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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中国厦门举行。这次峰会的主题是“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这个会议主题可谓对金砖厦门峰会使命的经典诠释，那就是如何让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从会后发布的“厦门宣言”可以看出，这次峰会涉及议题广泛，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开辟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的第二个‘金色十年’”打下了坚实基础。历史或许会证明，这次峰会可能成为金砖合作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会议。
砥砺前行
这次金砖厦门峰会召开前夕，“金砖国家”（BRICS）这个词汇的首创者、前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媒体撰文称，如果中国经济稳步发展，金砖国家经济规模将在2035年超过G7（七国集团）。奥尼尔在文中提到一个细节：采访他的记者所提的问题，不再只是聚焦金砖五国的现状，关注这个五国联盟未来命运的比以往高许多。这个细节反映出，国际社会对金砖机制的印象，已经不再是“首字母组合”，而是不容忽视的国家集团。
奥尼尔2001年创造“金砖国家”这个概念的主要依据，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几个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潜力上的共性，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但严格地说，金砖机制并不是由奥尼尔“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已经存在准机制化的“RIC”（俄罗斯、印度、中国）合作安排，以及“IBSA”（印度、巴西、南非）合作框架。也就是说，金砖机制的诞生是顺势而为，而且有合作基础。
9月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集体合影。
但回顾金砖机制历史可以发现，其发展道路上并非一片金色阳光。如果说金砖机制的诞生是顺势而为，那么它的发展则是砥砺前行。2001年至2008年，金砖国家都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见表格一）。但从2009年开始，多数金砖国家经济出现大幅波动，2011年以后，除了印度维持较为强劲增长，其他金砖国家经济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俄罗斯和巴西还出现连续两年负增长（见表格二）。
金砖国家起初因经济表现抢眼而受瞩目，后来却因经济出现疲弱而遭到质疑。这些国家都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波动比较敏感。中国与印度出口的强项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主要依赖能源、矿产与大宗商品出口。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增长难以为继。国际上出现“金砖褪色”的声音，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2006年6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外长首次会晤，金砖机制初现雏形。2009年6月，首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标志着金砖机制正式成立。
金砖机制并没有如某些西方学者所预测的那样沦为“清谈馆”，而是务实合作并逐步机制化。2011年金砖三亚峰会吸收南非加入，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代表性得到扩充。2014年金砖福塔莱萨峰会宣布成立新发展银行，建立应急储备基金，金砖合作在机制化方面迈出关键性步伐。
2015年金砖乌法峰会，五国领导人推动制定《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勾画出2020年前金磚国家经济、贸易、投资合作路线图，同时也为金砖机制的内部整合指明了方向。有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6年这十年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占比从12%上升到23%，贸易总额占比从11%上升到16%，对外投资占比从7%上升到12%。由此可见，尽管金砖国家个体上经济表现有差异，但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明显保持上升趋势。
行稳致远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把以往成果和共识落实好，让现有机制运行好，共同把握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务实合作新领域新方式，拉紧联系纽带，让金砖合作机制行稳致远。”这是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作为这次峰会的东道国，中国也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比如，这次峰会上中国承诺，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的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向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
中国如何作为，是金砖机制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中国在金砖国家GDP总额中占比约2/3，也是金砖合作事实上的引领者。根据相关数据，2006年至2016年，金砖国家在全球GDP中占比增加约11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增加了9.4个百分点，印度增加1.2个百分点，巴西、俄罗斯、南非三国总额占比下降了约0.6个百分点。2006年至2015年，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了6.5倍，是金砖国家间投资的主导力量。
当然，金砖机制的发展不是中国的“独角戏”，合作能够产生并得以深化，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在某些学者看来，金砖国家在国际上的自我定位，以及都被排斥在国际治理体系之外的现实，是它们能走到一起的首要前提。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学者奥利弗·施廷克尔认为，把金砖国家四个创始成员国凝聚在一起的关键因素，是这些国家都有全球雄心，“它们应该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不是因为它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们是什么。”
金砖厦门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提到，金砖国家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这既是金砖国家的诉求，也是金砖合作的粘合剂。印度智库“观察者基金会”学者萨米尔·萨兰认为，金砖国家都明白，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使它们难以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但单个国家无力推动重大变革。“它们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强行推动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机制，这是催生金砖机制的一个根本性动力。”
