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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平生有两个习惯，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写日记了。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弥留之际，还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从教授到外长，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定的大时代，他曾目睹新加坡的陷落，亲尝过希特勒轰炸伦敦的滋味，几乎见过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领袖人物，是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客，其英语受到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赏识。他是佛洛斯特的学生，和艾略特情兼师友。他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伍，是“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新月》到《学文》月刊，他曾主编过两个重要的文学期刊。１９４６年９月，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在阵容强大的“特约撰稿人”中即使弃学从政之后的他也榜上有名（是《观察》撰稿人中少有的官员之一，职务是“外交部参事”），虽然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政权几乎败局已定时，雷震、胡适、傅斯年等试图发起一场“自由中国运动”（成为后来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先声），在雷震草拟的“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上也有叶公超的名字。从编《新月》到列名《观察》“特约撰稿人”乃至“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在骨子里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几十年宦海沉浮也未能淹没他的书生本色。
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一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所以作品不多，其一生中只出版过惟一一本中文著作《叶公超散文集》。他还为书名叫“散文集”或者“散文第一集”，费过一番心思。那是１９７９年秋天，离他生命的终点不过两年。而他的英文著作倒是有好几种。
陶希圣说他“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他和同时代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把酒言交，谈诗论文。虽然他从不写日记，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等的日记中留下了生命的踪迹。他桃李遍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直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一名出色的外文系教授，他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济济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锺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都是他的学生。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叶公超是二十世纪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的精神风采、泱泱气度都已随着他的逝去而风流云散。尽管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在各自的领域有过怎样出色的表现，都没有人能成为“他的活纪念碑”，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但他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着典型的意义。
一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病逝，时在北大的叶公超特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全读完，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发表在当年１１月１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他充分肯定了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１２月８日，他又写下一篇更长的《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５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他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ａｇｉｔａｔｏｒ），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连素来宽容的胡适（曾批评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帮助《鲁迅全集》的出版），读了这样的评论也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他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曾经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道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启示。
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结果。叶公超从少年时代起就远渡重洋，受过完整的英美教育，接受了古希腊以来深厚的人文思想，如他晚年所回忆的“爱默思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他都显得那么宽容。在知人论世时，他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没有门户之见，能超越派别的局限。早在鲁迅生前，他就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鲁迅身后，连写两文，持论公正，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１９３９年８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写过一篇《谈白话散文》，还以鲁迅为例：“他的力量往往就在语词里，他的语词有许多是从文言里来的，也有按语法自造的，也有从西文借来的。他的好句子也多半是一个或几个语词构成的：短悍、锋锐、辛辣、刻毒——所有他文字的特色都埋伏在他的语词里。”
