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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容易理解难”是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先生的一句名言。1975年竹内实先生在《日本和中国的接触与交流——以历史为鉴》一文中就指出：“友好这个词，说起来确实是并不怎么费力气的”，“如互相派遣代表团，举行宴会、握手、表达亲切之情等等，在那种种热烈的气氛中，其中难免虚假的应酬。”因此“理解总比友好更困难一些”。(《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5卷，第304页。以下出自该卷的引文均只标页码)1978年，他在《理解与友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在我看来，一国(或者民族、区域)与另一国之间，与相互友好的难处相比，还是彼此‘理解’更困难一些。说得极端点，可以说友好容易，理解难。”他还说：“我当然并不是反对‘友好’，而是觉得如果缺少‘理解’，其危险犹如在沙滩上建立起楼阁。”(第1卷，2002年1月，第371页)在这些思考和分析中，处处体现了一位正直、智慧的日本学者的良知和远见卓识。
早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竹内实先生就致力于日中友好运动，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日中友好的基础尚未建立。他在1960年《对所谓桥梁关系的思考——谈日中关系的基础》一文中，曾引用日本作家武田泰淳在小说《风媒花》中对在中日两国之间搭桥的比喻。有人认为在日中之间的桥上涂上油漆，增添支柱，便能够实现“日中亲善”，而实际上日中之间“本是耸立着悬崖，横亘着深渊的”，“在两边已经崩溃的堤岸之间，想费力架起坚固的桥梁并走过去，是行不通的。假桥或临时的桥，在那激流面前已经腐朽了。”因此如果要架设一座新桥，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则是必要努力改造两岸的基础。”(第98页)日中之间的悬崖、深渊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对中国的侵略形成的，要打好架桥友好的基础，首先是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认识。因此竹内实先生批评日本有些人只把友好挂在嘴上，仿佛只需要向中国呼喊，却不去改变日本的现实。没有深刻反省：“这种桥梁究竟应该立足于什么新的基础上。”(第97页)
在1969年写的《虚构的日中和平》中，他更尖锐地指出：日本政府自认为签了“日台条约”后日中已结束“战争状态”，其实这是一种“虚构的日中和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是谁都无法否定的。”(第153页)有人想竭力否认历史上所欠的债务，“那必须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第154页)他希望将来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承担起责任”，拿出真诚的认罪和赔偿的勇气。但他又预言：“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艰苦的历程。”(第174页)
1972年通过田中访华，日中两国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不少人以为日中关系已经实现友好，可以一帆风顺了。竹内实先生却非常冷静地提出告诫：“对今后的日中关系，不应该将其描绘成玫瑰色的梦”，“应该慎用‘友好’二字”。(第235页)因为在近现代，日本从未尊重过中国的主权，“在我们面前还堆积着在战后日本各个时期留下的遗产”，“要是不正视这些事实的话，无论使用了多少美丽的词藻，只要时代一有变化，它们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第236页)他非常有远见地断言：“今后的日中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第239页)真是一语破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日本没有彻底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恢复邦交后，才发生那么多的摩擦、分歧和曲折。
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许多人都沉浸在日中友好的气氛和幻想、憧憬之中。竹内实先生又及时提出警告。就是在这一年，他以史为鉴，回顾“日中友好的百年迂回之路”，指出一百多年前即1871年日中两国缔结丁第一个建交条约《日中修好条规》，可是1874年日本就出兵侵略台湾……过了一百多年才终于又回到了当初的出发点。他认为“也许只有当‘友好’不再挂在嘴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相互融洽(不害怕对方)的邻居。”(第347页)
1981年，竹内实先生又指出：“‘友好’这个词显然已经用得有些过滥。”(第349页)八十年代初确实曾经掀起过日中友好的热潮。他引用1980年日本总理府的一份民意调查，在回答的日本人中，认为对中国感到亲切的达79％，认为日中友好关系发展了的达80％。(《朝日新闻》，1980年9月29日)可是，竹内实先生当时清醒地表示：“至于说能够保证这样的现象永远持续，并使之稳固下来，我却没有十足的信心。”(第350页)他预料如果缺乏理解和信任，“那种所谓的‘日中友好气氛’，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第359页)真是被竹内实先生不幸而言中，事实证明由于历史认识等等问题，尤其是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二十多年后“日中友好气氛”果然走向了低潮。据《读卖新闻》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回答的日本人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多达67％，认为现在日中关系很差的竟占66％。