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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城市化效率问题得到了广大学者的重视，本文从范围选取、效率影响因素和方法三个方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为以后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效率；空间计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其经济发展状况强烈地影响着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的扩张不仅包括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更是社会经济、城市用地和城市数量变化过程以及经济、技术、投资等对城市影响的过程。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4.77%，相当于前30年增加数的2倍多，城市化率更是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0年的47.5%，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近年来，城市化效率问题也得到了广大学者的重视，城市效率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城市要素资源的有效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值，是城市投入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运行状态和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空间范围、时间维度、研究方法、行业领域而有所侧重，现有的城市效率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选取不同的空间范围研究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第二是研究城市效率的影响因素，第三个是对方法的选取。
一、对不同时空范围的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2000年王小鲁估算了中国1953-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方式转换的挑战，今后20年经济可能保持平均64%的中高速度增长[1]。2005年郭庆旺、贾俊雪利用中国1979-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涨跌波动明显，技术效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2]。随着城市效率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学者以省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如张军涛等对东北3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效率进行了分析，以土地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技术投入量和信息投入量为输入指标，以城市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为输出指标，计算得到东北三省各个城市效率参差不齐，有待进一步提高[3]。刘兆德、徐振兴对中国2009年27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效率进行了定量计算，得到城市效率与城市行政登记的关系并不密切的结论[4]。高春亮估算了我国1998-2003年间216个城市的生产力指数和规模报酬状态，得到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改善，部分大城市缺乏规模效率，投入产出比例失衡，提出对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4]。潘竟虎等采用DEA-ESDA方法，利用2000年-2010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对城市发展效率差异进行了度量，发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效率水平较低，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达到了效率最优，且城市效率呈现出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格局，出现了较强的空间关联[5]。
二、对城市经济增长或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的学者，比如贝利（Bryan Berry，1962）选取95个国家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解释了城市化水平与经济、技术、教育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同时证明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国内的研究者毛丰付、潘加顺基于中国1995-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数据，考察快速城市化时期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关键经济变量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劳均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作用[6]。在涉及地理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相关性必然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7]，因此将空间计量加入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研究中至关重要。王家庭、贾晨蕊，从城市化角度出发，选取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利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定量地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8]。吕健采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了中国内地31个省域城市化、城市消费、城市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的大小并得出了相关结论[9]。蒋伟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2005年中国31个省级单位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地区城市化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产业结构的变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对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有积极的作用，而教育水平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有负面效应。戴永安利用2001-2007年中国266个地级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重点分析了各种城市条件因素对城市效率的影响特征，结果表示各种条件因素通过影响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地综合作用于城市效率，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10]。刘建国等利用中国1990-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省域的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上看，经济集聚、人力资本、信息化、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及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土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11]。
三、对效率研究方法的选取
研究方法一般运用随机前沿、数据包络等方法，数据包络分析在近年来的城市效率实证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从国外研究来看，Charnes等人应用DEA模型分析了1983年和1984年中国28个“关键”城市的经济效率，证实了DEA方法是一种可行的城市效率研究方法，之后FRIED等人构造了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分析经济产出单位效率的动态变化；Aihanassopoulos等人对希腊北部20个县的经济社会效率进行了评价。从国内研究来看，对静态的城市效率，一般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C2R，BCC模型：如傅利平等人基于DEA方法中的C2R模型对我国34个典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朱艳科等人用C2R模型对广东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对效率进行了评价。超效率DEA方法运用也较广泛，如超效率DEA模型。戴永安使用2001-2007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将传统的DEA方法与超效率DEA方法相结合，分析了中国城市效率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差异。
总之由于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导致学者们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甚至会得到相反的结论。目前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阶段，城市的空间扩张具体表现为建成区的扩张，土地要素对城市发展有重要作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实证通常采用人口规模衡量城市的发展集聚程度，城市劳动力越多，城市越集聚，城市发展就越迅速。以地为本的城市化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何去何从？什么样的城市化水平才是最适合经济发展的？城市扮演着经济和商业中心的角色，追求效率是城市的首要目标，城市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繁荣与否，目前我国的城市投入产出效率是否合理？我国的城市化究竟对城市效率的影响如何？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7）：3-14.
[2]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06）.
[3]刘兆德、徐振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效率评价研究.
[4]蒋伟.中国省域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5]王家庭、贾晨蕊.我国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空间计量研究[J].2009.