作为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外文系教授和新文学批评家，叶公超与反对白话文、维护旧文化的林纾（琴南）完全不是同路人，但对不懂外语的林纾在翻译上的作为，他照样有自己的持平之论。他曾对学生艾山等说：“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他对林纾的由衷赞赏也是“人归人，文章归文章”的一个显著例子。
二
《新月》鼎盛时代，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热心论政、批评现实，留下了光耀史册的《人权论集》，而叶公超几乎对政治毫无兴趣，没有发表过和政治有关的一个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侵略、民族危机，叶公超也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热血，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当年清华化学系学生华道一在《叶公超教授掩护我免遭逮捕》文中回忆说：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９日清早，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当局在清华园逮捕了三个学生，被闻讯而来的清华学生抢回。他们还愤怒地砸了军警的汽车。结果，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包围清华园，要进来抓人。一时风声鹤唳，空气极为紧张。上午，华道一照常在图书馆底层的阅览室看报，叶公超住在清华北院，每天早上都从阅览室穿行而过。他特地走过去招呼华道一说：“今天空气这么紧张，你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吗？”华说：“我没有地方去，只得等军警进校再说吧。”叶亲切地说：“你如没有地方去，可以躲到我家里去。”
他的话让学生感到意外而且温暖。华道一只是选读了他讲授的“二年级英语”，虽然成绩很好，经常得“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九十分以上），可平时的作业都是由助教批改的，除了课堂上听叶公超讲课外，几乎没有什么个别交往，还以为叶先生不一定认识自己呢。显然，叶公超不仅认得这位外系的学生，而且认为华可能是军警逮捕的对象。事实上，华确是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当天下午，在当局交给梅贻琦校长的“黑名单”上就有华在内。名单上共有二三十人，一部分加了两个圈，表示情节严重，一部分加了一个圈，另有一部分没有圈。华属于加了一个圈的。
从梅校长家走出，已是暮色四合，华道一匆忙到食堂吃了饭，然后到了叶家，受到老师的热情接待，安排睡在小客厅的长沙发上。叶公超还专门召集全家，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弟，姓王，不是清华学生。他昨天从北京城里到西山去玩，今天到我家来，恰值清华进城校车停驶，出不去了，故今晚宿在我家。”事实上是让一家人统一口径。
当夜下着雪，军警闯入清华园，闹了个天翻地覆，抓了几十个学生，而华道一则温暖地睡在叶家的客厅里。第二天早晨，叶公超亲切地招呼华和自己同进早餐，把大量的奶油往华的盘子里盛，并说：“奶油能产生大量热量，对你大有好处，你已经折磨了一个夜晚，看来还得逃亡，够苦的了。”
报纸那时都奉令称共产党为“匪”。华还记得，叶公超特地指着一段红军从陕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消息时，只是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在这位“左”倾的学生看来，“他那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客观的”。
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事，当时的老师们几乎都是这样做的，那天朱自清家里也躲了六个女生。显然，叶公超对当时军警当局愚蠢、野蛮的做法不满，同情那些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学生，所以这位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才会有这样的义举。华道一说：“我想他关怀、掩护一个青年学生，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日久他恐怕只记得掩护过一个学生，也许不再记得这个学生姓甚名谁了。”但学生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幕。
北大学子艾山回忆，抗战前夕叶公超上课，“不常谈到时事，但一谈到，总是说明，日本军阀没有蠢动，大家还可以短期地和平相处一段日子；蠢动一开始，‘那他们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国战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凝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定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得下去的”。
１９４０年秋天上海之行，他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三十九天，这一噩梦改变了叶公超后半生的命运。他之所以踏上弃学从政之路，首先是因为抗日。他在晚年说：“我之所以进入外交界，完全是因为抗战的关系。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虽然这次意外的囚禁经历是他从政的直接动因，但如果没有他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怀，没有对生养他的祖国的爱，他也不会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作出这一选择，义无返顾地做“过河卒子”，远离家人，奔走于新加坡、伦敦。包括叶公超、胡适在内的许多受西方教育、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铸成了他们对这个国家诚挚的爱。而这种挚爱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所能想象的。
三
许多熟悉叶公超的人都说他“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初回国时，闻一多甚至戏称他是“二毛子”，意思是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学会了，可是中文并不怎么样（实际上，他的中国文化根基固然不及闻一多，但也有相当造诣）。他的英语演说曾倾倒了许多英、美人，如抗战期间在伦敦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其英语水平就受到邱吉尔的夸奖。一位非洲的外交家说他雄辩滔滔的时候，密不容针。
他出“使”美国时，一次应西雅图的“中国之友会”和“世界问题研讨会”之邀发表演讲。“他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候讲得离题万里，似脱缰之马，但是忽然轻轻一勒，又回到本题，言归正传。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他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名教授乔治·马丁和远东问题专家乔治·泰勒，还有名汉学家小卫礼贤等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温斯顿·邱吉尔相媲美。
