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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比《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无疑更为丰富、具体，具有针对性。比较分析两个版本的课程标准“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在阅读旨向、读物提示、读物推荐、标点符号等方面的数据变动和内容变化，可以发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强化了“阅读旨向”的文化性，二是对学生和教师的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对教与学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语文核心素养
2013年，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2018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最新版的各学科《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据其“前言”所述，新版课程标准深入总结了21世纪以来我国高中课程改革的宝贵经验，充分借鉴了国际课程改革的优秀成果，面对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修订与完善。与2003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2003年版课标”）相比，《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2017年版课标”）“附录2 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在阅读旨向、读物提示、读物推荐、标点符号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变化。
一、“阅读指导”部分的变化分析
2003年版课标在“阅读指导”部分的规定上基本处于缺失状态，2017年版课标则大幅增加了该部分的内容。2017年版课标的“阅读指导”由“阅读旨向”和“读物提示”两部分组成，“阅读旨向”明确规定了课内外读物的阅读目标，“读物提示”则具体表明了课内外推荐读物与必修、选修课程之间的关联。具体来看，该部分内容有如下变化：
（一）“阅读旨向”的变化
2003年版课标在“附录”部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并未规定课外读物的阅读旨向，随后出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2004年）较为明确地阐述了关于课外读物的实施建议：在“导向”方面，建议“要有一定的阅读面和阅读量”，“要阅读高品位著作”；在“目的”方面，“倡导读书的风气和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倡多读、广泛阅读、高品位的阅读”；同时，推荐读物还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并“为汉语母语教育服务”。[1]2017年版课标则在“附录2 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中明确规定了课内外读物的阅读旨向，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加强阅读，培养阅读的兴趣和习惯，提升阅读品位；二是掌握阅读方法，提高阅读能力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三是拓宽阅读视野，领略人类社会气象与文化；四是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自身思想文化修养，丰富精神世界。
（二）“读物提示”的变化
2003年版课标在“读物提示”部分的规定仅有30字，即“课外读物包括适合高中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2]，可作如下解读：一是读物应适合高中生的阅读程度，二是读物的类型包括各类图书和报刊。2017年版课标在“读物提示”部分的规定多达82字，具体如下：
下列篇目仅为举例。这些内容，既可以作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文学阅读与写作”“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外国作家作品研习”等学习任务群的备选，也可以推荐学生在课外阅读。[3]
与2003年版课标相比，2017年版课标删去了“课外读物包括适合高中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的表述，或因“附录”中推荐读物本就应适合高中生的阅读程度，无须再言；至于为何不再专门强调“报刊”的阅读，这里暂不作探讨。同时，2017年版课标增加了以下两方面内容的阐述：一是所列推荐篇目“仅为举例”；二是所推荐内容既可作为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中相关学习任务群的备选资源，也可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推荐资源。此外，对比从18个任务群中所选出的5个举例任务群，可看出2017年版课标中的推薦读物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提供备选资源；（2）注重通过古今中外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学习来拓宽阅读视野；（3）注重经典作品研习能力与文学写作能力的培养。
二、“读物推荐”部分的变化分析
相比2003年版课标，2017年版课标在“读物推荐”部分变化显著。段落方面，“诗歌散文”段被拆分为独立的“诗歌”段和“散文”段，故该部分段落由原来的7个自然段增至目前的8个自然段；字数方面，该部分由原来的263字增至目前的375字，增加了43%（四舍五入，下同）。具体来看，该部分内容有如下变化①：
（一）文化经典论著
该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14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18字；推荐作品由3部增至5部，新增作品为《老子》和《史记》。其中，《老子》在2003年版课标“附录”部分的“课程举例八：先秦诸子论著选读”中曾出现，而《史记》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为首次出现。
（二）诗歌
整体来看，“诗歌散文”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28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62字，增加了121%，增幅显著。诗歌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17字（“如”“等”两字计算在内）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44字；推荐作家由3位增至11位。国内部分，增加了毛泽东、戴望舒、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6位作家的作品，同时将指定作品“郭沫若《女神》”换为郭沫若的诗歌作品；国外部分，增加了海涅和惠特曼2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国内部分的毛泽东、戴望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5位作家和国外部分的海涅、惠特曼2位作家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均为首次出现。
