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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的《愤怒》作为表现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但是,作品的艺术内涵和精神指向却不能不使读者发生疑问:到底该拿什么来拯救悲剧?作家以人道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介入当下的悲剧现实难能可贵,但作品对这种悲剧现实的表现是却是第三者的,肤浅的。作品把李百义式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理想主义人格”“、永恒的爱”视为消解和超越“愤怒”的最好途径,甚至视为“对于当今中国存在的矛盾来说,是一种最好、最高明的解决办法”,“是改变中国的唯一可能性”,这只能是缘木求鱼的一厢情愿,作品也由宗教幻想走向了非理性。小说的出现及其评论也使人们对现今的创作与批评不能不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