(《读卖新闻》，2006年8月11日)前后反差何其大焉!难道还能以为日中友好那么容易吗?1988年1月1日，竹内实先生还发表了《质疑日中友好》一文，指出：“尽管处处在呼吁重视与强调‘友好’，却仍旧可见有损于‘友好’的现象”。他建议，与其唱高调、贴标签，不如“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第386页)先去了解、理解和尊重对方，并努力加强文化和经济交流的纽带。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一位日本有识之士如何冷静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不为一时虚热的气氛冲昏头脑，始终执着地强调中日真正友好的基础是相互理解。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相互理解?日中之间理解的基础和关键又是什么呢?竹内实先生在许多文章中深刻探讨和剖析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和要害，那就是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战争责任问题。
早在1967年，竹内实先生在早稻田大学纪念“七·七”事变三十一周年集会上的演讲中就已明确指出：“说到和中国的关系，战争责任的问题始终是与对中国的认识缠绕在一起的。”“如果不摆脱所有的历史阴影，便无法推动历史的前进。”必须正视历史的启示，“如果真想忘记它，那当初就不应该那样做。要是当真忘记了的话，恐怕后来再也无法主动左右历史了。”“作为日本人，显然都应该反省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这种反省，不能只斤斤于残暴程度的大小。我认为，我们必须深刻挖掘这种肆虐的实质，弄明白如此肆虐源于何处，以及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肆虐?”(第140页)在这次演讲中，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从根本上说，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源于日本人思想的深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是源于天皇制思想。”(第141页)
竹内实先生认为相互理解要设身处地与换位思考。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日本军队在南京中山陵的牌楼上，用带血的大字写着“十二月十日小林部队占领”。而中山陵是中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我们设身处地试想一下，要是改为把明治神社的鸟居上也写上字，那究竟会怎么样?”正因为对历史的无知，“才有那些肆无忌惮的残暴行径。”(第145页)对日中战争的历史，首先要分清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那日中关系尽管也有进展，但终归不过 是空中楼阁而已。”(第191页)
竹内实先生指出：“我认为至少要在历史教科书上明确写明1931年以后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侵略，应该讲清楚究竟是怎样进行侵略的，侵略的起因是什么?应该让历史事实在日本民众的心里扎下根，并把这作为日本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一种赔偿。”他还认为战争责任，即通过战争使人们受害的责任，即使赔偿了，也仍是不可赦免、无法赎买的罪行。但是“赔偿是必须支付的，日本民众应该向无辜牺牲的1000万中国人民的灵魂，发自内心地给予赔偿。”(第254页)
在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外交仍然出现一系列的摩擦和纠纷，例如教科书、光华寮、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还有日本政府的一些大臣不断发出美化侵略战争的所谓“失言”。竹内实先生认为这些问题都与对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有关。他严厉批评了那些企图歪曲历史、掩盖战争罪行、为侵略战争辩护的人。并分析某些人不愿正视历史、承认战争责任的心理障碍，“或者是由于从自己良心上讲，觉得侵略的行为非常可耻，因此难以接受；或者当初就没有想到其属于‘侵略’行为，良心根本没有受到谴责；或者是因为想到‘战死’的亲戚与朋友，不愿意承认为‘侵略’而死。”(第403页)
竹内实先生在文章中不仅指出了理解的困难，也提出了实现理解的途径和方法。他主张，首先通过总结以往的正面与负面的经验，“从我们所处的被动地位上，迈出新的步伐。”应在教科书中，明确地记述甲午战争、满洲事变、日中战争等历史事实真相，讲清楚“为什么在这一段历史当中，日本会对朝鲜和中国等进行侵略。”“要从根本上使整个日本能够正视历史的真相。”(第306页)“只有立足于这样的起点，才有可能让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变成可以信赖的遗产，并代代相传下去。”(第307页)
竹内实先生提倡加强中日两国互相研究，“研究的根底越是深厚，研究的预见性就会越精确。不言自明，尽快实现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研究人员与社会的沟通，无疑将会促进研究的深入。”交流的机会多多益善，交流方式也应多种多样，还应提倡个人或小团体的研究与交流。(第140页)他还建议，为了加深中日互相理解，还需要加强了解和研究两国的历史、文化、习俗和内在心理，甚至不同的情感、语言表达方式。
