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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隐忍、勤劳、坚韧，都是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的性格特点;善良、质朴、抗争也画不全她人生中无尽的色彩，对家的渴盼、对爱的坚守是她活下去的念想或者信仰，念想的崩塌，使得她那一点红色的生机瞬间化为黧黑，到处的黑暗掩埋了祥林嫂，弃生向死就发生在这样的节点。
关键词：祥林嫂 人性 弃妇 扼杀 拒斥
一.身份：乡土中国的弃妇
巴尔扎克有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它阐述了一个民族在文化构成上的本质特征，在形塑个体、家庭、信仰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小说《祝福》，通过塑造旧中国底层社会女性形象祥林嫂，为我们绘制了一幕发人深省的人间惨剧。鲁迅在其小说创作中所焦虑的，就是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深刻地探讨国民性的本质属性和意义的问题。作为中国旧社会受欺压、受摧残的代表性人物，祥林嫂的人生经历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形态极具典型意义。在落后与闭塞的农村生活场景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刚崭露头角，但旧传统、旧文化依旧左右着人们的思维，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以一种极为缓慢的方式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人性与社会的冲突却是十分剧烈的，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将伴随着这样的阵痛，在历史的滚滚洪流里不断冲刷。梳理祥林嫂的身份变化就会发现，从早期的普通家庭女性一步步沦落为雇佣劳动力、无业流浪者，家庭的变故和个人精神的麻木，一步步将她的人生逼入狭仄的境地。
起初，因为第一任丈夫去世，祥林嫂在封建族权、封建家长一步步的逼迫下，于反抗无望的悲哀中，选择了顺从和隐忍，当她再婚后，祥林嫂和二婚丈夫、山里人贺老六守着儿子阿毛过着困苦但是却十分平淡的日子。然而，一场病摧毁了山里人贺老六，一个完成的家庭瞬间变成了孤儿寡母的悲剧，坚强的母亲带着儿子过活;然而生活没有就此放过祥林嫂：儿子阿毛又因照看不到位而命丧狼窝。无夫无子，祥林嫂被族叔“收了屋子”，扫地出门，失去唯一的栖身之所，成了彻底的“无产者”，除了托人做雇佣，别无他选。一个随身带的小包袱，已经是她的全部家当，除了一身“用不完”的力气，她已经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在闭塞的乡土的中国，貌似善良的人群拿祥林嫂当玩物和谈资，岂不知自己迟早就是下一个“祥林嫂”，也有一天从“看吃人”到“被人吃”;有关鬼魂与审判的迷信思想像鸦片烟一样，引诱并毒害着她，一步步吞噬她的灵魂、销蚀她的身体健康。四叔嫌弃祥林嫂死了丈夫，碍于自己卫道士的身份、作家长的脸面，由四婶来说他想说而不好意思说的话。“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愚昧与落后的封建意识，混杂着麻木与冷漠的人情关系。有论者认为，“在作品中，鲁迅采用了第一人称即‘我’的叙述视角，其意除了是欲向读者展示一种个体之‘我’与社会之‘我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作品的故事性或戏剧性与生活的真实性之间的一致性关联之外，更重要的是欲通过‘我’在事件中的感受、思索来反省由无数个‘我’而构成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合理性问题。”1因此，鲁镇人对祥林嫂的嘲笑，指向的却是这个社会的病态和人性的泯灭，更凸显了乡土中国社会里，祥林嫂以一个底层妇女的形象，如何被那个闭塞的社会弃绝。当众人以“不祥之人”的身份待遇对待祥林嫂，直至将她弃置、淹埋在日常生活的“冷宫”里，那么，这个乡土中国里的弃妇形象，在“祝福”的祥和气息中，却以另类的肃杀气氛，遥祭人性沙漠的孤寂与荒凉。
