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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自我欺骗叫作矫情，一群人的自我欺骗叫作刻奇。
我们从小到大都处于刻奇之中：小时候写作文“看着胸前的红领巾我骄傲地笑了”，军训结束之后抱着教官哭得稀里哗啦，在人山人海的地方求婚，引来千人围观如同商场促销。
这些时刻的共同点是：当事人带着激动和赞美看着自己的灵魂，感慨自己的崇高。
网络时代，刻奇变得越来越专制：灾难之后，微博上满屏插遍红蜡烛，拒绝加入感伤洪流的人被视为冷酷或居心叵测；微信上大量的“男人一生要懂的10句话”“母亲20个让你流泪的瞬间”“关于小日本你不知道的99件事”，大多缺乏逻辑和审美，极尽煽情之能事，让人躲避不及。
刻奇用“珍爱生活，快乐当下”的空洞慰藉，掩盖人生的千疮百孔。刻奇用热泪高呼和呐喊，欺骗了人们渺小的灵魂。刻奇用粗糙简单的“正能量”包装苦难，让我们对社会顺从。
刻奇，是一切真实的反面。
“刻奇（kitsch）”一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的原意如今并不可考。一说是指在三明治上涂抹一些精美的东西，来抚慰孩童；另一种说法是说保留一些破烂，作为人生中某个时刻的纪念。刻奇被广泛认知的定义，是指一些通俗的、商业化的艺术和文学，包括杂志封面、广告、廉价油画、畅销小说、好莱坞电影等等。刻奇也指一种简单化的艺术风格，比如用黄昏来表示柔和氛围，用儿童、奔跑的小狗来表示天真无邪。
1939年，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发表了一篇《前卫与刻奇》的文章，最早预言了刻奇将会是艺术的坟墓。
根据格林伯格的理论：刻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穷人居住在乡下，富人住在城市，地理的差距让他们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而读写能力也是区别彼此趣味的工具。工业革命之后，穷人转移到城市，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且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而学会了读写。
于是，阶级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居住空间上的隔阂被打破，文化享受上的隔阂也被打破。然而，工人并没有贵族累积下来的审美体验，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暇，甚至没有那么多用来欣赏艺术的预算。于是，刻奇文化应运而生———为那些对真正的文化价值麻木、却又渴望得到审美体验的人设计。
看廉价的爱情小说，就可以获得的感动，何必去费劲读莎士比亚？看列宾的画就一目了然的情感与故事，何必去在毕加索的一堆颜料和线条当中猜测作者意图？
这就是刻奇为艺术带来的伤害：观众用廉价的成本，获得廉价的眼泪，并且深深为此满足。
格林伯格对于刻奇的批评，体现出艺术批评家的清高。他的清高当然是对的，这是自古艺术家的最高价值。明朝文人沈德符曾经说过自己识别出的三重审美趣味：文人雅士居上，士绅热衷艺术者居中，易上当受骗的新安或徽州商人居末。
然而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必然是高成本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时间上。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个商人想得到一幅《水月观音》，再三央求，前后十数年，画家终于答应下来，历时三年才完成，当画完成送给商人的时候，其人已经故去。
谁也无法阻止普罗大众有享受艺术的要求，可也无法要求一个工人为一幅名画穷尽一生，要求一个家庭妇女精准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字里行间的绝望。于是，我们抱怨刻奇、嘲笑它，却无法逃避它如洪水一般的席卷。
格林伯格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艺术与刻奇肉搏的年代，而如今，刻奇文化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压倒性的胜利。
一百年前，没有非洲人是刻奇的，而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都能批发到非洲风情的硬木雕塑。被格林伯格斥为“高等刻奇产品”的《纽约客》现在只剩下“高等”两个字。艺术家要么是热闹的，要么在表演着孤独。
刻奇是人们找到的一条通往高雅的捷径，殊不知，就是这条小道毁了高雅。
人类正在走向虚张声势，而刻奇，就是我们的缩影。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中，给了刻奇新的含义：
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使刻奇成为刻奇的，是那第二颗眼泪。
在昆德拉的口中，刻奇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而是成为了一种情感，一种能够被分享的情感。
格林伯格认为刻奇的反面是艺术，而昆德拉认为刻奇的反面是粪便。
昆德拉对于刻奇的反对，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不如说是美学层面的。他反感统治者在检阅台上高高在上的笑容，同样反感抗议者的热泪与激情。
