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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让好的经验一枝独秀，不能‘只开花不结果’，更不能‘墙内开花墙外香’。” 2018年12月5日，犍为县村（社区）纪检小组长派单制管理工作现场会在罗城镇召开，犍为县委副书记舒东平在会上提出要分享经验，将罗城镇等12个试点乡镇率先实行的“派单”制推行至全县，着力构建县、乡、村“一盘棋”工作大格局。而这好的经验，源于一次偶然。
犍为县村（社区）纪检小组长派单制管理工作现场会在犍为县罗城镇召开，将罗城镇等12 个试点乡镇率先实行的“派单”制推行至全县。
“为什么不能像外卖平台给骑手派单一样，给村纪检小组长‘派单’，发挥他们的作用呢？”刚上任犍为县罗城镇纪委书记不久，余吉琼就发现各村纪检小组长并未发挥该有的作用，甚至很多群众不知道纪检小组长的存在。一次加班点外卖时的灵机一动，余吉琼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村纪检小组长本是将监督深入到基层的有力抓手，但长期以来，村纪检小组长“拿钱不干事”，不仅没有协助纪检部门开展工作，还存在不配合的情况。“以前开纪检小组长例会可能一年只开得了两次，会上学习也很少，交办工作也很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余吉琼介绍道，而且就算有情况、有线索，村纪检小组长也往往碍于情面、贯彻“好人主义”，不敢监督、不愿监督，或是觉得每个月500元的待遇低，没有必要，不想监督。
鉴于这种情况，2016年10月，余吉琼开始了为期两三个月的走访调研，仔细研究后，提出了“派单”的想法。向犍为县纪委汇报后，罗城镇作为试点，率先开展了“派单”制，出台《罗城镇党风廉政建设“派单”制实施办法》，明确将罗城镇29个村（社区）的纪检小组长作为派单对象，通过常态派单、定向派单、交叉派单三种方式展开工作，最终通过监督检查表等形式展现任务成果。
所谓常态派单，是指每月定期向村级纪检小组长派单，交办具体的监督任务;定向派单是针对信访举报所涉及的村（社区），将部分信访问题定向交给所涉及村级纪检小组长调查、了解情况;交叉派单则是围绕上级监督重点，统筹纪检小组长力量，抽调能力突出、责任心强的纪检小组长到各村（社区）交叉检查。
办法是好的，但在一开始，“派单”制的实施并没有达到余吉琼想要的效果。
为了推进“派单”制，原本一年可能只有一兩次的纪检小组长例会改成了一月一次，组织纪检小组长们学习纪检知识，向他们交办任务，但部分纪检小组长觉得不习惯，很麻烦，甚至连会也不来开。罗城镇纪委发现这个问题后，一个个地对纪检小组长进行谈话，让他们端正态度。但即便是这样，也有不少纪检小组长草草应付了事。
“有些人态度十分敷衍，要么到了时间不交监督检查表，要么来的时候带一张空表，当着你的面，一拍脑门就开始填。”余吉琼对记者说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是找这样的纪检小组长谈话，让他返工;二是通报每个月派单任务的情况，看哪些小组长完成得好，哪些完成得不好，通报结果纳入对纪检小组长的绩效考核。”通过这样的办法，“派单”制实施约半年后，村纪检小组长基本上开始重视了，每月例会除了特殊情况，几乎人人到齐，各项工作也顺利展开了。
“派单”制的实施不仅解决了纪检力量不足的问题，村纪检小组长也能放开手去开展工作，往日就算想做实事也畏手畏脚的作风得到了改善。“这个工作是派到我头上，我必须去做的。”新光村纪检小组长王旭说道，“不像以前做了事，得罪人还吃力不讨好，现在如果我不完成，那就是我的问题了。”尽管从表面上看，“派单”制要求村纪检小组长按时完成任务，但实际上却为他们减轻了负担。
除了“接单干活”，在镇纪委的多次提醒下，村纪检小组长们也发挥了探头作用，遇到问题及时上报。某天晚上，余吉琼接到了石桩村纪检小组长的电话，对方称当日石桩村的党员大会上有党员给所有的参会人员发烟，他认为这属于违纪行为，选择了主动上报。余吉琼反过来将这个问题用“派单”的形式交办给该纪检小组长，让其进一步核查情况，并以书面的形式反馈给镇纪委。
经纪检小组长的调查核实，在当日的村党员大会上，有一个预备党员将按程序转正，其父亲正好是同一个支部的党员，想用发烟给各党员的方式做个人情，使女儿顺利转正，但实际上构成了违纪。正因为村纪检小组长的主动上报，石桩村的党员们才意识到了问题，做人情的风气也及时得到了扭转。
而在王旭看来，自从村纪检小组长开始发挥作用，村民们也找到了反映问题的渠道，每当他们去走访，总有村民会来反映其他情况，有利于他们发现问题，也说明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肯定。“派单”制试行一年后，罗城镇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从2015年的全县第27名，逐年上升到了2017年的第13名。罗城镇党委书记杨仕财表示，村组干部作风明显转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为罗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正如犍为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徐浪所言，“落实‘派单’制工作，有效遏制了基层乱象，把大部分问题化解在了萌芽状态。”截至2018年，犍为县由“派单”制查处的违纪村干部达53名，与此同时，也为97名村干部澄清是非，不仅铲除了基层政治生态“污染源”，亦激发了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派单”之初遇难题
