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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是为了过上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作為一种通过基因遗传了源自石器时代的“抱团”行为倾向的生物，现代人在生活中仍然习惯于根据自己所居住的地域在脑海中画出一个个“圈子”，并有意无意地以此建立起对“圈外人”的优越感。纵观古往今来，世界上最常见也最具普适性的“圈子”，大概就是“城里人”了——乡镇居民对农村居民自视为“城里人”，小城市居民对乡镇居民、大城市居民对小城市居民、超级都会市民对不住在超级都会内的一切人，也都自视为“城里人”。在过去的数千年中，这个词语一直都附带着许多不言而喻的含义：更富裕的生活条件、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文化程度，当然，还有在个人选择方面的更大自由度。
不过，围墙所防范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外敌”。诚如柏拉图所言：“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与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围墙在防范“自己人”时，同样颇有作用——在贫富差距分化明显的社会，富人区几乎总是高墙环绕、安保森严，宛如城中之城。而基于种族等非经济因素的歧视，更是屡屡将城市社区以有形或者无形的围墙隔离开来：欧洲中世纪城市中用于隔离犹太社区的“隔都”，就是其中的典型。对于以思想实验为主要目的之一的科幻作品而言，“两个城邦”之间的围墙在未来的城市中自然也少不了。这些围墙有时是有形的——保罗·巴奇加卢皮笔下灰暗的都会和《雪崩》中在现实与虚拟两个维度上“群雄割据”的“特许城邦”正是如此。但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以无形的方式将不同阶层的人群隔开。用来“筑墙”的，可以是高昂的金钱门槛，可以是谎言和偏见，可以是文化与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隔阂。但它们的最终结果都是一致的：将城市由一个有机的整体分割成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异质化碎块的嵌套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一系列事实上相互独立的“城市”的集合。 与那些高耸入云、重兵把守、以防外敌的城墙相比，后一种“城墙”反而更可能在未来，尤其是近未来社会中普遍出现，并长期存在。毕竟，满载泰伯利亚的巨型陨石掉到台伯河畔或者丧尸爆发的实际可能性，小到基本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却是私有制下的人之常情。
万幸的是，无论有形还是无形，世界上没有任何围墙可以永远不倒——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决定了百川归海这一最终结果的必然性。当内外的高墙全都化为被遗忘的尘土后，城市还会继续矗立下去。
任何对古地图学或者城市规划史略有兴趣的人都不难发现，在历史上，虽然也有一些城市限于地理因素，或者由于屡建屡毁而发展淹缓（比如作为城市高祖的杰里科城，经过万年之后，也仅仅从数千人发展到十余万人的级别），但大多数城市只要不陷入持续性衰败，就会近乎无限地以几何级数持续膨胀。在关原之战结束时，江户还只是本州岛东海岸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而伦敦直到第一个诺曼人王朝建立时也只能算是个稍微大点儿的河畔镇子。但是，在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壮大之后，这两个城市都像扩散的黏菌一样吞并了周遭的无数村镇和居民点，演化成了千万人级别的超级都会！曾经的河流与沟渠变成了街道，被吞没的小型城镇变成了大都会里的街区与片区，农田与牧场成了为涌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建造的新住宅区，而山丘与湖泊——假如它们能够在城市的扩张中幸存的话——则变成了建筑海洋中的零星景点与公园。而考虑到城市化进程至今尚未结束，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超级都市的扩张过程还会进一步持续下去。
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们似乎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假如现有的超级都会像过去一样无限扩张的话，只要时间足够，它们在理论上完全有可能覆盖整颗行星的表面——不仅仅是那些传统意义上适合城市建设的平原地区，只要有了足够的工程能力和技术手段，就算是浩瀚大洋、无边沙漠、连绵高山，咱们照样也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改造成城市的市区！