二.扼杀与拒斥
小说《祝福》里通过柳妈之口提到，祥林嫂会被恶鬼争抢，所以阎罗王得把她锯开，分割给两任丈夫。这样的舆论氛围，使祥林嫂产生巨大的心理负担。柳妈按照民间流传的鬼神说给祥林嫂支招：捐门槛。于是祥林嫂才要勤快起来攒钱捐门槛给寺庙，人家不要都不行，就像是垂死的人抓住救命草一样。攒钱赎罪，捐了门槛的祥林嫂一身轻松，以为身份被认可了，在“祝福”的时候主动去搬烛台、拿祭祀的碗筷，孰料被四婶一一拒绝。面对令人窒息的舆论压力，原本不畏艰难勇于反抗的祥林嫂却沉默得几近失语。大概是祥林嫂在鲁镇没有正常人拥有的话语权，仅存的一点隐私都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甚至于包括“为什么从了”、阿毛的不幸这样的话题，都变成了“有恶意或者无恶意的闲人”的笑料，众人的嘴脸和利刃般的言辞，令人不寒而栗。此时，众人嘲笑祥林嫂的话题，是女性的贞洁问题，这是旧社会妇女精神上最大的枷锁，在乡土社会的闭塞场景里，扼杀女性的首要精神杀手非它莫属。
身处浓黑一般的社会环境之中，祥林嫂生存下去的念想一点点被蚕食，尤其是四叔不允许祥林嫂触碰任何有关祭祀活动的东西，这样就彻底隔绝了祥林嫂和世间的情感联系，也彻底否定了祥林嫂作为女性、媳妇，甚或是寡妇的伦理地位。走投无路的祥林嫂，最终沦落成流浪街头的乞丐。这时候祥林嫂想念着的，是自己的丈夫孩子，离散的一家人，会不会在地府中相遇？所以经常问“有没有魂灵，死了的一家人是否可以团聚”这样的问题。祥林嫂或许希望有魂灵，自己世间得不到了温暖、团圆、尊重，那么在鬼的世界里分开的一家人就可以团聚。或者说，祥林嫂能够继续活着，心中还留了一点点念想。如果解决了到底有没有魂灵的最后疑问，在询问了“见识广”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我”以后，祥林嫂放下了，也就是弃世了。她质朴的、随大流式的活人的一点点念想，然而，即使祥林嫂这样一个一辈子都秉承着善良的人，没有在那样的社会里面正常地生活，这对于鲁镇不过只是徒增了一点点祝福时可有可无的谈资，可是对于祥林嫂，事关生死，对于祥林嫂曾经的两个家庭，它们都跟着祥林嫂消失了。祥林嫂寂寥地死于祝福前的雪夜。无声飘落的雪，用一种的悄然契合的方式，总结了祥林嫂无声而空洞的悲哀。
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鲁镇重大节庆仪式“煮福礼”之中，隆重、祥和的节庆气氛和人物的悲剧命运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对比，让祥林嫂不幸的人生遭遇得到了放大。有论者指出，祥林嫂参与的祭祀活动极具象征意义，“因为参与祭祀的准备，给她一种实感，表明在这个共同体所规约的幸福的末端，确切无疑地将她也连在了一起。雖说是帮忙，但只要能与祭祀相关，就一定意味着她还是这个由祭祀、受祭祀的关系构成的强固的单位集合体社会的一员。”2但是，随着祥林嫂二婚，及其不幸遭遇在鲁镇的传播，舆论对其“不祥之人”的形塑，使祥林嫂开始不被原先的雇主接纳，“《祝福》将目光转向了乡村共同体自身，详细描述了祥林嫂被乡村共同体排斥的过程。”3因此，四叔不允许祥林嫂——这个“不祥”的寡妇参与到家族里面的祭祀来，实际上也是割裂了主流社会对妇女仅有的容纳路径，不被接纳的祥林嫂终于被彻底地排斥为社会的边缘人。叠加在“贞洁”之上，众人对祥林嫂最大的嘲弄还有排斥：因为无子嗣而被排斥，更因为成为“不祥之人”而排斥。多重重压之下，祥林嫂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然写就，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鲁迅在小说《祝福》里通过仪式书写揭露了封建礼制和传统道德的‘吃人’真相，并从本体论和未来学的角度探讨了当时女性的存在本质，揭示了当时广大妇女生存的不幸与艰难。”4渴望被一个社会或者人群所接受体现了个体生存的社会属性，进而使个体的社会价值得以体现，然而，祥林嫂被视为异端和另类，进而被群体排斥，实际上是她无法认知自我价值，迷失社会属性的另类阐述。