即便如此，他对自己所倾心的西方文明，对他少小时求学的英国，也不是盲目迷信，一味崇拜。在南岳——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一次公开的演讲会上，他攻击英国绅士们保守的劣根性，称其夜郎自大，爱贪小便宜，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犹茫然而不自知。他说起来，态度严肃，声色俱厉，把英人燕卜荪也逗笑了。“他说到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的，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他劝大家对别人风俗、习惯多了解些，了解其根源，省得一味模仿人家，像俗语所说，反穿皮袄，犹装模作样（羊）挺神气。”
在外交舞台上，有人把他比作春秋时的晏子。他的能言善辩来自于“诗教”，他常说“不学诗，无以言”。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几乎是个天生的诗人、书画家，但他自小接受西方教育，早已超越了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局限，是桃李满天下的名教授，也是进入了文学史的批评家，但他更是一位永远不懂得“听话”的书生，一个即使身在官场依然不失其本来面目的知识分子，一个率性而为的真人。
与他的脾气、风骨相比，他的才情、文章、书画都不是第一位的。在一个封闭社会，他的直言，他的自信，他的才气，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的结局。在被迫离开外交界之后的二十年，他只能“怒而写竹，喜而绘兰”，写竹的时候总比画兰多。
但无论如何，他的一生没有白活。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晚上，他在病榻上对记者于衡说：“我希望能再活个三年五载，整理一些少年时写的作品。”不到两天，１１月２０日上午，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他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绝笔《病中琐忆》在《联合报》上发表。他最后不无沉痛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激。”
台静农的挽联说：
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
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
虽然叶公超自称“悲剧的主角”，但其中却决无悔意。他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最终被极权体制所抛弃，其书生本色、诗人气质终究不见容于东方的政治。或许政治舞台的悲剧不仅属于东方，叶公超就曾和麦克阿瑟“虎帐夜谈兵”，在麦氏的军棋室中，世界地图上插满了红色、绿色的小旗，即使被解职之后麦克阿瑟依然孜孜地研究世局动向。有人将他们俩作过比较：“古往今来，恃才傲物而受挫折、打击的例子太多了，这些英雄写下了一段历史，也博取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感叹。可是麦克阿瑟与叶公超都没有亲自写下他的一生故事，他们的心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不可忖测的谜。”
阅读叶公超的故事，也许我们能解开这个谜。
四
脾气“大”也好，“坏”也罢，直言无忌，不听话，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却正是叶公超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可爱处、可贵处。不幸而身入官场，这就成了他的致命伤。他一生的命运，他悲剧的症结可以说都在这里。陆铿言：“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不过老实说，即使他不弃学从政，在时代变幻不定的风云中，他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他身上有中国传统的儒家气质，即既有士的气节，也不乏文人的情趣、雅兴、习性，表现为愤世嫉俗，甚或玩世不恭。他熟读孙子兵法，并灵活自如地运用在外交上，且十分有效。他熟读《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喜欢《金瓶梅》、《醒世因缘》等。同时，他少小时就在英美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为人处世有英国绅士风度，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他欣赏胡适的“过河卒子”精神，最看不起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情报贩子，最痛恨小人得志，打击正人君子。
“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寸心宽”，是他常写的联句。
在官场交往中，在酒筵酬酢间，他常常语出诙谐，对人奚落、讽刺也是平常事。他从来不是那种唯唯诺诺、脑满肠肥的官僚，而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即使宦游多年，依然不失书生本性。黄少谷说“他是一个有远虑的人”，同时评价他“不世故”，可谓知人之论。他确是一个梗直而没有机心、不懂得圆滑的人，“好放言无忌，辞欠斟酌”，无论是评论世事，还是臧否人物，总是直来直去，从不转弯抹角，貌似中庸。在从政前，在朋友中他也是如此，朱自清日记中对此多有流露。他性格中有嫉恶如仇的一面，“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从政之前，叶公超在清华园和浦江清谈及蒋介石时并无好感，那时他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一度还成为重臣。
抗战期间因西藏宣言，第一次和蒋打交道时，叶公超职位低微。做了“外长”，为蒋鞍前马后奔忙，那时蒋确实要借重于他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但从不居功自傲。他曾半真半假地说过，对日和约谈判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张群是政务次长，自己是常务次长。与美国谈判签定共同防御条约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宋美龄是政务次长，自己仍是常务次长。
１９６１年，为了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分歧，叶公超在美、蒋的夹缝中，极难应对。蒋秉持“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坚决抵制外蒙进入联合国。结果叶公超被突然召回，从此他告别外交舞台，甚至连美国都去不了。
叶公超的知己陈香梅和张群是忘年交，为了叶公超的事陈香梅曾找过张。张算得上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的回答是，这事办不来了，连宋美龄向蒋劝说都无效，还有谁能说话，并问陈香梅懂不懂。陈香梅自然不懂。一个掌握了无限权力的帝王的心思，集权社会的秘密，这些她又怎么会懂？