（三）散文
该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13字（“如”“等”两字计算在内）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18字；推荐作家作品由2类增至3类，增加部分为“叶圣陶散文”；虽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附录”部分将“叶圣陶《稻草人》”列为童话类推荐读物，但“叶圣陶散文”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尚属首次出现。 （四）小说
该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103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146字。国内部分，字数（“如”“等”两字计算在内，“小说”两字未予计算）由31字增至61字，增加了97%，增幅明显；作家由6位增至10位；明确规定的作品篇目由6部增至11部，其中古代小说增加了《儒林外史》，现当代小说增加了《彷徨》《四世同堂》《暴风骤雨》和《平凡的世界》；作品类型方面，古代长篇小说3部，现当代长篇小说6部，现当代短篇小说集2部。在该部分中，《儒林外史》在2003年版課标“附录”部分的“课程举例三：中外小说戏剧名著精读”中曾出现，而《彷徨》《四世同堂》《暴风骤雨》和《平凡的世界》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均属首次出现。国外部分，字数（同上）由72字增至85字；作家由9位增至10位；明确规定的作品篇目由6部增至7部，其中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调整为《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调整为《大卫·科波菲尔》，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调整为《战争与和平》，新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作品类型方面，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3类。在该部分中，新调整和增加的4部作品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均属首次出现。
（五）剧本
该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26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43字，增加了65%，增幅明显；明确规定的作品篇目由4部增至7部。国内剧本方面，新入选了关汉卿《窦娥冤》、汤显祖《牡丹亭》和郭沫若《屈原》3部作品，使得剧本数量增至6部，其中古代作家的剧本3部，现当代作家的剧本3部；新入选的《窦娥冤》和《牡丹亭》在2003年版课标“附录”部分的“课程举例三：中外小说戏剧名著精读”中曾出现，而《屈原》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属首次出现。国外剧本方面，推荐篇目保持不变，仍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
（六）其他
当代文学作品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30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44字，新增内容表现出对能够“反映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品”的重视；同时，删去了“近年来发表的”这一时间限定。语言文学理论著作和科学与人文读物部分，内容和要求则均保持不变。
三、“标点符号”部分的变化分析
相比2003年版课标，2017年版课标在“标点符号”部分同样有显著变化。标点符号总量方面由2003年的67处增至2017年的114处，增幅为70%；其中点号由39处增至70处，标号由28处增至44处。具体来看，该部分内容有如下变化：
（一）点号的变化
（1）分号和句号。分号由6处减至2处，句号由2处增至11处。分号的减少和句号的增加，说明2017年版课标更为注重每部分学习内容的独立完整性。（2）逗号。逗号由6处增至20处，其中增加数量较多的为“阅读旨向”部分和“读物提示”部分。逗号的增加，说明2017年版课标关于读物建议的表述更为充分和具体。（3）顿号。顿号由25处增至37处，其中增加数量较多的为诗歌与散文部分和小说部分。顿号的增加，表明同类型作家作品推荐数量的增加。同时，文化经典著作部分删掉了“如《论语》、《孟子》、 《庄子》等”中的2处顿号，这样的变化恰与新版《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中“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4]的规定相符合，这说明2017年版课标非常重视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
（二）标号的变化
（1）间隔号。间隔号由4处增至6处，其中《堂吉诃德》取消了间隔号，新增加了《大卫·科波菲尔》、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3处间隔号。间隔号的增加，表明2017年版课标所推荐的外国作家作品数量有所增加。（2）书名号。书名号由23处增至33处，其中增加数量较多的为小说部分和剧本部分。书名号的增加，使得高中阶段的阅读资源更为丰富和具体，并进一步增强了课内外作品阅读的可操作性。此外，2017年版课标还增加了5处双引号，分属于“读物提示”部分的5个学习任务群，同时删去了2003年版课标中的1处冒号。
四、“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变化的思考
（一）强化了“阅读旨向”的文化性
2017年版课标基本涵括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2004年）中关于课外读物“阅读旨向”的相关表述，同时又增加了对于人类社会气象与文化的领略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验的学习要求，这与最新凝练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要求相契合，即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应“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解和借鉴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拓宽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觉”。与之相对应，“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中古今中外作家作品数量总体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增加，这表明2017年版课标进一步强化了课内外读物“阅读旨向”的文化性。
