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本文以荷兰心理学家休伯特·赫尔曼斯为代表的对话自我理论解读英国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印度之行》 中阿齐兹医生的自我重构。阿齐兹通过自我内部立场的对话及自我与外部立场的对话,重构了一个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新自我。
[关键词] 阿齐兹 自我重构 对话自我理论 赫尔曼斯
20世纪90年代,一批文化心理学学者应用和发展巴赫金对话理论,将巴赫金的“声音”、“双声性”、“对话”概念与建构主义心理学相结合,吸收维果茨基的发展理论、阐释学和叙事学理论的成果,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对话自我”理论。其中以赫尔曼斯为代表的学者以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使对话理论得以发展完善。赫氏给对话自我下的定义是:对话自我是一个由“多个相对自治的我立场组成的动态复合体”;“主格我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立场之间游移”。[1] (244) 根据赫氏在《对话思维与自我创新》一文中划分的多重自我立场①,笔者将阿齐兹的动态复合自我划分为多个相对自治的我立场——“西化自我”、“印度自我”、“穆斯林自我”。两个特定的内部立场和外部立场2,即内部自我与外部自我,是对话过程的组成部分,比如:阿齐兹的西化自我、印度自我、穆斯林自我是内部立场,而菲尔丁、穆尔夫人、阿德拉则是外部立场。由此,阿齐兹的对话自我过程可划分为:阿齐兹内部立场间的对话及阿齐兹与外部立场的对话。
一、阿齐兹内部立场间的对话
在对话自我理论中,自我的各个有差异的部分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关系。西化自我、印度自我、穆斯林自我是阿齐兹自我的构成部分,这三者之间交替地进行对话。
首先探讨阿齐兹西化自我与印度自我的对话。哈米杜拉提醒阿齐兹刷完牙再去见卡仑达少校,阿齐兹坚持说,“我是印度人,嚼胡蒌叶是印度人的习惯,医官大人还是适应适应我们的习惯吧”。[2] (15) 当他进入少校的院区时,他“产生紧迫感,一种压抑感突然袭上心头”。[2] (16) 阿齐兹的印度自我支配着他的本能反应。但他的西化自我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能像英国绅士那样得体而遭遇侮辱,他不仅刷了牙,还把马车停在回廊上。他的热情礼貌仍然遭遇了仆人的冷淡和卡仑达太太的忽视。这次的经历激起了阿齐兹心中西化自我与印度自我的对话,小说中这样描写他的内心感受:“他只要还有卢比,就能有这一切……但是要想对那些本地英国人这样随随便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要躲过他们的天罗地网,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礼遇,就没有那么容易了!”ibid. 福斯特还运用双声语表现阿齐兹内心的争斗声音,“……卡仑达少校,每天专挑我在朋友家吃饭的时候派人来叫我……可赶到那里,他又走了。话都不留下一句。您说这叫可爱?他才不管,他明知我只能忍着,我是他的下属嘛。我的时间一文不值。让那个印度人在回廊上站一站,够赏他脸的了。是的,是的,让他在回廊上站着去好了……”[2] (24) 阿齐兹的西化自我绅士般的尊重英国人,而英国人的傲慢激起他印度自我的声音,两个自我进行了激烈的对话。这次对话的结果是阿齐兹走进清真寺,转向穆斯林自我寻求心理慰藉,遇见了穆尔夫人。小说第九章开头阿齐兹生病卧床那段心理活动的描写也是西化自我与印度自我对话的表现。破烂的房间、佣人哈森的懒散及卡仑达少校的蛮横使得阿齐兹对印度人和印度英国人失望,崇拜菲尔丁。阿齐兹的印度自我使他愤恨懒散的印度人和蛮横的印度英国人,而西化自我使他仰慕菲尔丁对待印度人平等宽大的胸怀。这次的对话使阿齐兹渴望与菲尔丁建立兄弟般的友谊,并为下一章与菲尔丁的深入对话打下了心理基础。
