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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大学毕业时刚刚20岁。本来我是分配到铁道部机关工作，8月去报到时，人事部门的一个阿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年轻人要到基层去锻炼，待在部里学不到什么。然后就给我开了一张派遣单，让我到保定一个职工中专去当教师锻炼一年。
1984年的保定还像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街景一样，整座城市就是灰墙土瓦土砖的巷子和土围子。有一个古老的直隶总督府象征着当年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军政地位。一个古莲花池公园和公园里一墙的碑刻，显示了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文化氛围。
我教书的学校在五七路上。是两栋新建了没有几年的二层砖楼，一个红砖围起来的院子，院子四周种了一圈杨树。东边是一所铁路小学，再往东有一个百花市场，还有一个百花电影院。学校东边属于保定比较繁华的地方，学校西边就是荒地了。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北京人，戴着黑框眼镜，人瘦得像用报纸糊出来的，轻飘飘的。校长说，漆老师啊，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也是恢复高考后派到学校来的唯一一个大学毕业生，你给学校会带来新气象啊。我们这些学生不是一般的学生，都是铁道部工程局下面的工段长、青年突击队队长，挑上来的都是优秀骨干，你好好教他们。然后教导主任给我一本教学提纲，校长说，我们今天都去听听漆老师的课吧。
我跟着校长教导主任往教室走，顺手翻了一下提纲，类似高中学生的语文课内容。我要教的学生大概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几岁。我进教室就在黑板上写了《岳阳楼记》。从中学到现在，《岳阳楼记》我倒背如流，所以那天我的课应该是讲得特别好，下课时学生还给我鼓掌。校长过来握着我的手说，这么年轻，讲得这么好，有前途啊有前途。
学校给我配分了一间单独的宿舍，在办公楼的二层。我的宿舍旁边是其他几位老师的宿舍，都是那些年下放下鄉到外地如今想回北京又回不去，暂时在这个学校教书的老师，校长也住在我们旁边。接下来我的生活就是教这些比我大的学生，一天三顿饭和这些老师学生一起在学校食堂吃。周末有时会回北京，去王府井的书店，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买几本自己喜欢读的文学书籍，然后又回到保定的学校。
我的课基本都是上午，讲课的时候围墙东边那所小学经常会上英语课。秋天教室里都开着窗户，常听见那个小学的英语老师用浓重的保定口音在领着孩子们大声念英语：this is pencil （盆搜儿，后面带着拐弯并上挑的腔调）。下了课，走出教室，我经常漫无目的地走出学校，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干什么。
学校传达室看大门的曹师傅，看上去六十多岁，其实应该是五十七八岁吧。他的肩膀上总是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明明可以走路走得很好了，但总是骑在曹师傅肩膀上。我问曹师傅，这是您孙子呀？曹师傅说，是我儿子。后来跟曹师傅熟悉了，他告诉我，他跟老伴结婚快三十年了也没有孩子，领养了一个儿子，都二十多岁了，就是在市医院的妇产科抱回家的。前几年老伴不舒服，整天吐，后来肚子也一天天大了，保定这边医院检查不出来是啥病，说长了瘤子，让到北京看去。我老伴跟我哭，就像去了北京就回不来了似的。到了北京一查，是怀孕了，说都六七个月了，回来就生了这个鳖犊子。
学校大门外面有烤红薯的、卖柿子的，还有一个小人书书摊，书摊边上支个小牌子，写着“一毛钱看两个小时”，书摊边上放了几个小马扎。我走过去坐下开始翻那些小人书。《鸡毛信》，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我又认认真真地重新翻这本小人书，看那些羊画得那么生动，一个一个羊尾巴就那么一个线条就勾出来了。