这种“城市星球”或曰“星球城市”的设想，在经典科幻作品中最早也最经典的形象，大概非阿西莫夫笔下的“川陀”莫属！这个太空歌剧版的罗马城，可谓“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入侵与改造的极致状态：除了一小块权贵集团所有的森林外，整个行星就连极地的土地，也都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绝大多数居民像鼹鼠一样终身穴居在覆盖着金属材料的星球表面之下的居住区内，甚至从来没有机会见到阳光。该星球的山脉被削平摧毁，海洋变成了循环水源和鱼池（这也是除了真菌养殖之外，整个行星上唯一的第一产业了），河流成了下水道，就连行星的大气层也只剩下了为城市内部提供廉价氧气和其他气体原材料的价值。
随着《基地》系列的成功，“川陀”的一系列“仿制品”开始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科幻作品中，《星球大战》里的科洛桑、《战锤40000》中的神圣泰拉（也就是地球）、《星际争霸》中被虫族吞没的邦联首都塔索尼斯……这些二手甚至三手版的“川陀”，除了画风略有不同，其实质与阿西莫夫笔下的“川陀”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在背景设定中全都存在于几百到几万年之后的“远未来”，但是，它们的文化根源却全都来自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化浪潮导致的“现代性”想象。
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们真正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工业文明初期，人们的想象方式与农业文明时代的差别，仅仅在于更有逻辑性而且不那么形而上学而已，但农业文明那种“一根筋”的线性思维特点，却被相对完整地继承了下来。毕竟，在达到自然环境的承载量上限并引发“内卷化”之前，农业社会的积累基本上可以等同于“耕地/牧场面积的简单扩张和劳动力投入的简单增加”，而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时代，工业文明的积累方式与此也没有多大差异，只不过将“耕地/牧场”换成了“工业原材料和机器”罢了。这样的生产力基础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人們的想象力，即便是阿西莫夫，也无法在二战前后估计到未来的发达国家会陷入漫长且不可逆的老龄化和人口衰减。尽管在19世纪末，欧洲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法国和英国工人的“自发节育”，但在思想惯性的驱使下，对于“工业社会人口爆炸”的恐惧，却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下半叶。
事实上，随着现代化的完成，生产力发展与劳动力投入数量简单增加之间看似天经地义的正相关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弱。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继承自然经济下的高生育率，外加医学大幅度进步所出现的“人口爆炸”现象，也随之终结——而且比某些自信满满的“俱乐部”会员们想象中的还要早得多。而这种终结也意味着工业社会中城市无限“摊大饼”的想象基础的消失。当然，至少在目前，超级都市仍在扩张，但这种扩张早已不基于城市本身的人口再生产。当大城市，乃至小城镇和乡村的生育率都下跌到世代更替线以下之后，大城市所造成的资源集中效应（当然，这也意味着由此导致的机会集中）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它吸纳“新血”，这种吸纳甚至可以横跨相当遥远的地理间隔：被称为“中东奇迹”的迪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这座从沙漠渔村变成全球金融贸易枢纽之一的都会中，八成以上的居民都不是本国公民，而是来自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外来劳工。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人口流动事实上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各地经济水平的绝对落差。随着国家、民族之间的界限不可逆转地消失，这种落差终究会在人类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被抹平。那些习惯于攻击落后地区的民众“狂生、乱生”的地域黑们最后会惊讶地发现（假如竟然有这种家伙能活到那时候的话），全世界的生育率最终会落在同一个均值附近。更重要的是，生产与社会服务的自动化也会让引入廉价劳动力的意义迅速消失。在未来，城市很可能与工业区彻底分离，后者最终很可能会成为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个活人的专门生产区域，而前者则只会剩下最纯粹的“生活”属性——或许正是由于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阿西莫夫才会用金手指把机器人这玩意儿从银河帝国里清除出去，好让“川陀”的存在比它的各种精神后辈们稍微多了那么点儿合理性。 