一个二十多岁拿起枪去山区参加游击队的男青年，与其说是受到某种召唤，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形象迷住：在一个汇聚着成千上万目光注视下的伟大舞台。
刻奇是自我迷恋，是灵魂的膨胀。昆德拉写道：“促使人举起拳头，握住枪，共同保卫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事业的，不是理智，而是恶性膨胀的灵魂。它就是碳氢燃料。没有这碳氢燃料，历史的发动机就不能转动。”
《华尔街日报》曾经刊载过一篇名为《为什么独裁者爱刻奇》的文章。文章的配图是金正日端坐在一幅巨幅图画前，画中是奔流的瀑布和几只小鸟。
报道说，这幅画就是典型的刻奇艺术，采取的是非常浅白的隐喻：奔流而猛烈的瀑布象征着领导人的绝对力量，而几只小鸟象征着乐园中的人民。
属于刻奇艺术的，还有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修建的“胜利之手”的雕塑。两只巨大的手按照萨达姆的手建造，各握一把巨大的剑在天空中会合。同样被批评为“幼稚的刻奇”的，还有普京裸着上身蝶泳和骑马的照片，“显示出自己超级汉子，而且把自己视为超越常人的象征”。
刻奇，作为一种宣传，是不惜一切讨好所有人的态度。为了说服所有人，它让生命超越自身，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美感。
人們期待得到高于自身的人物的赞扬，在很久之前，这个评价我们的人是神、是上帝、是高于自己的生命体。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发展，把人们从上帝那里解救出来。没有了上帝，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个上帝的化身，所以要赋予生命一个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一个热泪盈眶的理由，一个感觉自己与其他人类同在的时刻。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神圣的时刻并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只能自我欺骗，并寻求认同。
我们寻找容易擦掉的眼泪：韩剧中得绝症死掉的女主角，电影里妻离子散、母子分离的哭天抢地，妈妈的白发和爸爸的驼背；我们寻找成本极低的崇高：在微博上呐喊“不转不是中国人”“这一夜我们都是××人”；我们寻找轻而易举的共鸣：“能哼出《黑猫警长》的主题歌说明你老了”，“还记得小时候拍过的‘圣斗士星矢’的画片么？”
欺骗是对别人掩盖真情，自欺是对自己掩盖真情。自我欺骗很难克服，因为它如同气球爆炸一样在瞬间发生，自身甚至毫无察觉。
克服刻奇，首先要做到的是克服孤独。当其他人共同感动、流泪、愤怒、快乐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勇气不与他人同悲同喜。
克服刻奇，并不是靠嘲笑他人“刻奇”来实现，而是靠捍卫自身的情感，如同捍卫自己独立的城堡。
我们从小到大都处于刻奇之中：小时候写作文“看着胸前的红领巾我骄傲地笑了”，军训结束之后抱着教官哭得稀里哗啦，在人山人海的地方求婚，引来千人围观如同商场促销。
这些时刻的共同点是：当事人带着激动和赞美看着自己的灵魂，感慨自己的崇高。
网络时代，刻奇变得越来越专制：灾难之后，微博上满屏插遍红蜡烛，拒绝加入感伤洪流的人被视为冷酷或居心叵测；微信上大量的“男人一生要懂的10句话”“母亲20个让你流泪的瞬间”“关于小日本你不知道的99件事”，大多缺乏逻辑和审美，极尽煽情之能事，让人躲避不及。
刻奇用“珍爱生活，快乐当下”的空洞慰藉，掩盖人生的千疮百孔。刻奇用热泪高呼和呐喊，欺骗了人们渺小的灵魂。刻奇用粗糙简单的“正能量”包装苦难，让我们对社会顺从。
刻奇，是一切真实的反面。
格林伯格与刻奇
“刻奇（kitsch）”一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的原意如今并不可考。一说是指在三明治上涂抹一些精美的东西，来抚慰孩童；另一种说法是说保留一些破烂，作为人生中某个时刻的纪念。刻奇被广泛认知的定义，是指一些通俗的、商业化的艺术和文学，包括杂志封面、广告、廉价油画、畅销小说、好莱坞电影等等。刻奇也指一种简单化的艺术风格，比如用黄昏来表示柔和氛围，用儿童、奔跑的小狗来表示天真无邪。
1939年，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发表了一篇《前卫与刻奇》的文章，最早预言了刻奇将会是艺术的坟墓。
根据格林伯格的理论：刻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穷人居住在乡下，富人住在城市，地理的差距让他们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而读写能力也是区别彼此趣味的工具。工业革命之后，穷人转移到城市，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且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而学会了读写。
于是，阶级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居住空间上的隔阂被打破，文化享受上的隔阂也被打破。然而，工人并没有贵族累积下来的审美体验，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暇，甚至没有那么多用来欣赏艺术的预算。于是，刻奇文化应运而生———为那些对真正的文化价值麻木、却又渴望得到审美体验的人设计。
看廉价的爱情小说，就可以获得的感动，何必去费劲读莎士比亚？看列宾的画就一目了然的情感与故事，何必去在毕加索的一堆颜料和线条当中猜测作者意图？
这就是刻奇为艺术带来的伤害：观众用廉价的成本，获得廉价的眼泪，并且深深为此满足。
