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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说《与橱中人的对话》是一则关于儿童成长的伦理教诲的寓言。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从小受母亲的非道德伦理引导，在畸形的伦理环境中被社会伦理秩序所排斥和践踏，构建起来的脆弱的理性意志终被非理性意志所吞噬，最后做出成为“橱中人”的非理性伦理选择。小说展示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伦理身份确认、伦理意识构建和伦理选择的困难，揭示了道德伦理教诲之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蕴含了麦克尤恩对儿童成长伦理的省思，并藉此向社会发出道德警示。
【关键词】 麦克尤恩;《与橱中人的对话》;伦理身份;斯芬克斯因子;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6-0038-02
《与橱中人的对话》摘自当代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处女作《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凭借这部短篇小说集，麦克尤恩荣获毛姆文学奖并成功跻身英国文坛。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3麦克尤恩也曾表示：“我们在本质上是道德的存在”，[2]70本文认为这是一则关于儿童成长的伦理教诲的寓言，作家书写成长中的“划痕”来表达对儿童身心治愈健全的向往。
一、畸形的伦理环境与模糊的伦理身份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环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必须回到小说的伦理现场。小说主人公从小被母亲抚养长大，“她让我待家里，因为学校是个野地方”。[3]130可见社会伦理之失序，这直接导致主人公陷入伦理困境。由于体型瘦弱，他遭到同事的鄙视和殴打，甚至被关进烤炉中险些丧命。这反映了社会环境中法律意识和道德伦理的缺失，秩序被悬置。从小说中我们也能窥见普通人恶劣的生存状况，例如监狱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社会陷入混乱和失衡的伦理局面。社会伦理环境已然失序，而主人公的家庭伦理环境更是畸形不堪，导致其伦理身份难以确认。
主人公的父亲早逝，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在成长过程中他没有受到良好的伦理教育。母亲在遇到主人公的继父前都待他都如同婴儿，使得主人公对母亲充满怨恨，他“唾弃有关妈妈的记忆，就是她把我搞成了这个样子的”。[3]132“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4]265对于主人公来说，其道德行为是作为母亲的婴儿身份这种极特殊的条件中进行的，他对母亲充满依赖甚至是爱恋，“她仍舊是个漂亮的女人，并且看上去要年轻得多”，[3]132显示了他的恋母倾向，他的癫痫的发作也是如此，“他们结婚了，我得叫他爸爸。完了，我又一次发作，比哪次都惨烈。”[3]134主人公不仅失去了他的依靠，对语自身伦理身份的认知也变得愈加模糊。“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10一旦人物的伦理身份发生变化，原有的伦理秩序势必遭到破坏，并导致伦理混乱。继父的出现破坏了主人公与母亲的二元伦理关系，他“强壮”“成功”造成了主人公的自卑心理，且母亲羞于将他介绍给继父，在他抽风之后表现出“纯粹的厌恶”[3]134，主人公由此陷入了深深的伦理困境。
主人公从小身处母亲营造的封闭空间，阻碍了他形成正确的伦理观念，伦理身份发生错位。随着母亲的离开，主人公愈加无法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在被迫踏入社会后遭到社会的排斥而陷入了更复杂的伦理困境。
二、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和变化
“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学作品的核心。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将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5]6在小说中人物的斯芬克斯因子的斗争和变化导致了性格行为的变化，引发了人物之间的伦理冲突，给予读者以成长的伦理启示。