不过，即便我们将人口增长率这一bug忽略不计，“星球城市”也实在是不太符合人类的经济理性。对一颗拥有自洽生态系统的类地行星而言，生态循环的稳定是极其复杂又非常脆弱的。对其进行彻底的城市化改造，意味着这一循环的彻底失能——而不幸的是，只要人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人”，他们就必须吃饭喝水，作为生态循环的一个或者多个环节存在。一座几乎完全取代了“自在自然”的“星球城市”将不得不通过人工手段从零开始打造出一套生态系统，而这么做的成本必然极其高昂。别忘了，一颗类地行星的直径动辄几千公里，而且通常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规则，仅仅覆盖行星表面（也就是大气圈底部、水圈和地壳岩石圈上层）的超级城市，看似已经“高效”地用完了所有土地，但对行星的实际利用效率却并不太高，而大气层和自然水体的继续存在也意味着近乎无穷尽的复杂因素，更别提会造成长远影响的地震、火山和板块漂移这些不可抗力因素了。要维持这种形态的城市，环境调控的成本几乎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未来的城市要建成什么样，才能让成本达到合理水平呢？
在考虑成本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一点：由于城市本身必然具有的让居住于其中的人生活的功能，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相应的成本是必不可少的。中世纪黑暗时代，欧洲城市的维护成本比罗马帝国时代自然是低得多，但想来没人会愿意生活在一座粪尿横流、传染病猖獗，剧院、下水道、清洁供水和澡堂统统付诸阙如的城市里吧？
在不严重影响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假如我们继续忽视那个“人口无限增长”的bug，那么最有效的将这么一大群人安置下来的方法，恐怕莫过于尽可能的集约化了。而这一点要想成功，就必须达成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最大限度地循环利用一切可以循环的资源，以及最大限度地简化实施调控的难度。而什么样的城市形态最适合达成这两个前提呢？
不是那种铺满整颗行星表面的、摊大饼式的超级城市，而是不依附于任何自然天体的太空城。
尽管就大多数人的直觉看来，太空城似乎并不能算是个经济的选择：有好端端的现成行星不住，非要到一无所有的太空中去另起炉灶，这怎么看都像是多此一举。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没错，现有的空间站，以及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小型太空城，确实是很不经济的，因为它们几乎什么都不能生产，一切物资都必须取给于地球。但是，对于达到行星级别的超巨型城市——比如《光晕》里星盟那座白捡来的老家“博爱之城”——而言，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了足够庞大的规模，巨型城市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虽然不像在行星表面那样可以近乎无限地从地壳、海洋和大气层里获取必要的资源，但靠着捕获随处可见的小行星和彗星来获取资源，实在也不算什么难事，甚至就连WALL.E里的“公理号”那种比行星小上好几个数量级的星舰式城邦也不难做到这一点。与表面积巨大的星球城市不同，太空城的每一立方米空间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被规划为可以被高效利用，而且还用不着担心类地行星的地质灾害、板块漂移、风化作用和各种诸如此类的麻烦。更何况，在几乎取代了整个生物圈之后，行星表面城市相对于太空城最大的优势——自洽的自然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了森林和草原，碳、氮、氧循环也就无法自然进行，而被填埋的湖泊与河流，以及沦为下水道和养鱼场的海洋，自然也不可能进行蒸发作用，从而无法维持水循环。既然整颗星球的氧循环、碳循环、氮循环乃至水循环都需要靠人工手段维持，那么继续待在行星上和住在太空中又还有多少区别呢？
不过，如果觉得摆脱行星引力太过麻烦，在行星上就地改变“摊大饼”的做派也未尝不可：与其毫无意义地把城市铺满地面，不如找个地质条件足够稳定的地点（比如大陆板块的中心地区），向天空和地下努力发展，利用超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安置人口——虽然成百上千亿人口听上去很多，但事实上，一个成年人的体积也就零点一立方米上下，如果设计足够合理（《战锤40000》里那些以拥挤不堪、混乱无序和脏乱差为主要特点的“巢都”就是反例），二三十立方米的空间足以提供不算差的生活环境。而通过这种方式“腾出来”的多余土地，则可以留给行星的生态圈，从而确保碳、氮、氧等重要物质循环的自洽，大幅度节约维护成本。