（二）对学生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阅读量偏低，一直是制约中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瓶颈，相比2003年版课标，2017年版课标对学生课内外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阅读总量方面，2017年版课标在“课程内容·学习要求”中明确规定：（高中生）必修阶段各类文本的阅读量不低于150万字，选择性必修阶段各类文本的阅读总量不低于150万字，也即各类文本的阅读总量不低于300万字。这较2003年版课标明确规定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50万字）约增加了一倍。与此相关联，2017年版课标在读物建议中明确推荐的作品篇目由2003年的23部增至2017年的33部，明确推荐的作家数量由2003年的26位增至2017年的41位；同时，2017年版课标还以“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取代了之前的“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的表述，尝试将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有机融合，从而进一步提升了高中语文科课外经典阅读的地位。这些都对高中学生的课内外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对教师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的变化，一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语文课程的阅读资源，另一方面也对语文教师的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语文教师作为重要的语文课程资源，其本身阅读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阅读的数量和质量。叶圣陶先生曾号召“教师下水”：“唯有老师善于读书，深有所得，才能教好读书。只教学生读书，而自己少读书或者不读书，是不容易收到成效的。”[5]教师要向学生推荐作品并指导阅读，自身首先应具备丰富的阅读量和开阔的阅读视野；如若教师知识浅薄、视野狭窄，无法深入理解推荐作品的意义价值，又将何以引导那些在名作阅读之路上“步履蹒跚甚至走错了方向”[6]的中学生？长此以往，教师对学生的阅读指导便会陷入失语状态。同时，“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的读物推荐既有确定性又有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语文教师能够结合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有效选择阅读资源，并“创造性地实施课程”；然而开放性的达成必须要以确定性（即教师自身阅读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前提和保障，这又要求语文教师自身必须具备丰厚的阅读素养。
（四）对教与学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往的单篇短章式阅读教学固化了教与学的方式，使得教多侧重于考点知识的重复性讲解，而学多侧重于答题技巧的反复性强化，师生在阅读时间和思考空间上的局限导致教师内容讲解的深度和学生阅读理解的程度彼此受限。2017年版课标力图通过“学习任务群”的形式，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资源等，有效落实“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以凸显语文学习的根本途径。2017年版课标的推荐读物既可作为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中相关“学习任务群”的备选资源，也可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推荐资源，这就为高中语文“任务群”教学方式的开展提供了资源支撑。当然，对于教师的“教”而言，“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的课内外“整本”读物存在着阅读量扩大、教学内容不确定等特点；对于学生的“学”而言，“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的课内外“整本”读物也存在着阅读种类繁复、阅读篇幅过长等特点；此外，当前社会背景下将推荐书目当作规定任务，进而要求学生“苦”读经典也不现实[7]。这些状况表明，2017年版课标在“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对高中语文教与学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2017年版课标“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失，其具体表现在诗歌类和散文类读物的推荐方面。在读物推荐部分，散文类作家作品的明确推荐有两处：一处是散文部分的鲁迅杂文、朱自清散文、叶圣陶散文3类现当代作家作品；另一处是文化经典著作部分的5部古代散文作品，其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为先秦诸子之文，《史记》为秦汉史传之文，然而在其后的魏晋时期直至有清一代，散文类代表性作家作品（集）的推荐一直付之阙如。诗歌部分的推荐同样如此，新课程标准明确推荐的7类（诗歌类）作家作品均为现当代作家作品，而缺少对古代作家作品（集）的推荐。此外，这种缺失还表现在对当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优秀作家作品的推荐方面，这也反映出2017年版课标在读物推薦方面存在一定的保守性。但瑕不掩瑜，相比于实验版课标，2017年版课标“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无疑更为丰富、具体，具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1]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7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8.
[3]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58.
[4]中国标准出版社.标点符号、数字、拼音用法标准[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4：7.
[5]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52.
[6]谢银根.语文教师外国文学名著阅读素养[J].中学语文教学，2009（2）：18.
