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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
1984年正式拜著名京剧大师奚啸伯的高徒张荣培为师，学习奚派艺术；
1993年调入中国京剧院；
1998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京剧演员研究生班；
现为中国京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
所获奖项：
1990年上海第二届戏剧表演艺术白玉兰奖大赛中获白玉兰主角奖；
1991年在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中获最佳表演奖；
1993年在全国京剧演员梅兰芳奖大赛中获梅兰芳金奖；
1996年被中国京剧基金会推荐为“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
2000年在全国戏剧第十七届梅花奖评比中获“全国戏剧梅花奖”。
主要剧目：
《白帝城》、《范进中举》、《珠帘寨》、《击鼓骂曹》、《失空斩》、《打金砖》、《乌盆记》、《打鱼杀家》等。
采访之前，我对京剧的理解仅仅存在于儿时昏暗灯光下爷爷嘴里哼出的“怪调”，幼小的我不知道是什么调，但却清晰地记得爷爷陶醉的样子。获悉本次专访的人物是国家著名京剧演员张建国，我尘封的记忆被京剧这两个字唤醒了，我重新认识了京剧——我们的民族瑰宝，也深刻地感悟到一个京剧演员的伟大情操，更有了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感。这一切，都是张建国带给我的。
他就是一位京剧艺术的 守望者，默默地守护着京剧艺术这片现在不太肥沃的土地，默默地向所有人宣传、推广京剧文化，谈到京剧，他有太多太多的感慨。
“京剧艺术可以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典型的艺术门类。
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要看中国京剧；学中国历史，也要看中国京剧。中国京剧有很多涵盖面，诗词歌赋都能在里面体现。那么这种艺术体系，如何升华到我们全民族重视的程度，如何让国人来重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年轻人吃的是洋快餐，学英语，未必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可能连钢笔字都写不好，这些（民族的）东西不能丢掉。”
“如果说中国人现在能把京剧当成像日本人对歌舞伎那样看待的话，中国京剧就不是现在这样。当时歌舞伎在日本的四、五十年代和现在京剧一样，但是后来他们认识到了。现在看歌舞伎，日本人要非常庄重，穿日本传统服装，提前一年订票。他们（歌舞伎演员）收入很高了，所以他们才能定下心来研究它。我看过歌舞伎，它从艺术的涵盖面、艺术的包容性和我们京剧差很多。但是日本人认为是国剧，重视到这种程度。”
采访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张建国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面前的张建国不单纯是一个被采访者，他更像是一位“传道者”，向他接触到的每一个中国人宣讲要爱护京剧、爱护民族文化。无论京剧的环境有多么的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他将京剧艺术带进了大学校园，让大学生提前接触京剧，为此他拉赞助、找投资，但不收大学生一分钱，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尽早地涉猎我们民族文化艺术，让大学生提前喜欢京剧，这些人毕业以后将是京剧狂热的fans。
今年，张建国和三团的工作计划安排满满的，经典剧目《杜鹃山》的恢复、到香港及全国各地的演出、“走进大学”活动今年的行程……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其实整个国人都应该参与保护京剧，因为它是你民族的。”在中国京剧院三团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张建国表情凝重的对记者说。
京剧的形成
京剧的形成大约有150年的历史。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庆班”入京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万寿”祝寿。徽班是指演徽调或徽戏的戏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欢迎。继此，许多徽班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习称“四大徽班”。他们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
1828年以后，一批汉戏演员陆续进入北京。汉戏又名楚调，现名汉剧，以西皮、二黄两种声腔为主，尤侧重西皮，是流行于湖北的地方戏。由于徽、汉两个剧种在声腔、表演方面都有血缘关系，所以汉戏演员在进京后，大都参加徽班合作演出，且一些成为徽班的主要演员，如余三胜即是。
徽调多为二黄调、高拨子、吹腔、四平调等，间或亦有西皮调、昆腔和弋腔；而汉调演员演的则是西皮调和二黄调。徽、汉两班合作，两调合流，经过一个时期的互相融会吸收，再加上京音化，又从昆曲、弋腔、秦腔不断汲取营养，终于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京剧。第一代京剧演员的成熟和被承认，大约是在1840年。
京剧从产生以来曾经有过许多名称。计有：乱弹、簧调、京簧、京二簧、皮簧（皮黄）、二簧（二黄）、大戏、平剧、旧剧、国剧、京戏、京剧等。
别让国粹随风而逝
在我们身边，曾经独领风骚百余年的京剧脉搏好像越来越弱，这不能不让人为这一“国宝”担忧。京剧积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丰厚文化底蕴，它自诞生至今，在不断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吸收了其他地方剧种、艺术门类之所长，并经过无数艺术家的改革与创造，才使之成为了中国戏曲艺术之集大成者，被国人称之为国粹，世人称之为瑰宝，这足以证明了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但严峻的现实向人们提出警示：京剧必须得到保护，扶持振兴京剧已是时不我待！
