洲三驾马车”，俄德国“特殊关系”，俄、中、印组成的“战略三角”，以及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战略关系”，仔细观察，缺乏实质性内容。要把美元拉下马，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来实现，但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或联盟表现出任何要付出代价的意思。相反，个个都想搭便车，从美国的手中分得好处。
对于中国而言，遏制美国霸权、推动国际体系的多极化似乎是一个确定不疑的方向和方针，但实事求是地分析，无论是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还是美国为主的单极格局，对中国虽然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也造就了大体和平的局面，中国正是因为正确运用了国际格局的矛盾，才有了今天的有利局面。而从历史上看，多极体系也是爆发两次大战的主要原因。因此，认为多极比单极或两极更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并不能得到历史的证明。
中国的模式
世界大国兴衰史清楚表明，一个国家崛起的方式往往比崛起本身对世界的影响更大，新兴大国如何创造和利用机遇将积累的力量转化为影响力，历史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值得我们借鑒。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894年就超过了其他老牌大国而居世界第一，但美国沉得住气。1898年赢得一场“小而辉煌”的美西战争并没有让美国因此而走向以武力攫取霸权的道路。美国在一次大战后期参战，打完一战后重又奉行孤立主义，埋头国内事务。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47年，美国才开始承担起西方世界领袖的责任。美国国际领导权的获得更像是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
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日本，都是在国力增长后急不可耐地以武力扩张自己的势力，最后一败涂地。以德国为例，德国是在19世纪60年代崛起于欧洲的，在普法战争中活捉了拿破仑三世，威廉一世遂于1871年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国皇帝。此时，德国当时的工业水平仅次于美国，德国在全世界最早实行了义务教育，德国的实力很强大，但此时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毕，德国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和尊重，心理上的愤愤不平使德国铤而走险， 最终走上绝路。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在制度上，战前德国和日本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基本上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德国先是保留皇权强大的君主制，后是实行绝对独裁的法西斯专制。日本则实行神化的天皇绝对君权和武士道为基础的军国主义体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德、日把扩张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导致崛起失败的致命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又同德、日当时存在着的狂热民族主义思潮结合。這种制度和文化都使两国的崛起变得极为野蛮残酷，当然就不能被各国所接受。而苏联的政治体制是苏联崛起的内部桎梏，它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经济活力，使崛起过程越来越缺乏持久的内在动因。
对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使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扩张的目的已为人类社会所不容，与国际潮流背道而驰，而充当国际体系挑战者也难以为国际社会和现存霸权主导国所接受，付出的成本也将十分巨大。中国应该消除与西方大国的不信任感，避免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的对抗和冲突，并推进国内各项变革，这是中国崛起的应有之义。
中国近些年的崛起，给西方国家造成的最大困扰在于：制度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是否创造了另一种发展模式?中国是否会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特例长期保存下去?中国的成绩确实耀眼，但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吗?目前，没有任何明显的独特的中国“生活方式”或社会经济模式可以向其他国家传播。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像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那样生活。这个愿望单纯而且美好，从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在是无可厚非。即使是对中国一直持严厉批评的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对这个愿望有所批评。
但问题在于，世界上的资源已经不可能支持中国沿着同样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如果随着美国人的思维，和美国去比国力、比谁第一，用资源耗费战术，玩GDP竞争，其实质就和过去苏联与美国玩太空竞争一样，前景堪忧。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崛起绝不是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某国，在全球变暖、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背景下，中国必须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否则，未来的资源争夺和冲突不可避免。并且，在国家崛起的评价体系中，我们需要容纳政府层面、社会层面、民众层面的思维系数。中国需要的，不是与别国的国力竞争，而是要看看到底哪个政府治理能力强、哪个社会更稳定、哪国民众最有克服危机的可能性。
历史上大国兴衰和霸权更替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国运，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的增长，也取决于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和互动。
2020年以前的十来年，被中国官方定位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在“崛起”和“崩溃”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之间找到自己合适的路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什么在决定大国兴衰
过去几百年来，欧美国家轮番上阵，享受世界之巅的荣耀。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沉沉浮浮间，是什么力量在决定着国际格局翻云覆雨的大改变呢?