[7]汪海龙.推荐书目的尴尬[J].语文建设，2002（1）：16.
关键词：《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语文核心素养
2013年，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2018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最新版的各学科《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据其“前言”所述，新版课程标准深入总结了21世纪以来我国高中课程改革的宝贵经验，充分借鉴了国际课程改革的优秀成果，面对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修订与完善。与2003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2003年版课标”）相比，《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2017年版课标”）“附录2 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在阅读旨向、读物提示、读物推荐、标点符号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变化。
一、“阅读指导”部分的变化分析
2003年版课标在“阅读指导”部分的规定上基本处于缺失状态，2017年版课标则大幅增加了该部分的内容。2017年版课标的“阅读指导”由“阅读旨向”和“读物提示”两部分组成，“阅读旨向”明确规定了课内外读物的阅读目标，“读物提示”则具体表明了课内外推荐读物与必修、选修课程之间的关联。具体来看，该部分内容有如下变化：
（一）“阅读旨向”的变化
2003年版课标在“附录”部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并未规定课外读物的阅读旨向，随后出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2004年）较为明确地阐述了关于课外读物的实施建议：在“导向”方面，建议“要有一定的阅读面和阅读量”，“要阅读高品位著作”；在“目的”方面，“倡导读书的风气和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倡多读、广泛阅读、高品位的阅读”；同时，推荐读物还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并“为汉语母语教育服务”。[1]2017年版课标则在“附录2 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中明确规定了课内外读物的阅读旨向，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加强阅读，培养阅读的兴趣和习惯，提升阅读品位；二是掌握阅读方法，提高阅读能力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三是拓宽阅读视野，领略人类社会气象与文化；四是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自身思想文化修养，丰富精神世界。
（二）“读物提示”的变化
2003年版课标在“读物提示”部分的规定仅有30字，即“课外读物包括适合高中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2]，可作如下解读：一是读物应适合高中生的阅读程度，二是读物的类型包括各类图书和报刊。2017年版课标在“读物提示”部分的规定多达82字，具体如下：
下列篇目仅为举例。这些内容，既可以作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文学阅读与写作”“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外国作家作品研习”等学习任务群的备选，也可以推荐学生在课外阅读。[3]
与2003年版课标相比，2017年版课标删去了“课外读物包括适合高中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的表述，或因“附录”中推荐读物本就应适合高中生的阅读程度，无须再言；至于为何不再专门强调“报刊”的阅读，这里暂不作探讨。同时，2017年版课标增加了以下两方面内容的阐述：一是所列推荐篇目“仅为举例”；二是所推荐内容既可作为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中相关学习任务群的备选资源，也可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推荐资源。此外，对比从18个任务群中所选出的5个举例任务群，可看出2017年版课标中的推薦读物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提供备选资源；（2）注重通过古今中外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学习来拓宽阅读视野；（3）注重经典作品研习能力与文学写作能力的培养。
二、“读物推荐”部分的变化分析
相比2003年版课标，2017年版课标在“读物推荐”部分变化显著。段落方面，“诗歌散文”段被拆分为独立的“诗歌”段和“散文”段，故该部分段落由原来的7个自然段增至目前的8个自然段；字数方面，该部分由原来的263字增至目前的375字，增加了43%（四舍五入，下同）。具体来看，该部分内容有如下变化①：
（一）文化经典论著
该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14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18字；推荐作品由3部增至5部，新增作品为《老子》和《史记》。其中，《老子》在2003年版课标“附录”部分的“课程举例八：先秦诸子论著选读”中曾出现，而《史记》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为首次出现。
（二）诗歌
整体来看，“诗歌散文”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28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62字，增加了121%，增幅显著。诗歌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17字（“如”“等”两字计算在内）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44字；推荐作家由3位增至11位。国内部分，增加了毛泽东、戴望舒、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6位作家的作品，同时将指定作品“郭沫若《女神》”换为郭沫若的诗歌作品；国外部分，增加了海涅和惠特曼2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国内部分的毛泽东、戴望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5位作家和国外部分的海涅、惠特曼2位作家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均为首次出现。