这次金砖峰会，五个成员国就经贸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今年，金砖国家举行了首次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和外长正式会晤，把金砖合作拓展到安全、外交领域。“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机制化是推动合作的保证。萨米尔·萨兰强调，金砖合作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把焦点放在对每个成员国都重要的关键领域，并持续推动机制化建设。 国际组织要有持久的活力和凝聚力，不能忽视身份构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说：“加强我们五国人文交流，让伙伴关系理念扎根人民心中，是一项值得长期投入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将使金砖合作永葆活力。”广泛的人文交流、密集的互动合作，对身份构建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金砖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身份认同度越牢固，它们对变革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共识就越强。
中国提出“金砖 ”模式，是这次峰会的一大亮点。王毅外长表示，金砖国家不是封闭的俱乐部，金砖合作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五国范畴。他指出，“金砖 ”的宗旨是加强金砖国家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推动建立更为广泛的伙伴关系，促进更大范围的共同发展繁荣。这一模式，写进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主席声明》，是中国在金砖机制发展中发挥议程设置作用的体现。
道阻且长
9月5日，习近平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发言时指出，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期，各方围绕利益、规则的博弈日益激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习近平这番话，指出了金砖国家未来所面临挑战的时代背景。一方面，金砖国家有着深化合作的动机和动力，但与此同时，严峻的现实也预示着金砖合作不会一帆风顺。
就金砖国家合作本身来说，任何合作从纸上蓝图到现实落地，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障碍。比如，这些年金砖国家在促进贸易开放、投资便利化方面，进行了密集的磋商，也达成了众多协议。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不少看不见的壁垒。2016年，金砖国家外贸在世界占比16%，但相互间贸易仅占各自对外贸易总额的5%。对外投资在世界占比12%，但相互间投资仅占5.7%。金砖国家间经贸联系不够紧密，是潜在的增长点，无疑也是需要克服的难点。
某些金砖国家的战略取向變化，是更微妙且更难克服的障碍。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印度。中俄印三国本是金砖核心国家，建立“金砖银行”的理念，就是由印度前总理辛格提出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拉切尔·萨尔兹曼，在最近的文章中，分析了莫迪就任总理以来，印度战略取向的变化。她认为，莫迪任内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事实上呈下滑趋势，反而是与美国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莫迪的对俄外交，“优先性”也远不如其前任。这些都是金砖合作的潜在阻力。
金砖合作能否行稳致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因为金砖国家没有意愿，也不可能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的治理体系。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所说，西方的这个体制有个特点，那就是加入容易，但颠覆很难。它有很强的融合力，但也有强势的排斥力，体制的日常运作有“复制现状”功能。导致的结果就是，非西方国家长期徘徊在体制边缘。制度惯性，是金砖国家面临的又一难题。
9月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举行，习近平主持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习近平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说的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金砖国家砥砺前行、行稳致远，需要这样的政治魄力。
砥砺前行
这次金砖厦门峰会召开前夕，“金砖国家”（BRICS）这个词汇的首创者、前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媒体撰文称，如果中国经济稳步发展，金砖国家经济规模将在2035年超过G7（七国集团）。奥尼尔在文中提到一个细节：采访他的记者所提的问题，不再只是聚焦金砖五国的现状，关注这个五国联盟未来命运的比以往高许多。这个细节反映出，国际社会对金砖机制的印象，已经不再是“首字母组合”，而是不容忽视的国家集团。
奥尼尔2001年创造“金砖国家”这个概念的主要依据，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几个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潜力上的共性，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但严格地说，金砖机制并不是由奥尼尔“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已经存在准机制化的“RIC”（俄罗斯、印度、中国）合作安排，以及“IBSA”（印度、巴西、南非）合作框架。也就是说，金砖机制的诞生是顺势而为，而且有合作基础。
但回顾金砖机制历史可以发现，其发展道路上并非一片金色阳光。如果说金砖机制的诞生是顺势而为，那么它的发展则是砥砺前行。2001年至2008年，金砖国家都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见表格一）。但从2009年开始，多数金砖国家经济出现大幅波动，2011年以后，除了印度维持较为强劲增长，其他金砖国家经济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俄罗斯和巴西还出现连续两年负增长（见表格二）。
金砖国家起初因经济表现抢眼而受瞩目，后来却因经济出现疲弱而遭到质疑。这些国家都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波动比较敏感。中国与印度出口的强项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主要依赖能源、矿产与大宗商品出口。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增长难以为继。国际上出现“金砖褪色”的声音，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2006年6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外长首次会晤，金砖机制初现雏形。2009年6月，首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标志着金砖机制正式成立。
金砖机制并没有如某些西方学者所预测的那样沦为“清谈馆”，而是务实合作并逐步机制化。2011年金砖三亚峰会吸收南非加入，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代表性得到扩充。2014年金砖福塔莱萨峰会宣布成立新发展银行，建立应急储备基金，金砖合作在机制化方面迈出关键性步伐。
2015年金砖乌法峰会，五国领导人推动制定《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勾画出2020年前金磚国家经济、贸易、投资合作路线图，同时也为金砖机制的内部整合指明了方向。有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6年这十年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占比从12%上升到23%，贸易总额占比从11%上升到16%，对外投资占比从7%上升到12%。由此可见，尽管金砖国家个体上经济表现有差异，但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明显保持上升趋势。