当然，以上的设想全都基于对“人口无限增长”这一工业时代的过时想象的默认。如果我们稍微现实一点，将人口增长的停滞和衰减这一已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现实的因素纳入推理过程中，结果又会如何？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人口逆增长发生之后，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外部手段（比如说依靠人工生育技术来“制造”出更多婴儿填平缺口），社会必然会迅速步入老龄化。劳动人口的衰竭会导致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城市面貌将会变得与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截然不同——由于大量市民活动不便、日益稀少的劳动力人口也势必难以继续供给对劳动力需求旺盛的服务业，美容美发、餐饮娱乐这类占据了现代城市大部分沿街铺面的第三产业必然会逐渐销声匿迹，而被由家务机器人为每个人提供的一揽子式个性化服务取代。同样衰退的还有上班族聚居的各种“睡城”，以及矗立在中央商务区的写字楼，接下来废弃的则是与这一切密切相关的高度发达的城区通勤系统。城市的功能将会彻底集中于“生活”这个最初也最根本的功能上。
当然，这一切还是就大都会而言的，中小型城市甚至连“生活”功能也很难保留下来。它们的人口会在这一過程中逐渐被条件更好、有着更佳规模效应的大城市吸干抽尽，只留下如同今日俄国远东地区那样无人居住的空城。而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则会在不久之后将这些遗迹也打扫干净——读过《三尖树时代》的读者，应该都会对小说中“彗星来的那一夜”之后失去维护的城市逐渐瓦解、最终不可避免地复归尘埃的描写记忆犹新。对于那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中小型城市而言，在人去城空后尘归尘、土归土也将是它们不可避免的终点。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结局。
随着自动化生产的继续发展，生育活动开始变得越来越缺乏经济上的必要性，人口缩减的长期趋势将会继续维持下去。从理论上讲，如果不被突发因素所打断，这一过程有可能一直持续到人类总量下跌到足以维持种群的最低数量水平线为止——换言之，全球人口最终可能会停留在数百万乃至数十万的数量级上，与石器时代末期基本扩散到全世界范围内的智人种群数量大致相当，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却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社会纽带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会让人们继续居住在他们所熟悉的城市中，但随着城市功能复归原初状态，城市内部的布局势必会变得越来越疏朗：低人口密度也意味着那种为了应对紧缺型社会而实施的精打细算的管控模式将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状况下，“顺其自然”反倒成了不错的潜在选项。
在其成名作《原始人类》系列中，罗伯特·索耶就曾在那个尼安德特人战胜了智人，并成为最终幸存者的平行宇宙中，巨细靡遗地构想了一个基于低人口密度的后工业社会。在这个从未发展出集约型农业与大规模畜牧业，狩猎采集生产方式仍然占第一产业很大比重的社会中，城市更像是一个个嵌入原野与丛林中的松散的大型聚落，小到每家每户的日常衣食住行，大到公共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与能耗需求，统统都直接和只经过最低限度改造与干预的自然界挂钩。当然，在某些指责者看来，这种描写颇有蓄意宣扬“环保至上主义”的功利主义宣传色调。但如果撇开这些无关主旨的争论，单从客观角度加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设想的现实性——作为数十亿年演化的成果，生态圈虽然谈不上“设计精巧”（这么说本身就有智慧设计论之嫌），但至少是“够用”且“合理”的。虽然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退化乃至环境崩溃，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但这并不能说明“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是尖锐对立、不能兼容的，正如社会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以一系列实例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出了问题的是未能正确掌握客观规律的人，而非自然。对于认知能力与掌握客观规律的能力都已经大幅度进步的未来人而言，通过最低限度的干涉让自然界替我们把那些麻烦事解决掉，也不失为一种经济的选择。
总而言之，正如过去一万年中我们的先祖所做的那样，我们，以及我们这个种族的子孙后代，在未来仍然会继续进入城市、适应城市，然后在不断改造这个人类文明标志性产物的同时，改造自己。
或许世上的每一座城市，最终都难免消失在历史长河的波涛之下，但它们所留下的文化与心理学印记，却必然会永远存留于人类种群之中。