有一种说法，有人在蒋介石面前“进谗言”，说叶公超在谈话中有对蒋不敬的语气，蒋闻后大发雷霆，立即将其罢黜。当叶公超被召回台湾后，蒋并没有及时召见他，最后不准他再返回美国，等于是变相地将其软禁在台湾。蒋是一代枭雄，深知叶公超在外交界举足轻重，岂会轻易被人一语所左右，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其本身对叶有很深的不满之处。张群在蒋身边多年，知蒋很深，他告诫叶公超“凡事要听话”，说到了点子上。以叶公超的书生脾气、才子性情，一辈子脾气大，在尔虞我诈、拍马溜须的中国官场，他能立足如此之久已属异数，他之出局自在情理之中。
叶公超从来不是蒋夹袋中人，不是蒋政权的里层，只是因缘际会，在大变动的时代，危难之时崛起于外交界，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能为蒋卖命。一旦位居顶峰的蒋介石不想再重用叶公超，他的下场便只能如此。这在一个集权社会和封闭的王朝政治中是很平常的。
五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叶公超黯然离开外交界，之后欲教书而不得，欲出国也不得，如同笼中鸟，困在台湾岛上，远离家人，孤独、忧闷可想而知，虽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以传统文人的方式自我疗伤、自我慰藉，但不是没有牢骚，他知道“政府对用过的老人不预备再用了”。
一次，老友蔡孟坚来看叶公超，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即阁员）高职，足以安慰。”叶公超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有人批评叶公超喜怒无常，说他“一天的脾气有四季，春夏秋冬，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哪一季，全凭运气，可能早上去看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曾和叶公超共过事的沈剑虹说，他有时见面非常亲热，有说有笑，有时视若无睹，一语不发，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同叶公超相处久的会原谅他，比较生的人，一定说他眼睛长在头顶上，目中无人。沈以为“他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同他家庭生活不正常多少有些关系”。
被困在孤岛上，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成为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他曾发出这样的浩叹。直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因此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叶公超，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二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１９８１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他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情绪所感染，沉默了好一会儿。
弥留之际他还在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啦！”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他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程，终年七十八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正如当时有人说的，叶公超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消失”。后世还会再有那个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从教授到外长，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定的大时代，他曾目睹新加坡的陷落，亲尝过希特勒轰炸伦敦的滋味，几乎见过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领袖人物，是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客，其英语受到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赏识。他是佛洛斯特的学生，和艾略特情兼师友。他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伍，是“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新月》到《学文》月刊，他曾主编过两个重要的文学期刊。１９４６年９月，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在阵容强大的“特约撰稿人”中即使弃学从政之后的他也榜上有名（是《观察》撰稿人中少有的官员之一，职务是“外交部参事”），虽然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政权几乎败局已定时，雷震、胡适、傅斯年等试图发起一场“自由中国运动”（成为后来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先声），在雷震草拟的“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上也有叶公超的名字。从编《新月》到列名《观察》“特约撰稿人”乃至“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在骨子里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几十年宦海沉浮也未能淹没他的书生本色。
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一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所以作品不多，其一生中只出版过惟一一本中文著作《叶公超散文集》。他还为书名叫“散文集”或者“散文第一集”，费过一番心思。那是１９７９年秋天，离他生命的终点不过两年。而他的英文著作倒是有好几种。
陶希圣说他“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他和同时代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把酒言交，谈诗论文。虽然他从不写日记，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等的日记中留下了生命的踪迹。他桃李遍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直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一名出色的外文系教授，他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济济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锺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都是他的学生。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叶公超是二十世纪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的精神风采、泱泱气度都已随着他的逝去而风流云散。尽管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在各自的领域有过怎样出色的表现，都没有人能成为“他的活纪念碑”，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但他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着典型的意义。