主人公的母亲为了满足兽性因子的欲望诉求，将主人公禁闭在家，错误地引导他选择伦理身份，阻挡他形成正确的伦理意识。一方面，母亲事无巨细地照顾主人公，“她不让我自己动手做任何事情”，[3]130以实则降低了主人公的独立生存能力，更无法自主解决伦理问题;另一方面，母亲通过读故事等潜移默化的方式，误导主人公形成错误的伦理意识，两人母子伦理关系异化为人与物的伦理关系，使其难以正确地选择伦理身份。主人公曾在画中将母亲的嘴里涂满象征罪恶的黑色，包裹在巨大的鲜红的嘴唇中，母亲形象的变异反映了母子关系的畸形。主人公在父亲角色缺位、母亲错误伦理引导的伦理环境中成长起来，其斯芬克斯因子被兽性因子主导，理性意志和伦理意识无法建立，因而难以进行正确的身份确认。最突出地表现为乱伦意识和寻求庇护的欲望，他对母亲态度从依赖到爱慕，反映了他试图占据父亲的位置、触犯乱伦的禁忌，而由于无法与强大的继父匹敌而自甘放弃，但乱伦意识一直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不断驱使他“回想过去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3]141。主人公在作坊遇到的史密斯先生是他的伦理榜样，教他读书并推动其人性因子的生长，初步构建起脆弱的理性意志，但是强大的兽性因子仍然使他未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非理性意志“是一种不道德的意志。它的产生并非源于本能，而是来自错误的判断或是犯罪的欲望”[5]13。主人公顺应非理性意志选择偷窃并被判入狱，他在狱中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追求安全和保护的原始欲望在狱中得到了满足。这实则是逃避现实困境的非理性生活，人性因子被消磨地愈发衰微，当他刑满出狱时，直接做出“情愿待在橱柜里”[3]148的选择，继续盗窃婴儿的毛毯，包裹自己并幻想被母亲当作婴儿，主人公永远无法完成伦理选择或获得理性意志。母亲、史密斯先生等人都无法成为长期的道德榜样，因而他始终未建构完善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脆弱的人性因子即使短期内发挥了作用，但在强大的兽性因子控制下无可救药地堕入了非理性深渊。
三、蒙昧的伦理意识与非理性伦理选择
尚处幼年的人类处于伦理意识的蒙昧阶段，若没有道德教育者的教诲，很难正确把握其伦理身份，更无法适应社会伦理秩序。主人公生活在不良的家庭伦理环境中，缺乏对人类文明的基本认知，无法按照符合社会伦理的规范行事。因此当他被同事欺负后选择用滚烫的油泄愤，而对于人类社会文明中的法律、道德缺乏理性认知，必然导致伦理冲突甚至伦理犯罪。 后天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如果不通过教育和学习，我们就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7]主人公经历了四个阶段：“作坊學徒—酒店清洗工 —监狱牢犯—橱中人”，其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不断变化组合，理性意志经历了“启蒙—建立—动摇—毁灭”的演变。主人公开始构建伦理意识，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但兽性因子仍占据主导，最终彻底被非理性意志吞噬，成为了逃避现实、沉迷虚幻的“橱中人”。成年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战胜兽性因子从而做出理性的伦理选择，但儿童极易做出非理性的伦理选择。主人公的伦理身份始终无法确认，正如他的自画像只是“一些奇怪的黄黄白白的形状”[3]136。儿童在建构伦理身份、寻求道德榜样的过程中屡遭挫败，这极易导致伦理犯罪的发生，而“伦理犯罪不是单独存在的，往往同数个伦理犯罪连接在一起”[6]5，主人公不仅数次盗窃入狱，至今仍无法断绝伦理犯罪，偷窃婴儿车里的毯子藏在自己的橱中。主人公的伦理意识始终处于蒙昧阶段，接连做出了非理性的伦理选择，沦落于伦理犯罪的深渊之中。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儿童的成长过程 “实质上是一个伦理选择的过程，即做人的过程。”[4]277主人公在正值盛年之时选择成为社会蛀虫般的“橱中人”，逃避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另外，其兽性因子仍得不到遏制，多次偷窃以满足自己的非理性欲望。可知他自始至终都无法完成正确的伦理选择，势必继续饱受孤独，永远生活在一个错位的阀限空间。
四、结语
余华曾形容麦克尤恩的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8]1这些“永久的划痕”正是小说的主人公在成长中遭遇的伦理冲突和伦理困境。儿童成长一直以来都是麦克尤恩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与橱中人的对话》中也饱含他对儿童成长伦理的反省和思考。小说展示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伦理身份确认、伦理意识构建和伦理选择的困难，揭示了来自家庭、社会等理性伦理引导、道德伦理教诲之于儿童成长和道德健全的重要性。小说借此向社会发出道德警示：让我们深省儿童成长和伦理构建方式，减少家庭悲剧和社会犯罪事件的发生，让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减少遭受“永久的划痕”。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2]Roberts，Ryan.ConversationswithIanMcEwan.Jackson：UniversityPressofMississippi，2010.
[3]伊恩 · 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潘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1）.
[6]查尔斯·罗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聂珍钊访谈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4）.
[7]余华.伊恩 · 麦克尤恩后遗症[J].作家走廊，2008，（8）.
