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直以来，母亲最大的梦想，便是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一所能够挡风遮雨、结实稳固的屋子;一所能够随心所欲地布置、住得安心自在的屋子。
担任“霹雳州树胶公会”会长的外祖父，是怡保的殷商，住在一栋面积极大的双层屋子里。少女时代的母亲，独自拥有一间设备齐全的房间，佣人听凭使唤;她呼风，风急速飞来;她呼雨，雨不敢不来。
结婚之后，父亲在创业的道路上屡屡遭逢“滑铁卢之役”，我们一家六口，在贫穷的夹缝里苟延残喘。曾经，我们住在河畔的茅屋里，一下雨，屋顶便漏水，大珠小珠落玉盘，而邋里邋遢的河水也助纣为虐地泛滥一地，臭气熏天。曾经，我们住在简陋不堪的板屋内，当势利的风气势汹汹地飞卷而来时，薄薄的木板格格作响，小小的屋子簌簌发抖，整间木屋仿佛随时会被狂风连根拔起。
1958年，当困窘的生活沉沉地坠到了谷底时，一无所有的父亲，毅然带了一家大小，离开了他出生他成长、他成家而他未能立业的故乡怡保，乘搭火车南下新加坡，加入大伯创设的建筑公司，拼尽全力寻觅生活的春天。
五十年代末期的新加坡，宛如一个满嘴烂牙的人，木屋麇集，贫民窟散落各处。
我们在火城（加冷区）住了下来。这个地方，矗立着一个高耸入云的巨型煤气缸，而这个独树一帜的煤气缸，就成了遐迩闻名的地方标志了，尽管这个煤气缸在九十年代中期被拆除了，但是，大家迄今还是沿袭老习惯，把它称为“火城”。
这栋四层楼的建筑，灰头土脸地染着岁月的沧桑，我们就在顶楼租了一个小房间。
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了。
八个大小房间，亲密无间地挨在一起，厨房、浴室和厕所呢，都是公用的。房间非常闷热，为求空气流通，八户人家在大白天里都敞开门户，大家只要撩起那薄薄的门帘，便可以聊个没完没了。噪音像絮聒不休的河流，日以继夜、汩汩汩汩地流淌于屋子里。
让母亲最苦恼的，是每天傍晚大家都得挤在厨房里，抢着用煤气炉炊煮饭菜;有时，煤气炉都被人占用了，迟来的人只好端着菜和肉，无奈地站在一边等;而为了抢用煤气炉，住户们也时起勃豀，吵架时喷出的唾液，纷纷扬扬如雨坠落，你侬我侬地落在大盘小盘里。
母亲不爱蹚这浑水，她买了一只小小的炭炉，在自家房间门口生火炊煮。
每一餐，单单为了生火，便煞费周章了。炭块慢热，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耐心十足地用蒲葵扇一下一下地扇着风;点燃后的炭块，好像是一个吸食鸦片的人，好整以暇地吸着、吸着，过了漫漫长长的一个世纪，才精神奕奕地转化为一块块特大的“红宝石”。在捉襟见肘的那个时期，母亲最常煮的，便是鸡蛋饭了，她在米饭将熟未熟之际，把鸡蛋沫掺和进去，那一钵裹上蛋沫的金黄色米饭，便是我们一家大小的膳食了。让几个孩子垂涎三尺的，是结在瓦钵底层那薄薄脆脆的饭焦，“咔嚓咔嚓”地咬着时，香气像烟花一样璀璀璨璨地爆开于口腔，真是百吃不厌啊！每次炊煮完毕，母亲总变得蓬首垢面，满头满脸都沾着脏兮兮的炭灰。我们住在巨型煤气缸旁边，母亲却无法用煤气炉来炊煮三餐，这是多大的讽刺啊！
母亲渴望能够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能够自自在在地站在煤气炉前方为她亲爱的丈夫和孩子炊煮膳食，然而，家徒四壁，这个心愿，不啻于痴人说梦啊！
在这儿住了两年后，善心的大伯见我们熬得苦不堪言，便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们一家子搬去金殿路的公寓居住。他利用公寓宽敞的大厅充当建筑公司的办事处，后面的两个大房间、浴室、厨房，便专属我们了。
不能忘记最初搬进去时的那种欢欣雀跃。
每天早上，再也不必累累赘赘地捧着牙刷牙膏水杯面巾肥皂，像热锅上的蚂蚁般排队伫候漱洗了。
母亲的快乐，毋庸赘言。一来，她不必成天把自己关在局促不堪的小房间里;二来，她拥有了自己的厨房。当她安定若素地站在煤气炉前煮饭炒菜时，笑意如同沾在衣服上的番茄酱，甜而亮，无论如何也拭擦不去。
然而，这样的快乐，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母亲却又为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而心生烦恼了。