“京剧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就是因为它超越了戏曲艺术的本身，以特殊的方式折射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凝聚其中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但是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被世界奉为至宝的京剧却被许多国人忽视甚至看轻，远远没有被摆在‘国粹’的位置上。”许多京剧界名家和全国政协委员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为民族文化保护立法，已成当务之急。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京昆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汪世瑜直言，应将京剧作为国剧的地位立法确定下来，而不是现在仅仅在口头上讲讲而已。他说，有了法定地位的护航保驾，各级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扶持京剧院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费是困扰各京剧院团最为棘手的问题，大部分京剧院团为差额拨款单位，只有60%甚至40%的拨款，其余不足部分则要依靠院团的经营创收。但实际上，面对日益凋零的戏曲市场，院团根本无法靠演出收入来维持生存和发展，“财政养不了，市场赚不来”，京剧院团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勉强维持的尴尬境地。
“将京剧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优秀传统文化予以保护和振兴、并将其发扬光大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必须要有保护扶持京剧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必须对京剧的发展定位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有专家指出，各级政府对京剧的扶持缺乏政策依据，只有“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保护国粹”的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政府必然要制定长期稳定的保护政策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为保护和振兴京剧提供物质保障。
“要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民族艺术，”京剧表演艺术家耿其昌委员在看到地方京剧院团窘迫的现状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现在民族艺术太没地位！欧美国家在对我们的文化攻势上实现了‘双赢’：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成功渗透的同时也赚走了大量人民币。事实表明，政府应该用特殊政策给其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支持，使其能够延续香火，并且越烧越旺。”
1984年正式拜著名京剧大师奚啸伯的高徒张荣培为师，学习奚派艺术；
1993年调入中国京剧院；
1998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京剧演员研究生班；
现为中国京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
所获奖项：
1990年上海第二届戏剧表演艺术白玉兰奖大赛中获白玉兰主角奖；
1991年在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中获最佳表演奖；
1993年在全国京剧演员梅兰芳奖大赛中获梅兰芳金奖；
1996年被中国京剧基金会推荐为“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
2000年在全国戏剧第十七届梅花奖评比中获“全国戏剧梅花奖”。
主要剧目：
《白帝城》、《范进中举》、《珠帘寨》、《击鼓骂曹》、《失空斩》、《打金砖》、《乌盆记》、《打鱼杀家》等。
采访之前，我对京剧的理解仅仅存在于儿时昏暗灯光下爷爷嘴里哼出的“怪调”，幼小的我不知道是什么调，但却清晰地记得爷爷陶醉的样子。获悉本次专访的人物是国家著名京剧演员张建国，我尘封的记忆被京剧这两个字唤醒了，我重新认识了京剧——我们的民族瑰宝，也深刻地感悟到一个京剧演员的伟大情操，更有了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感。这一切，都是张建国带给我的。
他就是一位京剧艺术的 守望者，默默地守护着京剧艺术这片现在不太肥沃的土地，默默地向所有人宣传、推广京剧文化，谈到京剧，他有太多太多的感慨。
“京剧艺术可以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典型的艺术门类。
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要看中国京剧；学中国历史，也要看中国京剧。中国京剧有很多涵盖面，诗词歌赋都能在里面体现。那么这种艺术体系，如何升华到我们全民族重视的程度，如何让国人来重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年轻人吃的是洋快餐，学英语，未必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可能连钢笔字都写不好，这些（民族的）东西不能丢掉。”
“如果说中国人现在能把京剧当成像日本人对歌舞伎那样看待的话，中国京剧就不是现在这样。当时歌舞伎在日本的四、五十年代和现在京剧一样，但是后来他们认识到了。现在看歌舞伎，日本人要非常庄重，穿日本传统服装，提前一年订票。他们（歌舞伎演员）收入很高了，所以他们才能定下心来研究它。我看过歌舞伎，它从艺术的涵盖面、艺术的包容性和我们京剧差很多。但是日本人认为是国剧，重视到这种程度。”
采访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张建国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面前的张建国不单纯是一个被采访者，他更像是一位“传道者”，向他接触到的每一个中国人宣讲要爱护京剧、爱护民族文化。无论京剧的环境有多么的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他将京剧艺术带进了大学校园，让大学生提前接触京剧，为此他拉赞助、找投资，但不收大学生一分钱，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尽早地涉猎我们民族文化艺术，让大学生提前喜欢京剧，这些人毕业以后将是京剧狂热的fans。
