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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0年前的1977年12月，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恢复高考连同一系列改革措施，让中国社会迎来了科学和知识大放光彩的春天。为纪念这一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特选刊此文。
查全性先生，武汉大学教授、电化学家，从事电极过程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让查先生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是在本职工作之外，他做的另外一件大事。他在邓小平面前慷慨陈词，建议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从善如流，当场采纳他的建议。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教育界拨乱反正、翻天覆地的第一件大事。
查全性被点名到北京开会
1977年7月底的一天，教育部来了通知，点名要查全性到北京开会。既没有说开会内容，也没有说会期有多长。从“文化大革命”至此时，他一直没上讲台，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
8月1日，查全性坐飞机到北京，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住北京饭店老楼。此时，查全性才知道，这次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参加座谈会的33位同志，绝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等等，年龄多在六七十岁。查全性算是年纪轻辈分浅的：52岁，副教授。
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查全性并不知道，一个大人物早就谋划着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这个大人物就是邓小平。
从1966年至1969年四年，大学停止招生。大学老师到“五七干校”，在校学生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上山下乡。这四年是新中国大学教育的空白。
1970年，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这7年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招生。全面客观地看，十六字方针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没有刚性的公平的操作方案，“群众推荐”往往走了过场，“领导批准”为领导走后门提供了方便。当时还流行“血统论”，出身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推荐无望。另一个问题是取消了文化考试，学员文化程度差异很大。大学上课，学生80%是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文化，必须补初中、高中课程。一个班里，有高中文化的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只能就低不就高。大学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7月21日才正式恢复职务，查全性他们7月底就接到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可见邓小平对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正多么着急。
查全性发言击中邓小平心弦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邓小平是真心想听到专家学者的意见。五天座谈，只有半天他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其余时间，天天到场，从头听到尾。
查全性回忆：“参会的都是著名学者，我开始两天没有发言，听他们讲。后来，看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把自己的思考讲出来，很可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在本子上写发言提纲。”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
党委负责人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个话题一下子触动了查全性，久藏心底的对教育危机的感觉、感受、感慨，当着小平同志的面，喷涌而出：
“邓副主席，我要发言。”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呢？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 一、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这一段慷慨陈词，显然击中了邓小平的心弦，邓小平聚精会神倾听。
查全性接着提出建议：“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的涨死，少的饿死。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
查全性一番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座谈会上插话踊跃，气氛热烈。吴文俊、王大珩、汪猷、温元凯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主张。
查全性又郑重建议：“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邓小平一锤定音
查全性有所不知，就在这个座谈会之前一个月，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已经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还是沿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招生方针。8月4日，教育部已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了。
查全性更不知，就在五天前的8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的汇报时指示：“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的时间，统一在秋季好。”
邓小平的想法，1977年，用一年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青年。
眼前这位查全性，却提出要在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邓小平侧身转头，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查全性赶忙插话：“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来得及！”刘西尧的回答，进一步增强了邓小平的信心。
邓小平一锤定音：“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11年没有高考的历史。
高考在冬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1977年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夏季考试秋季招生，录取新生40.2万人。
邓小平的决策、查全性的建议，改变了几代青年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1977年、1978年考入大学的知识青年，受惠最大最直接。
查全性后来说：“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说了，可能解决问题，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正因为查全性有实事求是之魂、敢想敢说之胆、善抓机遇之智，于是，历史便选择了查全性。
（吕丽妮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查全性先生，武汉大学教授、电化学家，从事电极过程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让查先生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是在本职工作之外，他做的另外一件大事。他在邓小平面前慷慨陈词，建议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从善如流，当场采纳他的建议。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教育界拨乱反正、翻天覆地的第一件大事。
查全性被点名到北京开会
1977年7月底的一天，教育部来了通知，点名要查全性到北京开会。既没有说开会内容，也没有说会期有多长。从“文化大革命”至此时，他一直没上讲台，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
8月1日，查全性坐飞机到北京，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住北京饭店老楼。此时，查全性才知道，这次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参加座谈会的33位同志，绝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等等，年龄多在六七十岁。查全性算是年纪轻辈分浅的：52岁，副教授。
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查全性并不知道，一个大人物早就谋划着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这个大人物就是邓小平。
从1966年至1969年四年，大学停止招生。大学老师到“五七干校”，在校学生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上山下乡。这四年是新中国大学教育的空白。
1970年，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这7年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招生。全面客观地看，十六字方针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没有刚性的公平的操作方案，“群众推荐”往往走了过场，“领导批准”为领导走后门提供了方便。当时还流行“血统论”，出身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推荐无望。另一个问题是取消了文化考试，学员文化程度差异很大。大学上课，学生80%是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文化，必须补初中、高中课程。一个班里，有高中文化的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只能就低不就高。大学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7月21日才正式恢复职务，查全性他们7月底就接到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可见邓小平对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正多么着急。
查全性发言击中邓小平心弦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邓小平是真心想听到专家学者的意见。五天座谈，只有半天他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其余时间，天天到场，从头听到尾。
查全性回忆：“参会的都是著名学者，我开始两天没有发言，听他们讲。后来，看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把自己的思考讲出来，很可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在本子上写发言提纲。”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
党委负责人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个话题一下子触动了查全性，久藏心底的对教育危机的感觉、感受、感慨，当着小平同志的面，喷涌而出：
“邓副主席，我要发言。”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呢？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 一、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这一段慷慨陈词，显然击中了邓小平的心弦，邓小平聚精会神倾听。
查全性接着提出建议：“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的涨死，少的饿死。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
查全性一番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座谈会上插话踊跃，气氛热烈。吴文俊、王大珩、汪猷、温元凯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主张。
查全性又郑重建议：“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邓小平一锤定音
查全性有所不知，就在这个座谈会之前一个月，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已经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还是沿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招生方针。8月4日，教育部已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了。
查全性更不知，就在五天前的8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的汇报时指示：“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的时间，统一在秋季好。”
邓小平的想法，1977年，用一年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青年。
眼前这位查全性，却提出要在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邓小平侧身转头，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查全性赶忙插话：“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来得及！”刘西尧的回答，进一步增强了邓小平的信心。
邓小平一锤定音：“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11年没有高考的历史。
高考在冬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1977年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夏季考试秋季招生，录取新生40.2万人。
邓小平的决策、查全性的建议，改变了几代青年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1977年、1978年考入大学的知识青年，受惠最大最直接。
查全性后来说：“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说了，可能解决问题，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正因为查全性有实事求是之魂、敢想敢说之胆、善抓机遇之智，于是，历史便选择了查全性。
（吕丽妮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