关键词：城市效率；空间计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其经济发展状况强烈地影响着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的扩张不仅包括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更是社会经济、城市用地和城市数量变化过程以及经济、技术、投资等对城市影响的过程。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4.77%，相当于前30年增加数的2倍多，城市化率更是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0年的47.5%，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近年来，城市化效率问题也得到了广大学者的重视，城市效率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城市要素资源的有效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值，是城市投入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运行状态和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空间范围、时间维度、研究方法、行业领域而有所侧重，现有的城市效率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选取不同的空间范围研究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第二是研究城市效率的影响因素，第三个是对方法的选取。
一、对不同时空范围的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2000年王小鲁估算了中国1953-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方式转换的挑战，今后20年经济可能保持平均64%的中高速度增长[1]。2005年郭庆旺、贾俊雪利用中国1979-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涨跌波动明显，技术效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2]。随着城市效率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学者以省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如张军涛等对东北3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效率进行了分析，以土地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技术投入量和信息投入量为输入指标，以城市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为输出指标，计算得到东北三省各个城市效率参差不齐，有待进一步提高[3]。刘兆德、徐振兴对中国2009年27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效率进行了定量计算，得到城市效率与城市行政登记的关系并不密切的结论[4]。高春亮估算了我国1998-2003年间216个城市的生产力指数和规模报酬状态，得到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改善，部分大城市缺乏规模效率，投入产出比例失衡，提出对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4]。潘竟虎等采用DEA-ESDA方法，利用2000年-2010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对城市发展效率差异进行了度量，发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效率水平较低，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达到了效率最优，且城市效率呈现出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格局，出现了较强的空间关联[5]。
二、对城市经济增长或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的学者，比如贝利（Bryan Berry，1962）选取95个国家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解释了城市化水平与经济、技术、教育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同时证明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国内的研究者毛丰付、潘加顺基于中国1995-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数据，考察快速城市化时期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关键经济变量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劳均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作用[6]。在涉及地理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相关性必然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7]，因此将空间计量加入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研究中至关重要。王家庭、贾晨蕊，从城市化角度出发，选取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利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定量地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8]。吕健采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了中国内地31个省域城市化、城市消费、城市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的大小并得出了相关结论[9]。蒋伟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2005年中国31个省级单位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地区城市化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产业结构的变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对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有积极的作用，而教育水平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有负面效应。戴永安利用2001-2007年中国266个地级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重点分析了各种城市条件因素对城市效率的影响特征，结果表示各种条件因素通过影响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地综合作用于城市效率，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10]。刘建国等利用中国1990-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省域的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上看，经济集聚、人力资本、信息化、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及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土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11]。
三、对效率研究方法的选取
研究方法一般运用随机前沿、数据包络等方法，数据包络分析在近年来的城市效率实证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从国外研究来看，Charnes等人应用DEA模型分析了1983年和1984年中国28个“关键”城市的经济效率，证实了DEA方法是一种可行的城市效率研究方法，之后FRIED等人构造了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分析经济产出单位效率的动态变化；Aihanassopoulos等人对希腊北部20个县的经济社会效率进行了评价。从国内研究来看，对静态的城市效率，一般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C2R，BCC模型：如傅利平等人基于DEA方法中的C2R模型对我国34个典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朱艳科等人用C2R模型对广东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对效率进行了评价。超效率DEA方法运用也较广泛，如超效率DEA模型。戴永安使用2001-2007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将传统的DEA方法与超效率DEA方法相结合，分析了中国城市效率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差异。
总之由于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导致学者们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甚至会得到相反的结论。目前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阶段，城市的空间扩张具体表现为建成区的扩张，土地要素对城市发展有重要作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实证通常采用人口规模衡量城市的发展集聚程度，城市劳动力越多，城市越集聚，城市发展就越迅速。以地为本的城市化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何去何从？什么样的城市化水平才是最适合经济发展的？城市扮演着经济和商业中心的角色，追求效率是城市的首要目标，城市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繁荣与否，目前我国的城市投入产出效率是否合理？我国的城市化究竟对城市效率的影响如何？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7）：3-14.
[2]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06）.
[3]刘兆德、徐振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效率评价研究.
[4]蒋伟.中国省域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5]王家庭、贾晨蕊.我国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空间计量研究[J].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