一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病逝，时在北大的叶公超特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全读完，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发表在当年１１月１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他充分肯定了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１２月８日，他又写下一篇更长的《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５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他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ａｇｉｔａｔｏｒ），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连素来宽容的胡适（曾批评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帮助《鲁迅全集》的出版），读了这样的评论也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他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曾经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道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启示。
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结果。叶公超从少年时代起就远渡重洋，受过完整的英美教育，接受了古希腊以来深厚的人文思想，如他晚年所回忆的“爱默思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他都显得那么宽容。在知人论世时，他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没有门户之见，能超越派别的局限。早在鲁迅生前，他就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鲁迅身后，连写两文，持论公正，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１９３９年８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写过一篇《谈白话散文》，还以鲁迅为例：“他的力量往往就在语词里，他的语词有许多是从文言里来的，也有按语法自造的，也有从西文借来的。他的好句子也多半是一个或几个语词构成的：短悍、锋锐、辛辣、刻毒——所有他文字的特色都埋伏在他的语词里。”
作为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外文系教授和新文学批评家，叶公超与反对白话文、维护旧文化的林纾（琴南）完全不是同路人，但对不懂外语的林纾在翻译上的作为，他照样有自己的持平之论。他曾对学生艾山等说：“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他对林纾的由衷赞赏也是“人归人，文章归文章”的一个显著例子。
二
《新月》鼎盛时代，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热心论政、批评现实，留下了光耀史册的《人权论集》，而叶公超几乎对政治毫无兴趣，没有发表过和政治有关的一个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侵略、民族危机，叶公超也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热血，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当年清华化学系学生华道一在《叶公超教授掩护我免遭逮捕》文中回忆说：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９日清早，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当局在清华园逮捕了三个学生，被闻讯而来的清华学生抢回。他们还愤怒地砸了军警的汽车。结果，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包围清华园，要进来抓人。一时风声鹤唳，空气极为紧张。上午，华道一照常在图书馆底层的阅览室看报，叶公超住在清华北院，每天早上都从阅览室穿行而过。他特地走过去招呼华道一说：“今天空气这么紧张，你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吗？”华说：“我没有地方去，只得等军警进校再说吧。”叶亲切地说：“你如没有地方去，可以躲到我家里去。”
他的话让学生感到意外而且温暖。华道一只是选读了他讲授的“二年级英语”，虽然成绩很好，经常得“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九十分以上），可平时的作业都是由助教批改的，除了课堂上听叶公超讲课外，几乎没有什么个别交往，还以为叶先生不一定认识自己呢。显然，叶公超不仅认得这位外系的学生，而且认为华可能是军警逮捕的对象。事实上，华确是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当天下午，在当局交给梅贻琦校长的“黑名单”上就有华在内。名单上共有二三十人，一部分加了两个圈，表示情节严重，一部分加了一个圈，另有一部分没有圈。华属于加了一个圈的。
从梅校长家走出，已是暮色四合，华道一匆忙到食堂吃了饭，然后到了叶家，受到老师的热情接待，安排睡在小客厅的长沙发上。叶公超还专门召集全家，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弟，姓王，不是清华学生。他昨天从北京城里到西山去玩，今天到我家来，恰值清华进城校车停驶，出不去了，故今晚宿在我家。”事实上是让一家人统一口径。
当夜下着雪，军警闯入清华园，闹了个天翻地覆，抓了几十个学生，而华道一则温暖地睡在叶家的客厅里。第二天早晨，叶公超亲切地招呼华和自己同进早餐，把大量的奶油往华的盘子里盛，并说：“奶油能产生大量热量，对你大有好处，你已经折磨了一个夜晚，看来还得逃亡，够苦的了。”
报纸那时都奉令称共产党为“匪”。华还记得，叶公超特地指着一段红军从陕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消息时，只是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在这位“左”倾的学生看来，“他那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客观的”。
