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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21年出版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哈姆雷特》）至今，中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史整整百年。几代读者、译者和学者对莎剧的阅读、翻译与研究，始终与岁月相生相伴，莎士比亚研究早已成为国内的一门显学。然而，毋庸讳言，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忘了莎剧是莎士比亚用英文所写，更有一些研究者索性置英文原本于不顾，仅以某一中译本作为研究底本。诚然，对于一般非英语母语的中文读者，阅读中译本是步入莎剧艺术世界的唯一路径，但作为研究者，若仅以某一中译本为据，则无异于海滩上种花。事实上，作为读者，应理性地认识到任何一种中译本都远不等同于莎剧即“原味儿莎”;作为研究者，更应科学地认识到莎士比亚研究当以英文文本为据，任何一种中译本都只能是辅助参考文本。本文以莎士比亚著名喜剧《温莎的快乐夫人》为例，详细阐释莎剧阅读、翻译和研究需正本清源。
关键词：莎士比亚;阅读;翻译;研究;正本清源;《温莎的快乐夫人》
写在前面
诚挚感谢《当代文坛》给我写这篇“正本清源”的机会。想法由来已久，却总担心以莎士比亚戏剧新译者的身份来写，逃不掉老王卖瓜之嫌，招致非议。但又老觉得，人生苦短，对学术上的事情还应勇于面对，故不揣浅薄，立此存照，既一了心愿，也算对读者、对学界尽到责任，何乐不为。说实话，是这样三篇文字帮我下定决心。
第一篇来自当当网读者对傅译《奥赛罗》的留言（2018年9月18日）：“我是一个莎士比亚迷……最近好多年，很多出版社都在用朱生豪先生的译本炒冷饭，各种版本层出不穷，然而我觉得朱生豪的译本是有问题的，我对比过英文原版，朱先生的翻译有很多并没有直译，都做了‘委婉’的处理，这并不是莎士比亚的本意，我们看到的莎士比亚是动了手脚的。直到傅光明的新译莎士比亚的出现让我眼前一亮，这正是我期待的版本……一个翻译者最高的水平不是加入翻译者自己的‘创造’，而是最大程度地与原作‘贴合’。此次新译莎士比亚是目前最贴近莎士比亚气质的版本，是对莎翁翻译的一次纠偏，是莎士比亚走出书斋，真正回归剧场，回归大众。”这是一个真懂莎、真懂行的莎迷读者。
第二篇来自复旦师妹石曙萍写于2020年5月9日作为其“英伦生活点滴”系列之一的《从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说起——闲谈英国私校教育》。摘引如下：
Falstaffian是什么意思？我问儿子。“John Falstaff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亨利五世的隨从，好吃、风流，健壮、幽默。Falstaffian就是Falstaff式的风格。”儿子随口答到……我很好奇为何对此这么熟悉。小儿子不以为然：“我们读过《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里面都有Falstaff。”……“那你们读的是莎士比亚原著吗？中世纪的英语？”我问……儿子听了我的问题，脸上露出很不理解的表情：“如果不是原著，那还叫莎士比亚作品吗？”他回答。“遇上不懂的地方呢？”我问。小儿子说：“妈咪，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老师。”
是啊，莎剧是莎士比亚用“中世纪英语”写的，英国读者从中小学便在老师引领下阅读莎士比亚原著，即“原味儿莎”，一般中文读者则多从中译本接受（包括阅读、理解）莎剧，这是先天落差。显然，这里我们要先搞清一个核心问题和铁定事实，即对于非英文母语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中文读者，任何一个中译本都不等于“原味儿莎”，它们仅是不同译本之一，更何况，就算“原味儿莎”也还自有其微妙复杂的版本问题。换言之，“原味儿莎”不止一个。以朱生豪和梁实秋译本来说，他俩的翻译底本都是1914年的“牛津版”，即“牛津味儿”莎士比亚。中文读者要明白的是，在“牛津版”之外，还有“河畔版”“阿登版”“新剑桥版”“皇莎版”以及美国前莎士比亚协会会长大卫·贝文顿编注的“贝文顿版”等多种版本的“原味儿莎”。因此无论阅读哪个中译本，都面临着语言、文化、历史、宗教等差异带来的巨大障碍。毋庸讳言，只靠阅读某一中译本远不足以读懂莎剧，而倘若仅以某一中译本为底本从事莎剧研究，则无异于海滩上种花。
第三篇来自2021年1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对法语文学翻译家许钧教授的访谈《文明的交流，从翻译出发》，其中说：“如果说翻译一部作品是译者与作者缔结一份合约，那么这份合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和忠诚。有了尊重，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有了真正的理解，才可能导向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常有人会问：忠于作者和忠于读者，两者是否矛盾？我个人认为没有矛盾。译者要展现原汁原味的内容，不能用任何形式的花哨语言去欺骗读者，必须有这种伦理的坚守才能达到翻译的目标……好的译者应该是个‘性格演员’，能够理解、靠近、适应不同的作品，还原不同的面孔，并在吃透原作的基础上，赋予一种独特性。”对此，我十分心仪，并自觉始终努力践行着以“注释 导读”的“傅译莎”，将“尊重和忠诚”奉献给莎翁，奉献给读者。这也是我新译之初衷。
除此之外，另有两篇文字更让我树起信心。第一篇来自鲁迅1935年3月16日所写的《非有复译不可》（《且介亭杂文二集》）：
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