这时我看到墙根边上有一个老头，他在给人钉鞋跟儿。他应该是六十多岁，戴着套袖，腿上盖着一块帆布，身边是钉鞋的那种机器，锤子什么的。老头捧着一只鞋正在用刀割钉在鞋跟上的胶皮。那个年代我们穿的皮鞋都要把鞋跟儿钉一个胶皮垫儿，就是把废轮胎胶皮钉在鞋跟上，再用刀子把胶皮割得跟鞋跟一样大小。有时鞋跟坏了还可以重新换个跟。
“大爷，钉个胶皮垫多少钱？”我问他。
“钉胶皮垫女鞋五毛男鞋一块钱，换鞋跟两块五毛钱，换鞋底就看情况了。”
我也把鞋脱下来，让他给我钉一副胶皮垫，大爷说：“你的鞋跟都不一样高了，要削掉一截，找齐了，钉一副厚的胶皮了，五毛钱不够。”
我那时的工资是46元，那个时候很多的消费都是以分和毛算的，保定的雪花梨是五分钱一斤。“大爷，您就五毛钱吧，我没有发工资呢，没有钱。”“好吧，这次给你五毛钱算，下次不兴跟我讲价了。这要用一块厚皮子呢。”
鞋子钉好了。穿起来是感觉稳多了，很舒服呢。我高高兴兴地回学校食堂打饭。那天中午食堂吃的是饺子。我端着饭盒又走出校园来到小人书摊上坐下。
钉鞋的老头也在吃东西。他腿上的帆布上面又盖了一块花布，花布上面放了摊开的几个小草纸包，一包五香花生米，一包里面有几块保定那种驴肉焖子，还有一小包白糖。我很奇怪为什么还带白糖，跟花生米怎么吃呢？老头一只手捏着一粒葡萄，一只手拿了一个小扁平的白酒，只见老头用葡萄蘸一下白糖，用嘴嘬一口，咂摸一下嘴，喝一口白酒，葡萄还是那粒葡萄，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老头吃一粒花生米。这么重复着吃着喝着，那粒葡萄还是在他手里捏着，花生米下去十几粒吧，驴肉焖子没有动。
“大爷您白糖下酒啊？这是什么吃法呢？”我忍不住问他。
“我自己的吃法。白糖甜啊，酒不是辣嘛。”
“那您喝完酒吃啥饭呢？”
“烙饼。”老头又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块三角形的烙饼。保定的街上，到处都在烙饼，几乎所有的小饭馆卖的主食就是烩饼焖饼和炒饼，我也分不清这三种饼做法有什么区别。
“大爷，饼这么干，您不吃菜啊？”
“菜不好带，我吃焖子卷饼，好吃。”
“您怎么不回家吃饭啊？”我看着老头瞪着眼睛嚼着烙饼。
“回家也是我自个儿，家里没人，我自个儿。回家也是吃烙饼。” “大爷，您吃几个饺子吧，我们食堂师傅自己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我饭盒里的饺子往老头腿上的纸包里拨了一半。“饺子是热的，您吃几个饺子吧。”
老头很吃惊地望着我，连忙用手捂着饺子怕它们掉地上，嘴里连连说：“不要不要，我有吃的。”“大爷您吃吧，我们食堂里还有，不够吃我再去打点，没事的。您今天给我钉鞋还少要我两毛钱呢。”
老头用手捏着一个饺子举到嘴边，还是没有吃，仍然看着我。“吃吧大爷，咱俩一起吃。”我们俩开始吃饺子，老头把他纸包里的焖子给我一块：“这家卖的焖子最好吃，你尝尝。”
我就这样跟补鞋的大爷认识了。下了课只要没有什么活动，我经常会到那个小人书摊去翻翻小人书，或者自己带一本书坐在那里读。老头补他的鞋，他的客人也不少。到了中午，他还是一粒葡萄蘸白糖，喝着他的小酒，吃着花生米。我们学校食堂给的饭菜量都很大，我就端到老头那里去，分给他一半。老头后来就带了一个花碗，我把菜倒在他的碗里，他也热气腾腾地吃着菜就烙饼。
学校老师每天在办公室聊的都是他们的焦虑和烦恼，北京户口没有着落，两地分居何时了，等等。他们也在悄悄说着校长的事，我们校长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多年，终于平反回来了，妻子却无法忍受他肠癌手术后的生活，在跟他闹离婚，所以校长周末也不回北京。只有物理老师最近开心，她和丈夫曾经在牡丹江铁路局下面一个小车站干了二十年，丈夫后来考到北方交通大学读研究生，公派到美国留学，现在丈夫那边让她带孩子去美国陪读。记忆最深刻的是，她拎着两把菜刀来到办公室，说她丈夫嘱咐她务必带两把菜刀到美国去。