“为什么不能像外卖平台给骑手派单一样，给村纪检小组长‘派单’，发挥他们的作用呢？”刚上任犍为县罗城镇纪委书记不久，余吉琼就发现各村纪检小组长并未发挥该有的作用，甚至很多群众不知道纪检小组长的存在。一次加班点外卖时的灵机一动，余吉琼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村纪检小组长本是将监督深入到基层的有力抓手，但长期以来，村纪检小组长“拿钱不干事”，不仅没有协助纪检部门开展工作，还存在不配合的情况。“以前开纪检小组长例会可能一年只开得了两次，会上学习也很少，交办工作也很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余吉琼介绍道，而且就算有情况、有线索，村纪检小组长也往往碍于情面、贯彻“好人主义”，不敢监督、不愿监督，或是觉得每个月500元的待遇低，没有必要，不想监督。
鉴于这种情况，2016年10月，余吉琼开始了为期两三个月的走访调研，仔细研究后，提出了“派单”的想法。向犍为县纪委汇报后，罗城镇作为试点，率先开展了“派单”制，出台《罗城镇党风廉政建设“派单”制实施办法》，明确将罗城镇29个村（社区）的纪检小组长作为派单对象，通过常态派单、定向派单、交叉派单三种方式展开工作，最终通过监督检查表等形式展现任务成果。
所谓常态派单，是指每月定期向村级纪检小组长派单，交办具体的监督任务;定向派单是针对信访举报所涉及的村（社区），将部分信访问题定向交给所涉及村级纪检小组长调查、了解情况;交叉派单则是围绕上级监督重点，统筹纪检小组长力量，抽调能力突出、责任心强的纪检小组长到各村（社区）交叉检查。
办法是好的，但在一开始，“派单”制的实施并没有达到余吉琼想要的效果。
为了推进“派单”制，原本一年可能只有一兩次的纪检小组长例会改成了一月一次，组织纪检小组长们学习纪检知识，向他们交办任务，但部分纪检小组长觉得不习惯，很麻烦，甚至连会也不来开。罗城镇纪委发现这个问题后，一个个地对纪检小组长进行谈话，让他们端正态度。但即便是这样，也有不少纪检小组长草草应付了事。
“有些人态度十分敷衍，要么到了时间不交监督检查表，要么来的时候带一张空表，当着你的面，一拍脑门就开始填。”余吉琼对记者说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是找这样的纪检小组长谈话，让他返工;二是通报每个月派单任务的情况，看哪些小组长完成得好，哪些完成得不好，通报结果纳入对纪检小组长的绩效考核。”通过这样的办法，“派单”制实施约半年后，村纪检小组长基本上开始重视了，每月例会除了特殊情况，几乎人人到齐，各项工作也顺利展开了。
“接单干活”有劲头
“派单”制的实施不仅解决了纪检力量不足的问题，村纪检小组长也能放开手去开展工作，往日就算想做实事也畏手畏脚的作风得到了改善。“这个工作是派到我头上，我必须去做的。”新光村纪检小组长王旭说道，“不像以前做了事，得罪人还吃力不讨好，现在如果我不完成，那就是我的问题了。”尽管从表面上看，“派单”制要求村纪检小组长按时完成任务，但实际上却为他们减轻了负担。
除了“接单干活”，在镇纪委的多次提醒下，村纪检小组长们也发挥了探头作用，遇到问题及时上报。某天晚上，余吉琼接到了石桩村纪检小组长的电话，对方称当日石桩村的党员大会上有党员给所有的参会人员发烟，他认为这属于违纪行为，选择了主动上报。余吉琼反过来将这个问题用“派单”的形式交办给该纪检小组长，让其进一步核查情况，并以书面的形式反馈给镇纪委。
经纪检小组长的调查核实，在当日的村党员大会上，有一个预备党员将按程序转正，其父亲正好是同一个支部的党员，想用发烟给各党员的方式做个人情，使女儿顺利转正，但实际上构成了违纪。正因为村纪检小组长的主动上报，石桩村的党员们才意识到了问题，做人情的风气也及时得到了扭转。
而在王旭看来，自从村纪检小组长开始发挥作用，村民们也找到了反映问题的渠道，每当他们去走访，总有村民会来反映其他情况，有利于他们发现问题，也说明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肯定。“派单”制试行一年后，罗城镇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从2015年的全县第27名，逐年上升到了2017年的第13名。罗城镇党委书记杨仕财表示，村组干部作风明显转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为罗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正如犍为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徐浪所言，“落实‘派单’制工作，有效遏制了基层乱象，把大部分问题化解在了萌芽状态。”截至2018年，犍为县由“派单”制查处的违纪村干部达53名，与此同时，也为97名村干部澄清是非，不仅铲除了基层政治生态“污染源”，亦激发了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