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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继续以歌声感动人，她珍惜未来每一步。
没有“花边”就不对?
两年前的刘若英一度灰心失望，不想再出唱片。回忆当时，她说：“那时候大环境正在改变，我有点不适应。我觉得唱歌变得不快乐，而我不想失去这种快乐。我心想，还可以去KTV唱、在家里唱啊；我不想为了出唱片，而让这些唱歌以外的事，抹杀掉唱歌的快乐。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停，没有什么事情比唱歌快乐更重要，我可以不出唱片。”
是什么样的大环境让一个歌手变得如此不快乐?“那时候上节目做宣传，都没有聊专辑，也几乎没唱过一次歌。大家都觉得你没有新闻性、没有‘点’啊、没有绯闻啊，也穿得不露。他们所关心的，统统都跟我的音乐无关，而且好像觉得你没有这些花边(新闻)，是你不对，反而会怪你；说你应该赶快去交个男朋友，然后分手一下或什么的。我就觉得，‘这是我的错吗?我不是来供应这个的。’难道我的音乐跟我的电影里所提供的，不足以满足你们吗?那就是我不对了，所以我认为我要稍为沉淀一下。”
这些歌唱生涯里的挫败感，也影响到刘若英的个人生活。“去年是我最低潮的时候，我开始对人有怀疑，失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相信一个人，就是全盘相信，没有什么‘相信他85分，保留15分’之类的；我一直都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应该说我们长大了……我不知道，但我有一天真的哭着去跟张姐(师父兼经纪人张艾嘉)说：‘张姐，我不想长大，我为什么要长大?’没想到张姐戴着老花眼镜幽幽地说：‘孩子，你已经长大很久了，不能再不长大了。’”
一定有它的出口
刘若英说，她的祖父从小就教导她“黑白”的世界观，好人、坏人都是泾渭分明的。长大后，开始有人告诉她有“中间色”、有灰黑、有灰白，她越来越困惑。现在她决定：“如果我不够聪明，没办法找出中间色，那我就回到黑白，只选择喜欢我的一边，另一边你要讨厌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取悦每一个人。”她相信，在电视上看到她而留下继续看的人，本来就对她有兴趣，彼此有共通点；若是看到了就转台，自己再卖力演出也没用，所以不如聚焦在她想要感动的那一群人。“这是我的制作人贾敏恕教我的，他说你都走到现在了，那必定是有一群人跟你一样，你反而不要流失掉原来喜欢你的人。而且我找到了新的角度：现在一首歌好不好听、感不感动人，或传播率高不高，已经不只是由一个销售数字所决定，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下载啦、网站啦，所以我跟自己说，只要把东西做好，一定有它的出口。”
从“抗衡”到“接受”，两年来，刘若英逐渐找到自己与大环境拉扯的平衡点：在她能接受的范围内，做她能做的事，纯粹唱歌时，保持快乐的心情。就连媒体风行的跟监偷拍，她都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我有时在家穿得很邋遢，到香港小住的时候，经纪公司就说：‘你不要老是这样不关窗帘’，我就很帅地说‘没关系’，但其实我第二天就去买比较好看的睡衣，第三天就把窗帘关上。”
尽管媒体不断窥视她的爱情生活，但刘若英向来坚决保留这方面的隐私。“我都这个年纪了，会为工作全力以赴，但也不能再为工作牺牲一切。”她剖析道，“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在讲情感，我不可以让自己封闭起来。我不停地在演一些情感，不管是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如果我在那一块没有成长或产生一些感觉，那我所演的不是过去的经验，就是从别人身上看到的东西，都是二手的。所以我还是非常珍惜每一次的心动。”
刘若英在影视圈的起起伏伏中，能从容自在地面对事业与感情，师父张艾嘉的影响实在深远。有一个华语世界无人不晓得成功艺人作为经纪人，也让刘若英拥有更多自我要求的动力。她说，张姐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自律”，“也即是不要丢她的脸。我也希望别人会跟她讲，你的徒弟很不错，而不是让她觉得‘好恐怖，我怎么会有这种徒弟’。我常会跟师妹李心洁讲‘本公司出品，必属佳作’，就是至少我们要有一个质量，因为张艾嘉是质量的模范。”张艾嘉编导演全才，刘若英却没有如此的野心：“因为张艾嘉只有一个，刘若英也只有一个；她只期许我做个快乐的人。”