我那时对他们的话题毫无兴趣，我没有那么具体现实的目标和愿望，总觉得我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在遥远的地方：“我一定要到海上去，去往那孤独的大海寂寞的天，而我想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船，一颗星星，引着它向前……”我被一种文学梦想迷惑着。
1984年的保定还像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街景一样，整座城市就是灰墙土瓦土砖的巷子和土围子。有一个古老的直隶总督府象征着当年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军政地位。一个古莲花池公园和公园里一墙的碑刻，显示了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文化氛围。
我教书的学校在五七路上。是两栋新建了没有几年的二层砖楼，一个红砖围起来的院子，院子四周种了一圈杨树。东边是一所铁路小学，再往东有一个百花市场，还有一个百花电影院。学校东边属于保定比较繁华的地方，学校西边就是荒地了。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北京人，戴着黑框眼镜，人瘦得像用报纸糊出来的，轻飘飘的。校长说，漆老师啊，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也是恢复高考后派到学校来的唯一一个大学毕业生，你给学校会带来新气象啊。我们这些学生不是一般的学生，都是铁道部工程局下面的工段长、青年突击队队长，挑上来的都是优秀骨干，你好好教他们。然后教导主任给我一本教学提纲，校长说，我们今天都去听听漆老师的课吧。
我跟着校长教导主任往教室走，顺手翻了一下提纲，类似高中学生的语文课内容。我要教的学生大概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几岁。我进教室就在黑板上写了《岳阳楼记》。从中学到现在，《岳阳楼记》我倒背如流，所以那天我的课应该是讲得特别好，下课时学生还给我鼓掌。校长过来握着我的手说，这么年轻，讲得这么好，有前途啊有前途。
学校给我配分了一间单独的宿舍，在办公楼的二层。我的宿舍旁边是其他几位老师的宿舍，都是那些年下放下鄉到外地如今想回北京又回不去，暂时在这个学校教书的老师，校长也住在我们旁边。接下来我的生活就是教这些比我大的学生，一天三顿饭和这些老师学生一起在学校食堂吃。周末有时会回北京，去王府井的书店，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买几本自己喜欢读的文学书籍，然后又回到保定的学校。
我的课基本都是上午，讲课的时候围墙东边那所小学经常会上英语课。秋天教室里都开着窗户，常听见那个小学的英语老师用浓重的保定口音在领着孩子们大声念英语：this is pencil （盆搜儿，后面带着拐弯并上挑的腔调）。下了课，走出教室，我经常漫无目的地走出学校，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干什么。
学校传达室看大门的曹师傅，看上去六十多岁，其实应该是五十七八岁吧。他的肩膀上总是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明明可以走路走得很好了，但总是骑在曹师傅肩膀上。我问曹师傅，这是您孙子呀？曹师傅说，是我儿子。后来跟曹师傅熟悉了，他告诉我，他跟老伴结婚快三十年了也没有孩子，领养了一个儿子，都二十多岁了，就是在市医院的妇产科抱回家的。前几年老伴不舒服，整天吐，后来肚子也一天天大了，保定这边医院检查不出来是啥病，说长了瘤子，让到北京看去。我老伴跟我哭，就像去了北京就回不来了似的。到了北京一查，是怀孕了，说都六七个月了，回来就生了这个鳖犊子。
学校大门外面有烤红薯的、卖柿子的，还有一个小人书书摊，书摊边上支个小牌子，写着“一毛钱看两个小时”，书摊边上放了几个小马扎。我走过去坐下开始翻那些小人书。《鸡毛信》，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我又认认真真地重新翻这本小人书，看那些羊画得那么生动，一个一个羊尾巴就那么一个线条就勾出来了。