[8]蓝纯.伊恩 · 麦克尤恩其人其作[J].外国文学，1998（06）.
[9]杨水平.《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的成长之痛[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36（04）.
[10]房文静.经典精神分析批评视角下的《与橱中人的对话》[J].文学教育（上），2018（08）.
作者简介：
苏玮，女，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关键词】 麦克尤恩;《与橱中人的对话》;伦理身份;斯芬克斯因子;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6-0038-02
《与橱中人的对话》摘自当代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处女作《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凭借这部短篇小说集，麦克尤恩荣获毛姆文学奖并成功跻身英国文坛。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3麦克尤恩也曾表示：“我们在本质上是道德的存在”，[2]70本文认为这是一则关于儿童成长的伦理教诲的寓言，作家书写成长中的“划痕”来表达对儿童身心治愈健全的向往。
一、畸形的伦理环境与模糊的伦理身份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环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必须回到小说的伦理现场。小说主人公从小被母亲抚养长大，“她让我待家里，因为学校是个野地方”。[3]130可见社会伦理之失序，这直接导致主人公陷入伦理困境。由于体型瘦弱，他遭到同事的鄙视和殴打，甚至被关进烤炉中险些丧命。这反映了社会环境中法律意识和道德伦理的缺失，秩序被悬置。从小说中我们也能窥见普通人恶劣的生存状况，例如监狱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社会陷入混乱和失衡的伦理局面。社会伦理环境已然失序，而主人公的家庭伦理环境更是畸形不堪，导致其伦理身份难以确认。
主人公的父亲早逝，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在成长过程中他没有受到良好的伦理教育。母亲在遇到主人公的继父前都待他都如同婴儿，使得主人公对母亲充满怨恨，他“唾弃有关妈妈的记忆，就是她把我搞成了这个样子的”。[3]132“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4]265对于主人公来说，其道德行为是作为母亲的婴儿身份这种极特殊的条件中进行的，他对母亲充满依赖甚至是爱恋，“她仍舊是个漂亮的女人，并且看上去要年轻得多”，[3]132显示了他的恋母倾向，他的癫痫的发作也是如此，“他们结婚了，我得叫他爸爸。完了，我又一次发作，比哪次都惨烈。”[3]134主人公不仅失去了他的依靠，对语自身伦理身份的认知也变得愈加模糊。“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10一旦人物的伦理身份发生变化，原有的伦理秩序势必遭到破坏，并导致伦理混乱。继父的出现破坏了主人公与母亲的二元伦理关系，他“强壮”“成功”造成了主人公的自卑心理，且母亲羞于将他介绍给继父，在他抽风之后表现出“纯粹的厌恶”[3]134，主人公由此陷入了深深的伦理困境。
主人公从小身处母亲营造的封闭空间，阻碍了他形成正确的伦理观念，伦理身份发生错位。随着母亲的离开，主人公愈加无法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在被迫踏入社会后遭到社会的排斥而陷入了更复杂的伦理困境。
二、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和变化
“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学作品的核心。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将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5]6在小说中人物的斯芬克斯因子的斗争和变化导致了性格行为的变化，引发了人物之间的伦理冲突，给予读者以成长的伦理启示。
主人公的母亲为了满足兽性因子的欲望诉求，将主人公禁闭在家，错误地引导他选择伦理身份，阻挡他形成正确的伦理意识。一方面，母亲事无巨细地照顾主人公，“她不让我自己动手做任何事情”，[3]130以实则降低了主人公的独立生存能力，更无法自主解决伦理问题;另一方面，母亲通过读故事等潜移默化的方式，误导主人公形成错误的伦理意识，两人母子伦理关系异化为人与物的伦理关系，使其难以正确地选择伦理身份。主人公曾在画中将母亲的嘴里涂满象征罪恶的黑色，包裹在巨大的鲜红的嘴唇中，母亲形象的变异反映了母子关系的畸形。主人公在父亲角色缺位、母亲错误伦理引导的伦理环境中成长起来，其斯芬克斯因子被兽性因子主导，理性意志和伦理意识无法建立，因而难以进行正确的身份确认。最突出地表现为乱伦意识和寻求庇护的欲望，他对母亲态度从依赖到爱慕，反映了他试图占据父亲的位置、触犯乱伦的禁忌，而由于无法与强大的继父匹敌而自甘放弃，但乱伦意识一直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不断驱使他“回想过去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3]141。