刘若英无法忍受自己该做的事情没做好。“有些导演来找我演戏，我推掉，导演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是因为这戏不好，而是因为我会把它搞砸。我有过把戏搞砸的经验，最初心里就有预感自己会做不好，可是各种诱因会让你觉得‘那就去试试看好了’。因为有这样的过程，我就度日如年，做宣传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在说谎，不敢讲得很大声，时间过得很漫长。此后有人一提到那个戏，我就神经紧绷，不管他说好还是不好，都觉得它是个梦魇。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应再发生，唱歌也一样。”
洗澡的时候偷笑
刘若英歌演双栖，两者同样用心，但命运却给了她一条奇妙的路程。她当年从唱片制作助理的身份出道唱歌，却在电影方面得到不少奖项的肯定。她坦承，1995年第一次演电影就以《少女小渔》荣获亚太影后时，真的不知该如何面对。“那不是压力，根本就是不知所措，很尴尬。那时候觉得影后一定有点年纪啊，可是我是新人，就所有东西都装成熟，装懂；可是我又装不了，只能尽量不要出去丢脸，躲在家里好了。但在过程中，我还是不断努力学习，等到再有新工作时，即使别人会以一个高标准来要求你，或者有怀疑的眼光，只要你努力去做，我相信跟你工作的人也会尽可能帮助你。”刘若应扎扎实实磨炼了4年，1999年再以《征婚启事》第二度夺得亚太影后，这个奖她拿得心安理得。
能够以歌声和演技两种表演同时感动人，刘若英自己也觉得很奇妙。“我们以前住校，晚上会和朋友聊天唱歌，有时候大家很想家，唱一唱就蛮开心的。我觉得这就是唱歌对我的初衷。我唱了、抒发了感情，听的人也接受到一些被抚慰的感觉。我现在使用电影的形式，如果别人看完也有这个感觉，那很好。其实，我每次得奖也很兴奋，和别人一样，但我比较难在那么多人面前表现得太兴奋，只会回家洗澡时偷笑。”
电影频频得奖，唱片却一直与奖无缘，会不会觉得不平衡?“不会啦，我已经很知足。而且我去赌城从来都没赢过钱，我的运气已经在那地方用掉了。”何况，一度不想再出唱片，如今却还可以高唱“我很好”，刘若英感恩地说：“我从来都想不到我到现在还可以唱歌。想到这里，就会很珍惜接下来的每一步。”
(责任编辑 王克峰)
没有“花边”就不对?
两年前的刘若英一度灰心失望，不想再出唱片。回忆当时，她说：“那时候大环境正在改变，我有点不适应。我觉得唱歌变得不快乐，而我不想失去这种快乐。我心想，还可以去KTV唱、在家里唱啊；我不想为了出唱片，而让这些唱歌以外的事，抹杀掉唱歌的快乐。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停，没有什么事情比唱歌快乐更重要，我可以不出唱片。”
是什么样的大环境让一个歌手变得如此不快乐?“那时候上节目做宣传，都没有聊专辑，也几乎没唱过一次歌。大家都觉得你没有新闻性、没有‘点’啊、没有绯闻啊，也穿得不露。他们所关心的，统统都跟我的音乐无关，而且好像觉得你没有这些花边(新闻)，是你不对，反而会怪你；说你应该赶快去交个男朋友，然后分手一下或什么的。我就觉得，‘这是我的错吗?我不是来供应这个的。’难道我的音乐跟我的电影里所提供的，不足以满足你们吗?那就是我不对了，所以我认为我要稍为沉淀一下。”
这些歌唱生涯里的挫败感，也影响到刘若英的个人生活。“去年是我最低潮的时候，我开始对人有怀疑，失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相信一个人，就是全盘相信，没有什么‘相信他85分，保留15分’之类的；我一直都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应该说我们长大了……我不知道，但我有一天真的哭着去跟张姐(师父兼经纪人张艾嘉)说：‘张姐，我不想长大，我为什么要长大?’没想到张姐戴着老花眼镜幽幽地说：‘孩子，你已经长大很久了，不能再不长大了。’”
一定有它的出口
刘若英说，她的祖父从小就教导她“黑白”的世界观，好人、坏人都是泾渭分明的。长大后，开始有人告诉她有“中间色”、有灰黑、有灰白，她越来越困惑。现在她决定：“如果我不够聪明，没办法找出中间色，那我就回到黑白，只选择喜欢我的一边，另一边你要讨厌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取悦每一个人。”她相信，在电视上看到她而留下继续看的人，本来就对她有兴趣，彼此有共通点；若是看到了就转台，自己再卖力演出也没用，所以不如聚焦在她想要感动的那一群人。“这是我的制作人贾敏恕教我的，他说你都走到现在了，那必定是有一群人跟你一样，你反而不要流失掉原来喜欢你的人。而且我找到了新的角度：现在一首歌好不好听、感不感动人，或传播率高不高，已经不只是由一个销售数字所决定，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下载啦、网站啦，所以我跟自己说，只要把东西做好，一定有它的出口。”