白天，由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是办公时间，家里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偏偏四个孩子都处于爱蹦爱跳、爱吵爱闹的稚龄时期，但是，受到特定环境的限制，母亲不得不硬生生地阻止我们追逐嬉耍、不得不凶巴巴地禁止我们制造噪音，那种情况呵，就好似要她成天拿着一条无形的绳索来捆绑我们的双手、拿着一块无形的棉布来堵塞我们的嘴巴，精神上的疲累，无以复加。我们呢，宛若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大麻包袋里，有行将窒息的感觉。
这时，母亲再度强烈地生出了拥有自己一所房子的愿望。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空间，才算是圆满了一个家，也才算是拥有了完整的人生。
母亲的愿望，父亲当然了然于心。但是，买一所屋子，需要一笔巨款，对于当时的父亲来说，犹如攀上云梯去摘月亮呀！公寓附近，栉比鳞次全是陈旧破落的木屋。父亲认为，和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相比，我们的公寓，比天堂还要舒适，那么，忍受生活里一些小小的不便，又有什么关系呢？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再吱声了，但是，她狭长的眸子却依然不甘罢休地燃烧着一簇希望之火。性子乐观的母亲，惯常以美丽的憧憬来化解眼前生活的不如意。
六十年代中期，一道很强的曙光突然照进了我们的生活。
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早上，坐在桌边读报的母亲，一张脸突然变成了一朵大大的向日葵，晃动的笑意把她的五官映照得亮晶晶的。
根据新闻报道，为了解决屋荒问题，新加坡政府已经成立了建屋发展局，为中低收入者建造廉价组屋，并积极推动“居者有其屋”计划。有意购屋的公民，只要垫付首期一笔款项，余者可分多年逐月摊还。这样的购屋条件，完全符合父亲的经济能力。母亲觉得她多年的美梦，再也不是触摸不着的“水中月、镜中花”了。那一天，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母亲和父亲热切而又兴奋的谈话声，一直、一直持續着;我呢，就在父母时而真切、时而模糊的絮絮话语里，甜甜地睡去了。
父母申请了一间坐落于阿历山大区的三房式组屋。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如愿以偿。去看屋子的那一天，欢喜化成了泅衍于母亲眉眼间一团团丰满的笑纹。生活那杯苦涩的咖啡，在这一刻，终于转化为甜甜的牛奶了。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从这一间房转到另一间房去，喧嚣着、跳跃着，母亲手中握着一串钥匙，跟着我们转来转去，钥匙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幸福感在她脸上显山露水。
不久之后，我们搬入了这间坐落于阿历山大区的三房式组屋里，那是父母亲第一次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当上了屋主，那是一种鸟儿翱翔于蓝天的感觉、那是一种鱼儿遨游于大海的感觉，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
杂货店、药材店、咖啡店就在楼下，菜市、熟食中心和学校，就在附近，母亲觉得她就像是一列安安稳稳地在轨道上奔驰的火车，惬意地驰向了人生一个美丽的目的地。
搬了家，一切安顿好之后，父母亲便带着四个孩子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借以纪念他们受惠于“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而拥有了一所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随着父亲经济情况的不断改善，我们也不断地转换住处。在阿历山大区的三房式组屋里住了几年，我们搬到了荷兰路的四房式组屋里，继而再迁入花拉路的宽敞公寓内。
