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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冬的京城，与凌烈寒风形成对照的是转圜回暖的中韩关系。对于中韩两国而言，2017年是有独特纪念意义的——正是二十五年前的今天，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力排万难在冷战结束后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才底定了今日友好往来的基础。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于201 7年12月13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北京长安街中韩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二十五年来，两国关系可谓栉风沐雨，一同趟过半岛危机，齐心协力抵制邻国不断上升的右翼势力，携手提升双边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终于一步步走到今天。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近一年多来两国关系急转直下：韩剧中的欢声笑语从中国观众的视线里淡去，济州岛、首尔城此前盈盈满满的游客似乎也一夜之间人去楼空。8月24日原本是中韩建交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可是两国的纪念活动也显得十分“低调”。
然而，正如习近平主席所一再强调的“邻居是搬不走的。”既然中韩作为邻居的现实不可改变，那就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同时拿出诚意与智慧，一起解决问题，携手向前进。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无论是中方还是韩方，对此次习主席与文总统的会晤都充满这么多的期待。他们握手的那一刻，不仅是对此前二十五年来的两国友好关系发展成果的再确认，更是面向未来，促使持续低温的中韩关系重新回暖、继续发展实质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永做好朋友、好邻居。
中韩建交二十五载，从敌变友，坎坎坷坷不容易。萨德事件后，持续一年多冰封期，现在终于有了转圜迹象，当然是好事。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分析这次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情况，以及会晤前后两国政府所发表的声明、主张，抛开主观善意的“愿望思维”，我们就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承认：此次“氛围效果”仍远大于实质性影响;中韩之间还有“心结”有待解开;两国关系要真正“回归正轨”仍然任重道远。
本次文在寅总统访华，韩中两国围绕“萨德”问题仍存意见分歧，双方决定在首脑会谈后不发表共同声明，仅发表联合新闻公报。中国曾明确表示，希望韩国方面能把此“三不政策”（韩国不加入美国美国反导体系，韩国不再追加部署萨德导弹，韩国不会与日本美国结成三方军事同盟）写入两国的声明里，但遭韩方拒绝。因此两国元首会见后既没有发表共同声明，也未共同会见记者。
这一事实无疑提醒我们，在促进中韩两国关系回暖的同时，需要正视两国间存在的既定矛盾和结构性限制条件。唯有如此，两国在相互交往、试探底线、化解矛盾的过程中，才不会因错误评估对方的诉求或低估两国交往的障碍而设定过高的目标，过多指望对方的妥协力度——毕竟，那样只会因对方的“回馈”没有达到己方期望、未能实现既定的外交目标而“因爱生恨”、“转喜为怒”。那么具体的问题和困难又有哪些呢？
首当其冲的自然还是朝核问题。遗憾的是，在未来中短期内，中韩两国以及国际社会恐怕都难以找到解决之道。
韩国方面为自身迎入“萨德”所给出的合法化理由是来自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在中韩持续一年多围绕萨德系统展开的外交博弈中，韩国方面也始终坚持将“撤出萨德”与“朝鲜去核”相挂钩。换言之，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没有办法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迫使朝鲜方面接受去除核武器的安排，那么韩国就不会应中国之要求撤出萨德。
从过去一年多的中韩外交博弈过程与结果来看，韩方这一“挂钩”（linkage）策略大体上是奏效的。质言之，韩国部署萨德后所引发的中方反制措施，其严厉性、破坏性，一方面不够大，至少没有大到能够迫使韩方如北京所愿就范、撤出萨德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又不够小，至少没有小到韩国方面可以完全不予理睬、继续我行我素的程度。正是由此所产生的戰略互动及其后果恰好落在一个特定“区间”，才导致了时隔一年中韩两国领导人在多轮博弈、相互探底以及韩方决策者换人易帅之后的转圜。