其次是阿齐兹穆斯林自我与印度自我的对话。阿齐兹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教徒,他喜欢的诗都是以穆斯林的衰败和爱情的短促为主题。“一所赢得了他赞美的清真寺,总是使他浮想联翩。看到别的宗教庙宇,像印度教、基督教或者希腊正教等等的庙寺、教堂只会使他心烦,不会唤醒他的美感…穆斯林,这是他的生活微妙而又执著的立足点;穆斯林,这是他灵魂和肉体的家。”[2] (19) 小说中,印度教和穆斯林的争斗由来已久,阿齐兹的穆斯林自我是厌恶印度教的。然而阿齐兹教育副省长的孙子努列丁时表现出印度自我,说:“我们穆斯林真应该好好破除这类迷信了,不然印度进步不起来”。[2] (119) 他鼓励教徒破除迷信,争取印度的进步。阿齐兹穆斯林自我和印度自我的对话在给信奉印度教的人办的月刊写诗过程中表现突出。他的诗起初还是哀叹伊斯兰教的衰败和爱情的短暂,没有兴趣去写杰出的印度教徒;接着他不满自己的诗,渴望寫一首为大众赞扬的新诗。经过一番对话的争斗,阿齐兹明白了赞美未来的颂歌一定要胜过伊斯兰教这类教条,“他立誓一定去看看更多不是伊斯兰教徒的印度人,不咎既往。这才是唯一健康的出路”。[2] (338) 阿齐兹穆斯林自我与印度自我的对话是他破除宗教偏见,移居印度教徒的居住地——茅帮的心理动机。
二、阿齐兹与外部立场的对话
罗贻荣总结了赫氏对话自我理论:自我及其意义取决于内部立场与外部立场的关系。对话自我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定型的状态,两个特定的内部立场和外部立场构成某个特定时空的自我。[3] (298) 本节着重探讨阿齐兹与菲尔丁、穆尔夫人、阿德拉在不同时空的对话中所表现出的我立场:西化自我、印度自我、穆斯林自我。
在清真寺里,阿齐兹与穆尔夫人的对话表现出穆斯林自我。穆尔夫人尊重肯定阿齐兹的信仰,说:“上帝在这里”,并对他表示了同情。这让阿齐兹的穆斯林自我感受到美好的民族自豪感,并友好地对待穆尔夫人。在第十三章,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安慰阿齐兹的话语没有种族意识,令阿齐兹感动。他表现得过于殷勤,觉得给两位英国女士服务是抬高了身价,在印度人面前很有成就感,表现出西化自我。
在茶会上,阿齐兹更多地表现出西化自我,甚至隆尼都认为他“就是那种被惯坏了的西方化的类型”。[2] (92) 阿齐兹的西化自我觉得跟菲尔丁及英国女士交流很荣幸,很激动。但他的印度自我怀疑菲尔丁关于“后印象派”的评论是对他的揶揄;当阿德拉提出要到他家里做客时,阿齐兹以自己简陋的家为耻。阿齐兹的印度自我以印度的落后为耻,羡慕西方的发达。
在阿齐兹的家里,阿齐兹与菲尔丁的对话主要表现出印度自我。他的印度自我渴望菲尔丁的友谊,向菲尔丁表达了印度人渴望得到英国人仁慈与同情的强烈愿望。经过这次深入对话,阿齐兹不再崇拜菲尔丁,而是把他当成兄弟朋友。
玛拉巴山事件是阿齐兹与菲尔丁、穆尔夫人、阿德拉对话关系的转折点。在去玛拉巴山之前,阿齐兹与菲尔丁、穆尔夫人、阿德拉建立了平等对话的关系,在对话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西化自我、印度自我及穆斯林自我。阿齐兹被捕后,这种对话关系破裂:穆尔夫人孤立自己病死途中;阿齐兹憎恨阿德拉并与菲尔丁产生隔阂。同时,阿齐兹的三个我立场——西化自我,印度自我及穆斯林自我也发生了转变。
三、阿齐兹的新立场——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自我
赫氏指出:“立场的运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由文化的变化决定的。”[1](261) 罗氏归纳了赫氏的观点:“外部立场与内部立场相遇并相互发生作用,在被允许进入自我系统后,就成为发展中的自我的组成部分,成为自我系统中的新立场。然而,新立场常常从旧有立场的结合中产生。”[3] (303)