（三）散文
该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13字（“如”“等”两字计算在内）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18字；推荐作家作品由2类增至3类，增加部分为“叶圣陶散文”；虽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附录”部分将“叶圣陶《稻草人》”列为童话类推荐读物，但“叶圣陶散文”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尚属首次出现。 （四）小说
该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103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146字。国内部分，字数（“如”“等”两字计算在内，“小说”两字未予计算）由31字增至61字，增加了97%，增幅明显；作家由6位增至10位；明确规定的作品篇目由6部增至11部，其中古代小说增加了《儒林外史》，现当代小说增加了《彷徨》《四世同堂》《暴风骤雨》和《平凡的世界》；作品类型方面，古代长篇小说3部，现当代长篇小说6部，现当代短篇小说集2部。在该部分中，《儒林外史》在2003年版課标“附录”部分的“课程举例三：中外小说戏剧名著精读”中曾出现，而《彷徨》《四世同堂》《暴风骤雨》和《平凡的世界》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均属首次出现。国外部分，字数（同上）由72字增至85字；作家由9位增至10位；明确规定的作品篇目由6部增至7部，其中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调整为《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调整为《大卫·科波菲尔》，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调整为《战争与和平》，新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作品类型方面，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3类。在该部分中，新调整和增加的4部作品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均属首次出现。
（五）剧本
该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26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43字，增加了65%，增幅明显；明确规定的作品篇目由4部增至7部。国内剧本方面，新入选了关汉卿《窦娥冤》、汤显祖《牡丹亭》和郭沫若《屈原》3部作品，使得剧本数量增至6部，其中古代作家的剧本3部，现当代作家的剧本3部；新入选的《窦娥冤》和《牡丹亭》在2003年版课标“附录”部分的“课程举例三：中外小说戏剧名著精读”中曾出现，而《屈原》在2001年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属首次出现。国外剧本方面，推荐篇目保持不变，仍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
（六）其他
当代文学作品部分，字数由2003年版课标的30字增至2017年版课标的44字，新增内容表现出对能够“反映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品”的重视；同时，删去了“近年来发表的”这一时间限定。语言文学理论著作和科学与人文读物部分，内容和要求则均保持不变。
三、“标点符号”部分的变化分析
相比2003年版课标，2017年版课标在“标点符号”部分同样有显著变化。标点符号总量方面由2003年的67处增至2017年的114处，增幅为70%；其中点号由39处增至70处，标号由28处增至44处。具体来看，该部分内容有如下变化：
（一）点号的变化
（1）分号和句号。分号由6处减至2处，句号由2处增至11处。分号的减少和句号的增加，说明2017年版课标更为注重每部分学习内容的独立完整性。（2）逗号。逗号由6处增至20处，其中增加数量较多的为“阅读旨向”部分和“读物提示”部分。逗号的增加，说明2017年版课标关于读物建议的表述更为充分和具体。（3）顿号。顿号由25处增至37处，其中增加数量较多的为诗歌与散文部分和小说部分。顿号的增加，表明同类型作家作品推荐数量的增加。同时，文化经典著作部分删掉了“如《论语》、《孟子》、 《庄子》等”中的2处顿号，这样的变化恰与新版《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中“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4]的规定相符合，这说明2017年版课标非常重视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
（二）标号的变化
（1）间隔号。间隔号由4处增至6处，其中《堂吉诃德》取消了间隔号，新增加了《大卫·科波菲尔》、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3处间隔号。间隔号的增加，表明2017年版课标所推荐的外国作家作品数量有所增加。（2）书名号。书名号由23处增至33处，其中增加数量较多的为小说部分和剧本部分。书名号的增加，使得高中阶段的阅读资源更为丰富和具体，并进一步增强了课内外作品阅读的可操作性。此外，2017年版课标还增加了5处双引号，分属于“读物提示”部分的5个学习任务群，同时删去了2003年版课标中的1处冒号。
四、“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变化的思考
（一）强化了“阅读旨向”的文化性
2017年版课标基本涵括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2004年）中关于课外读物“阅读旨向”的相关表述，同时又增加了对于人类社会气象与文化的领略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验的学习要求，这与最新凝练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要求相契合，即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应“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解和借鉴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拓宽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觉”。与之相对应，“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中古今中外作家作品数量总体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增加，这表明2017年版课标进一步强化了课内外读物“阅读旨向”的文化性。