同时，竹内实先生也真诚和直率地提醒中国方面，“在日本国民中，对历史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它也影响到了政党。”而中国方面对日本国民这样的意识状况关注不够。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情况，“是不太合适的”。(第425页)他认为“今后应该是日本与中国互相理解的时代，那么中国方面应该怎样理解日本人对自身的认识呢?”(第440页)无疑，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中日关系研究者们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竹内实文集》第五卷中的文章，表达了竹内实先生以清醒的头脑、锐利的眼光、深邃的思考、独到的见解对日中关系发表的种种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尽管这些文章差不多是在50年前到10年前先后撰写的，但今天读起来，还那样具有现实感、震撼力和启发性、预见性。
早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竹内实先生就致力于日中友好运动，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日中友好的基础尚未建立。他在1960年《对所谓桥梁关系的思考——谈日中关系的基础》一文中，曾引用日本作家武田泰淳在小说《风媒花》中对在中日两国之间搭桥的比喻。有人认为在日中之间的桥上涂上油漆，增添支柱，便能够实现“日中亲善”，而实际上日中之间“本是耸立着悬崖，横亘着深渊的”，“在两边已经崩溃的堤岸之间，想费力架起坚固的桥梁并走过去，是行不通的。假桥或临时的桥，在那激流面前已经腐朽了。”因此如果要架设一座新桥，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则是必要努力改造两岸的基础。”(第98页)日中之间的悬崖、深渊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对中国的侵略形成的，要打好架桥友好的基础，首先是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认识。因此竹内实先生批评日本有些人只把友好挂在嘴上，仿佛只需要向中国呼喊，却不去改变日本的现实。没有深刻反省：“这种桥梁究竟应该立足于什么新的基础上。”(第97页)
在1969年写的《虚构的日中和平》中，他更尖锐地指出：日本政府自认为签了“日台条约”后日中已结束“战争状态”，其实这是一种“虚构的日中和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是谁都无法否定的。”(第153页)有人想竭力否认历史上所欠的债务，“那必须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第154页)他希望将来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承担起责任”，拿出真诚的认罪和赔偿的勇气。但他又预言：“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艰苦的历程。”(第174页)
1972年通过田中访华，日中两国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不少人以为日中关系已经实现友好，可以一帆风顺了。竹内实先生却非常冷静地提出告诫：“对今后的日中关系，不应该将其描绘成玫瑰色的梦”，“应该慎用‘友好’二字”。(第235页)因为在近现代，日本从未尊重过中国的主权，“在我们面前还堆积着在战后日本各个时期留下的遗产”，“要是不正视这些事实的话，无论使用了多少美丽的词藻，只要时代一有变化，它们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第236页)他非常有远见地断言：“今后的日中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第239页)真是一语破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日本没有彻底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恢复邦交后，才发生那么多的摩擦、分歧和曲折。
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许多人都沉浸在日中友好的气氛和幻想、憧憬之中。竹内实先生又及时提出警告。就是在这一年，他以史为鉴，回顾“日中友好的百年迂回之路”，指出一百多年前即1871年日中两国缔结丁第一个建交条约《日中修好条规》，可是1874年日本就出兵侵略台湾……过了一百多年才终于又回到了当初的出发点。他认为“也许只有当‘友好’不再挂在嘴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相互融洽(不害怕对方)的邻居。”(第347页)
1981年，竹内实先生又指出：“‘友好’这个词显然已经用得有些过滥。”(第349页)八十年代初确实曾经掀起过日中友好的热潮。他引用1980年日本总理府的一份民意调查，在回答的日本人中，认为对中国感到亲切的达79％，认为日中友好关系发展了的达80％。(《朝日新闻》，1980年9月29日)可是，竹内实先生当时清醒地表示：“至于说能够保证这样的现象永远持续，并使之稳固下来，我却没有十足的信心。”(第350页)他预料如果缺乏理解和信任，“那种所谓的‘日中友好气氛’，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第359页)真是被竹内实先生不幸而言中，事实证明由于历史认识等等问题，尤其是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二十多年后“日中友好气氛”果然走向了低潮。据《读卖新闻》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回答的日本人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多达67％，认为现在日中关系很差的竟占66％。(《读卖新闻》，2006年8月11日)前后反差何其大焉!难道还能以为日中友好那么容易吗?1988年1月1日，竹内实先生还发表了《质疑日中友好》一文，指出：“尽管处处在呼吁重视与强调‘友好’，却仍旧可见有损于‘友好’的现象”。他建议，与其唱高调、贴标签，不如“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第386页)先去了解、理解和尊重对方，并努力加强文化和经济交流的纽带。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一位日本有识之士如何冷静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不为一时虚热的气氛冲昏头脑，始终执着地强调中日真正友好的基础是相互理解。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相互理解?日中之间理解的基础和关键又是什么呢?竹内实先生在许多文章中深刻探讨和剖析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和要害，那就是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战争责任问题。