行稳致远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把以往成果和共识落实好，让现有机制运行好，共同把握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务实合作新领域新方式，拉紧联系纽带，让金砖合作机制行稳致远。”这是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作为这次峰会的东道国，中国也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比如，这次峰会上中国承诺，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的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向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
中国如何作为，是金砖机制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中国在金砖国家GDP总额中占比约2/3，也是金砖合作事实上的引领者。根据相关数据，2006年至2016年，金砖国家在全球GDP中占比增加约11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增加了9.4个百分点，印度增加1.2个百分点，巴西、俄罗斯、南非三国总额占比下降了约0.6个百分点。2006年至2015年，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了6.5倍，是金砖国家间投资的主导力量。
当然，金砖机制的发展不是中国的“独角戏”，合作能够产生并得以深化，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在某些学者看来，金砖国家在国际上的自我定位，以及都被排斥在国际治理体系之外的现实，是它们能走到一起的首要前提。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学者奥利弗·施廷克尔认为，把金砖国家四个创始成员国凝聚在一起的关键因素，是这些国家都有全球雄心，“它们应该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不是因为它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们是什么。”
金砖厦门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提到，金砖国家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这既是金砖国家的诉求，也是金砖合作的粘合剂。印度智库“观察者基金会”学者萨米尔·萨兰认为，金砖国家都明白，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使它们难以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但单个国家无力推动重大变革。“它们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强行推动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机制，这是催生金砖机制的一个根本性动力。”
这次金砖峰会，五个成员国就经贸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今年，金砖国家举行了首次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和外长正式会晤，把金砖合作拓展到安全、外交领域。“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机制化是推动合作的保证。萨米尔·萨兰强调，金砖合作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把焦点放在对每个成员国都重要的关键领域，并持续推动机制化建设。 国际组织要有持久的活力和凝聚力，不能忽视身份构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说：“加强我们五国人文交流，让伙伴关系理念扎根人民心中，是一项值得长期投入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将使金砖合作永葆活力。”广泛的人文交流、密集的互动合作，对身份构建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金砖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身份认同度越牢固，它们对变革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共识就越强。
中国提出“金砖 ”模式，是这次峰会的一大亮点。王毅外长表示，金砖国家不是封闭的俱乐部，金砖合作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五国范畴。他指出，“金砖 ”的宗旨是加强金砖国家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推动建立更为广泛的伙伴关系，促进更大范围的共同发展繁荣。这一模式，写进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主席声明》，是中国在金砖机制发展中发挥议程设置作用的体现。
道阻且长
9月5日，习近平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发言时指出，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期，各方围绕利益、规则的博弈日益激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习近平这番话，指出了金砖国家未来所面临挑战的时代背景。一方面，金砖国家有着深化合作的动机和动力，但与此同时，严峻的现实也预示着金砖合作不会一帆风顺。
就金砖国家合作本身来说，任何合作从纸上蓝图到现实落地，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障碍。比如，这些年金砖国家在促进贸易开放、投资便利化方面，进行了密集的磋商，也达成了众多协议。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不少看不见的壁垒。2016年，金砖国家外贸在世界占比16%，但相互间贸易仅占各自对外贸易总额的5%。对外投资在世界占比12%，但相互间投资仅占5.7%。金砖国家间经贸联系不够紧密，是潜在的增长点，无疑也是需要克服的难点。
某些金砖国家的战略取向變化，是更微妙且更难克服的障碍。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印度。中俄印三国本是金砖核心国家，建立“金砖银行”的理念，就是由印度前总理辛格提出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拉切尔·萨尔兹曼，在最近的文章中，分析了莫迪就任总理以来，印度战略取向的变化。她认为，莫迪任内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事实上呈下滑趋势，反而是与美国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莫迪的对俄外交，“优先性”也远不如其前任。这些都是金砖合作的潜在阻力。
金砖合作能否行稳致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因为金砖国家没有意愿，也不可能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的治理体系。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所说，西方的这个体制有个特点，那就是加入容易，但颠覆很难。它有很强的融合力，但也有强势的排斥力，体制的日常运作有“复制现状”功能。导致的结果就是，非西方国家长期徘徊在体制边缘。制度惯性，是金砖国家面临的又一难题。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习近平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说的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金砖国家砥砺前行、行稳致远，需要这样的政治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