玛拉巴山象征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经历了玛拉巴山事件,阿齐兹的印度自我进一步膨胀,西化自我进一步减弱。阿齐兹膨胀的印度自我使他重新意识到印度文化的价值,促使他与菲尔丁的友谊一步步走向破裂。在狱中,他怀疑菲尔丁抛弃了他;出狱后,他变得更加多疑,尤其是对英国人,菲尔丁也不例外。他成了一名反英分子,性格狭隘冷酷,脾气古怪,心肠硬。“阿齐兹对菲尔丁友好而专横。用他的话来说,他要菲尔丁‘归顺东方’,还要在情感上完全依附于东方。”[2] (328) 阿齐兹在关于阿德拉的赔偿费问题上很冷酷,他想报复那些让他曾经受罪的人。尽管菲尔丁返回昌德拉卜后当面澄清了他与阿德拉的谣言,阿齐兹仍然怀疑菲尔丁。菲尔丁返回英国后,阿齐兹对菲尔丁的怀疑加深,他们之间的友谊彻底破裂了。阿齐兹应邀给信奉印度教的人的月刊写诗的过程中,他的穆斯林自我在消融,印度自我在扩大。“玛拉巴山事件唤醒了他的爱国情绪。他半闭着眼睛,竭力想使自己对印度产生爱。印度必须仿效日本。只有她自己成为一个国家,她的儿子才能受到尊重。”[2] (338) 阿齐兹意识到穆斯林教条的狭隘,决心接触更广阔的世界。阿齐兹通过自我内部的对话及与外部自我的对话,促使了西化自我、印度自我及穆斯林自我之间的游移,最后在印度自我的推动下去了茅帮。
如果说阿齐兹与菲尔丁用餐时幻想到印度自治邦是阿齐兹思想上转变的标志,那么两年后在茅帮,阿齐兹则完成了思想到行动的转变。阿齐兹在茅帮就职时宣称尊重印度教,摒弃西医,改用咒符药。他的诗的主题全是东方女性,他主张掀掉闺帷制度,男人和女人要统一起来对抗英国人。当他消除和菲尔丁的误会后,重新审视他们之间的友谊时,他骨子里印度人的民族种族情结使他仇恨英国人,坚定了他不能和菲尔丁成为真正朋友的信念。最后在茅帮的丛林里,他与菲尔丁的政治立场鲜明,各自毅然向自己的国家靠拢。阿齐兹的民族主义思想高涨,对印度充满信心,他喊道:“印度要成为一个国家!什么外国人都不要!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锡克教徒统统团结起来!万岁!印度万岁!”[2] (411) 他预言印度会在十九世纪里成为最后一位国际上独立统一的国家。至此,阿齐兹的新立场——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自我形成了。陶家俊分析道:“阿齐兹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殖民权力的认同,对本土传统、历史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4] (34) 索宇环也评论说,阿齐兹因为和殖民地印度的英国人交往而招致困境,最终转变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5] (155)
对话自我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对话自我重构健全人格与自我创新。赫尔曼斯表明:自我创新的方式之一是新的立场引进自我系统并成为自我的组成部分。[6] (99) 阿齐兹经历对话自我之前的民族意识淡漠,认同英国殖民者的统治:阿齐兹在能否与英国人交朋友的问题上观点不鲜明,态度犹疑。当别人热切讨论政治时,他走到花园,满脑子是诗。当被阿德拉问及把英国殖民者赶出印度的问题时,阿齐兹说:“把你们赶出去?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肮脏的事情呢?把他留给政治家……不,我是学生的时候,当然曾对你们那些该死的同胞表示过愤怒,但是如果他们能让我在自己的职业上取得进步,不要公开地对我太粗暴无礼,此外我真的没有更多的要求。” [2] (100) 此外,阿齐兹狭隘的宗教偏见使得他与印度教徒——拉尔医生的关系紧张。经过对话自我之后,阿齐兹的自我重构发生了嬗变:从最初对政治的淡漠和对印度英国人的希冀崇拜转变为对印度政治的热诚和对英国人的仇视及深刻审视;从厌恶鄙视印度教徒,赞成闺帷制度到克服宗教偏见,团结印度教徒及印度所有教徒,解放东方女性,呼吁男人女人团结一致;从对印度的落后感到羞耻到对印度的独立发展充满信心。阿齐兹通过自我内部立场的对话及自我与外部立场的对话,重构了一个激进的印度民族主義知识分子的新自我。
参考文献:
[1] Hermans, Hubert J. M.. “The Dialogical Self: Toward a Theory of Personal and Cultural Positioning” [J]. Culture and Psychology, 7, 2001, pp. 243-281.
[2] Forster, E.M. A Passage to India [M]. 石幼珊, 马志行, 董冀平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3] 罗贻荣. 走向对话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4] 陶家俊. 启蒙理性的黑色絮语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年第3期.
[5] Yuhuan, Suo. A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A Passage to India from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M].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Hermans, Hubert J.M..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Dialogical Self” [J].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16, 2003, pp. 89-130.
注释:
① Hermans, Hubert J.M. (1999), “Dialogical Thinking and Self-innovation”, Culture and Psychology; 5 (1) Mar 1999, pp. 67-87.
② 比如:作为母亲的我,作为享乐者的我是内部立场;相应地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是外部立场。
作者简介:
张焕勤,女,湖北襄樊人,中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关键词] 阿齐兹 自我重构 对话自我理论 赫尔曼斯
20世纪90年代,一批文化心理学学者应用和发展巴赫金对话理论,将巴赫金的“声音”、“双声性”、“对话”概念与建构主义心理学相结合,吸收维果茨基的发展理论、阐释学和叙事学理论的成果,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对话自我”理论。其中以赫尔曼斯为代表的学者以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使对话理论得以发展完善。赫氏给对话自我下的定义是:对话自我是一个由“多个相对自治的我立场组成的动态复合体”;“主格我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立场之间游移”。[1] (244) 根据赫氏在《对话思维与自我创新》一文中划分的多重自我立场①,笔者将阿齐兹的动态复合自我划分为多个相对自治的我立场——“西化自我”、“印度自我”、“穆斯林自我”。两个特定的内部立场和外部立场2,即内部自我与外部自我,是对话过程的组成部分,比如:阿齐兹的西化自我、印度自我、穆斯林自我是内部立场,而菲尔丁、穆尔夫人、阿德拉则是外部立场。由此,阿齐兹的对话自我过程可划分为:阿齐兹内部立场间的对话及阿齐兹与外部立场的对话。
一、阿齐兹内部立场间的对话
在对话自我理论中,自我的各个有差异的部分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关系。西化自我、印度自我、穆斯林自我是阿齐兹自我的构成部分,这三者之间交替地进行对话。