“复译”即重译或新译。鲁迅坚决主张，哪怕一部作品已有好几种译本，也必须容纳新译本。这眼界、胸襟多么阔达。
第二篇来自2012年5月14日《中国新闻周刊》对法语翻译家郑克鲁先生的采访：“重译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重译，我的标准是要超过前人，不然没有意义。”诚然，作为一名译者，重译，尤其重译文学经典，自当有志存高远之勇气、恒心和毅力。但能否“超过前人”，则须由读者和时间这两位最公正的批评家说了算。 由此，可以切入正题。简言之，中国读者的莎士比亚接受史最早可上溯至19世纪末，那时莎士比亚的名字已传入中国。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第一次将Shakespeare译成“莎士比亚”，从此莎翁有了在中文世界的固定大名，后世一直沿用。1921年，莎剧正式登陆中国，出版了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哈姆雷特》）。1930年代，朱生豪、梁实秋两位后世公认的著名译者几乎同时开始莎剧翻译。1930年代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的第一波高潮，也堪称最盛的一次。除朱、梁二位，曹未风、孙大雨、卞之琳、曹禺都在1930、40年代翻译过莎士比亚。后来，还有吴兴华、方平等对朱译本做过校译。一代又一代莎翁译者将不同的中文译本呈现给读者。在莎翁全集的翻译出版方面，梁实秋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以一己之力译完全部莎剧之人。1967年，梁译莎剧全集在台湾出版，三年后他又将莎士比亚三部诗集译竣，前后历时34年。此为“梁味儿莎”。21世纪以来，先后有两套新译莎翁全集问世：一是方平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河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二是辜正坤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
但从读者阅读的广泛度及图书市场的占有率来看，朱生豪译本，即“朱味儿莎”，仍独领风骚，市面上冠以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于20种。朱译早已进入公版，只要出版社想印，无需招呼，开机即可。不过，读者是否注意到，不久之前，有一特别标有“朱生豪之子认可推荐版”的《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出版，其宣推广告语为：“据世界书局1947年朱生豪原译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精校精编精排，原汁原味，完整典藏……收录莎士比亚代表性的24部经典喜剧和悲剧。”此举意在表明，这个版本的“朱译莎”才是真正的“原味儿朱”。原来，拿我最早阅读的1984年第二次印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来说，并非“原味儿朱”，它是由多位莎学者校改过的译本。换言之，由阅读1980年代“人文社”莎翁全集接受莎士比亚的读者，读的并非“原味儿朱”。
除此，我想一般读者更少注意到，“复译”过《哈姆雷特》的卞之琳，早在1983年便在由“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社）上发表了《
关键词：莎士比亚;阅读;翻译;研究;正本清源;《温莎的快乐夫人》
写在前面
诚挚感谢《当代文坛》给我写这篇“正本清源”的机会。想法由来已久，却总担心以莎士比亚戏剧新译者的身份来写，逃不掉老王卖瓜之嫌，招致非议。但又老觉得，人生苦短，对学术上的事情还应勇于面对，故不揣浅薄，立此存照，既一了心愿，也算对读者、对学界尽到责任，何乐不为。说实话，是这样三篇文字帮我下定决心。
第一篇来自当当网读者对傅译《奥赛罗》的留言（2018年9月18日）：“我是一个莎士比亚迷……最近好多年，很多出版社都在用朱生豪先生的译本炒冷饭，各种版本层出不穷，然而我觉得朱生豪的译本是有问题的，我对比过英文原版，朱先生的翻译有很多并没有直译，都做了‘委婉’的处理，这并不是莎士比亚的本意，我们看到的莎士比亚是动了手脚的。直到傅光明的新译莎士比亚的出现让我眼前一亮，这正是我期待的版本……一个翻译者最高的水平不是加入翻译者自己的‘创造’，而是最大程度地与原作‘贴合’。此次新译莎士比亚是目前最贴近莎士比亚气质的版本，是对莎翁翻译的一次纠偏，是莎士比亚走出书斋，真正回归剧场，回归大众。”这是一个真懂莎、真懂行的莎迷读者。
第二篇来自复旦师妹石曙萍写于2020年5月9日作为其“英伦生活点滴”系列之一的《从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说起——闲谈英国私校教育》。摘引如下：
Falstaffian是什么意思？我问儿子。“John Falstaff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亨利五世的隨从，好吃、风流，健壮、幽默。Falstaffian就是Falstaff式的风格。”儿子随口答到……我很好奇为何对此这么熟悉。小儿子不以为然：“我们读过《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里面都有Falstaff。”……“那你们读的是莎士比亚原著吗？中世纪的英语？”我问……儿子听了我的问题，脸上露出很不理解的表情：“如果不是原著，那还叫莎士比亚作品吗？”他回答。“遇上不懂的地方呢？”我问。小儿子说：“妈咪，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老师。”