【责任编辑：刘维佳】
——亚里士多德
作為一种通过基因遗传了源自石器时代的“抱团”行为倾向的生物，现代人在生活中仍然习惯于根据自己所居住的地域在脑海中画出一个个“圈子”，并有意无意地以此建立起对“圈外人”的优越感。纵观古往今来，世界上最常见也最具普适性的“圈子”，大概就是“城里人”了——乡镇居民对农村居民自视为“城里人”，小城市居民对乡镇居民、大城市居民对小城市居民、超级都会市民对不住在超级都会内的一切人，也都自视为“城里人”。在过去的数千年中，这个词语一直都附带着许多不言而喻的含义：更富裕的生活条件、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文化程度，当然，还有在个人选择方面的更大自由度。
不过，围墙所防范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外敌”。诚如柏拉图所言：“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与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围墙在防范“自己人”时，同样颇有作用——在贫富差距分化明显的社会，富人区几乎总是高墙环绕、安保森严，宛如城中之城。而基于种族等非经济因素的歧视，更是屡屡将城市社区以有形或者无形的围墙隔离开来：欧洲中世纪城市中用于隔离犹太社区的“隔都”，就是其中的典型。对于以思想实验为主要目的之一的科幻作品而言，“两个城邦”之间的围墙在未来的城市中自然也少不了。这些围墙有时是有形的——保罗·巴奇加卢皮笔下灰暗的都会和《雪崩》中在现实与虚拟两个维度上“群雄割据”的“特许城邦”正是如此。但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以无形的方式将不同阶层的人群隔开。用来“筑墙”的，可以是高昂的金钱门槛，可以是谎言和偏见，可以是文化与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隔阂。但它们的最终结果都是一致的：将城市由一个有机的整体分割成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异质化碎块的嵌套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一系列事实上相互独立的“城市”的集合。 与那些高耸入云、重兵把守、以防外敌的城墙相比，后一种“城墙”反而更可能在未来，尤其是近未来社会中普遍出现，并长期存在。毕竟，满载泰伯利亚的巨型陨石掉到台伯河畔或者丧尸爆发的实际可能性，小到基本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却是私有制下的人之常情。
万幸的是，无论有形还是无形，世界上没有任何围墙可以永远不倒——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决定了百川归海这一最终结果的必然性。当内外的高墙全都化为被遗忘的尘土后，城市还会继续矗立下去。
无限摊开的“大饼”——不可能出现的星球级城市
任何对古地图学或者城市规划史略有兴趣的人都不难发现，在历史上，虽然也有一些城市限于地理因素，或者由于屡建屡毁而发展淹缓（比如作为城市高祖的杰里科城，经过万年之后，也仅仅从数千人发展到十余万人的级别），但大多数城市只要不陷入持续性衰败，就会近乎无限地以几何级数持续膨胀。在关原之战结束时，江户还只是本州岛东海岸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而伦敦直到第一个诺曼人王朝建立时也只能算是个稍微大点儿的河畔镇子。但是，在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壮大之后，这两个城市都像扩散的黏菌一样吞并了周遭的无数村镇和居民点，演化成了千万人级别的超级都会！曾经的河流与沟渠变成了街道，被吞没的小型城镇变成了大都会里的街区与片区，农田与牧场成了为涌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建造的新住宅区，而山丘与湖泊——假如它们能够在城市的扩张中幸存的话——则变成了建筑海洋中的零星景点与公园。而考虑到城市化进程至今尚未结束，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超级都市的扩张过程还会进一步持续下去。
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们似乎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假如现有的超级都会像过去一样无限扩张的话，只要时间足够，它们在理论上完全有可能覆盖整颗行星的表面——不仅仅是那些传统意义上适合城市建设的平原地区，只要有了足够的工程能力和技术手段，就算是浩瀚大洋、无边沙漠、连绵高山，咱们照样也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改造成城市的市区！