而令人感到窒息的是，此时祥林嫂已经丧失了反抗的力气，甚至是在询问了“我”——一个身份比较暧昧的新辈知识分子——有关死后能否和家人重逢的问题之后，安心、安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如前所述，“我”此时作为鲁镇上受过较好教育的新辈知识分子，理论上应该成为引领“鲁镇人民”前行的先行者，但是，“我”的“迟疑”与“犹豫”，恰恰说明了启蒙任务的任重道远，以及愚昧的鲁镇人对旧式道德和价值观的留恋，以及祥林嫂在无比的疾苦之中的无助与无望，这样的不幸与艰难对人心和希望的摧折力，仍然是无比巨大的。
三.悲剧的背后
祥林嫂，追求的不过是今天普通人那里最普通的东西：一个家，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一个身份认同，一份不起眼的爱。她索取的少，努力得多，却连命都保不住，生存、尊严、认同与爱的缺失，是毒药是棍棒，是吃人的魔王。祥林嫂是个悲剧的女性形象：隐忍、勤劳、坚韧，都是她性格里的特点;善良、质朴、抗争也画不全她的难忘的模样。尽管祥林嫂动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按照各种要求作出了所谓的“灵魂救赎”，但仍然于事无补。鲁迅对妇女地位的思考，融入了他对乡土中国的观察与思考，当作家把二者结合起来观察的时候，呈现了一个更为深重而广阔的议题，那就是女性的悲剧命运和乡土中国的变革路径，那么，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鲁迅将二者的思考带入了当时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启蒙问题，但是，就祥林嫂的遭遇来看，有关中国社会的启蒙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科华：《论祥林嫂悲剧的文化批判精神》，《北方论丛》2004年第6期。
2.【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3.黄锐杰：《祭祀、立嗣权与乡土社会的伦理危机——重释祥林嫂之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4.邱诗越：《鲁迅小说
关键词：祥林嫂 人性 弃妇 扼杀 拒斥
一.身份：乡土中国的弃妇
巴尔扎克有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它阐述了一个民族在文化构成上的本质特征，在形塑个体、家庭、信仰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小说《祝福》，通过塑造旧中国底层社会女性形象祥林嫂，为我们绘制了一幕发人深省的人间惨剧。鲁迅在其小说创作中所焦虑的，就是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深刻地探讨国民性的本质属性和意义的问题。作为中国旧社会受欺压、受摧残的代表性人物，祥林嫂的人生经历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形态极具典型意义。在落后与闭塞的农村生活场景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刚崭露头角，但旧传统、旧文化依旧左右着人们的思维，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以一种极为缓慢的方式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人性与社会的冲突却是十分剧烈的，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将伴随着这样的阵痛，在历史的滚滚洪流里不断冲刷。梳理祥林嫂的身份变化就会发现，从早期的普通家庭女性一步步沦落为雇佣劳动力、无业流浪者，家庭的变故和个人精神的麻木，一步步将她的人生逼入狭仄的境地。