这时，除了煤气炉之外，家里也购置了电炉、烤箱、微波炉，应有尽有。当母亲在厨房里炊煮饭菜、烘焙蛋糕、烹制点心时，我在她身上闻到了一种春暖花开的气息，那是一种极端快乐的气息。
担任“霹雳州树胶公会”会长的外祖父，是怡保的殷商，住在一栋面积极大的双层屋子里。少女时代的母亲，独自拥有一间设备齐全的房间，佣人听凭使唤;她呼风，风急速飞来;她呼雨，雨不敢不来。
结婚之后，父亲在创业的道路上屡屡遭逢“滑铁卢之役”，我们一家六口，在贫穷的夹缝里苟延残喘。曾经，我们住在河畔的茅屋里，一下雨，屋顶便漏水，大珠小珠落玉盘，而邋里邋遢的河水也助纣为虐地泛滥一地，臭气熏天。曾经，我们住在简陋不堪的板屋内，当势利的风气势汹汹地飞卷而来时，薄薄的木板格格作响，小小的屋子簌簌发抖，整间木屋仿佛随时会被狂风连根拔起。
1958年，当困窘的生活沉沉地坠到了谷底时，一无所有的父亲，毅然带了一家大小，离开了他出生他成长、他成家而他未能立业的故乡怡保，乘搭火车南下新加坡，加入大伯创设的建筑公司，拼尽全力寻觅生活的春天。
五十年代末期的新加坡，宛如一个满嘴烂牙的人，木屋麇集，贫民窟散落各处。
我们在火城（加冷区）住了下来。这个地方，矗立着一个高耸入云的巨型煤气缸，而这个独树一帜的煤气缸，就成了遐迩闻名的地方标志了，尽管这个煤气缸在九十年代中期被拆除了，但是，大家迄今还是沿袭老习惯，把它称为“火城”。
这栋四层楼的建筑，灰头土脸地染着岁月的沧桑，我们就在顶楼租了一个小房间。
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了。
八个大小房间，亲密无间地挨在一起，厨房、浴室和厕所呢，都是公用的。房间非常闷热，为求空气流通，八户人家在大白天里都敞开门户，大家只要撩起那薄薄的门帘，便可以聊个没完没了。噪音像絮聒不休的河流，日以继夜、汩汩汩汩地流淌于屋子里。
让母亲最苦恼的，是每天傍晚大家都得挤在厨房里，抢着用煤气炉炊煮饭菜;有时，煤气炉都被人占用了，迟来的人只好端着菜和肉，无奈地站在一边等;而为了抢用煤气炉，住户们也时起勃豀，吵架时喷出的唾液，纷纷扬扬如雨坠落，你侬我侬地落在大盘小盘里。
母亲不爱蹚这浑水，她买了一只小小的炭炉，在自家房间门口生火炊煮。
每一餐，单单为了生火，便煞费周章了。炭块慢热，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耐心十足地用蒲葵扇一下一下地扇着风;点燃后的炭块，好像是一个吸食鸦片的人，好整以暇地吸着、吸着，过了漫漫长长的一个世纪，才精神奕奕地转化为一块块特大的“红宝石”。在捉襟见肘的那个时期，母亲最常煮的，便是鸡蛋饭了，她在米饭将熟未熟之际，把鸡蛋沫掺和进去，那一钵裹上蛋沫的金黄色米饭，便是我们一家大小的膳食了。让几个孩子垂涎三尺的，是结在瓦钵底层那薄薄脆脆的饭焦，“咔嚓咔嚓”地咬着时，香气像烟花一样璀璀璨璨地爆开于口腔，真是百吃不厌啊！每次炊煮完毕，母亲总变得蓬首垢面，满头满脸都沾着脏兮兮的炭灰。我们住在巨型煤气缸旁边，母亲却无法用煤气炉来炊煮三餐，这是多大的讽刺啊！
母亲渴望能够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能够自自在在地站在煤气炉前方为她亲爱的丈夫和孩子炊煮膳食，然而，家徒四壁，这个心愿，不啻于痴人说梦啊！
在这儿住了两年后，善心的大伯见我们熬得苦不堪言，便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们一家子搬去金殿路的公寓居住。他利用公寓宽敞的大厅充当建筑公司的办事处，后面的两个大房间、浴室、厨房，便专属我们了。
不能忘记最初搬进去时的那种欢欣雀跃。
每天早上，再也不必累累赘赘地捧着牙刷牙膏水杯面巾肥皂，像热锅上的蚂蚁般排队伫候漱洗了。
母亲的快乐，毋庸赘言。一来，她不必成天把自己关在局促不堪的小房间里;二来，她拥有了自己的厨房。当她安定若素地站在煤气炉前煮饭炒菜时，笑意如同沾在衣服上的番茄酱，甜而亮，无论如何也拭擦不去。
然而，这样的快乐，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母亲却又为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而心生烦恼了。