格林伯格对于刻奇的批评，体现出艺术批评家的清高。他的清高当然是对的，这是自古艺术家的最高价值。明朝文人沈德符曾经说过自己识别出的三重审美趣味：文人雅士居上，士绅热衷艺术者居中，易上当受骗的新安或徽州商人居末。
然而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必然是高成本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时间上。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个商人想得到一幅《水月观音》，再三央求，前后十数年，画家终于答应下来，历时三年才完成，当画完成送给商人的时候，其人已经故去。
谁也无法阻止普罗大众有享受艺术的要求，可也无法要求一个工人为一幅名画穷尽一生，要求一个家庭妇女精准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字里行间的绝望。于是，我们抱怨刻奇、嘲笑它，却无法逃避它如洪水一般的席卷。
格林伯格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艺术与刻奇肉搏的年代，而如今，刻奇文化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压倒性的胜利。
一百年前，没有非洲人是刻奇的，而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都能批发到非洲风情的硬木雕塑。被格林伯格斥为“高等刻奇产品”的《纽约客》现在只剩下“高等”两个字。艺术家要么是热闹的，要么在表演着孤独。
刻奇是人们找到的一条通往高雅的捷径，殊不知，就是这条小道毁了高雅。
人类正在走向虚张声势，而刻奇，就是我们的缩影。
昆德拉与刻奇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中，给了刻奇新的含义：
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使刻奇成为刻奇的，是那第二颗眼泪。
在昆德拉的口中，刻奇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而是成为了一种情感，一种能够被分享的情感。
格林伯格认为刻奇的反面是艺术，而昆德拉认为刻奇的反面是粪便。
昆德拉对于刻奇的反对，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不如说是美学层面的。他反感统治者在检阅台上高高在上的笑容，同样反感抗议者的热泪与激情。
一个二十多岁拿起枪去山区参加游击队的男青年，与其说是受到某种召唤，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形象迷住：在一个汇聚着成千上万目光注视下的伟大舞台。
刻奇是自我迷恋，是灵魂的膨胀。昆德拉写道：“促使人举起拳头，握住枪，共同保卫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事业的，不是理智，而是恶性膨胀的灵魂。它就是碳氢燃料。没有这碳氢燃料，历史的发动机就不能转动。”
《华尔街日报》曾经刊载过一篇名为《为什么独裁者爱刻奇》的文章。文章的配图是金正日端坐在一幅巨幅图画前，画中是奔流的瀑布和几只小鸟。
报道说，这幅画就是典型的刻奇艺术，采取的是非常浅白的隐喻：奔流而猛烈的瀑布象征着领导人的绝对力量，而几只小鸟象征着乐园中的人民。
属于刻奇艺术的，还有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修建的“胜利之手”的雕塑。两只巨大的手按照萨达姆的手建造，各握一把巨大的剑在天空中会合。同样被批评为“幼稚的刻奇”的，还有普京裸着上身蝶泳和骑马的照片，“显示出自己超级汉子，而且把自己视为超越常人的象征”。
刻奇，作为一种宣传，是不惜一切讨好所有人的态度。为了说服所有人，它让生命超越自身，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美感。
我们与刻奇
人們期待得到高于自身的人物的赞扬，在很久之前，这个评价我们的人是神、是上帝、是高于自己的生命体。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发展，把人们从上帝那里解救出来。没有了上帝，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个上帝的化身，所以要赋予生命一个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一个热泪盈眶的理由，一个感觉自己与其他人类同在的时刻。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神圣的时刻并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只能自我欺骗，并寻求认同。
我们寻找容易擦掉的眼泪：韩剧中得绝症死掉的女主角，电影里妻离子散、母子分离的哭天抢地，妈妈的白发和爸爸的驼背；我们寻找成本极低的崇高：在微博上呐喊“不转不是中国人”“这一夜我们都是××人”；我们寻找轻而易举的共鸣：“能哼出《黑猫警长》的主题歌说明你老了”，“还记得小时候拍过的‘圣斗士星矢’的画片么？”
欺骗是对别人掩盖真情，自欺是对自己掩盖真情。自我欺骗很难克服，因为它如同气球爆炸一样在瞬间发生，自身甚至毫无察觉。
克服刻奇，首先要做到的是克服孤独。当其他人共同感动、流泪、愤怒、快乐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勇气不与他人同悲同喜。
克服刻奇，并不是靠嘲笑他人“刻奇”来实现，而是靠捍卫自身的情感，如同捍卫自己独立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