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事，当时的老师们几乎都是这样做的，那天朱自清家里也躲了六个女生。显然，叶公超对当时军警当局愚蠢、野蛮的做法不满，同情那些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学生，所以这位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才会有这样的义举。华道一说：“我想他关怀、掩护一个青年学生，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日久他恐怕只记得掩护过一个学生，也许不再记得这个学生姓甚名谁了。”但学生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幕。
北大学子艾山回忆，抗战前夕叶公超上课，“不常谈到时事，但一谈到，总是说明，日本军阀没有蠢动，大家还可以短期地和平相处一段日子；蠢动一开始，‘那他们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国战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凝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定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得下去的”。
１９４０年秋天上海之行，他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三十九天，这一噩梦改变了叶公超后半生的命运。他之所以踏上弃学从政之路，首先是因为抗日。他在晚年说：“我之所以进入外交界，完全是因为抗战的关系。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虽然这次意外的囚禁经历是他从政的直接动因，但如果没有他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怀，没有对生养他的祖国的爱，他也不会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作出这一选择，义无返顾地做“过河卒子”，远离家人，奔走于新加坡、伦敦。包括叶公超、胡适在内的许多受西方教育、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铸成了他们对这个国家诚挚的爱。而这种挚爱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所能想象的。
三
许多熟悉叶公超的人都说他“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初回国时，闻一多甚至戏称他是“二毛子”，意思是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学会了，可是中文并不怎么样（实际上，他的中国文化根基固然不及闻一多，但也有相当造诣）。他的英语演说曾倾倒了许多英、美人，如抗战期间在伦敦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其英语水平就受到邱吉尔的夸奖。一位非洲的外交家说他雄辩滔滔的时候，密不容针。
他出“使”美国时，一次应西雅图的“中国之友会”和“世界问题研讨会”之邀发表演讲。“他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候讲得离题万里，似脱缰之马，但是忽然轻轻一勒，又回到本题，言归正传。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他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名教授乔治·马丁和远东问题专家乔治·泰勒，还有名汉学家小卫礼贤等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温斯顿·邱吉尔相媲美。
即便如此，他对自己所倾心的西方文明，对他少小时求学的英国，也不是盲目迷信，一味崇拜。在南岳——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一次公开的演讲会上，他攻击英国绅士们保守的劣根性，称其夜郎自大，爱贪小便宜，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犹茫然而不自知。他说起来，态度严肃，声色俱厉，把英人燕卜荪也逗笑了。“他说到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的，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他劝大家对别人风俗、习惯多了解些，了解其根源，省得一味模仿人家，像俗语所说，反穿皮袄，犹装模作样（羊）挺神气。”
在外交舞台上，有人把他比作春秋时的晏子。他的能言善辩来自于“诗教”，他常说“不学诗，无以言”。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几乎是个天生的诗人、书画家，但他自小接受西方教育，早已超越了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局限，是桃李满天下的名教授，也是进入了文学史的批评家，但他更是一位永远不懂得“听话”的书生，一个即使身在官场依然不失其本来面目的知识分子，一个率性而为的真人。
与他的脾气、风骨相比，他的才情、文章、书画都不是第一位的。在一个封闭社会，他的直言，他的自信，他的才气，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的结局。在被迫离开外交界之后的二十年，他只能“怒而写竹，喜而绘兰”，写竹的时候总比画兰多。
但无论如何，他的一生没有白活。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晚上，他在病榻上对记者于衡说：“我希望能再活个三年五载，整理一些少年时写的作品。”不到两天，１１月２０日上午，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他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绝笔《病中琐忆》在《联合报》上发表。他最后不无沉痛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激。”
台静农的挽联说：
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
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
虽然叶公超自称“悲剧的主角”，但其中却决无悔意。他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最终被极权体制所抛弃，其书生本色、诗人气质终究不见容于东方的政治。或许政治舞台的悲剧不仅属于东方，叶公超就曾和麦克阿瑟“虎帐夜谈兵”，在麦氏的军棋室中，世界地图上插满了红色、绿色的小旗，即使被解职之后麦克阿瑟依然孜孜地研究世局动向。有人将他们俩作过比较：“古往今来，恃才傲物而受挫折、打击的例子太多了，这些英雄写下了一段历史，也博取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感叹。可是麦克阿瑟与叶公超都没有亲自写下他的一生故事，他们的心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不可忖测的谜。”
阅读叶公超的故事，也许我们能解开这个谜。
四