起初，因为第一任丈夫去世，祥林嫂在封建族权、封建家长一步步的逼迫下，于反抗无望的悲哀中，选择了顺从和隐忍，当她再婚后，祥林嫂和二婚丈夫、山里人贺老六守着儿子阿毛过着困苦但是却十分平淡的日子。然而，一场病摧毁了山里人贺老六，一个完成的家庭瞬间变成了孤儿寡母的悲剧，坚强的母亲带着儿子过活;然而生活没有就此放过祥林嫂：儿子阿毛又因照看不到位而命丧狼窝。无夫无子，祥林嫂被族叔“收了屋子”，扫地出门，失去唯一的栖身之所，成了彻底的“无产者”，除了托人做雇佣，别无他选。一个随身带的小包袱，已经是她的全部家当，除了一身“用不完”的力气，她已经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在闭塞的乡土的中国，貌似善良的人群拿祥林嫂当玩物和谈资，岂不知自己迟早就是下一个“祥林嫂”，也有一天从“看吃人”到“被人吃”;有关鬼魂与审判的迷信思想像鸦片烟一样，引诱并毒害着她，一步步吞噬她的灵魂、销蚀她的身体健康。四叔嫌弃祥林嫂死了丈夫，碍于自己卫道士的身份、作家长的脸面，由四婶来说他想说而不好意思说的话。“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愚昧与落后的封建意识，混杂着麻木与冷漠的人情关系。有论者认为，“在作品中，鲁迅采用了第一人称即‘我’的叙述视角，其意除了是欲向读者展示一种个体之‘我’与社会之‘我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作品的故事性或戏剧性与生活的真实性之间的一致性关联之外，更重要的是欲通过‘我’在事件中的感受、思索来反省由无数个‘我’而构成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合理性问题。”1因此，鲁镇人对祥林嫂的嘲笑，指向的却是这个社会的病态和人性的泯灭，更凸显了乡土中国社会里，祥林嫂以一个底层妇女的形象，如何被那个闭塞的社会弃绝。当众人以“不祥之人”的身份待遇对待祥林嫂，直至将她弃置、淹埋在日常生活的“冷宫”里，那么，这个乡土中国里的弃妇形象，在“祝福”的祥和气息中，却以另类的肃杀气氛，遥祭人性沙漠的孤寂与荒凉。
二.扼杀与拒斥
小说《祝福》里通过柳妈之口提到，祥林嫂会被恶鬼争抢，所以阎罗王得把她锯开，分割给两任丈夫。这样的舆论氛围，使祥林嫂产生巨大的心理负担。柳妈按照民间流传的鬼神说给祥林嫂支招：捐门槛。于是祥林嫂才要勤快起来攒钱捐门槛给寺庙，人家不要都不行，就像是垂死的人抓住救命草一样。攒钱赎罪，捐了门槛的祥林嫂一身轻松，以为身份被认可了，在“祝福”的时候主动去搬烛台、拿祭祀的碗筷，孰料被四婶一一拒绝。面对令人窒息的舆论压力，原本不畏艰难勇于反抗的祥林嫂却沉默得几近失语。大概是祥林嫂在鲁镇没有正常人拥有的话语权，仅存的一点隐私都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甚至于包括“为什么从了”、阿毛的不幸这样的话题，都变成了“有恶意或者无恶意的闲人”的笑料，众人的嘴脸和利刃般的言辞，令人不寒而栗。此时，众人嘲笑祥林嫂的话题，是女性的贞洁问题，这是旧社会妇女精神上最大的枷锁，在乡土社会的闭塞场景里，扼杀女性的首要精神杀手非它莫属。
身处浓黑一般的社会环境之中，祥林嫂生存下去的念想一点点被蚕食，尤其是四叔不允许祥林嫂触碰任何有关祭祀活动的东西，这样就彻底隔绝了祥林嫂和世间的情感联系，也彻底否定了祥林嫂作为女性、媳妇，甚或是寡妇的伦理地位。走投无路的祥林嫂，最终沦落成流浪街头的乞丐。这时候祥林嫂想念着的，是自己的丈夫孩子，离散的一家人，会不会在地府中相遇？所以经常问“有没有魂灵，死了的一家人是否可以团聚”这样的问题。祥林嫂或许希望有魂灵，自己世间得不到了温暖、团圆、尊重，那么在鬼的世界里分开的一家人就可以团聚。或者说，祥林嫂能够继续活着，心中还留了一点点念想。如果解决了到底有没有魂灵的最后疑问，在询问了“见识广”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我”以后，祥林嫂放下了，也就是弃世了。她质朴的、随大流式的活人的一点点念想，然而，即使祥林嫂这样一个一辈子都秉承着善良的人，没有在那样的社会里面正常地生活，这对于鲁镇不过只是徒增了一点点祝福时可有可无的谈资，可是对于祥林嫂，事关生死，对于祥林嫂曾经的两个家庭，它们都跟着祥林嫂消失了。祥林嫂寂寥地死于祝福前的雪夜。无声飘落的雪，用一种的悄然契合的方式，总结了祥林嫂无声而空洞的悲哀。