是啊，莎剧是莎士比亚用“中世纪英语”写的，英国读者从中小学便在老师引领下阅读莎士比亚原著，即“原味儿莎”，一般中文读者则多从中译本接受（包括阅读、理解）莎剧，这是先天落差。显然，这里我们要先搞清一个核心问题和铁定事实，即对于非英文母语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中文读者，任何一个中译本都不等于“原味儿莎”，它们仅是不同译本之一，更何况，就算“原味儿莎”也还自有其微妙复杂的版本问题。换言之，“原味儿莎”不止一个。以朱生豪和梁实秋译本来说，他俩的翻译底本都是1914年的“牛津版”，即“牛津味儿”莎士比亚。中文读者要明白的是，在“牛津版”之外，还有“河畔版”“阿登版”“新剑桥版”“皇莎版”以及美国前莎士比亚协会会长大卫·贝文顿编注的“贝文顿版”等多种版本的“原味儿莎”。因此无论阅读哪个中译本，都面临着语言、文化、历史、宗教等差异带来的巨大障碍。毋庸讳言，只靠阅读某一中译本远不足以读懂莎剧，而倘若仅以某一中译本为底本从事莎剧研究，则无异于海滩上种花。
第三篇来自2021年1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对法语文学翻译家许钧教授的访谈《文明的交流，从翻译出发》，其中说：“如果说翻译一部作品是译者与作者缔结一份合约，那么这份合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和忠诚。有了尊重，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有了真正的理解，才可能导向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常有人会问：忠于作者和忠于读者，两者是否矛盾？我个人认为没有矛盾。译者要展现原汁原味的内容，不能用任何形式的花哨语言去欺骗读者，必须有这种伦理的坚守才能达到翻译的目标……好的译者应该是个‘性格演员’，能够理解、靠近、适应不同的作品，还原不同的面孔，并在吃透原作的基础上，赋予一种独特性。”对此，我十分心仪，并自觉始终努力践行着以“注释 导读”的“傅译莎”，将“尊重和忠诚”奉献给莎翁，奉献给读者。这也是我新译之初衷。
除此之外，另有两篇文字更让我树起信心。第一篇来自鲁迅1935年3月16日所写的《非有复译不可》（《且介亭杂文二集》）：
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
“复译”即重译或新译。鲁迅坚决主张，哪怕一部作品已有好几种译本，也必须容纳新译本。这眼界、胸襟多么阔达。
第二篇来自2012年5月14日《中国新闻周刊》对法语翻译家郑克鲁先生的采访：“重译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重译，我的标准是要超过前人，不然没有意义。”诚然，作为一名译者，重译，尤其重译文学经典，自当有志存高远之勇气、恒心和毅力。但能否“超过前人”，则须由读者和时间这两位最公正的批评家说了算。 由此，可以切入正题。简言之，中国读者的莎士比亚接受史最早可上溯至19世纪末，那时莎士比亚的名字已传入中国。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第一次将Shakespeare译成“莎士比亚”，从此莎翁有了在中文世界的固定大名，后世一直沿用。1921年，莎剧正式登陆中国，出版了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哈姆雷特》）。1930年代，朱生豪、梁实秋两位后世公认的著名译者几乎同时开始莎剧翻译。1930年代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的第一波高潮，也堪称最盛的一次。除朱、梁二位，曹未风、孙大雨、卞之琳、曹禺都在1930、40年代翻译过莎士比亚。后来，还有吴兴华、方平等对朱译本做过校译。一代又一代莎翁译者将不同的中文译本呈现给读者。在莎翁全集的翻译出版方面，梁实秋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以一己之力译完全部莎剧之人。1967年，梁译莎剧全集在台湾出版，三年后他又将莎士比亚三部诗集译竣，前后历时34年。此为“梁味儿莎”。21世纪以来，先后有两套新译莎翁全集问世：一是方平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河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二是辜正坤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
但从读者阅读的广泛度及图书市场的占有率来看，朱生豪译本，即“朱味儿莎”，仍独领风骚，市面上冠以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于20种。朱译早已进入公版，只要出版社想印，无需招呼，开机即可。不过，读者是否注意到，不久之前，有一特别标有“朱生豪之子认可推荐版”的《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出版，其宣推广告语为：“据世界书局1947年朱生豪原译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精校精编精排，原汁原味，完整典藏……收录莎士比亚代表性的24部经典喜剧和悲剧。”此举意在表明，这个版本的“朱译莎”才是真正的“原味儿朱”。原来，拿我最早阅读的1984年第二次印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来说，并非“原味儿朱”，它是由多位莎学者校改过的译本。换言之，由阅读1980年代“人文社”莎翁全集接受莎士比亚的读者，读的并非“原味儿朱”。
除此，我想一般读者更少注意到，“复译”过《哈姆雷特》的卞之琳，早在1983年便在由“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社）上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