首先探讨阿齐兹西化自我与印度自我的对话。哈米杜拉提醒阿齐兹刷完牙再去见卡仑达少校,阿齐兹坚持说,“我是印度人,嚼胡蒌叶是印度人的习惯,医官大人还是适应适应我们的习惯吧”。[2] (15) 当他进入少校的院区时,他“产生紧迫感,一种压抑感突然袭上心头”。[2] (16) 阿齐兹的印度自我支配着他的本能反应。但他的西化自我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能像英国绅士那样得体而遭遇侮辱,他不仅刷了牙,还把马车停在回廊上。他的热情礼貌仍然遭遇了仆人的冷淡和卡仑达太太的忽视。这次的经历激起了阿齐兹心中西化自我与印度自我的对话,小说中这样描写他的内心感受:“他只要还有卢比,就能有这一切……但是要想对那些本地英国人这样随随便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要躲过他们的天罗地网,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礼遇,就没有那么容易了!”ibid. 福斯特还运用双声语表现阿齐兹内心的争斗声音,“……卡仑达少校,每天专挑我在朋友家吃饭的时候派人来叫我……可赶到那里,他又走了。话都不留下一句。您说这叫可爱?他才不管,他明知我只能忍着,我是他的下属嘛。我的时间一文不值。让那个印度人在回廊上站一站,够赏他脸的了。是的,是的,让他在回廊上站着去好了……”[2] (24) 阿齐兹的西化自我绅士般的尊重英国人,而英国人的傲慢激起他印度自我的声音,两个自我进行了激烈的对话。这次对话的结果是阿齐兹走进清真寺,转向穆斯林自我寻求心理慰藉,遇见了穆尔夫人。小说第九章开头阿齐兹生病卧床那段心理活动的描写也是西化自我与印度自我对话的表现。破烂的房间、佣人哈森的懒散及卡仑达少校的蛮横使得阿齐兹对印度人和印度英国人失望,崇拜菲尔丁。阿齐兹的印度自我使他愤恨懒散的印度人和蛮横的印度英国人,而西化自我使他仰慕菲尔丁对待印度人平等宽大的胸怀。这次的对话使阿齐兹渴望与菲尔丁建立兄弟般的友谊,并为下一章与菲尔丁的深入对话打下了心理基础。
其次是阿齐兹穆斯林自我与印度自我的对话。阿齐兹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教徒,他喜欢的诗都是以穆斯林的衰败和爱情的短促为主题。“一所赢得了他赞美的清真寺,总是使他浮想联翩。看到别的宗教庙宇,像印度教、基督教或者希腊正教等等的庙寺、教堂只会使他心烦,不会唤醒他的美感…穆斯林,这是他的生活微妙而又执著的立足点;穆斯林,这是他灵魂和肉体的家。”[2] (19) 小说中,印度教和穆斯林的争斗由来已久,阿齐兹的穆斯林自我是厌恶印度教的。然而阿齐兹教育副省长的孙子努列丁时表现出印度自我,说:“我们穆斯林真应该好好破除这类迷信了,不然印度进步不起来”。[2] (119) 他鼓励教徒破除迷信,争取印度的进步。阿齐兹穆斯林自我和印度自我的对话在给信奉印度教的人办的月刊写诗过程中表现突出。他的诗起初还是哀叹伊斯兰教的衰败和爱情的短暂,没有兴趣去写杰出的印度教徒;接着他不满自己的诗,渴望寫一首为大众赞扬的新诗。经过一番对话的争斗,阿齐兹明白了赞美未来的颂歌一定要胜过伊斯兰教这类教条,“他立誓一定去看看更多不是伊斯兰教徒的印度人,不咎既往。这才是唯一健康的出路”。[2] (338) 阿齐兹穆斯林自我与印度自我的对话是他破除宗教偏见,移居印度教徒的居住地——茅帮的心理动机。
二、阿齐兹与外部立场的对话
罗贻荣总结了赫氏对话自我理论:自我及其意义取决于内部立场与外部立场的关系。对话自我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定型的状态,两个特定的内部立场和外部立场构成某个特定时空的自我。[3] (298) 本节着重探讨阿齐兹与菲尔丁、穆尔夫人、阿德拉在不同时空的对话中所表现出的我立场:西化自我、印度自我、穆斯林自我。
在清真寺里,阿齐兹与穆尔夫人的对话表现出穆斯林自我。穆尔夫人尊重肯定阿齐兹的信仰,说:“上帝在这里”,并对他表示了同情。这让阿齐兹的穆斯林自我感受到美好的民族自豪感,并友好地对待穆尔夫人。在第十三章,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安慰阿齐兹的话语没有种族意识,令阿齐兹感动。他表现得过于殷勤,觉得给两位英国女士服务是抬高了身价,在印度人面前很有成就感,表现出西化自我。