这种“城市星球”或曰“星球城市”的设想，在经典科幻作品中最早也最经典的形象，大概非阿西莫夫笔下的“川陀”莫属！这个太空歌剧版的罗马城，可谓“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入侵与改造的极致状态：除了一小块权贵集团所有的森林外，整个行星就连极地的土地，也都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绝大多数居民像鼹鼠一样终身穴居在覆盖着金属材料的星球表面之下的居住区内，甚至从来没有机会见到阳光。该星球的山脉被削平摧毁，海洋变成了循环水源和鱼池（这也是除了真菌养殖之外，整个行星上唯一的第一产业了），河流成了下水道，就连行星的大气层也只剩下了为城市内部提供廉价氧气和其他气体原材料的价值。
随着《基地》系列的成功，“川陀”的一系列“仿制品”开始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科幻作品中，《星球大战》里的科洛桑、《战锤40000》中的神圣泰拉（也就是地球）、《星际争霸》中被虫族吞没的邦联首都塔索尼斯……这些二手甚至三手版的“川陀”，除了画风略有不同，其实质与阿西莫夫笔下的“川陀”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在背景设定中全都存在于几百到几万年之后的“远未来”，但是，它们的文化根源却全都来自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化浪潮导致的“现代性”想象。
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们真正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工业文明初期，人们的想象方式与农业文明时代的差别，仅仅在于更有逻辑性而且不那么形而上学而已，但农业文明那种“一根筋”的线性思维特点，却被相对完整地继承了下来。毕竟，在达到自然环境的承载量上限并引发“内卷化”之前，农业社会的积累基本上可以等同于“耕地/牧场面积的简单扩张和劳动力投入的简单增加”，而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时代，工业文明的积累方式与此也没有多大差异，只不过将“耕地/牧场”换成了“工业原材料和机器”罢了。这样的生产力基础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人們的想象力，即便是阿西莫夫，也无法在二战前后估计到未来的发达国家会陷入漫长且不可逆的老龄化和人口衰减。尽管在19世纪末，欧洲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法国和英国工人的“自发节育”，但在思想惯性的驱使下，对于“工业社会人口爆炸”的恐惧，却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下半叶。
事实上，随着现代化的完成，生产力发展与劳动力投入数量简单增加之间看似天经地义的正相关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弱。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继承自然经济下的高生育率，外加医学大幅度进步所出现的“人口爆炸”现象，也随之终结——而且比某些自信满满的“俱乐部”会员们想象中的还要早得多。而这种终结也意味着工业社会中城市无限“摊大饼”的想象基础的消失。当然，至少在目前，超级都市仍在扩张，但这种扩张早已不基于城市本身的人口再生产。当大城市，乃至小城镇和乡村的生育率都下跌到世代更替线以下之后，大城市所造成的资源集中效应（当然，这也意味着由此导致的机会集中）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它吸纳“新血”，这种吸纳甚至可以横跨相当遥远的地理间隔：被称为“中东奇迹”的迪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这座从沙漠渔村变成全球金融贸易枢纽之一的都会中，八成以上的居民都不是本国公民，而是来自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外来劳工。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人口流动事实上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各地经济水平的绝对落差。随着国家、民族之间的界限不可逆转地消失，这种落差终究会在人类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被抹平。那些习惯于攻击落后地区的民众“狂生、乱生”的地域黑们最后会惊讶地发现（假如竟然有这种家伙能活到那时候的话），全世界的生育率最终会落在同一个均值附近。更重要的是，生产与社会服务的自动化也会让引入廉价劳动力的意义迅速消失。在未来，城市很可能与工业区彻底分离，后者最终很可能会成为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个活人的专门生产区域，而前者则只会剩下最纯粹的“生活”属性——或许正是由于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阿西莫夫才会用金手指把机器人这玩意儿从银河帝国里清除出去，好让“川陀”的存在比它的各种精神后辈们稍微多了那么点儿合理性。 不过，即便我们将人口增长率这一bug忽略不计，“星球城市”也实在是不太符合人类的经济理性。