脾气“大”也好，“坏”也罢，直言无忌，不听话，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却正是叶公超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可爱处、可贵处。不幸而身入官场，这就成了他的致命伤。他一生的命运，他悲剧的症结可以说都在这里。陆铿言：“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不过老实说，即使他不弃学从政，在时代变幻不定的风云中，他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他身上有中国传统的儒家气质，即既有士的气节，也不乏文人的情趣、雅兴、习性，表现为愤世嫉俗，甚或玩世不恭。他熟读孙子兵法，并灵活自如地运用在外交上，且十分有效。他熟读《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喜欢《金瓶梅》、《醒世因缘》等。同时，他少小时就在英美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为人处世有英国绅士风度，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他欣赏胡适的“过河卒子”精神，最看不起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情报贩子，最痛恨小人得志，打击正人君子。
“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寸心宽”，是他常写的联句。
在官场交往中，在酒筵酬酢间，他常常语出诙谐，对人奚落、讽刺也是平常事。他从来不是那种唯唯诺诺、脑满肠肥的官僚，而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即使宦游多年，依然不失书生本性。黄少谷说“他是一个有远虑的人”，同时评价他“不世故”，可谓知人之论。他确是一个梗直而没有机心、不懂得圆滑的人，“好放言无忌，辞欠斟酌”，无论是评论世事，还是臧否人物，总是直来直去，从不转弯抹角，貌似中庸。在从政前，在朋友中他也是如此，朱自清日记中对此多有流露。他性格中有嫉恶如仇的一面，“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从政之前，叶公超在清华园和浦江清谈及蒋介石时并无好感，那时他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一度还成为重臣。
抗战期间因西藏宣言，第一次和蒋打交道时，叶公超职位低微。做了“外长”，为蒋鞍前马后奔忙，那时蒋确实要借重于他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但从不居功自傲。他曾半真半假地说过，对日和约谈判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张群是政务次长，自己是常务次长。与美国谈判签定共同防御条约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宋美龄是政务次长，自己仍是常务次长。
１９６１年，为了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分歧，叶公超在美、蒋的夹缝中，极难应对。蒋秉持“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坚决抵制外蒙进入联合国。结果叶公超被突然召回，从此他告别外交舞台，甚至连美国都去不了。
叶公超的知己陈香梅和张群是忘年交，为了叶公超的事陈香梅曾找过张。张算得上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的回答是，这事办不来了，连宋美龄向蒋劝说都无效，还有谁能说话，并问陈香梅懂不懂。陈香梅自然不懂。一个掌握了无限权力的帝王的心思，集权社会的秘密，这些她又怎么会懂？
有一种说法，有人在蒋介石面前“进谗言”，说叶公超在谈话中有对蒋不敬的语气，蒋闻后大发雷霆，立即将其罢黜。当叶公超被召回台湾后，蒋并没有及时召见他，最后不准他再返回美国，等于是变相地将其软禁在台湾。蒋是一代枭雄，深知叶公超在外交界举足轻重，岂会轻易被人一语所左右，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其本身对叶有很深的不满之处。张群在蒋身边多年，知蒋很深，他告诫叶公超“凡事要听话”，说到了点子上。以叶公超的书生脾气、才子性情，一辈子脾气大，在尔虞我诈、拍马溜须的中国官场，他能立足如此之久已属异数，他之出局自在情理之中。
叶公超从来不是蒋夹袋中人，不是蒋政权的里层，只是因缘际会，在大变动的时代，危难之时崛起于外交界，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能为蒋卖命。一旦位居顶峰的蒋介石不想再重用叶公超，他的下场便只能如此。这在一个集权社会和封闭的王朝政治中是很平常的。
五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叶公超黯然离开外交界，之后欲教书而不得，欲出国也不得，如同笼中鸟，困在台湾岛上，远离家人，孤独、忧闷可想而知，虽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以传统文人的方式自我疗伤、自我慰藉，但不是没有牢骚，他知道“政府对用过的老人不预备再用了”。
一次，老友蔡孟坚来看叶公超，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即阁员）高职，足以安慰。”叶公超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有人批评叶公超喜怒无常，说他“一天的脾气有四季，春夏秋冬，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哪一季，全凭运气，可能早上去看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曾和叶公超共过事的沈剑虹说，他有时见面非常亲热，有说有笑，有时视若无睹，一语不发，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同叶公超相处久的会原谅他，比较生的人，一定说他眼睛长在头顶上，目中无人。沈以为“他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同他家庭生活不正常多少有些关系”。
被困在孤岛上，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成为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他曾发出这样的浩叹。直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因此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叶公超，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二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１９８１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他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情绪所感染，沉默了好一会儿。
弥留之际他还在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啦！”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他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程，终年七十八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正如当时有人说的，叶公超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消失”。后世还会再有那个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