主人公在作坊遇到的史密斯先生是他的伦理榜样，教他读书并推动其人性因子的生长，初步构建起脆弱的理性意志，但是强大的兽性因子仍然使他未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非理性意志“是一种不道德的意志。它的产生并非源于本能，而是来自错误的判断或是犯罪的欲望”[5]13。主人公顺应非理性意志选择偷窃并被判入狱，他在狱中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追求安全和保护的原始欲望在狱中得到了满足。这实则是逃避现实困境的非理性生活，人性因子被消磨地愈发衰微，当他刑满出狱时，直接做出“情愿待在橱柜里”[3]148的选择，继续盗窃婴儿的毛毯，包裹自己并幻想被母亲当作婴儿，主人公永远无法完成伦理选择或获得理性意志。母亲、史密斯先生等人都无法成为长期的道德榜样，因而他始终未建构完善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脆弱的人性因子即使短期内发挥了作用，但在强大的兽性因子控制下无可救药地堕入了非理性深渊。
三、蒙昧的伦理意识与非理性伦理选择
尚处幼年的人类处于伦理意识的蒙昧阶段，若没有道德教育者的教诲，很难正确把握其伦理身份，更无法适应社会伦理秩序。主人公生活在不良的家庭伦理环境中，缺乏对人类文明的基本认知，无法按照符合社会伦理的规范行事。因此当他被同事欺负后选择用滚烫的油泄愤，而对于人类社会文明中的法律、道德缺乏理性认知，必然导致伦理冲突甚至伦理犯罪。 后天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如果不通过教育和学习，我们就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7]主人公经历了四个阶段：“作坊學徒—酒店清洗工 —监狱牢犯—橱中人”，其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不断变化组合，理性意志经历了“启蒙—建立—动摇—毁灭”的演变。主人公开始构建伦理意识，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但兽性因子仍占据主导，最终彻底被非理性意志吞噬，成为了逃避现实、沉迷虚幻的“橱中人”。成年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战胜兽性因子从而做出理性的伦理选择，但儿童极易做出非理性的伦理选择。主人公的伦理身份始终无法确认，正如他的自画像只是“一些奇怪的黄黄白白的形状”[3]136。儿童在建构伦理身份、寻求道德榜样的过程中屡遭挫败，这极易导致伦理犯罪的发生，而“伦理犯罪不是单独存在的，往往同数个伦理犯罪连接在一起”[6]5，主人公不仅数次盗窃入狱，至今仍无法断绝伦理犯罪，偷窃婴儿车里的毯子藏在自己的橱中。主人公的伦理意识始终处于蒙昧阶段，接连做出了非理性的伦理选择，沦落于伦理犯罪的深渊之中。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儿童的成长过程 “实质上是一个伦理选择的过程，即做人的过程。”[4]277主人公在正值盛年之时选择成为社会蛀虫般的“橱中人”，逃避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另外，其兽性因子仍得不到遏制，多次偷窃以满足自己的非理性欲望。可知他自始至终都无法完成正确的伦理选择，势必继续饱受孤独，永远生活在一个错位的阀限空间。
四、结语
余华曾形容麦克尤恩的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8]1这些“永久的划痕”正是小说的主人公在成长中遭遇的伦理冲突和伦理困境。儿童成长一直以来都是麦克尤恩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与橱中人的对话》中也饱含他对儿童成长伦理的反省和思考。小说展示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伦理身份确认、伦理意识构建和伦理选择的困难，揭示了来自家庭、社会等理性伦理引导、道德伦理教诲之于儿童成长和道德健全的重要性。小说借此向社会发出道德警示：让我们深省儿童成长和伦理构建方式，减少家庭悲剧和社会犯罪事件的发生，让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减少遭受“永久的划痕”。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2]Roberts，Ryan.ConversationswithIanMcEwan.Jackson：UniversityPressofMississippi，2010.
[3]伊恩 · 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潘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1）.
[6]查尔斯·罗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聂珍钊访谈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4）.
[7]余华.伊恩 · 麦克尤恩后遗症[J].作家走廊，2008，（8）.
[8]蓝纯.伊恩 · 麦克尤恩其人其作[J].外国文学，1998（06）.
[9]杨水平.《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的成长之痛[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36（04）.
[10]房文静.经典精神分析批评视角下的《与橱中人的对话》[J].文学教育（上），2018（08）.
作者简介：
苏玮，女，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