进一步追问，为何中方主要立足于经济层面的反制措施未能促使韩国方面改变迎入萨德的既定决策呢？有人说，很简单，因为还有驻韩美军在韩国的领土上，青瓦台无法自行自主制定重大对外安全决策。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种过度简化，武断地将美韩关系与冷战期间的苏联-捷克或苏联-波匈关系做类比。从当前国际社会规范发展的程度以及美韩既定的互动模式来看，尽管驻韩美军的存在无疑大大加强了华盛顿在韩国内政外交诸领域的发言权，但毕竟不同于苏联，故与其说是美国以武力硬性逼迫韩国屈服，不如把中美韩三角关系理解为一种竞价博弈：
韩国作为“客户”（client在英语中也有被保护国的含义，可谓一语双关;国内政治领域也有庇护理论Patron-Client Theory）一方面要从美国手里购买“安全”（针对朝鲜威胁的核保护伞），一方面经济上又高度依赖中国。过去，韩国所感知的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有限，因而中国“以经促政”的对韩外交策略有较大施展空间。然而，当朝鲜的军事威胁加强后，面对“保命还是要钱”的两难抉择（指靠美国还是中国，两者难以得兼），韩国最终还是选择“保命”。这一决策在当时似乎让中国感到意外，但从国际关系基本常识来看却并不难理解：维护生存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第一目标，当生存有保障时，经济、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会得到体现，可一旦自身生存收到威胁，其他事项都必须让道。这就是为什么在朝鲜核威胁愈加成为现实后，北京对首尔的经济吸引力比不过华盛顿军事-安全承诺吸引力的深层原因。
明确了上述基本事实和基本原理，我们才能够理解中韩关系的症结之所在。一个或许让北京感到不快、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事实是：在朝核问题被解决前，韩方所面临的北方安全威胁仍有上升趋势。在这个状态下，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是难以和美国相匹敌的。同时，在朝核问题彻底解决之前，胁迫韩国撤出萨德，可能性也不高。萨德一事能够给中国未来的周边外交提供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一是不可过于高估经济贸易作为外交手段的影响力。中国长于经贸，作为大市场对很多国家而言都有巨大吸引力，但反过来以中国市场的准入作为政治手段来进行外交博弈，虽然有效，但其效用自有其边界，那就是在不涉及安全问题时它是有效的，而一旦涉及生存、“保命”，其效用必将大打折扣。第二，中国长期奉行“不结盟只结伴”的外交原则，固然有其道理，但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出在“不结盟”前提下向若干特定的关键国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以应对类似情形，或许是下阶段中国外交机制创新的重大课题。
二十五载栉风沐雨，携手同行殊为不易
二十五年来，两国关系可谓栉风沐雨，一同趟过半岛危机，齐心协力抵制邻国不断上升的右翼势力，携手提升双边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终于一步步走到今天。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近一年多来两国关系急转直下：韩剧中的欢声笑语从中国观众的视线里淡去，济州岛、首尔城此前盈盈满满的游客似乎也一夜之间人去楼空。8月24日原本是中韩建交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可是两国的纪念活动也显得十分“低调”。
然而，正如习近平主席所一再强调的“邻居是搬不走的。”既然中韩作为邻居的现实不可改变，那就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同时拿出诚意与智慧，一起解决问题，携手向前进。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无论是中方还是韩方，对此次习主席与文总统的会晤都充满这么多的期待。他们握手的那一刻，不仅是对此前二十五年来的两国友好关系发展成果的再确认，更是面向未来，促使持续低温的中韩关系重新回暖、继续发展实质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永做好朋友、好邻居。
融冰之旅收获颇多，但要彻底去除两国“心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韩建交二十五载，从敌变友，坎坎坷坷不容易。萨德事件后，持续一年多冰封期，现在终于有了转圜迹象，当然是好事。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分析这次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情况，以及会晤前后两国政府所发表的声明、主张，抛开主观善意的“愿望思维”，我们就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承认：此次“氛围效果”仍远大于实质性影响;中韩之间还有“心结”有待解开;两国关系要真正“回归正轨”仍然任重道远。