早在1967年，竹内实先生在早稻田大学纪念“七·七”事变三十一周年集会上的演讲中就已明确指出：“说到和中国的关系，战争责任的问题始终是与对中国的认识缠绕在一起的。”“如果不摆脱所有的历史阴影，便无法推动历史的前进。”必须正视历史的启示，“如果真想忘记它，那当初就不应该那样做。要是当真忘记了的话，恐怕后来再也无法主动左右历史了。”“作为日本人，显然都应该反省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这种反省，不能只斤斤于残暴程度的大小。我认为，我们必须深刻挖掘这种肆虐的实质，弄明白如此肆虐源于何处，以及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肆虐?”(第140页)在这次演讲中，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从根本上说，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源于日本人思想的深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是源于天皇制思想。”(第141页)
竹内实先生认为相互理解要设身处地与换位思考。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日本军队在南京中山陵的牌楼上，用带血的大字写着“十二月十日小林部队占领”。而中山陵是中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我们设身处地试想一下，要是改为把明治神社的鸟居上也写上字，那究竟会怎么样?”正因为对历史的无知，“才有那些肆无忌惮的残暴行径。”(第145页)对日中战争的历史，首先要分清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那日中关系尽管也有进展，但终归不过 是空中楼阁而已。”(第191页)
竹内实先生指出：“我认为至少要在历史教科书上明确写明1931年以后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侵略，应该讲清楚究竟是怎样进行侵略的，侵略的起因是什么?应该让历史事实在日本民众的心里扎下根，并把这作为日本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一种赔偿。”他还认为战争责任，即通过战争使人们受害的责任，即使赔偿了，也仍是不可赦免、无法赎买的罪行。但是“赔偿是必须支付的，日本民众应该向无辜牺牲的1000万中国人民的灵魂，发自内心地给予赔偿。”(第254页)
在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外交仍然出现一系列的摩擦和纠纷，例如教科书、光华寮、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还有日本政府的一些大臣不断发出美化侵略战争的所谓“失言”。竹内实先生认为这些问题都与对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有关。他严厉批评了那些企图歪曲历史、掩盖战争罪行、为侵略战争辩护的人。并分析某些人不愿正视历史、承认战争责任的心理障碍，“或者是由于从自己良心上讲，觉得侵略的行为非常可耻，因此难以接受；或者当初就没有想到其属于‘侵略’行为，良心根本没有受到谴责；或者是因为想到‘战死’的亲戚与朋友，不愿意承认为‘侵略’而死。”(第403页)
竹内实先生在文章中不仅指出了理解的困难，也提出了实现理解的途径和方法。他主张，首先通过总结以往的正面与负面的经验，“从我们所处的被动地位上，迈出新的步伐。”应在教科书中，明确地记述甲午战争、满洲事变、日中战争等历史事实真相，讲清楚“为什么在这一段历史当中，日本会对朝鲜和中国等进行侵略。”“要从根本上使整个日本能够正视历史的真相。”(第306页)“只有立足于这样的起点，才有可能让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变成可以信赖的遗产，并代代相传下去。”(第307页)
竹内实先生提倡加强中日两国互相研究，“研究的根底越是深厚，研究的预见性就会越精确。不言自明，尽快实现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研究人员与社会的沟通，无疑将会促进研究的深入。”交流的机会多多益善，交流方式也应多种多样，还应提倡个人或小团体的研究与交流。(第140页)他还建议，为了加深中日互相理解，还需要加强了解和研究两国的历史、文化、习俗和内在心理，甚至不同的情感、语言表达方式。
同时，竹内实先生也真诚和直率地提醒中国方面，“在日本国民中，对历史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它也影响到了政党。”而中国方面对日本国民这样的意识状况关注不够。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情况，“是不太合适的”。(第425页)他认为“今后应该是日本与中国互相理解的时代，那么中国方面应该怎样理解日本人对自身的认识呢?”(第440页)无疑，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中日关系研究者们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竹内实文集》第五卷中的文章，表达了竹内实先生以清醒的头脑、锐利的眼光、深邃的思考、独到的见解对日中关系发表的种种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尽管这些文章差不多是在50年前到10年前先后撰写的，但今天读起来，还那样具有现实感、震撼力和启发性、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