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鲁镇重大节庆仪式“煮福礼”之中，隆重、祥和的节庆气氛和人物的悲剧命运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对比，让祥林嫂不幸的人生遭遇得到了放大。有论者指出，祥林嫂参与的祭祀活动极具象征意义，“因为参与祭祀的准备，给她一种实感，表明在这个共同体所规约的幸福的末端，确切无疑地将她也连在了一起。雖说是帮忙，但只要能与祭祀相关，就一定意味着她还是这个由祭祀、受祭祀的关系构成的强固的单位集合体社会的一员。”2但是，随着祥林嫂二婚，及其不幸遭遇在鲁镇的传播，舆论对其“不祥之人”的形塑，使祥林嫂开始不被原先的雇主接纳，“《祝福》将目光转向了乡村共同体自身，详细描述了祥林嫂被乡村共同体排斥的过程。”3因此，四叔不允许祥林嫂——这个“不祥”的寡妇参与到家族里面的祭祀来，实际上也是割裂了主流社会对妇女仅有的容纳路径，不被接纳的祥林嫂终于被彻底地排斥为社会的边缘人。叠加在“贞洁”之上，众人对祥林嫂最大的嘲弄还有排斥：因为无子嗣而被排斥，更因为成为“不祥之人”而排斥。多重重压之下，祥林嫂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然写就，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鲁迅在小说《祝福》里通过仪式书写揭露了封建礼制和传统道德的‘吃人’真相，并从本体论和未来学的角度探讨了当时女性的存在本质，揭示了当时广大妇女生存的不幸与艰难。”4渴望被一个社会或者人群所接受体现了个体生存的社会属性，进而使个体的社会价值得以体现，然而，祥林嫂被视为异端和另类，进而被群体排斥，实际上是她无法认知自我价值，迷失社会属性的另类阐述。而令人感到窒息的是，此时祥林嫂已经丧失了反抗的力气，甚至是在询问了“我”——一个身份比较暧昧的新辈知识分子——有关死后能否和家人重逢的问题之后，安心、安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如前所述，“我”此时作为鲁镇上受过较好教育的新辈知识分子，理论上应该成为引领“鲁镇人民”前行的先行者，但是，“我”的“迟疑”与“犹豫”，恰恰说明了启蒙任务的任重道远，以及愚昧的鲁镇人对旧式道德和价值观的留恋，以及祥林嫂在无比的疾苦之中的无助与无望，这样的不幸与艰难对人心和希望的摧折力，仍然是无比巨大的。
三.悲剧的背后
祥林嫂，追求的不过是今天普通人那里最普通的东西：一个家，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一个身份认同，一份不起眼的爱。她索取的少，努力得多，却连命都保不住，生存、尊严、认同与爱的缺失，是毒药是棍棒，是吃人的魔王。祥林嫂是个悲剧的女性形象：隐忍、勤劳、坚韧，都是她性格里的特点;善良、质朴、抗争也画不全她的难忘的模样。尽管祥林嫂动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按照各种要求作出了所谓的“灵魂救赎”，但仍然于事无补。鲁迅对妇女地位的思考，融入了他对乡土中国的观察与思考，当作家把二者结合起来观察的时候，呈现了一个更为深重而广阔的议题，那就是女性的悲剧命运和乡土中国的变革路径，那么，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鲁迅将二者的思考带入了当时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启蒙问题，但是，就祥林嫂的遭遇来看，有关中国社会的启蒙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科华：《论祥林嫂悲剧的文化批判精神》，《北方论丛》2004年第6期。
2.【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3.黄锐杰：《祭祀、立嗣权与乡土社会的伦理危机——重释祥林嫂之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4.邱诗越：《鲁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