这时我看到墙根边上有一个老头，他在给人钉鞋跟儿。他应该是六十多岁，戴着套袖，腿上盖着一块帆布，身边是钉鞋的那种机器，锤子什么的。老头捧着一只鞋正在用刀割钉在鞋跟上的胶皮。那个年代我们穿的皮鞋都要把鞋跟儿钉一个胶皮垫儿，就是把废轮胎胶皮钉在鞋跟上，再用刀子把胶皮割得跟鞋跟一样大小。有时鞋跟坏了还可以重新换个跟。
“大爷，钉个胶皮垫多少钱？”我问他。
“钉胶皮垫女鞋五毛男鞋一块钱，换鞋跟两块五毛钱，换鞋底就看情况了。”
我也把鞋脱下来，让他给我钉一副胶皮垫，大爷说：“你的鞋跟都不一样高了，要削掉一截，找齐了，钉一副厚的胶皮了，五毛钱不够。”
我那时的工资是46元，那个时候很多的消费都是以分和毛算的，保定的雪花梨是五分钱一斤。“大爷，您就五毛钱吧，我没有发工资呢，没有钱。”“好吧，这次给你五毛钱算，下次不兴跟我讲价了。这要用一块厚皮子呢。”
鞋子钉好了。穿起来是感觉稳多了，很舒服呢。我高高兴兴地回学校食堂打饭。那天中午食堂吃的是饺子。我端着饭盒又走出校园来到小人书摊上坐下。
钉鞋的老头也在吃东西。他腿上的帆布上面又盖了一块花布，花布上面放了摊开的几个小草纸包，一包五香花生米，一包里面有几块保定那种驴肉焖子，还有一小包白糖。我很奇怪为什么还带白糖，跟花生米怎么吃呢？老头一只手捏着一粒葡萄，一只手拿了一个小扁平的白酒，只见老头用葡萄蘸一下白糖，用嘴嘬一口，咂摸一下嘴，喝一口白酒，葡萄还是那粒葡萄，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老头吃一粒花生米。这么重复着吃着喝着，那粒葡萄还是在他手里捏着，花生米下去十几粒吧，驴肉焖子没有动。
“大爷您白糖下酒啊？这是什么吃法呢？”我忍不住问他。
“我自己的吃法。白糖甜啊，酒不是辣嘛。”
“那您喝完酒吃啥饭呢？”
“烙饼。”老头又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块三角形的烙饼。保定的街上，到处都在烙饼，几乎所有的小饭馆卖的主食就是烩饼焖饼和炒饼，我也分不清这三种饼做法有什么区别。
“大爷，饼这么干，您不吃菜啊？”
“菜不好带，我吃焖子卷饼，好吃。”
“您怎么不回家吃饭啊？”我看着老头瞪着眼睛嚼着烙饼。
“回家也是我自个儿，家里没人，我自个儿。回家也是吃烙饼。” “大爷，您吃几个饺子吧，我们食堂师傅自己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我饭盒里的饺子往老头腿上的纸包里拨了一半。“饺子是热的，您吃几个饺子吧。”
老头很吃惊地望着我，连忙用手捂着饺子怕它们掉地上，嘴里连连说：“不要不要，我有吃的。”“大爷您吃吧，我们食堂里还有，不够吃我再去打点，没事的。您今天给我钉鞋还少要我两毛钱呢。”
老头用手捏着一个饺子举到嘴边，还是没有吃，仍然看着我。“吃吧大爷，咱俩一起吃。”我们俩开始吃饺子，老头把他纸包里的焖子给我一块：“这家卖的焖子最好吃，你尝尝。”
我就这样跟补鞋的大爷认识了。下了课只要没有什么活动，我经常会到那个小人书摊去翻翻小人书，或者自己带一本书坐在那里读。老头补他的鞋，他的客人也不少。到了中午，他还是一粒葡萄蘸白糖，喝着他的小酒，吃着花生米。我们学校食堂给的饭菜量都很大，我就端到老头那里去，分给他一半。老头后来就带了一个花碗，我把菜倒在他的碗里，他也热气腾腾地吃着菜就烙饼。
学校老师每天在办公室聊的都是他们的焦虑和烦恼，北京户口没有着落，两地分居何时了，等等。他们也在悄悄说着校长的事，我们校长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多年，终于平反回来了，妻子却无法忍受他肠癌手术后的生活，在跟他闹离婚，所以校长周末也不回北京。只有物理老师最近开心，她和丈夫曾经在牡丹江铁路局下面一个小车站干了二十年，丈夫后来考到北方交通大学读研究生，公派到美国留学，现在丈夫那边让她带孩子去美国陪读。记忆最深刻的是，她拎着两把菜刀来到办公室，说她丈夫嘱咐她务必带两把菜刀到美国去。
我那时对他们的话题毫无兴趣，我没有那么具体现实的目标和愿望，总觉得我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在遥远的地方：“我一定要到海上去，去往那孤独的大海寂寞的天，而我想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船，一颗星星，引着它向前……”我被一种文学梦想迷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