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力量往往会招惹来强大的反对势力，他们会组成联盟并且策划霸权的垮台。这类情况曾发生在拿破仑身上，也曾发生在路易十四、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希特勒、斯大林身上。显然，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条古老规则。但归根结底，这只是人们对历史的经验总结，它告诉我们霸权一定会衰落，但不能解释它为何衰落以及何时会衰落。
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在所著的《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近现代以来霸权国家的交替都伴随着两大过程，一边是衰落霸权的金融扩张，一边是新兴霸权金融力量的积聚。当新兴霸权获得了足够的“巨额融资”能力，国际金融中心随之改变，霸权地位也随之改变。世界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转到伦敦再到纽约，世界霸权也从荷兰转到英国再到美国，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种“巨额融资”能力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
书中还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生产性，但多数金融帝国的经济都走上了一条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发展的道路，这就使这些金融霸权有了生命周期的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而早在20年前，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则提出了另一种广为人知的理论：经济霸权是政治和军事霸权的基础；历史上的所有帝国都衰落于军事上的过度扩张。
以这两种力量来对照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似乎会得出美国已经衰落的结论：美国遇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的海外驻军有24万多人，同时进行着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美国在这两地遭遇的程度不同的挫败似乎表明，美国的军事扩张已经过度。
美国还是老大吗
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到底会造成怎样的损害，目前还不得而知。尽管德国财长认为“美国将失去金融霸权”，但普遍的看法认为，这是一场“大地震，但伤亡有限”。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德国和欧洲的经济开始大幅下滑，由于银行借贷的杠杆率比美国还高，再加上生产率只有美国的3/4，欧洲面临的衰退只怕比美国还严重。而之前还虎虎生威、似乎与金融危机绝缘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也仿佛一夜之间陷入困境。美国的处境不妙，但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国际金融霸权的转移，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迹象。
在军事领域，虽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了挫败，但军事的扩张并没有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负担，美国仅仅花费了其GDP的3.5％就买到了目前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这与苏联的15％左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像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付出巨大代价而成为世界第一是一回事，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权仅付出了低廉的代价才是惊人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的衰落及其主导的国际格局的变动是一个客观规律，但目前，国际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权力转移的倾向，美国在政治经济上都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但美国的优势仍很明显，美国的文化和国家制度所赋予的自我调节能力、创新能力、对世界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利用能力，绝不可小视。建国200余年第一次产生了黑人总统，仅此一点就令世人难以低估美利坚民族的调整和应变能力。美国力量的下降和中国力量的上升都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而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必然是漫长的过程。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仍将维持很长时间。
更重要的是，现在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取代美国的地位，欧盟和美国一样，是一个既强大又富裕的力量，但它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相去甚远，而且欧盟的持续扩大注定了其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的整合上。中、日、俄、印在国家力量的组成上均有明显的短板，无法和美国抗衡。
而且，其他的国际力量也没有挑战美国的明显意图。法、德、俄组成的“欧洲三驾马车”，俄德国“特殊关系”，俄、中、印组成的“战略三角”，以及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战略关系”，仔细观察，缺乏实质性内容。要把美元拉下马，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来实现，但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或联盟表现出任何要付出代价的意思。相反，个个都想搭便车，从美国的手中分得好处。
对于中国而言，遏制美国霸权、推动国际体系的多极化似乎是一个确定不疑的方向和方针，但实事求是地分析，无论是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还是美国为主的单极格局，对中国虽然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也造就了大体和平的局面，中国正是因为正确运用了国际格局的矛盾，才有了今天的有利局面。而从历史上看，多极体系也是爆发两次大战的主要原因。因此，认为多极比单极或两极更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并不能得到历史的证明。
中国的模式
世界大国兴衰史清楚表明，一个国家崛起的方式往往比崛起本身对世界的影响更大，新兴大国如何创造和利用机遇将积累的力量转化为影响力，历史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值得我们借鑒。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894年就超过了其他老牌大国而居世界第一，但美国沉得住气。1898年赢得一场“小而辉煌”的美西战争并没有让美国因此而走向以武力攫取霸权的道路。美国在一次大战后期参战，打完一战后重又奉行孤立主义，埋头国内事务。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47年，美国才开始承担起西方世界领袖的责任。美国国际领导权的获得更像是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
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日本，都是在国力增长后急不可耐地以武力扩张自己的势力，最后一败涂地。以德国为例，德国是在19世纪60年代崛起于欧洲的，在普法战争中活捉了拿破仑三世，威廉一世遂于1871年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国皇帝。此时，德国当时的工业水平仅次于美国，德国在全世界最早实行了义务教育，德国的实力很强大，但此时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毕，德国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和尊重，心理上的愤愤不平使德国铤而走险， 最终走上绝路。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在制度上，战前德国和日本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基本上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德国先是保留皇权强大的君主制，后是实行绝对独裁的法西斯专制。日本则实行神化的天皇绝对君权和武士道为基础的军国主义体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德、日把扩张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导致崛起失败的致命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又同德、日当时存在着的狂热民族主义思潮结合。這种制度和文化都使两国的崛起变得极为野蛮残酷，当然就不能被各国所接受。而苏联的政治体制是苏联崛起的内部桎梏，它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经济活力，使崛起过程越来越缺乏持久的内在动因。
对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使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扩张的目的已为人类社会所不容，与国际潮流背道而驰，而充当国际体系挑战者也难以为国际社会和现存霸权主导国所接受，付出的成本也将十分巨大。中国应该消除与西方大国的不信任感，避免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的对抗和冲突，并推进国内各项变革，这是中国崛起的应有之义。
中国近些年的崛起，给西方国家造成的最大困扰在于：制度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是否创造了另一种发展模式?中国是否会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特例长期保存下去?中国的成绩确实耀眼，但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吗?目前，没有任何明显的独特的中国“生活方式”或社会经济模式可以向其他国家传播。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像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那样生活。这个愿望单纯而且美好，从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在是无可厚非。即使是对中国一直持严厉批评的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对这个愿望有所批评。
但问题在于，世界上的资源已经不可能支持中国沿着同样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如果随着美国人的思维，和美国去比国力、比谁第一，用资源耗费战术，玩GDP竞争，其实质就和过去苏联与美国玩太空竞争一样，前景堪忧。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崛起绝不是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某国，在全球变暖、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背景下，中国必须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否则，未来的资源争夺和冲突不可避免。并且，在国家崛起的评价体系中，我们需要容纳政府层面、社会层面、民众层面的思维系数。中国需要的，不是与别国的国力竞争，而是要看看到底哪个政府治理能力强、哪个社会更稳定、哪国民众最有克服危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