从“抗衡”到“接受”，两年来，刘若英逐渐找到自己与大环境拉扯的平衡点：在她能接受的范围内，做她能做的事，纯粹唱歌时，保持快乐的心情。就连媒体风行的跟监偷拍，她都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我有时在家穿得很邋遢，到香港小住的时候，经纪公司就说：‘你不要老是这样不关窗帘’，我就很帅地说‘没关系’，但其实我第二天就去买比较好看的睡衣，第三天就把窗帘关上。”
尽管媒体不断窥视她的爱情生活，但刘若英向来坚决保留这方面的隐私。“我都这个年纪了，会为工作全力以赴，但也不能再为工作牺牲一切。”她剖析道，“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在讲情感，我不可以让自己封闭起来。我不停地在演一些情感，不管是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如果我在那一块没有成长或产生一些感觉，那我所演的不是过去的经验，就是从别人身上看到的东西，都是二手的。所以我还是非常珍惜每一次的心动。”
刘若英在影视圈的起起伏伏中，能从容自在地面对事业与感情，师父张艾嘉的影响实在深远。有一个华语世界无人不晓得成功艺人作为经纪人，也让刘若英拥有更多自我要求的动力。她说，张姐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自律”，“也即是不要丢她的脸。我也希望别人会跟她讲，你的徒弟很不错，而不是让她觉得‘好恐怖，我怎么会有这种徒弟’。我常会跟师妹李心洁讲‘本公司出品，必属佳作’，就是至少我们要有一个质量，因为张艾嘉是质量的模范。”张艾嘉编导演全才，刘若英却没有如此的野心：“因为张艾嘉只有一个，刘若英也只有一个；她只期许我做个快乐的人。”
刘若英无法忍受自己该做的事情没做好。“有些导演来找我演戏，我推掉，导演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是因为这戏不好，而是因为我会把它搞砸。我有过把戏搞砸的经验，最初心里就有预感自己会做不好，可是各种诱因会让你觉得‘那就去试试看好了’。因为有这样的过程，我就度日如年，做宣传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在说谎，不敢讲得很大声，时间过得很漫长。此后有人一提到那个戏，我就神经紧绷，不管他说好还是不好，都觉得它是个梦魇。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应再发生，唱歌也一样。”
洗澡的时候偷笑
刘若英歌演双栖，两者同样用心，但命运却给了她一条奇妙的路程。她当年从唱片制作助理的身份出道唱歌，却在电影方面得到不少奖项的肯定。她坦承，1995年第一次演电影就以《少女小渔》荣获亚太影后时，真的不知该如何面对。“那不是压力，根本就是不知所措，很尴尬。那时候觉得影后一定有点年纪啊，可是我是新人，就所有东西都装成熟，装懂；可是我又装不了，只能尽量不要出去丢脸，躲在家里好了。但在过程中，我还是不断努力学习，等到再有新工作时，即使别人会以一个高标准来要求你，或者有怀疑的眼光，只要你努力去做，我相信跟你工作的人也会尽可能帮助你。”刘若应扎扎实实磨炼了4年，1999年再以《征婚启事》第二度夺得亚太影后，这个奖她拿得心安理得。
能够以歌声和演技两种表演同时感动人，刘若英自己也觉得很奇妙。“我们以前住校，晚上会和朋友聊天唱歌，有时候大家很想家，唱一唱就蛮开心的。我觉得这就是唱歌对我的初衷。我唱了、抒发了感情，听的人也接受到一些被抚慰的感觉。我现在使用电影的形式，如果别人看完也有这个感觉，那很好。其实，我每次得奖也很兴奋，和别人一样，但我比较难在那么多人面前表现得太兴奋，只会回家洗澡时偷笑。”
电影频频得奖，唱片却一直与奖无缘，会不会觉得不平衡?“不会啦，我已经很知足。而且我去赌城从来都没赢过钱，我的运气已经在那地方用掉了。”何况，一度不想再出唱片，如今却还可以高唱“我很好”，刘若英感恩地说：“我从来都想不到我到现在还可以唱歌。想到这里，就会很珍惜接下来的每一步。”
(责任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