对一颗拥有自洽生态系统的类地行星而言，生态循环的稳定是极其复杂又非常脆弱的。对其进行彻底的城市化改造，意味着这一循环的彻底失能——而不幸的是，只要人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人”，他们就必须吃饭喝水，作为生态循环的一个或者多个环节存在。一座几乎完全取代了“自在自然”的“星球城市”将不得不通过人工手段从零开始打造出一套生态系统，而这么做的成本必然极其高昂。别忘了，一颗类地行星的直径动辄几千公里，而且通常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规则，仅仅覆盖行星表面（也就是大气圈底部、水圈和地壳岩石圈上层）的超级城市，看似已经“高效”地用完了所有土地，但对行星的实际利用效率却并不太高，而大气层和自然水体的继续存在也意味着近乎无穷尽的复杂因素，更别提会造成长远影响的地震、火山和板块漂移这些不可抗力因素了。要维持这种形态的城市，环境调控的成本几乎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未来的城市要建成什么样，才能让成本达到合理水平呢？
全面调控与“顺其自然”——两个极端
在考虑成本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一点：由于城市本身必然具有的让居住于其中的人生活的功能，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相应的成本是必不可少的。中世纪黑暗时代，欧洲城市的维护成本比罗马帝国时代自然是低得多，但想来没人会愿意生活在一座粪尿横流、传染病猖獗，剧院、下水道、清洁供水和澡堂统统付诸阙如的城市里吧？
在不严重影响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假如我们继续忽视那个“人口无限增长”的bug，那么最有效的将这么一大群人安置下来的方法，恐怕莫过于尽可能的集约化了。而这一点要想成功，就必须达成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最大限度地循环利用一切可以循环的资源，以及最大限度地简化实施调控的难度。而什么样的城市形态最适合达成这两个前提呢？
不是那种铺满整颗行星表面的、摊大饼式的超级城市，而是不依附于任何自然天体的太空城。
尽管就大多数人的直觉看来，太空城似乎并不能算是个经济的选择：有好端端的现成行星不住，非要到一无所有的太空中去另起炉灶，这怎么看都像是多此一举。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没错，现有的空间站，以及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小型太空城，确实是很不经济的，因为它们几乎什么都不能生产，一切物资都必须取给于地球。但是，对于达到行星级别的超巨型城市——比如《光晕》里星盟那座白捡来的老家“博爱之城”——而言，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了足够庞大的规模，巨型城市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虽然不像在行星表面那样可以近乎无限地从地壳、海洋和大气层里获取必要的资源，但靠着捕获随处可见的小行星和彗星来获取资源，实在也不算什么难事，甚至就连WALL.E里的“公理号”那种比行星小上好几个数量级的星舰式城邦也不难做到这一点。与表面积巨大的星球城市不同，太空城的每一立方米空间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被规划为可以被高效利用，而且还用不着担心类地行星的地质灾害、板块漂移、风化作用和各种诸如此类的麻烦。更何况，在几乎取代了整个生物圈之后，行星表面城市相对于太空城最大的优势——自洽的自然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了森林和草原，碳、氮、氧循环也就无法自然进行，而被填埋的湖泊与河流，以及沦为下水道和养鱼场的海洋，自然也不可能进行蒸发作用，从而无法维持水循环。既然整颗星球的氧循环、碳循环、氮循环乃至水循环都需要靠人工手段维持，那么继续待在行星上和住在太空中又还有多少区别呢？
不过，如果觉得摆脱行星引力太过麻烦，在行星上就地改变“摊大饼”的做派也未尝不可：与其毫无意义地把城市铺满地面，不如找个地质条件足够稳定的地点（比如大陆板块的中心地区），向天空和地下努力发展，利用超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安置人口——虽然成百上千亿人口听上去很多，但事实上，一个成年人的体积也就零点一立方米上下，如果设计足够合理（《战锤40000》里那些以拥挤不堪、混乱无序和脏乱差为主要特点的“巢都”就是反例），二三十立方米的空间足以提供不算差的生活环境。而通过这种方式“腾出来”的多余土地，则可以留给行星的生态圈，从而确保碳、氮、氧等重要物质循环的自洽，大幅度节约维护成本。