（二）对学生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阅读量偏低，一直是制约中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瓶颈，相比2003年版课标，2017年版课标对学生课内外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阅读总量方面，2017年版课标在“课程内容·学习要求”中明确规定：（高中生）必修阶段各类文本的阅读量不低于150万字，选择性必修阶段各类文本的阅读总量不低于150万字，也即各类文本的阅读总量不低于300万字。这较2003年版课标明确规定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50万字）约增加了一倍。与此相关联，2017年版课标在读物建议中明确推荐的作品篇目由2003年的23部增至2017年的33部，明确推荐的作家数量由2003年的26位增至2017年的41位；同时，2017年版课标还以“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取代了之前的“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的表述，尝试将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有机融合，从而进一步提升了高中语文科课外经典阅读的地位。这些都对高中学生的课内外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对教师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的变化，一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语文课程的阅读资源，另一方面也对语文教师的阅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语文教师作为重要的语文课程资源，其本身阅读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阅读的数量和质量。叶圣陶先生曾号召“教师下水”：“唯有老师善于读书，深有所得，才能教好读书。只教学生读书，而自己少读书或者不读书，是不容易收到成效的。”[5]教师要向学生推荐作品并指导阅读，自身首先应具备丰富的阅读量和开阔的阅读视野；如若教师知识浅薄、视野狭窄，无法深入理解推荐作品的意义价值，又将何以引导那些在名作阅读之路上“步履蹒跚甚至走错了方向”[6]的中学生？长此以往，教师对学生的阅读指导便会陷入失语状态。同时，“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的读物推荐既有确定性又有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语文教师能够结合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有效选择阅读资源，并“创造性地实施课程”；然而开放性的达成必须要以确定性（即教师自身阅读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前提和保障，这又要求语文教师自身必须具备丰厚的阅读素养。
（四）对教与学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往的单篇短章式阅读教学固化了教与学的方式，使得教多侧重于考点知识的重复性讲解，而学多侧重于答题技巧的反复性强化，师生在阅读时间和思考空间上的局限导致教师内容讲解的深度和学生阅读理解的程度彼此受限。2017年版课标力图通过“学习任务群”的形式，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资源等，有效落实“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以凸显语文学习的根本途径。2017年版课标的推荐读物既可作为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中相关“学习任务群”的备选资源，也可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推荐资源，这就为高中语文“任务群”教学方式的开展提供了资源支撑。当然，对于教师的“教”而言，“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的课内外“整本”读物存在着阅读量扩大、教学内容不确定等特点；对于学生的“学”而言，“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的课内外“整本”读物也存在着阅读种类繁复、阅读篇幅过长等特点；此外，当前社会背景下将推荐书目当作规定任务，进而要求学生“苦”读经典也不现实[7]。这些状况表明，2017年版课标在“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部分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对高中语文教与学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2017年版课标“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失，其具体表现在诗歌类和散文类读物的推荐方面。在读物推荐部分，散文类作家作品的明确推荐有两处：一处是散文部分的鲁迅杂文、朱自清散文、叶圣陶散文3类现当代作家作品；另一处是文化经典著作部分的5部古代散文作品，其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为先秦诸子之文，《史记》为秦汉史传之文，然而在其后的魏晋时期直至有清一代，散文类代表性作家作品（集）的推荐一直付之阙如。诗歌部分的推荐同样如此，新课程标准明确推荐的7类（诗歌类）作家作品均为现当代作家作品，而缺少对古代作家作品（集）的推荐。此外，这种缺失还表现在对当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优秀作家作品的推荐方面，这也反映出2017年版课标在读物推薦方面存在一定的保守性。但瑕不掩瑜，相比于实验版课标，2017年版课标“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无疑更为丰富、具体，具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1]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7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8.
[3]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58.
[4]中国标准出版社.标点符号、数字、拼音用法标准[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4：7.
[5]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52.
[6]谢银根.语文教师外国文学名著阅读素养[J].中学语文教学，2009（2）：18.
[7]汪海龙.推荐书目的尴尬[J].语文建设，200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