在茶会上,阿齐兹更多地表现出西化自我,甚至隆尼都认为他“就是那种被惯坏了的西方化的类型”。[2] (92) 阿齐兹的西化自我觉得跟菲尔丁及英国女士交流很荣幸,很激动。但他的印度自我怀疑菲尔丁关于“后印象派”的评论是对他的揶揄;当阿德拉提出要到他家里做客时,阿齐兹以自己简陋的家为耻。阿齐兹的印度自我以印度的落后为耻,羡慕西方的发达。
在阿齐兹的家里,阿齐兹与菲尔丁的对话主要表现出印度自我。他的印度自我渴望菲尔丁的友谊,向菲尔丁表达了印度人渴望得到英国人仁慈与同情的强烈愿望。经过这次深入对话,阿齐兹不再崇拜菲尔丁,而是把他当成兄弟朋友。
玛拉巴山事件是阿齐兹与菲尔丁、穆尔夫人、阿德拉对话关系的转折点。在去玛拉巴山之前,阿齐兹与菲尔丁、穆尔夫人、阿德拉建立了平等对话的关系,在对话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西化自我、印度自我及穆斯林自我。阿齐兹被捕后,这种对话关系破裂:穆尔夫人孤立自己病死途中;阿齐兹憎恨阿德拉并与菲尔丁产生隔阂。同时,阿齐兹的三个我立场——西化自我,印度自我及穆斯林自我也发生了转变。
三、阿齐兹的新立场——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自我
赫氏指出:“立场的运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由文化的变化决定的。”[1](261) 罗氏归纳了赫氏的观点:“外部立场与内部立场相遇并相互发生作用,在被允许进入自我系统后,就成为发展中的自我的组成部分,成为自我系统中的新立场。然而,新立场常常从旧有立场的结合中产生。”[3] (303)
玛拉巴山象征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经历了玛拉巴山事件,阿齐兹的印度自我进一步膨胀,西化自我进一步减弱。阿齐兹膨胀的印度自我使他重新意识到印度文化的价值,促使他与菲尔丁的友谊一步步走向破裂。在狱中,他怀疑菲尔丁抛弃了他;出狱后,他变得更加多疑,尤其是对英国人,菲尔丁也不例外。他成了一名反英分子,性格狭隘冷酷,脾气古怪,心肠硬。“阿齐兹对菲尔丁友好而专横。用他的话来说,他要菲尔丁‘归顺东方’,还要在情感上完全依附于东方。”[2] (328) 阿齐兹在关于阿德拉的赔偿费问题上很冷酷,他想报复那些让他曾经受罪的人。尽管菲尔丁返回昌德拉卜后当面澄清了他与阿德拉的谣言,阿齐兹仍然怀疑菲尔丁。菲尔丁返回英国后,阿齐兹对菲尔丁的怀疑加深,他们之间的友谊彻底破裂了。阿齐兹应邀给信奉印度教的人的月刊写诗的过程中,他的穆斯林自我在消融,印度自我在扩大。“玛拉巴山事件唤醒了他的爱国情绪。他半闭着眼睛,竭力想使自己对印度产生爱。印度必须仿效日本。只有她自己成为一个国家,她的儿子才能受到尊重。”[2] (338) 阿齐兹意识到穆斯林教条的狭隘,决心接触更广阔的世界。阿齐兹通过自我内部的对话及与外部自我的对话,促使了西化自我、印度自我及穆斯林自我之间的游移,最后在印度自我的推动下去了茅帮。
如果说阿齐兹与菲尔丁用餐时幻想到印度自治邦是阿齐兹思想上转变的标志,那么两年后在茅帮,阿齐兹则完成了思想到行动的转变。阿齐兹在茅帮就职时宣称尊重印度教,摒弃西医,改用咒符药。他的诗的主题全是东方女性,他主张掀掉闺帷制度,男人和女人要统一起来对抗英国人。当他消除和菲尔丁的误会后,重新审视他们之间的友谊时,他骨子里印度人的民族种族情结使他仇恨英国人,坚定了他不能和菲尔丁成为真正朋友的信念。最后在茅帮的丛林里,他与菲尔丁的政治立场鲜明,各自毅然向自己的国家靠拢。阿齐兹的民族主义思想高涨,对印度充满信心,他喊道:“印度要成为一个国家!什么外国人都不要!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锡克教徒统统团结起来!万岁!印度万岁!”[2] (411) 他预言印度会在十九世纪里成为最后一位国际上独立统一的国家。至此,阿齐兹的新立场——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自我形成了。陶家俊分析道:“阿齐兹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殖民权力的认同,对本土传统、历史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4] (34) 索宇环也评论说,阿齐兹因为和殖民地印度的英国人交往而招致困境,最终转变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5] (155)