白天，由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是办公时间，家里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偏偏四个孩子都处于爱蹦爱跳、爱吵爱闹的稚龄时期，但是，受到特定环境的限制，母亲不得不硬生生地阻止我们追逐嬉耍、不得不凶巴巴地禁止我们制造噪音，那种情况呵，就好似要她成天拿着一条无形的绳索来捆绑我们的双手、拿着一块无形的棉布来堵塞我们的嘴巴，精神上的疲累，无以复加。我们呢，宛若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大麻包袋里，有行将窒息的感觉。
这时，母亲再度强烈地生出了拥有自己一所房子的愿望。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空间，才算是圆满了一个家，也才算是拥有了完整的人生。
母亲的愿望，父亲当然了然于心。但是，买一所屋子，需要一笔巨款，对于当时的父亲来说，犹如攀上云梯去摘月亮呀！公寓附近，栉比鳞次全是陈旧破落的木屋。父亲认为，和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相比，我们的公寓，比天堂还要舒适，那么，忍受生活里一些小小的不便，又有什么关系呢？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再吱声了，但是，她狭长的眸子却依然不甘罢休地燃烧着一簇希望之火。性子乐观的母亲，惯常以美丽的憧憬来化解眼前生活的不如意。
六十年代中期，一道很强的曙光突然照进了我们的生活。
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早上，坐在桌边读报的母亲，一张脸突然变成了一朵大大的向日葵，晃动的笑意把她的五官映照得亮晶晶的。
根据新闻报道，为了解决屋荒问题，新加坡政府已经成立了建屋发展局，为中低收入者建造廉价组屋，并积极推动“居者有其屋”计划。有意购屋的公民，只要垫付首期一笔款项，余者可分多年逐月摊还。这样的购屋条件，完全符合父亲的经济能力。母亲觉得她多年的美梦，再也不是触摸不着的“水中月、镜中花”了。那一天，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母亲和父亲热切而又兴奋的谈话声，一直、一直持續着;我呢，就在父母时而真切、时而模糊的絮絮话语里，甜甜地睡去了。
父母申请了一间坐落于阿历山大区的三房式组屋。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如愿以偿。去看屋子的那一天，欢喜化成了泅衍于母亲眉眼间一团团丰满的笑纹。生活那杯苦涩的咖啡，在这一刻，终于转化为甜甜的牛奶了。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从这一间房转到另一间房去，喧嚣着、跳跃着，母亲手中握着一串钥匙，跟着我们转来转去，钥匙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幸福感在她脸上显山露水。
不久之后，我们搬入了这间坐落于阿历山大区的三房式组屋里，那是父母亲第一次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当上了屋主，那是一种鸟儿翱翔于蓝天的感觉、那是一种鱼儿遨游于大海的感觉，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
杂货店、药材店、咖啡店就在楼下，菜市、熟食中心和学校，就在附近，母亲觉得她就像是一列安安稳稳地在轨道上奔驰的火车，惬意地驰向了人生一个美丽的目的地。
搬了家，一切安顿好之后，父母亲便带着四个孩子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借以纪念他们受惠于“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而拥有了一所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随着父亲经济情况的不断改善，我们也不断地转换住处。在阿历山大区的三房式组屋里住了几年，我们搬到了荷兰路的四房式组屋里，继而再迁入花拉路的宽敞公寓内。
这时，除了煤气炉之外，家里也购置了电炉、烤箱、微波炉，应有尽有。当母亲在厨房里炊煮饭菜、烘焙蛋糕、烹制点心时，我在她身上闻到了一种春暖花开的气息，那是一种极端快乐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