今年，张建国和三团的工作计划安排满满的，经典剧目《杜鹃山》的恢复、到香港及全国各地的演出、“走进大学”活动今年的行程……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其实整个国人都应该参与保护京剧，因为它是你民族的。”在中国京剧院三团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张建国表情凝重的对记者说。
京剧的形成
京剧的形成大约有150年的历史。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庆班”入京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万寿”祝寿。徽班是指演徽调或徽戏的戏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欢迎。继此，许多徽班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习称“四大徽班”。他们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
1828年以后，一批汉戏演员陆续进入北京。汉戏又名楚调，现名汉剧，以西皮、二黄两种声腔为主，尤侧重西皮，是流行于湖北的地方戏。由于徽、汉两个剧种在声腔、表演方面都有血缘关系，所以汉戏演员在进京后，大都参加徽班合作演出，且一些成为徽班的主要演员，如余三胜即是。
徽调多为二黄调、高拨子、吹腔、四平调等，间或亦有西皮调、昆腔和弋腔；而汉调演员演的则是西皮调和二黄调。徽、汉两班合作，两调合流，经过一个时期的互相融会吸收，再加上京音化，又从昆曲、弋腔、秦腔不断汲取营养，终于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京剧。第一代京剧演员的成熟和被承认，大约是在1840年。
京剧从产生以来曾经有过许多名称。计有：乱弹、簧调、京簧、京二簧、皮簧（皮黄）、二簧（二黄）、大戏、平剧、旧剧、国剧、京戏、京剧等。
别让国粹随风而逝
在我们身边，曾经独领风骚百余年的京剧脉搏好像越来越弱，这不能不让人为这一“国宝”担忧。京剧积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丰厚文化底蕴，它自诞生至今，在不断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吸收了其他地方剧种、艺术门类之所长，并经过无数艺术家的改革与创造，才使之成为了中国戏曲艺术之集大成者，被国人称之为国粹，世人称之为瑰宝，这足以证明了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但严峻的现实向人们提出警示：京剧必须得到保护，扶持振兴京剧已是时不我待！
“京剧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就是因为它超越了戏曲艺术的本身，以特殊的方式折射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凝聚其中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但是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被世界奉为至宝的京剧却被许多国人忽视甚至看轻，远远没有被摆在‘国粹’的位置上。”许多京剧界名家和全国政协委员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为民族文化保护立法，已成当务之急。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京昆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汪世瑜直言，应将京剧作为国剧的地位立法确定下来，而不是现在仅仅在口头上讲讲而已。他说，有了法定地位的护航保驾，各级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扶持京剧院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费是困扰各京剧院团最为棘手的问题，大部分京剧院团为差额拨款单位，只有60%甚至40%的拨款，其余不足部分则要依靠院团的经营创收。但实际上，面对日益凋零的戏曲市场，院团根本无法靠演出收入来维持生存和发展，“财政养不了，市场赚不来”，京剧院团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勉强维持的尴尬境地。
“将京剧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优秀传统文化予以保护和振兴、并将其发扬光大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必须要有保护扶持京剧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必须对京剧的发展定位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有专家指出，各级政府对京剧的扶持缺乏政策依据，只有“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保护国粹”的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政府必然要制定长期稳定的保护政策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为保护和振兴京剧提供物质保障。
“要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民族艺术，”京剧表演艺术家耿其昌委员在看到地方京剧院团窘迫的现状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现在民族艺术太没地位！欧美国家在对我们的文化攻势上实现了‘双赢’：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成功渗透的同时也赚走了大量人民币。事实表明，政府应该用特殊政策给其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支持，使其能够延续香火，并且越烧越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