对话自我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对话自我重构健全人格与自我创新。赫尔曼斯表明:自我创新的方式之一是新的立场引进自我系统并成为自我的组成部分。[6] (99) 阿齐兹经历对话自我之前的民族意识淡漠,认同英国殖民者的统治:阿齐兹在能否与英国人交朋友的问题上观点不鲜明,态度犹疑。当别人热切讨论政治时,他走到花园,满脑子是诗。当被阿德拉问及把英国殖民者赶出印度的问题时,阿齐兹说:“把你们赶出去?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肮脏的事情呢?把他留给政治家……不,我是学生的时候,当然曾对你们那些该死的同胞表示过愤怒,但是如果他们能让我在自己的职业上取得进步,不要公开地对我太粗暴无礼,此外我真的没有更多的要求。” [2] (100) 此外,阿齐兹狭隘的宗教偏见使得他与印度教徒——拉尔医生的关系紧张。经过对话自我之后,阿齐兹的自我重构发生了嬗变:从最初对政治的淡漠和对印度英国人的希冀崇拜转变为对印度政治的热诚和对英国人的仇视及深刻审视;从厌恶鄙视印度教徒,赞成闺帷制度到克服宗教偏见,团结印度教徒及印度所有教徒,解放东方女性,呼吁男人女人团结一致;从对印度的落后感到羞耻到对印度的独立发展充满信心。阿齐兹通过自我内部立场的对话及自我与外部立场的对话,重构了一个激进的印度民族主義知识分子的新自我。
参考文献:
[1] Hermans, Hubert J. M.. “The Dialogical Self: Toward a Theory of Personal and Cultural Positioning” [J]. Culture and Psychology, 7, 2001, pp. 243-281.
[2] Forster, E.M. A Passage to India [M]. 石幼珊, 马志行, 董冀平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3] 罗贻荣. 走向对话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4] 陶家俊. 启蒙理性的黑色絮语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年第3期.
[5] Yuhuan, Suo. A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A Passage to India from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M].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Hermans, Hubert J.M..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Dialogical Self” [J].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16, 2003, pp. 89-130.
注释:
① Hermans, Hubert J.M. (1999), “Dialogical Thinking and Self-innovation”, Culture and Psychology; 5 (1) Mar 1999, pp. 67-87.
② 比如:作为母亲的我,作为享乐者的我是内部立场;相应地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是外部立场。
作者简介:
张焕勤,女,湖北襄樊人,中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