本次文在寅总统访华，韩中两国围绕“萨德”问题仍存意见分歧，双方决定在首脑会谈后不发表共同声明，仅发表联合新闻公报。中国曾明确表示，希望韩国方面能把此“三不政策”（韩国不加入美国美国反导体系，韩国不再追加部署萨德导弹，韩国不会与日本美国结成三方军事同盟）写入两国的声明里，但遭韩方拒绝。因此两国元首会见后既没有发表共同声明，也未共同会见记者。
这一事实无疑提醒我们，在促进中韩两国关系回暖的同时，需要正视两国间存在的既定矛盾和结构性限制条件。唯有如此，两国在相互交往、试探底线、化解矛盾的过程中，才不会因错误评估对方的诉求或低估两国交往的障碍而设定过高的目标，过多指望对方的妥协力度——毕竟，那样只会因对方的“回馈”没有达到己方期望、未能实现既定的外交目标而“因爱生恨”、“转喜为怒”。那么具体的问题和困难又有哪些呢？
朝核问题是中韩关系、萨德问题之解决绕不过去的坎
首当其冲的自然还是朝核问题。遗憾的是，在未来中短期内，中韩两国以及国际社会恐怕都难以找到解决之道。
韩国方面为自身迎入“萨德”所给出的合法化理由是来自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在中韩持续一年多围绕萨德系统展开的外交博弈中，韩国方面也始终坚持将“撤出萨德”与“朝鲜去核”相挂钩。换言之，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没有办法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迫使朝鲜方面接受去除核武器的安排，那么韩国就不会应中国之要求撤出萨德。
从过去一年多的中韩外交博弈过程与结果来看，韩方这一“挂钩”（linkage）策略大体上是奏效的。质言之，韩国部署萨德后所引发的中方反制措施，其严厉性、破坏性，一方面不够大，至少没有大到能够迫使韩方如北京所愿就范、撤出萨德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又不够小，至少没有小到韩国方面可以完全不予理睬、继续我行我素的程度。正是由此所产生的戰略互动及其后果恰好落在一个特定“区间”，才导致了时隔一年中韩两国领导人在多轮博弈、相互探底以及韩方决策者换人易帅之后的转圜。
进一步追问，为何中方主要立足于经济层面的反制措施未能促使韩国方面改变迎入萨德的既定决策呢？有人说，很简单，因为还有驻韩美军在韩国的领土上，青瓦台无法自行自主制定重大对外安全决策。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种过度简化，武断地将美韩关系与冷战期间的苏联-捷克或苏联-波匈关系做类比。从当前国际社会规范发展的程度以及美韩既定的互动模式来看，尽管驻韩美军的存在无疑大大加强了华盛顿在韩国内政外交诸领域的发言权，但毕竟不同于苏联，故与其说是美国以武力硬性逼迫韩国屈服，不如把中美韩三角关系理解为一种竞价博弈：
韩国作为“客户”（client在英语中也有被保护国的含义，可谓一语双关;国内政治领域也有庇护理论Patron-Client Theory）一方面要从美国手里购买“安全”（针对朝鲜威胁的核保护伞），一方面经济上又高度依赖中国。过去，韩国所感知的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有限，因而中国“以经促政”的对韩外交策略有较大施展空间。然而，当朝鲜的军事威胁加强后，面对“保命还是要钱”的两难抉择（指靠美国还是中国，两者难以得兼），韩国最终还是选择“保命”。这一决策在当时似乎让中国感到意外，但从国际关系基本常识来看却并不难理解：维护生存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第一目标，当生存有保障时，经济、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会得到体现，可一旦自身生存收到威胁，其他事项都必须让道。这就是为什么在朝鲜核威胁愈加成为现实后，北京对首尔的经济吸引力比不过华盛顿军事-安全承诺吸引力的深层原因。
明确了上述基本事实和基本原理，我们才能够理解中韩关系的症结之所在。一个或许让北京感到不快、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事实是：在朝核问题被解决前，韩方所面临的北方安全威胁仍有上升趋势。在这个状态下，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是难以和美国相匹敌的。同时，在朝核问题彻底解决之前，胁迫韩国撤出萨德，可能性也不高。萨德一事能够给中国未来的周边外交提供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一是不可过于高估经济贸易作为外交手段的影响力。中国长于经贸，作为大市场对很多国家而言都有巨大吸引力，但反过来以中国市场的准入作为政治手段来进行外交博弈，虽然有效，但其效用自有其边界，那就是在不涉及安全问题时它是有效的，而一旦涉及生存、“保命”，其效用必将大打折扣。第二，中国长期奉行“不结盟只结伴”的外交原则，固然有其道理，但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出在“不结盟”前提下向若干特定的关键国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以应对类似情形，或许是下阶段中国外交机制创新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