当然，以上的设想全都基于对“人口无限增长”这一工业时代的过时想象的默认。如果我们稍微现实一点，将人口增长的停滞和衰减这一已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现实的因素纳入推理过程中，结果又会如何？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人口逆增长发生之后，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外部手段（比如说依靠人工生育技术来“制造”出更多婴儿填平缺口），社会必然会迅速步入老龄化。劳动人口的衰竭会导致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城市面貌将会变得与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截然不同——由于大量市民活动不便、日益稀少的劳动力人口也势必难以继续供给对劳动力需求旺盛的服务业，美容美发、餐饮娱乐这类占据了现代城市大部分沿街铺面的第三产业必然会逐渐销声匿迹，而被由家务机器人为每个人提供的一揽子式个性化服务取代。同样衰退的还有上班族聚居的各种“睡城”，以及矗立在中央商务区的写字楼，接下来废弃的则是与这一切密切相关的高度发达的城区通勤系统。城市的功能将会彻底集中于“生活”这个最初也最根本的功能上。
当然，这一切还是就大都会而言的，中小型城市甚至连“生活”功能也很难保留下来。它们的人口会在这一過程中逐渐被条件更好、有着更佳规模效应的大城市吸干抽尽，只留下如同今日俄国远东地区那样无人居住的空城。而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则会在不久之后将这些遗迹也打扫干净——读过《三尖树时代》的读者，应该都会对小说中“彗星来的那一夜”之后失去维护的城市逐渐瓦解、最终不可避免地复归尘埃的描写记忆犹新。对于那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中小型城市而言，在人去城空后尘归尘、土归土也将是它们不可避免的终点。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结局。
随着自动化生产的继续发展，生育活动开始变得越来越缺乏经济上的必要性，人口缩减的长期趋势将会继续维持下去。从理论上讲，如果不被突发因素所打断，这一过程有可能一直持续到人类总量下跌到足以维持种群的最低数量水平线为止——换言之，全球人口最终可能会停留在数百万乃至数十万的数量级上，与石器时代末期基本扩散到全世界范围内的智人种群数量大致相当，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却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社会纽带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会让人们继续居住在他们所熟悉的城市中，但随着城市功能复归原初状态，城市内部的布局势必会变得越来越疏朗：低人口密度也意味着那种为了应对紧缺型社会而实施的精打细算的管控模式将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状况下，“顺其自然”反倒成了不错的潜在选项。
在其成名作《原始人类》系列中，罗伯特·索耶就曾在那个尼安德特人战胜了智人，并成为最终幸存者的平行宇宙中，巨细靡遗地构想了一个基于低人口密度的后工业社会。在这个从未发展出集约型农业与大规模畜牧业，狩猎采集生产方式仍然占第一产业很大比重的社会中，城市更像是一个个嵌入原野与丛林中的松散的大型聚落，小到每家每户的日常衣食住行，大到公共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与能耗需求，统统都直接和只经过最低限度改造与干预的自然界挂钩。当然，在某些指责者看来，这种描写颇有蓄意宣扬“环保至上主义”的功利主义宣传色调。但如果撇开这些无关主旨的争论，单从客观角度加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设想的现实性——作为数十亿年演化的成果，生态圈虽然谈不上“设计精巧”（这么说本身就有智慧设计论之嫌），但至少是“够用”且“合理”的。虽然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退化乃至环境崩溃，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但这并不能说明“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是尖锐对立、不能兼容的，正如社会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以一系列实例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出了问题的是未能正确掌握客观规律的人，而非自然。对于认知能力与掌握客观规律的能力都已经大幅度进步的未来人而言，通过最低限度的干涉让自然界替我们把那些麻烦事解决掉，也不失为一种经济的选择。
总而言之，正如过去一万年中我们的先祖所做的那样，我们，以及我们这个种族的子孙后代，在未来仍然会继续进入城市、适应城市，然后在不断改造这个人类文明标志性产物的同时，改造自己。
或许世上的每一座城市，最终都难免消失在历史长河的波涛之下，但它们所留下的文化与心理学印记，却必然会永远存留于人类种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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